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故事（500字左右）

“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10多年的辛勤准备，终于到了报效祖国的时候。他向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

那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夫人蒋英也在音乐界享有声誉。但祖国的召唤，使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优越的一切。

1950年8月，钱学森一家人准备乘坐加拿大班机离开美国。但是，美国国防部以莫须有的罪名通过海关扣留了他。之后，美国司法部签署了逮捕令，钱学森失去了自由。

在美国工作的10多年间，钱学森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曾写道：“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因此，当得知钱学森要回国时，美海军部副部长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国。”

钱学森没有屈服。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一方面继续着自己的科学研究，一方面坚持斗争，寻找回国的时机。1955年5月，他从海外华人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报道，其中有他家熟悉的世交陈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

钱学森立即给陈叔通写了一封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的信，夹在蒋英写给她在比利时的妹妹的信里，悄悄地寄了出去。陈叔通接到信的当天，就把信送交给周恩来总理。当时，中美正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大使根据总理的指示与美方交涉。开始，美方不承认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但当王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时，美方才哑口无言。最后，美国政府只得无奈地允许钱学森回国。

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他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之后用。我一块美元也不存，许多人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55年9月，钱学森全家登上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行前，他去向他的老师、世界力学大师、美国超音速之父冯·卡门告别，并把自己的新著《工程控制论》送给了老师。冯·卡门翻看了书后对钱学森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

“外国人能造，中国同样能造”

历经磨难，钱学森回到了祖国。

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他就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仰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无比激动。

1947年，钱学森曾回国省亲，在当时的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了工程和工程科学的演讲，引起轰动。国民党政府一再挽留他，但看到当时时局混乱，他毅然谢绝，又回到美国。现在，新中国诞生了，他的强国理想终于可以实现了。

回国后不久，组织上安排钱学森去东北参观。一路上，他参观了新建的工厂、水电站、大学、研究所。从新中国成立6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中，钱学森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报国的信念。

参观期间，钱学森访问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赓大将特意从北京赶到学院接待他。陈赓热情地对钱学森说：“哈军工打开大门欢迎钱学森先生”。在参观到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时，陈赓问他：“我们能不能造出火箭、导d来？”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中国同样能造！”

陈赓听后哈哈大笑，激动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要的就是您这句话！”事后，钱学森才知道，陈赓是带着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指示，专程就此来请教他的。

回到北京后，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组建力学研究所的建议。1个月后，力学研究所即宣告成立，钱学森任所长。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他起草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d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国家航空工业委员会，同时授命钱学森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d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时，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d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d技术人才。1957年2月，周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第一任院长。

期间，钱学森还参加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远大规划。钱学森担任了由12名科学家组成的综合组组长。规划制定了57项重大研究任务，其中，特别把发展原子能、导d、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作为重中之重的最急需项目。这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钱学森呕心沥血，做出了历史性贡献。1960年，在他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d。之后，他又亲自主持我国“两d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d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提出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当年，美国司法部逮捕钱学森，说他是共产党员。美国《纽约时报》后来曾报道说：“在1950年—1955年的5年中，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逮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1955年9月，在钱学森回国途中，停*菲律宾马尼拉港口时，有位记者还问他：“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钱学森答：“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我还没有资格当一名共产党员呢！”

钱学森是位爱国的科学家，为了回到祖国而抗争；钱学森不是共产党员，却因为爱国背上了“共产党”的罪名。但回国后的亲身经历，使他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1958年初的一个晚上，钱学森来到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家，郑重提出了入党要求。1958年10月，在钱学森回国的第3年，力学所党支部通过了他的入党要求。1959年1月，经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钱学森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同年11月12日转正。这一天，钱学森激动得彻夜难眠。30年后，他还回忆到：“在建国10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这个时候我心情非常激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

从此，钱学森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回到祖国以后，我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点政治，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

