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不救又会带来什么后果？

全球经济走向恐怖“危机10年”

作者：陈功

2009年03月05日 《环球财经》

基本观点：

1. 一旦全球经济掉入日本式的流动性陷阱，金融风暴可能延续10年甚至更长；

2. 如果现有的各国财政救援计划基本无效，全球经济就已经进入拐点，转入“危机10年”的第二个阶段；

3. 通货紧缩，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冻结的状态。而经济冻结本身就是去杠杆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 如果衰退期的月份较少，而扩张期的月份较多，那么在萧条过后，会紧跟着新一轮的一个萧条期，最后导致整体萧条期被大大延长；

5.经济萧条是技术创新迸发的前提，技术创新的结果则表现为经济增长。我们现在正处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灾难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6. 要有22万亿美元，才能将我们从金融风暴中解脱出来，通过财政扩张政策来解决危机，还只是各国政客们的宣传手段。

□ 陈功/文

作者为中科院情报所硕士生导师，北京城市学院竞争情报研究所研究员，安邦咨询公司首席分析师、总裁

华尔街金融风暴发生以来，全球各国政府的财政救援计划显露出可怕的无效症候。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实施和计划实施的金融救助计划的总额，大约已有6万亿美元。当然，这仅仅是到2008年12月24日为止的粗略统计。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包括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和发言人的表态，对所有这些金融救援计划的效果都基本持怀疑态度。用德国裕宝银行的话讲，就是“所有的研究报告，一个比一个悲观”。现在格外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是，全球各国政府自己，对财政部门的金融救援计划都出现动摇的迹象，而这些已出台的财政刺激计划，其效果也是大出意外，大多基本无用。

这就必然会导致种种疑问的产生，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疑问就是，各国财政部门的金融救援计划的方向，是不是出现了重大错误？从美国、加拿大、英国，一直到欧盟、挪威和澳大利亚，这些第一、第二世界的国家，甚至还包括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有钱国家，如所谓的金砖四国，是否都已经跌落进了一个流动性陷阱？

流动性陷阱：全球日本化

什么是流动性陷阱？这是凯恩斯提出的一种假说。按照货币—经济增长原理，一个国家的央行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改变利率。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假定货币需求不变），资金的价格即利率必然会下降，而利率下降可以刺激出口、投资和消费，由此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如果利率已经降到最低水平，此时靠增加货币供应量再降低利率，人们也不会增加投资和消费，单靠货币政策已达不到刺激经济的目的。上述状况就是“流动性陷阱”。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对货币的需求由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组成。在流动性陷阱下，人们在低利率水平时仍愿意选择储蓄，而不愿投资和消费。如果当利率为零时，即便增加货币供应量，利率也不能降为负数，由此就必然出现流动性陷阱。另一方面，当利率为零时，货币和债券利率都为零时，由于货币比债券更便于交易，人们不愿意持有任何债券。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增加多少货币数量，也不能把人们手中的货币转换为债券，也就无法将债券利率降低到零以下。因此，靠增加货币供应量不再能影响利率或收入，货币政策就处于对经济不起作用状态。

从宏观上看，一个国家陷入流动性陷阱主要有三个特点：(1)整个宏观经济陷入严重的萧条之中，需求严重不足，居民个人自发性投资和消费大为减少，失业情况严重，单凭市场的调节显得力不从心。(2)名义利率水平大幅度下降，甚至为零，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杠杆作用失效，只能依靠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等手段来摆脱萧条。(3)货币需求利率d性趋向无限大，指的是一定时期的利率水平降低到不能再低的时候，人们会产生利率上升而债券价格下降的预期。货币需求d性变得很大，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发生流动性陷阱的时候，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没有办法改变市场现状，与此同时，往往还会出现通货紧缩。

日本在很长的时间里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整个社会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基本维持在零利率。值得注意的是，极低的利率和通缩并存的现象从1990年开始在日本出现，到现在已有长达18年的时间。

