因有犯罪记录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以有犯罪记录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是不合法的。如果入职时公司有要求没有犯罪记录，劳动者隐瞒事实，致使公司违背真实意思订立合同的，劳动合同无效，公司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有劳动争议可以去劳动局投诉或者去公司所在地申请劳动仲裁。

第三十九条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二十六条　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

（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

（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对劳动合同的无效或者部分无效有争议的，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确认。

裁判要旨

调整同一对象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规范，因规定不同的法律后果而产生冲突，应当按照我国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以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法律适用规则，判断和选择所应适用的法律规范。

案情

原告汪新华系第三人宁昌公司的职工，从事塑料涂覆工作。2002年3月23日，汪新华和同事徐勋和在车间上中班，徐勋和在换网时发现汪新华突然躺倒在地上，宁昌公司立即将汪新华送到海螺集团公司总医院抢救，该医院诊断为脑出血。后经南京脑科医院诊断为烟雾病。汪新华多次向被告宁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宁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汪新华申请工伤认定超过1年的受理时效为由，于2005年8月8日作出《关于对汪新华要求工伤认定申请答复的函》，对汪新华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未予受理。汪新华不服该答复函，于2005年9月1日向宁国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经宁国市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05]宁行初字第22号行政判决，对宁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该答复函予以撤销，同时判令宁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受理汪新华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宣判后，宁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不服该判决，向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该院审理，判决驳回其上诉并维持原判。上述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被告宁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06年6月1日作出编号为“宁国认定004020060040”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对原告汪新华工作期间突发脑出血未予认定为工伤。原告汪新华不服该工伤认定结论，于2006年6月7日再次向宁国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致本案行政纠纷产生。

裁判

宁国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据此，当事人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应先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是提起行政诉讼的必经程序。而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九条规定：“职工或者直系亲属、用人单位对不予受理决定不服或者工伤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该条的规定与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相抵触。由于工伤认定办法属于部门规章，其效力低于作为行政法规的工伤保险条例，故本案应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执行。原告未先行申请复议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宁国市人民法院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和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汪新华的起诉。

汪新华不服一审判决，向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不服工伤认定结论，依法可资权利救济的法律程序和途径应适用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均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具体含义应如何理解、该条规定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是否冲突？以及上述法律规范如因规定不同的法律救济途径而产生冲突，人民法院如何选择应适用的法律规范？

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针对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职工所在单位不服工伤认定结论的情形，设定了专门的救济程序，该条与之相关的文字表述内容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对上述条款的规定内容在理解上产生歧义。上诉人汪新华认为不服工伤认定结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以申请行政复议为必经程序。对当事人争执的该焦点问题，法院认为，人民法院在裁判案件中对于具体法律规范的应用解释，是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对于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一般按照其通常语义进行解释；有专业上的特殊含义的，该含义优先；语义不清楚或者有歧义的，可以根据上下文和立法宗旨、目的和原则等确定其含义。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不服工伤认定结论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从该条“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内容以及该条上下文的整体结构和表述内容来看，一审法院确定行政复议程序是当事人不服工伤认定结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符合该条规定的内涵和要义。因而，上诉人汪新华称其依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既可以向有关单位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与该条规定的内容相悖，依法应不予采纳。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法律依据，并可以参照规章。在参照规章时，人民法院应当对规章的规定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判断，对于合法有效的规章，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行政案件的审判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不服工伤认定决定“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赋予了当事人不同法律救济途径的选择权，与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内含的复议程序前置的内容明显抵触。上诉人称两者之间的规定内容不存在“相抵触”，显然不能成立。鉴于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和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内容相冲突，两处法律规范的层级和门类各不相同，分属于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且本案中不存在依据立法法规定的程序逐级送请有权机关裁决法律规范冲突如何适用法律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按照我国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法律适用规则，认定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效力低于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审查、判断、选择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作为本案应适用的法律规范，并由此认定上诉人的起诉未经由行政复议的前置程序，不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的起诉条件，对上诉人的起诉从程序上裁定予以驳回，对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未进行实体审查，并无不当。上诉人汪新华关于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九条未经法定程序被废除或修改，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即应当适用的上诉意见，与我国行政诉讼法赋予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径行审查规章的规定是否合法有效并决定是否参照适用规章的规定内容不相符，故其上述意见和理由，二审法院不予采信。

[2005]宁行初字第22号行政判决解决的行政争议的性质为不服被上诉人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而本案纠纷的性质为不服被上诉人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该两种不同性质的行政争议，我国行政诉讼法和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赋予了当事人不同的法律救济程序和途径，对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作出的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当事人不以行政复议程序为提起诉讼的必要条件，既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此，前案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并作出实体判决并不能当然成为上诉人据以认为本案一审法院裁定违法的合法根据，上诉人称一审法院同种类型的案件未作出同一处理的意见，没有事实依据。

综上，宣城中院认为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案号为[2006]宣中行终字第30号）

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司含江

本案66户农民是否有权对乡政府弃粮种花的“倡议’’行为提起诉讼，首要的关键是政府的“倡议”行为属于“行政指导”，还是“具体行政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88次会议通过，法释[2000]8号)第1条规定，“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

所谓行政指导，系指国家行政机关在其所管辖事务的范围内，对于特定的行政相对人运用非强制性手段，获得相对人的同意或协助，指导行政相对人采取或不采取某种行为，以实现一定行政目的的行为。行政指导的最大特征是：它是一种规劝性、引导性行为，不具有强制性。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把它表述为“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这一表述，只是表明：行政指导是不具有强制力的；而不意味着：行政指导有两类，一类是不具有强制力的，另一类是具有强制力的。如果某种“行政指导”具有“强制力”，那只能说：这是一种名为“行政指导”，实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

行政指导行为一般通过“建议”、“倡议”、“指导”等形式表达出来，但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实质内容。如果实质内容上该行为具有强制力，那不管其冠之什么名称，都按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行政指导认定。

在本案中，乡政府的《倡议书》，从形式上看，不具有强制力，显然属于“行政指导”的范畴。但从实际 *** 作来看，乡政府强制在一个村试点，显然不具有“指导性”，而具有“强制性”，所以，这是一种名为“行政指导”实为强制性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对66户农民的起诉理应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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