“即便是纯技术工作，那也是有明确政治方向的。不然，技术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

钱学森十分重视自己的思想建设。他是位大科学家，一生著作等身。在他的书房里，不仅摆满了各种现代科学技术书籍，还有许多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让人尊敬的是，书房里还有他认真阅读过的《像雷锋那样做人》和《雷锋辞典》等书籍，他把雷锋的思想和行为从行为科学的高度，进行认真的概括和总结，力图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一般原则。

钱学森一生获得无数荣誉，但他最看重的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杨尚昆亲自为他颁奖。但钱学森在讲话中却说：“今天我不是很激动，”他说，“就在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钱学森说：“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在创建力学所期间，他按照技术科学的思想，主持建立了各个专业学科组，并积极倡导学术民主，在科学研究面前不论资历深浅，彼此平等。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近代力学系，并兼任系主任。在给学生讲课时，他发现许多工农子弟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就把自己刚出版的中文版《工程控制论》一书的稿酬，毫不迟疑地捐给系里，资助贫困学生购买学习用具。

作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技术领导者，他不仅担负着技术抓总的重任，而且经常身临一线进行具体指导。在进行“两d结合”的导d核武器发射试验期间，为了确保人民的安全万无一失，他竭尽心力。导d上的元器件成千上万，任何一个零件出现故障，都可能影响导d的安全和可*。他就以表格的方式，把各种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一列出来，详细到晶体管、电位器、电容器、开关插座、螺钉螺帽等。这对需要思考诸多大事的技术统帅来说，是何其可贵。

许多了解钱学森的人都说，他是大科学家，但心里始终装着人民。20世纪60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而这时也是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时期。为了保证科技专家的正常工作，党和国家想尽办法给以照顾。聂荣臻元帅特意送去一些猪肉，交待给钱学森补充营养。有一天，炊事员看见钱学森太劳累，就为他做了一碗红烧肉。平时和颜悦色的钱学森，一下子把脸沉了下来，批评工作人员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生活困难，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你们居然给我做红烧肉，党性到哪里去了！”不仅如此，钱学森又把自己刚出版的两部科学巨著的稿费作为党费上交。他说，我要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在领导国防科技工作期间，钱学森经常深入地处沙漠戈壁的试验基地。那里自然条件的恶劣，人民生活的艰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退出领导岗位后，他还牵挂着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思索着如何用科学改变那里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发展沙产业的思想。他说：“我国沙漠和戈壁大约16亿亩，和农田面积一样大。沙漠戈壁并不是什么也不长。”“沙漠和戈壁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沙产业就是在‘不毛之地’搞农业生产，而且是大农业生产。这可以说是又一项‘尖端技术’！”他还把自己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奖100万港元，捐给了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会。

钱学森现已94岁高龄，依然关心着国家的长远发展，思考着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今年3月29日，他在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了一次长谈。他说：“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从美国的大学教育谈到他的老师冯·卡门的教育方法，从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谈到中国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成长经历，从“两d一星”的研制成功谈到我国今后的长远发展。他寓意深长地说：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这就是钱学森——一位人民科学家的忠诚。