对于这个现象，我们不得不做一个认真的讨论和思考。因为一旦全球经济掉入日本式的流动性陷阱，那么金融风暴可能延续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将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危机的10年！

“危机10年”的征象

应该说，这种“危机10年”现象的出现与现在各国政府和财政部门的估计相差甚远。大多数人对金融风暴周期的估计在2年左右，也就是说在2010年将结束。在中国，学界和官员的广泛共识是在2009年就有可能出现翻转。2008年的年末，中国的传媒到处都充斥着有关U型和V型翻转的讨论，热度非常高。显示中国的学者以及官员们对2009年持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

与这种乐观态度产生鲜明对照的，是我们认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恐怕非常有必要分成两个阶段来观察。第一个阶段是从2008年的秋季到2010年年底。第二个阶段从2010年年底开始，这个阶段就是“危机10年”的阶段。

这两个阶段的性质有着巨大的差异。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看现有的各国财政救援计划是否奏效。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就是看4万亿人民币或者更强一些的经济扩张手段是否能够奏效。如果这一阶段的经济刺激效果基本无效，那么就可以下结论：全球经济已经进入拐点，即将转入“危机10年”的第二个阶段。

一旦全球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会导致一些特殊的、具有鲜明特征的经济现象。我们以美国为例来看这样的流动性陷阱的可能表现和可能特征。

第一个是大量的资本流出美国，表明美元将丧失主要世界货币的地位。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全球生产资源和生产资料将会重新进行配置，这将会是本世纪最大规模的结构化调整。

第二是低利率，这种现象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第三是通货紧缩，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冻结的状态。而经济冻结本身就是去杠杆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去杠杆化”的真正的意义，就在于从以往过于盲目的规模化扩张，通过各种各样的局部的、单元性质的停产或限产，按照从单元到整体，再到系统的顺序，进行冻结性质的调整。最后，大家可以观察到，在整个国家的经济环境当中，经济运作已经处于了某种程度上的冻结状态。

现在美国汽车制造业已经开始了“去杠杆化”，如克莱斯勒、通用等都已经宣布停产措施，福特则是宣布了转产。在中国台湾，很多的制造业企业，尤其是IT封装、半导体封装产业也出现了大规模停产。如号称台湾“最人性化的企业”——奇美集团居然也在年关时分出现了停产，进而裁员3000余人。这种标杆性的企业都采取了这种极端性的裁员，所导致的影响和震动可想而知。

第四是资产价格的持续下降，这是与低息紧密相关的一种现象。低利率决定了资产价格，其实利率本身就是资金的价格，而资金也是一种最重要的基础资产。所以，利率下降和低利率导致的其他资产价格的下降是可以想象的。尤其是在老龄化社会里，这种情况将导致以退休人士为代表的食息一族会非常悲惨。因为他们在其他方面早已丧失了竞争力，只能靠利息存活，长期的低利率将使得他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窘迫。在这种情况下，推动他们进行大规模的消费将是毫无可能性的。

第五是收入的下降，这点非常好理解。

以上“危机10年”将会出现的一些征象。实际上，不但是美国、欧盟，再到所有的发达国家，还有一些过去经济表现比较好的国家，比如“金砖四国”，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和结果。

美国经验：牵扯性的震动

我们预料“危机10年”将是进入本世纪以来，最令人恐慌的一个发展周期，因此也有必要从周期的角度，对其进行一番讨论和研究。

通过对相关的数据研究可以看出，美国历次的大萧条，周期上都会表现出一种牵扯性的震动，其基本特征是，如果衰退期的月份较少，而扩张期的月份较多，那么在萧条过后，会紧跟着新一轮的一个萧条期，最后导致整体萧条期被大大延长。

比如，1945年的萧条期，衰退月份是8个月，扩张月份达到了80个月，在这样的一个萧条期结束后的1948年，仅隔了3年时间就又出现了新一轮的萧条期。而这次的萧条期，衰退期达到11个月，扩张期达到了37个月，衰退期和扩张期之间的时间之差缩小了，显示经济逐渐通过萧条期重新配置了资源，再次进入了一个平稳的发展阶段。1958年的萧条，衰退期是8个月，扩张期是39个月。衰退期和扩张期的时间差也是非常的大，人们享受繁荣的时间比较长。但紧接着在1960年又出现了一次萧条。同样的情况还有1969年，衰退期11个月，扩张期达到106个月，但很快地接着在1973年又出现了一次萧条期。

这些周期表现是不寻常的。在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经济增长之后出现的萧条期，扩张期产生的问题不会那样快地结束，萧条期表面上的很快结束，很有可能意味着在很短的时期里，还会引发另外一波的萧条。

我认为，这种接连在一起的两次萧条，应属于同一周期里的经济现象。从2007年到现在，扩张期月份累计已达73个月，如果截止到2008年底来看这个时间段，月份总数则会达到85个月。这意味着我们面临的大萧条可能将不仅仅是一次大规模的萧条，也不是一个很短的萧条周期就能解决问题的。在这个萧条期过后，很有可能再次出现一个稍微和缓些的萧条期。如果放在一个整体来看，这两次萧条的时间将会延长到非常长的时间，这当然也是我们为什么说会出现一个“危机10年”的原因之一。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刚开始

谈到周期问题，就不能不谈到康德拉季耶夫。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这位苏联学者提出，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存在着45至60年的长期波动，这种长期波动被人们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生产力发展的周期，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来看，这种生产力发展的周期是由科学技术发展的周期决定的。

德国学者杰哈德•门施在上世纪70年代研究了110种技术创新，通过统计创新时间（最初商业化时间），画出了创新发生时间—创新频率曲线，结果曲线呈波浪形的长期波动趋势。曲线表明18世纪60年代、1825年、1885年和1925年这几个技术创新的高峰时刻正是世界性经济萧条的中期。因此，他得出结论，经济萧条是技术创新迸发的前提，技术创新的结果表现为经济增长。按照这样的规律，只须经过简单的计算就可发现，我们现在正处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灾难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战争还是财政？

其实，就是从现有的财政刺激方案来看，灾难也不可能那么快结束。现在很多学者都在做着这样的一种假设性讨论：1933年的危机，最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二战的直接军费开支是1.1万亿美元，这个数字不含各国的战损在内，只是一个直接的军费开支。学者们的观点是，金融危机最后还是通过战争的方式解决的。

战争是人类所发明的最大政府投资项目，这样的项目可以强制所有人拿出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问题是现在没有办法去挤榨人民，拿出像战争年代那样多的钱。以二战的总开支1.1万亿美元放大20倍来看（为什么是20倍呢？因为二战之后以日本为例的人均经济增长就是20倍），1.1万亿美元乘以20，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要有22万亿美元的规模，才能将我们从现在的金融风暴中解脱出来。

很显然的是，22万亿美元比起我们前面粗略统计的6万亿美元的各国金融救援计划，差距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通过财政扩张性的政策来解决危机，目前还只是各国政客们的宣传手段，真正落实起来似乎还很成问题。而各国的财政资源是否能够足以支撑如此大的开支，也有极大的疑问。我相信，这也可能是此次金融风暴会燃烧10年以上的时间，成为“危机10年”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我必须要讲的一点是，没有人愿意看到“危机10年”的出现，更没有人愿意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未来持续地在8％上下横向波动。问题的关键在于2010年，这一年的拐点意义是存在的，我们必须保持耐心，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然后根据当时的情况才能做出更为远期的判断。

至于应因情况变化调整，还是要保持理性，要有一点时间，通过慢慢消化及资源的重新配置，才能解决这一次本世纪最为严重的大萧条。

“双轨”危机

由于庞大市场空间的支撑，再加上财政政策的大量投入，强制性的社会开支，中国的情况要比世界其他国家好很多。

不过，一旦进入“危机10年”的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既不是U型，也不是V型，而是一条横线，以8％为中心上下波动，长期延续。但对于中国这样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这依然也是一种比较令人担忧的局面。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在经济增长方面，中国有独特问题。与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相比，中国自身的问题才是最主要的。