12月15日，“两d一星”元勋屠守锷溘然长逝，享年95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先后研制出了原子d、导d和人造卫星。 2012年，我国上映了不少有关“两d一星”的影视剧作品。电影《钱学森》、电视连续剧《国家命运》，都让“两d一星”谜一般的研发过程展现在了公众的视野中。而其背后的真实故事，远比剧本里讲述的更精彩、更丰富。 邓小平给聂荣臻三个选择，聂荣臻毫不犹豫担下主持“两d一星”工作 中国启动“两d”研发，是在1955年钱学森回国以后。他向国务院报送了《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建议中国发展导d技术。 当时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如果要白手起家发展核武器，首先就要争取“老大哥”的技术援助。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代表团访华。毛泽东表示，希望苏联在原子能与核武器上提供帮助。 赫鲁晓夫没有明确回绝：“那个东西太费钱了，社会主义是个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不需要大家都来搞。”毛泽东听了翻译，笑道：“大家打一把伞，当然省事，但是顾头不顾屁股，终究还是要被打湿的。” 赫鲁晓夫知道毛泽东的意思后，也笑了。他指指设计了“米格”系列战机的米高扬，以及国防部长布尔加宁，说：“他们知道，搞原子d需要很多科学家、很多钢铁、很多电，如果中国现在要搞核武器，就是把全中国的电力都集中起来也保证不了。你们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多炼钢，多造拖拉机。”最后，赫鲁晓夫做了一些让步，同意帮助中国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 1957年9月，以聂荣臻为首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赴苏谈判。这次苏联之行，两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同意在原子能工业、导d、火箭等方面援助中国。 主持“两d一星”的工作，聂荣臻是自己主动担下的。1956年10月，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来到聂荣臻家里，给他三个选择：一是分管科学技术，填补被调去当外长的陈毅留下的空缺；二是还回去当北京市长；三是继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装备工作。聂荣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项，早在年轻时代，这位开国元帅就有一个科学救国的梦。不久，聂荣臻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聂荣臻还兼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会下设导d管理局和导d研究院。 对于这样一项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工程，在中国高层中也有分歧。不少人主张发展常规武器，所谓“你打你的原子d，我打我的sld”。聂荣臻坚决反对。他直接写报告给毛泽东，争得了中央领导的一致同意。当时作为聂荣臻副手的张爱萍将军有一句名言，“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中国搞出的第一根“打狗棍”是近程导d。1960年，依照苏联的图纸，成功仿制了“东方一号”导d。几年后，又研发出射程1200-1500公里的“东方二号”导d。钱学森高兴地对聂荣臻说：“如果说两年前我们还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已经是中学生了。” 核爆中心为何从敦煌西北挪至罗布泊？ 1958年8月，0673部队副主任张志善带着两百多人的勘察大队，奔赴敦煌。这些人除了张志善，只有两名干部知道此行的目的：勘察原子d靶场。 荒漠中渺无人烟，吃水要到300公里以外去拉。白天地表温度超过50摄氏度，甚至能把胶鞋底烫化。他们艰苦工作了两个多月，终于依据苏联专家意见，将核爆中心确定在敦煌西北30公里的地方。奉命出任核武器试验基地司令员的张蕴钰一听，就不同意。在他看来，这里距离莫高窟太近，万一损坏了文物怎么办？二来这里没有水源，松土层太厚；再加上只能试验两万吨TNT当量（指核爆炸时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两万吨TNT炸药爆炸所释放的能量，编者注），太小了！ 张蕴钰找到兼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的陈赓汇报，陈老总拍板：“核试验基地眼下只能搞一个，要搞就搞一个能爆炸百万吨级的！”他们又上报聂荣臻，建议 “一直往西，到新疆罗布泊去”。原先驻扎在朝鲜的第20兵团秘密调往罗布泊，基层官兵们在火车上一坐就是半个多月，下车后才发现，自己竟然到了大沙漠，沙粒打在脸上都是疼的。战士们随即就投入到机场、发电厂和铁路的建设中。 陈士榘上将出任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负责主持靶场的建设工作，他问苏联专家盖杜柯夫：“盖将军，你看看，按我们这个搞法，试验场需要多长时间能建好，能打导d？”盖杜柯夫想了想：“15年。”陈士榘向盖杜柯夫伸出3根手指：“中央给我3年！”盖杜柯夫听后使劲儿摇头：“搞科学光有激情是不够的。像这样原始的劳动，15年已经够快了……你们的脑子太热了……” 不出几年，在中苏蜜月结束、苏联专家撤出的情况下，中国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试验了第一颗原子d。

多年以来，黄祖洽身边一直萦绕着两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两d一星”元勋名单上没有他？另一个是，为什么他晚年选择了教书，而且是去北师大这个与他没有什么渊源的地方？