中国的经济危机与全球的金融危机虽然方向、时间是一致的，但它是一种明显的“双轨”危机：与华尔街金融危机在时间上有吻合，但性质上却大不一样。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各种实质问题，早已在2005年以后就逐渐地累积，中国的经济危机先于华尔街金融危机展开，从奥运之前就已经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的列车，在奥运会之前人为刹车之后，就再也没有重新启动起来。一直到华尔街风暴的爆发，两场危机在时间上重合到了一起，使得问题趋于明朗化，各种问题明显而直接地暴露了出来。

X

上周我们聊了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本期我们来聊一聊凯恩斯主义。自由市场理论指导西方主要经济政策、促进经济增长长达150年。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经济危机接连爆发，尤其是1929年的大萧条使得人们不禁怀疑仅靠市场的力量能否使经济走出周期漩涡。1936年，时任英国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针对自由市场理论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并由此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指出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是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手段。从此以政府干预为特点的凯恩斯主义获得了认可，并在罗斯福和里根政府时期得到推行，有效解决了在经济衰退过程中大规模的失业问题。

《通论》出版于1936年，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首先来看看凯恩斯对于自由市场主义基本缺陷的论述，在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通过价格机制达到均衡状态，而在现实市场中，这种均衡状态是很难达到的，往往表现为经济衰退或者大面积失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就在于亚当•斯密的这个理论的假设前提是供给创造需求，但在实践过程中需求往往是低于供给的。

需求是收入减去储蓄的部分，我们主要来看看两方面，一是储蓄是由什么决定的，二是边际消费倾向。首先来看看储蓄，储蓄是和收入密切相关的，收入越高，储蓄规模也就越大；而边际消费倾向是逐步递减的，当一个人收入越高，他的基本消费需求乃至奢侈品消费需求得到了满足，那么他的消费倾向自然趋于降低，以近期美国大选来说，11月8日，川普意外成为了美国下一任总统，原因就在于他的政策理念迎合了自次贷危机之后待遇持续下降的美国蓝领工人，在普通人群收入下降的同时，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趋于降低，那么社会上的有效需求将越来越不足。

再回到储蓄问题上，整个社会中储蓄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人储蓄，一个是政府、企业等社会团体储蓄。个人储蓄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并且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大，个人的有效需求是进一步降低的；再来看社会团体的储蓄，以英国和美国为例，作为现代工业国，社会储蓄中的30%-60%来自于社会团体，这些储蓄用于投资或是公共支出。从储蓄角度入手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一是要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二是要进行财政刺激，比如川普就提出通过举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这是共和党应对经济衰退的一种常见手段。因为在经济衰退时期，以企业为代表的社会团体的理性选择就是持有现金，等待更好的投资机会。在当前背景下，不少国家M1的增速越来越高，这也说明了企业选择持有越来越多的现金，从而导致经济持续衰退。因此政府应进行干预，通过举债投资来引导企业增加投资。

从目前来看，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呈现边际递减，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采用财政刺激政策最大制约在于国家的负债率过高，也许就有可能出现八十年代通货膨胀、经济停滞的问题，因此可以看到凯恩斯主义在通胀时期也有可能面临失效的尴尬局面。所以总的来看，凯恩斯主义是对亚当•斯密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而凯恩斯从储蓄的角度提出通过政府举债的方式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办法。

特朗普税改方案12月2日下午获美国参议院表决通过。有人预计，特朗普减税将给美国人民减少1.4万亿美元的税务支出，减税幅度不可谓不大！

1. 企业所得税从目前的35%减为15%；

2. 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39.6%减为35%，并将征税级差从7档减为3档，分别是35%、25%和10%；

3. 个税起征点，夫妻合并申报的所得税起征点将从12700美元升至24000 美元(转化成人民币，意味着夫妻收入合计低于16.8万不用缴个税)；

4. 新税改方案还将废除遗产税、奥巴马医保税、替代性最低税等税种；

许多人严厉谴责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对于通过减税刺激美国经济的方式并不可好，指责这是共和党向富人、大企业主让利“开倒车”。

减税政策是否能刺激经济增长？是不是只对富人阶层有利呢？我们不妨从历史经验里看看，减税这事儿到底对经济有什么影响？

特朗普的政治偶像是同为共和党、同样半路出家的前辈总统里根。特朗普敢实施大规模减税政策，也是因为有里根“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在。里根1980年代上台时，美国在与苏联的冷战中处于下风，他实施了以大幅度减税为核心但不止于减税的“经济复兴计划”，1982年到1999年，成为美国经济的超级扩张期，被称为“20世纪最持久的繁荣阶段”。除了在2001年出现过8个月的短暂紧缩之外，经济的强劲增长实际上一直维持到2007年才告结束，前后延续了25年之久。

-------以下为正文内容-------

作者：李炜光，系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本文转自微信号“远闻新声”

亚瑟•拉弗在《一张餐巾纸改变了世界》一书中说，导致上个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出现严重经济衰退的“杀手”主要有4个，即增税和政府支出无度、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贸易保护主义和货币政策失误等。他认为，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在80年代起死回生、重新找回繁荣，靠的是以他本人描绘的那条著名的曲线（Laffer Curve）为基础形成的供给经济学。里根总统依据这一理论阐述他的经济哲学思想，将其应用于治国实践并毫无争议地取得了成功。

拉弗教授在讲授他的拉弗曲线。

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凯恩斯主义看来，减税只是通过影响需求来影响经济的，然而，减税1美元比起增加1美元政府开支来，前者产生的额外需求要小于后者。因为减税的乘数效应小于政府开支的乘数效应。供给学派并不关注需求侧和税收对政府开支的影响，而是认为税收能够直接影响商品和劳务的供给。较低的税率意味着对工作、储蓄、承担风险以及投资的更多刺激。

当人们对较高的税收回报或较高的盈利率做出反应时，收入就会相应增加，税基随之扩大，因而也就补偿了财政部门的那部分收入损失。同时储蓄率也会上升，并为政府和私人部门信贷的扩张提供出更多的资金来源。而减税导致私人部分留利增加和资金来源充足绝不会成为问题，他们会将其用于投资和创新，甚至从事高风险的事业。钱属于他们自己，如何支配是他们自己的事，与政府毫不相干。

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了一个以大幅度减税为核心但不止于减税的“经济复兴计划”，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同时减少货币供给，扩展自由贸易，推进经济全球化，并以此政策组合全面取代自罗斯福新政时代以来一直居于支配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1981年7月，里根在电视上说明减税法案的计划。

里根减税计划的重点是削减个人所得税率，由原来的70%削减为50%，1986年以后进一步降到28%；里根减税的另一大主轴是资本利得税，税率从28%降到20%，企业所得税率则从46%下调到33%。减税目的是刺激储蓄、投资、工作和效率。这一减税计划在里根上任8个月之后颁布实施。

里根的新经济政策起初几乎无人看好，但人们尝试新经济计划的愿望还是一时占了上风，里根总统的减税方案总算在一片争议声中于1981年8月获得通过。当时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霍华德·贝克（Howard Baker）先生就把该财政计划贬称为“河船赌博”（riverboat gamble，可翻看1996年8月20日《纽约时报》），引起整个国会的议论纷纷。至于为什么将之称为“河船赌博”，以我本人目前掌握的材料，只有美国学者迈克·德斯特勒在其著作《美国贸易政治》中的一条简短的注释：“即冒极大风险的孤注一掷”。

霍华德·贝克，在里根总统任内，他担任过白宫幕僚长一职。

但是，减税计划执行一年以后，经济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倒变得更加糟糕，陷入了更加严重的衰退中。文献上的记载是，经济增长创下了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新低，而企业破产数则创下那个时期以来的新高。1982年夏天的时候，道琼斯工业指数跌到了770点，股票市场滑落到历史最低点，房地产市场则整体性跌入低谷，一年之中销售额削减了10%。多个州的失业率都达到10%以上，中产阶级多半待业家中，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若能在汉堡店找到一份工作就算是很幸运的了。