很多人为他鸣不平，常有人忍不住当面问他，对这两者都表示惋惜。

人们有这种想法并不奇怪。当年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很多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原“九院”（即现在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赫赫有名的“八大主任”中的四位物理学家，除他之外的三人，邓稼先担任了九院院长，周光召担任了中科院院长，于敏担任了九院副院长兼九所所长，且都列名“两d一星”元勋。

黄祖洽摄于1997年11月5日。图/受访者提供

对此，黄祖洽大多笑笑不语。他在《述怀》中写道：“山花今烂漫，何须绘麟阁。杏坛二三子，起舞亦婆娑。”（麟阁即麒麟阁，是汉朝供奉十一功臣之地。）

1964年，刘寄星从北大毕业，考取了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成为黄祖洽的研究生。有一次他作一篇英文文献的读书报告，讲到半截黄祖洽就打断了他，说他“通通错了”，而他则坚持自己是对的，黄祖洽说自己先读了原文再跟他讨论。他早听人告诫过，自己这位导师脾气很大，不要随便提不同意见，因此心里忐忑不安。不想过了一个星期，收发室转交给他一封信，上面只有一句话：“刘寄星，你对了，我错了。黄祖洽。”

他觉得，这12个字，就是黄祖洽一生科学精神的最好写照。

“可能你是对的”

何祚庥与黄祖洽认识近70年，还是黄祖洽的入党介绍人。

1947年9月，何祚庥通过考试，插班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二年级。进校后不久，周培源教授在清华大礼堂作关于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的学术报告。何祚庥完全听不懂为什么会“钟变慢、尺变短”，而旁边一个同学却不时发出会心的赞叹，大赞“今天周老师讲得好极了”，让他大受刺激。报告结束后，他上前拦住这位同学询问姓名，原来他就是黄祖洽。

黄祖洽1944年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46年回到清华物理系继续升学。有人回忆，他当时名贯清华，被称为“20年难得一遇的清华才子”。

何祚庥当时是中共地下党清华大学理学院支部书记，其中一项工作任务是在清华师生中发展党员。他说，当时的一个重要经验是要争取功课最好的人才，黄祖洽自然成为他发展的重点。通常这种尖子生参加社会活动的意愿较高，比较容易争取，但黄祖洽的心思都在学术上。当时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不得人心，他们下了很大工夫做工作，最终从这些方面打动了为人正派的黄祖洽。

1950年1月，经何祚庥等介绍，黄祖洽入了党。8月，他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研究生从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是当年5月刚成立的，后更名为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吴有训任所长，后钱三强接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长。当时学界有一种说法：原子能科学乃物理学的中心。原子能所人才济济，兴旺发达。

1955年，苏联同意援建中国一“堆”（原子反应堆）一“器”（回旋加速），这是发展原子能科学的关键设施。钱三强率领近40人的“热工实习团”赴苏联学习，彭桓武和黄祖洽都在反应堆组。

学习期间，黄祖洽在对方设计方案中发现了一个问题。苏联专家的计算是该反应堆需要63根铀棒才能达到临界大小，而他计算的是56根。反应堆如果超临界，将会引发事故。经过反复测算，最后苏联专家无奈地表示：“可能你是对的。”

1958年实际建堆时，果然只用了56根铀棒。临界启动实验结果也证明，黄祖洽是正确的。

“半导体”

1960年12月的一天，二机部部长刘杰和副部长兼中科院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坐到一起，商量如何为氢d研制先行起步。刘杰准备让二机部“九所”（即核武器研究所）先集中精力抓原子d研制，而把氢d先行一步的任务放到中科院原子能所。他问钱三强原子能所在理论方面还有没有力量做这件事，钱三强说有。

钱三强以知人善任的科学规划和组织才能著称。他领导的原子能所有“满门忠孝”之誉，他先后推荐了朱光亚、邓稼先、彭桓武、王淦昌等到“九所”的关键岗位上，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两d一星”元勋。

现在，钱三强又要点将了。他的首选，就是黄祖洽。

钱三强本是黄祖洽在清华的研究生导师，当时他忙于筹建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即后来的原子能所），又正逢彭桓武刚从英国回来，受聘于清华，他就把黄祖洽推荐给彭桓武做研究生。

在原子能所十年，黄祖洽一直在从事核反应堆理论研究，成为中国核反应堆理论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他与彭桓武一起为国家培养了第一代核反应堆理论研究队伍，有人把这支队伍称为“黄祖洽兵团”。

1960年12月，在原子能所四室下成立了一个“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简称“轻核理论组”，由黄祖洽任组长。此时，何祚庥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回国，也调入轻核组成为骨干成员。1961年1月，又调来于敏任副组长。

那时，黄祖洽一半时间在轻核理论组做氢d预研，一半时间到九所兼职参与原子d研制。当时的规定是，原子能所这边的工作对九所开放，但九所的工作对原子能所严格保密，因此黄祖洽被戏称为“半导体”。

当时黄祖洽、于敏、何祚庥和萨本豪等人在一个办公室。何祚庥回忆，他和于敏坐前后桌，他总是一有灵感就掉头与于敏讨论。黄祖洽不太爱与人讨论，总是一个人安静地想问题。

1962年，刘恭梁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加入轻核理论组。

原子能所有一个传统，新来的大学生要重新将毕业论文答辩一次。刘恭梁答辩时，黄祖洽、于敏等坐在底下。刘恭梁的论文涉及流体力学，黄祖洽就让他跟着自己做课题。黄祖洽告诉他，搞原子d除了核物理，也需要懂流体力学。

原子d的设计有苏联专家提供的或多或少的帮助，但氢d的设计完全是从头摸索。为了寻找有用线索，他们翻遍了1945年以来的《纽约时报》，又查美国当年审判原子d之父奥本海默案的证词，都一无所获。

何祚庥说，氢d是中国人从“第一性原理”出发，也就是从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独立而完整地开发出来的整个理论和技术。他说，中国人的特点是，能够凭借集体的力量，弥补彼此的不足。

“三人签字”与“三个抽屉”

中国第一颗原子d成功爆炸的前一天 ，1964年10月15日，早晨一上班二机部部长刘杰就来到九院（1964年2月在九所和局机关基础上合并组建了九院）理论部，找到留守在京的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周光召，要他对铀238和铀235自发裂变产生中子、提早引发核爆炸（这会使爆炸当量减少，达不到预期目的）的几率有多大，提出论证看法。

周光召召集长于中子理论的黄祖洽和数学家秦元勋，一起进行了测算。当天傍晚，周光召来到刘杰办公室，递交了由他们三人共同署名的研究报告：“经估算，我国第一颗原子d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

1992年6月，原九院理论部三位主任周艈麟（左）、黄祖洽（中）和于敏在钓鱼台国宾馆参加活动时聚首。图/受访者提供

黄祖洽2012年曾对大女儿黄萌和学生刘寄星回忆，这个问题对自己来说比较容易解决。原子d的“点火”问题是他负责的，这里关键的数据，一个是中子早发概率，一个是压缩到超临界以后的时间有多少。他一查自发裂变的概率，一计算，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原子d成功爆炸后，1965年5 月，兼职的黄祖洽正式调入二机部“九院”， 于敏等轻核理论组的31名科研人员也调了过来，两支队伍在主战场汇合了。黄祖洽、于敏被任命为理论部副主任，理论部“八大主任”齐聚。轻核理论组另外的十余人，包括去了河南参加“四清”的何祚庥则留在了原子能研究所。