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位演员总统身边的多位顾问都失去了信心，纷纷提议改变政策，开始增税，认为不及时调整政策将使财政赤字迅速增加，以至把政府彻底压垮。甚至内阁中以往主张减税最为积极的大卫·斯塔曼（David Stockman）先生也向《大西洋月刊》诉苦，说白宫里没有人知道究竟如何抵挡如潮水般的负债，一句“执行这项政策全靠信心”引起轩然大波，暴露出新政府面临的公共关系危机。

供给学派当时只是暂露头角，学术上还没有什么地位，经常被一些政客拿来取笑，典型的例子是里根刚刚上任时发生的事：减税政策的坚定反对者、堪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鲍勃·杜尔在一次会议上讲了一个笑话：我有个好消息和坏消息要告诉大家。好消息是，一辆坐满供给学派的游览车坠入山谷，车上人无一生还；坏消息是，亚瑟·拉弗没在车上。哈哈！

与此同时，麻省理工学院和宾州大学的一些经济学教授提出了一个新的“产业规划”模式，主张由政府直接投资电子和半导体、航空、电脑软件开发和钢铁等制造业，以恢复和振兴经济。众议院中的民主党议员们认为这项新的产业政策非常具有吸引力，并且立即开始行动，制定出预计花费上百万美元的资助上述产业的法案，目的是尽快提升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减税法案实施的过程中，最值得赞扬的是里根总统。他十分果断地拒绝了所有经济政策上的凯恩斯主义言论，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人们：减税，一定要坚持住！但抵制减税政策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大，周折难以避免。1982年，就在里根上任18个月之际，白宫幕僚长（总统办公室主任）吉姆·贝克、经济事务顾问斯塔曼等曾成功地说服他同意增税，同时取消了1981年减税法案中公司营业税的部分优惠政策。他们向总统承诺，每增加一块钱的税，就会缩减三块钱的财政支出，以至于里根总统多年后还对此事耿耿于怀。每当有人提议增加税负以降低赤字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回答对方：“我还在等着国会答应过我的那三块删减下来的支出呢！”

许多时候，减税更像是打仗，总统本人则更像个孤军奋战的勇士，每前进一步都非常纠结和艰难。1983年1月3日，《华尔街日报》以粗体大字头版宣布：“终于减税了！”可是与此同时，减税的反对者们却在忙着宣告供给经济学的破产。经济学家艾伦·布莱德（Alan Blinder）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供给经济学派的失败，使我们再度恢复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信心。”《华盛顿邮报》甚至宣称：“大家都亲眼看到了里根经济学是一大失败。”

1983年5月17日，里根总统“东山再起”，在当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充满信心地说：“现在是划定界线与民众站在一起的时候了。在我们走出经济衰退之际，我不会支持有关提高税收的预算决议案。我将否决任何想这样做的税收议案。”他接着说：“美国人民选我们上台，不是让我们继续增加他们的税收，在浪费性的计划上增加更多的开支”。

在减税问题上，总统和他的顾问和助手们发生了明显的分歧。5月21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题为“里根的顾问们支持增税”的头条新闻，介绍了“已向总统提交的”到1985年1月1日增税450亿美元的白宫计划。谁知第二天，同是这家报纸又报道说，总统称对此计划不感兴趣，他说：“这也许是政府中某些人的态度，但绝不是我的态度。”

然而，就在这一年，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美国经济突然起死回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其回升和增长的速度和力道，甚至连里根总统自己一时都不敢相信。1983年年终算账，美国的增长率已经上升到3.5%，到1984年，扣除通胀因素之后的增长率更是达到6.8%，创下了50年来年度增长率的最高水平，通胀率则下降了65%以上（美国经济分析局NIPA表1.1.5）。