每天晚上，理论部科研大楼内灯火辉煌。那时的学术讨论空气非常活跃，几乎每周都要召开学术讨论会和鸣放会，不论资格，人人都有发言权。

当时氢d研制的目标是，突破并掌握重量轻、威力大的热核武器的基本原理，第一步争取完成d重一吨左右、威力为100 万吨级TNT当量的热核d头的理论设计，当时把这一目标简称为“1100”。

由彭桓武主持，安排了三个方案，由周光召、黄祖洽、于敏三位理论部副主任各率领一路人马攻关，相当于准备了三个“抽屉”。在都柏林工作时，彭桓武曾向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薛定谔请教科研方法，薛定谔的回答是：分而治之。如今，他实施的正是这一策略。

黄祖洽负责从加强型原子d方向入手，实际上是把原来的原子d做成特大的。彭桓武对于这个方向比较有把握，曾说如果那两个都不行，黄祖洽这个也可以顶上去。

但探索的结果是，要想威力上去，重量就得上去；且“聚变比”（聚变反应的能量在整个核反应中所占的比率）不能随着威力的增加而增加。结论是：这条途径与“1100”这一目标相差甚远。

最终，是于敏“临门一脚”，氢d突破柳暗花明。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

1982年，“原子d氢d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完成人是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秦元勋、江泽培、何桂莲。

九院后来还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氢d“发明权”的风波。在原子能所轻核理论小组时，一位姓沈的年轻人是兼职保密员，也参加研究工作。刘恭梁回忆，那时于敏与何祚庥总是不停地讨论，总有点子，这位年轻人在一旁听着，也琢磨一些想法。后来，这位沈姓年轻人随着轻核理论组去了九院，氢d突破后，他坚持认为氢d的成功应有他的一份功劳。

80年代，时任九院院长邓稼先曾到何祚庥家，了解轻核理论组期间这位年轻人在氢d预研中的参与情况，何祚庥认为他并未参与实质性工作。

黄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左右，九院再次调查此事，找到黄祖洽。黄祖洽回应说，他承认这个年轻人是提出了一些想法，但这只是一些朴素的想法，而验证这些想法需要很深的物理和数学功底，非他的水平所能企及。黄祖洽还说：“不管你提的有没有道理，你争就没有道理了，搞我们这个东西你想争什么呢？”

“老黄”

氢d突破时，“文革”已经到来。1969年末，黄祖洽全家下放河南五七干校。

那年暑假后，黄祖洽的大女儿黄萌升入初三，班里的同学一个个跟着家里人走了，人越来越少。入冬后没多久，母亲郑重告诉她：“我们要去河南五七干校了，今后是否能回来就不一定了。”她觉得，这好像是她预料之中的事。

黄祖洽一家住在河南驻马店上蔡县下地韩村一个农户的厨房，狗和猪随时都会进来。黄祖洽被分配去养猪，平时喂猪和打扫猪圈，也做种庄稼的农活。他的专业有些荒疏了，但身体反而好了起来。

世事多变。1972年春节后，黄祖洽几经折腾返回了九院。新分来九院不久的大学生曾先才第一次见到了他。

老九所人除称呼彭桓武为“彭公”外，称其余领导均为“老邓”（邓稼先）、两个“老周”（周光召和周毓麟）、老黄（黄祖洽）、老于（于敏）、老何（何桂莲）……这堪称老九所文化。“老黄”其名，曾先才早已如雷贯耳。他听老同志们说，老黄学问了得，融会贯通，非等闲之辈，不过说话尖刻，不留情面，让有些人“敬而生畏”，因此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发配去干校了。

曾先才所在的“102组”承担着东风系列核武器次级理论设计任务，接连几年，几乎年年做热核试验，年年要提交理论方案。每隔一段时间，所业务领导就要来组里听取汇报，拍板定案。

黄祖洽从干校回来后首次来听取汇报，曾先才几乎一眼就认出了他。老黄中等个子，大脑门，略微秃顶，鼻梁上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皮肤黝黑，略带红润，脸带笑容，与老同志一一握手。曾先才觉得，此时的他与其说像个大学者，倒不如说已有几分像农夫。