大规模减税，难以避免的预算赤字的上升，这也是减税的反对派们所持的主要理由。这一轮减税人们看到的是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庞大的预算赤字，先是一千亿美元，接着又上升到难以置信的两千亿美元。严重的赤字甚至影响到总统大选。1984年，民主党推举蒙代尔作为总统候选人。他指责里根的预算赤字和“为富人减税”的政策，并向选民承诺，他要增加税收以解决严重的赤字问题。里根则在竞选演说中问了美国人民一句话：你们的生活比4年前好，还是不好？人们一致说好。里根说，那好，我们继续坚持低税率不动摇。这一年他以95%的得票率击败了蒙代尔，被称为“一边倒的1984”。

1984年美国总统选举，红色表示该州由共和党（里根）获胜，蓝色表示该州由民主党（蒙代尔）获胜。

1986年，里根总统推出了日后得到更加广泛好评的税制改革法案（1986 Tax Reform Act），进一步扩展了税基，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级次只保留了15%和28%两级，其余的全部取消了。

接下来，美国经济持续保持了3.5%的增速，一直到199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衰退的迹象。1982年到1999年，成为美国经济的超级扩张期，被称为“20世纪最持久的繁荣阶段”。除了在2001年出现过8个月的短暂紧缩之外，经济的强劲增长实际上一直维持到2007年才告结束，前后延续了25年之久。这25年美国创造出的财富远远超过前两百年的总和，经济总规模几乎是刚刚过去的70年代后期的两倍，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财富创造期。

有人认为减税只会使富人受益，实际上并非如此。里根卸任后不久，著名的财经记者沃伦·布鲁克斯（Warren Brookes）曾经做了一个估算：如果没有里根减税，1990年这一年美国人将多支付多少税，他的结论是，年薪低于一万美元的纳税人，平均每年需多支付500美元的税，比他们在这一年的实际支付多出了134%。收入介于一万到三万美元的纳税人，每年需多支付两千美元，比实际支付多出79%。年收入6万美元的家庭，需多支付6000美元以上的税（亚瑟•拉弗：《一张餐巾纸改变了世界》143页）。里根减税政策的受益者决不只是富人阶层。实际上，在那个时代，有上百万美国人变得非常富有，但并没有贫者愈加贫穷的证据。

另据美国联邦税务局2006年更新的统计资料，所得最高的1%、5%和10%人口缴纳税金占比，1980年分别是8.5%、21%和32.1%，2005年分别为21%、33%和44.4%；所得最低的50%人口所纳税额占比，1980年是17.7%。2005年则仅为13.4%。而这个区间几乎涵盖了整个减税时代。人们应该再清楚不过地看出来了，低税率使税制更加成熟和先进，而这种得自拉弗曲线的深刻学理，至今即使是税收专家，也未必弄得清楚其中的奥妙。

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曾讲过一个关于里根总统在白宫最后一天的故事。1989年1月的一个寒冷的早上，身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他向里根报告：“总统先生，以下是我对您提出的最后一个安全报告：全球处于安全状态，没有危机，本国的经济状态也很健康。”他的报告简短有力，含义清晰，是对里根时代即将结束时美国整体状况的一个评估。事后证明，这一评估是准确的，当时和这以后的若干年里，美国面临的全球状况和经济形势与8年前里根上任时相比，已是天壤之别了。

在哲学观念上，供给学派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维护个体自由选择权，反对国家干预，所以供给学派是站在凯恩斯主义对立面的，在价值上对其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但是他们对政府干预问题是有所保留的，实际上主张把国家干预的程度和范围调整到最低或较为适宜的水平上。他们反对的只是国家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所以他们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并不十分彻底。

不管人们喜不喜欢供给经济学，拉弗曲线的理念已经影响美国经济政策35年以上，至今方兴未艾，并且影响到世界上数十个国家。在这个期间内，世界各国总体上经历了最大规模和范围的人类生活水平的提升，包括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也受益于它。目前人们对这条曲线还有争议，但毫无疑问，世界各地的学者、企业家和所有的纳税人对它都不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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