后来接触多了，曾先才逐渐发现，老黄并非像有些人传说的那样尖酸刻薄，令人生畏。许多老九所人也都觉得与他共事或向他请教时，他都能平等待人，认真指教，而且还很有幽默感，有时话语一出，令人捧腹。

有一阵曾先才在读黄祖洽翻译的《中子输运理论》一书，边读边做习题，有一道题他百思不得其解，向几位高手请教后还是不甚了了，于是去请教老黄。没想到，老黄只寥寥几句就让他茅塞顿开，尽释疑义。曾先才听周毓麟说起，老黄从干校回来后，说自己的脑子生锈了，把高等数学的习题又重做了一遍，“他就是有这股劲儿”。

但老黄的棱角，曾先才也很快见识了。

改革开放后，黄祖洽第一次申请到国外参加国际核参数会议。申请报告递交后，直到会议结束，依然杳无音信。某天一位高官找他谈话，开口就说：“不要着急，关于你出国开会的事情，我们正在研究。”老黄气不打一处来，不客气地说：“你给我打什么官腔？这个会上月的今天就已经开了！如果连1和2哪个在前哪个在后都搞不清楚的话，那是不能容忍的！”

对有的业务不通又不用功的下属或学生，老黄同样说话不留情面。有时在学术讨论中，他会微笑着反问：连这个你也不懂？是否要我给你讲讲初等数学的问题？

1979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恢复活动，并进行学部委员增补。这是自有学部以来第一次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学部委员。1980年11月各学部对推荐名单进行无记名投票，产生出得票过半数的学部委员283人，其中数理部51人。九院理论部“八大主任”中的四位物理学家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于敏以及当时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何祚庥等均当选为数理部学部委员。

1980年5月，九所领导班子大换班，黄祖洽调离九所。

曾先才回忆，自己深为老黄的调离感到惋惜。他说，老黄研制两d功勋卓著，却与“两d一星”元勋失之交臂，许多老九所人都感到遗憾，老周（周光召）和老于在谈及此事时都曾亲口对他说过：有些亏待老黄。

谈及对黄祖洽的评价，何祚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还是一个‘书呆子’，书生气十足。虽然他对很多事情的认识都很清楚，但整个的兴趣还是搞科学，而不是玩政治的人。”

“上善若水”

1980年5月1日，黄祖洽从九所调任到北师大，在刚成立的低能核物理研究所任教授兼所长。由于他的到来，北师大理论物理学科于1981年被批准为全国首批理论物理学博士点。

冯世平1984年3月成为黄祖洽的第二位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师大物理系工作，如今是北师大物理系教授。他感到自己特别幸运，近30年都是在黄祖洽的指导下工作。

他说，即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段时期基础研究的大环境不是很好，黄祖洽仍尽最大努力创造出一个相对好的学术环境。对于学术，他一丁点错误都不能容忍，眼睛里不能揉任何沙子。

读博时，冯世平和另一位研究生吕燕南一起，每周至少两次去黄祖洽位于塔院5号楼的家。黄家三间屋子，有一间大一点的既是黄祖洽的书房，也是他的卧室，墙上挂着一块黑板。他们下午两点左右到达，黄祖洽分别一对一地指导。早些时候彭桓武也会来参与讨论。到六点多，就留在黄祖洽家吃晚饭，吃饭时还在讨论。

彭桓武、黄祖洽时常与学生一起出游，二老或一起背诗，或彼此联诗。冯世平觉得，两位大师都有着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以身许国和忧国忧民。2007年，彭桓武去世，黄祖洽为他赋诗一首，其中写道：上善若水，首功不居。

黄祖洽刚来时，只指导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1999年，北师大批准低能核物理研究所可以招本科生，从此黄祖洽就给大一新生上基础课，开《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

一学期15讲，140人的教室总是满满当当。他在第一讲中说，对于希望了解物理学的青年来说，重要的不是知道许多描写现代物理学前沿问题细节的高等数学公式，而是了解有关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已经从物理学上解答了多少，还有些什么问题需要继续努力？也就是说，当你们面临物理学这一大片原野时，尽早鸟瞰一下这片原野开垦的大致情况和前沿在哪里，还是很有必要的。

冯世平说，黄祖洽总在琢磨如何把这个课讲好。有时候他在全国各地听完学术报告，会发电子邮件要来报告人的讲稿，把其中一些有意思的内容融入到课件的PPT中。有什么计算机 *** 作上的问题，他就请研究生过来协助。

2001年桑海波在北师大低能核物理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所任教，一边攻读在职博士，一边作为黄祖洽的助手，担任《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的助教。她说，一百多位学生的作业和论文，黄祖洽都非常认真仔细地批改，一个符号错误或者错别字也不放过。

马宇翰2011年秋季进入北师大物理系，作为大一新生上了黄祖洽的《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他觉得，“黄爷爷”的讲课让书本上的知识变得立体起来。近代物理的两大基石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就是近100年才兴起的新学科，它们从发展到成熟的时期刚好是黄祖洽成长的时代。有时黄祖洽会讲起和杨振宁、李政道等一起在西南联大求学的经历，大家觉得他就像一本活的历史。

2000年、2002年，黄祖洽获北师大“最受学生欢迎的本科教学十佳教师”，这是一个由学生投票评选出来的奖项。黄祖洽对这个奖看得很重，当选后十分开心，曾与冯世平说过多次。

2003年朱邦芬担任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组织了“与大师面对面”系列讲座，请黄祖洽来做讲座。

黄祖洽在讲座中谈到，西南联大和清华的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不算多也不算深，但鼓励一些优秀学生课余自学，他在这样的环境中受益匪浅。王竹溪教授鼓励他自学法语，教了他一些发音规则，借给他一本语法书，一个暑假后，他就能读法语的学术原著了。

每到清华校庆，朱邦芬经常碰到胸前挂着校友红布条的黄祖洽在校园里溜达，或与师友二三，或独自一人。黄祖洽很推崇曾任清华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认为他对清华物理、清华理科以至中国科学技术都有重大贡献，常语重心长地对朱邦芬说，要多学习叶企孙先生办老清华物理系的方法和精神。朱邦芬说，自己感觉黄祖洽和另一位“黄先生”、同出于西南联大的物理学家黄昆有许多共同之处：为人低调，做事认真，一丝不苟，年轻时对人要求极严而“文革”后宽容了许多。

朱邦芬曾问黄祖洽，为什么1980年时选择北师大而不是回到自己的母校清华，黄祖洽恳切地说，清华条件比较好，而他去北师大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朱邦芬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由于各种原因，黄祖洽没有获得“两d一星”元勋奖章，许多人为他鸣不平。对于“两d一星”这样的汇集体之大成的巨大科技攻关项目，评出23位元勋是极其困难的，而且不可能绝对公平，只能把23人理解为这个英雄群体的代表人物。

2014年6月26日，黄祖洽住进北京301医院，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一天夜里他发烧神志恍惚，不停地喊着：“爆炸啦，大家快跑！”病床前的护工忍不住问他：“你怎么不跑啊？”他说：“我没关系，我就待在这里，大家快跑！”

2014年9月7日，90岁的黄祖洽去世。2019年6月，他的塑像在北师大物理楼前落成。

1999年北师大科技楼落成后，黄祖洽的办公室从北师大南院的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搬到了这里。冯世平的办公室就在隔壁，他记得，那时黄祖洽每天早八点来办公室，晚六点下班，除了外出开会等活动，一周七天，每天如此。如今，613办公室门口依然挂着“黄祖洽”的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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