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积电属于台湾还是属于私人

台积电是私企。

台积电，全称是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7年，是全球第一家专业积体电路制造服务企业，总部与主要工厂位于中国台湾省新竹市科学园区。2017年3月20日，台积电市值超Intel，成为全球第一半导体企业。

台积电（TSMC）作为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厂，其庞大的半导体生产设施，对能源也有着巨大的需求。今年因中国台湾地区的旱情而造成缺水，以及停电等问题，就给台积电生产上带来了诸多的麻烦。此前台积电已经在中国台湾的台南建造废水处理中心，提高工业废水的处理能力，减少对外部水源的依赖。到2024年将能够每天提供67000吨水用于生产，满足至少一半的用水需求。

创立之初的股东：

台积电的成功离不开张忠谋，但是播下台积电的种子并呵护其成长起来的一些人也功不可没，尤其是早期的股东构成。在《台湾经济再奋发之路》一书中，就有关于台积电成立的故事的介绍，笔者在此简单赘述。

台积电的成立可以从1974年讲起，那时正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打破了当时旺盛的中国台湾出口生意。当时的行政院长蒋经国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推动十大建设，二是在1974年初找行政院秘书长费骅来共同商讨下中国台湾是否可以发展新兴科技项目。

得力於几件事：

将在大陆少数地方试行过的土地改革在台湾全面施行。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实现不流血土地改革，并将地主的财富转化为工商业资本。

蒋经国推动十大建设，完善台湾基础设施。

李国鼎、孙运璿大胆推动台湾电子工业。(尤其是半导体产业)

蒋经国尽力在经济发展时，维持台湾贫富差距吉尼系数在4左右。

“让我们的企业搬离上海和内地，我们怎么会同意呢？”台湾省广达（中国）制造董事长黄建堂听后连忙摆手。

去年，网络上总有些“台企撤离内地”的传言，做出这种“不实”定论的人，到底有多蠢？

咱也不拿内地和台湾省作对比，就看人口体量和台湾省差不多的上海市，管中窥豹一探事实的真相。

1988年，一个名叫林百里的台大高级知识分子遇上了资金危机，一直搞科研的他手里没钱了。那一年蒋经国刚刚去世，十大建设方兴未艾，整个台湾省都充满了经济活力。

看着蒸蒸日上的岛内经济，林百里寻思着，我开一家代工厂，怎么着也能赚些钱吧？说干就干，于同一年，他在台北市士林区开了一家计算机代工工厂，取名“广达电脑”。

当时的台湾省还奉行着蒋经国留下的制造业政策，鼓励人们办工厂，做实业。一路突飞猛进的经济给了台湾省人十足的信心，甭管三七二十一听蒋经国就完事儿了。

然而蒋经国死后没几年，问题却来了：台湾省的老百姓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劳动力成本也越来越高。

眼瞅着工厂赚的钱连工人工资都快发不起，于是林百里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把工厂从台北搬到上海。

2000年，广达集团的电脑制造商落户上海松江，在内地建立起了第一家台湾省代工厂。

2001年，台湾省经济发生震荡，先有股市大跌到3400点，后有银行坏账率突破15％，该年GDP增长掉到了负1.69％，创下台湾省五十年经济之最。

一句话，岛上的大小企业日子都非常难过。

然而有一家企业却是风景这般独好——没错，就是把代工厂搬到上海市的广达集团。

2001年，广达集团的年营收额为一千一百二十三亿新台币，一举成为全球第一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商，全球IT企业第二大厂和台湾省第四大民营制造企业。

一边是压力巨大的岛内企业，一边是逆风向上的民营制造，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广达集团，打算去取经学习学习。

其实说实话，广达集团的成功也就靠三字——去内地。

内地很大，把企业搬到哪儿很有讲究。

林百里的选择给了台湾省企业很大一部分参考价值：一要劳动力廉价，二要市场广阔，三要交通便捷，四最好还能有点政策扶持。

在当时，符合这些条件的中国城市一只手数得过来，而上海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咱们一个个说。

第一肯定是劳动力相对廉价：那时上海市每月最低工资只有445元，而台湾省为16000新台币，相当于3700块人民币。

第二是广阔的市场前景：21世纪初台湾省总人口两千二百万，可出口额却达到1229亿美元，占总GDP比重的42％，很显然狭小的岛内市场局限了台企的发展上限。

同一时期上海市常住人口虽为1668万人，但背靠7000万人口的江苏和4600万人口的浙江两个相对富裕省份，消费潜力不可谓不大。

第三是便捷的海陆运输。台湾省产品要卖出去大多走海运，上海市比台湾省的有着天然的航程优势。

比方说台湾省当时最大的海外市场日本，台北离东京两千公里，而上海市只有一千六百公里，这一来一回节省的运输成本就是天文数字。

截止到2018年，上海市累计共有三千余家台资企业在这里经营生产，涉及领域包括但不限于食品，电子，服装，机械，零售，化工，甚至房地产行业。

一方面上海市自身积累了资本原始资金，另一方面台湾省企业也赚得盆满钵满。

就比方说广达集团，现在世界上每三台笔记本就有一台是广达集团代工生产，其年营收额已超过一万亿新台币，并且超越富士康成为世界第一。

越来越多的台资企业进入上海市，甚至美日韩都看中了上海这个香饽饽，于是在包括自贸区等一系列政策的扶持下，上海市集天时、地利、人和为一身，顺理成章地被打造成了中国的制造业中心。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你台湾省的制造业都转移到了内地，岛上的经济靠啥发展？

“制造业是不可能丢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丢的，人工费又太贵，就是发展点高端制造，才能维持生活”。

台湾省的制造业很大部分转移到了内地这不假，但是他们还留有压箱底的绝活——以台积电为首的高端制造，是今天台湾省经济发展的最大底牌。

台积电有多强悍呢？咱们用数据说话：

2019年全台湾省的GDP为39000亿人民币，而台积电该年的营收总额为2242亿人民币，相当于一家企业占了全岛5％的gdp。

而除了台积电外，台湾省的联发科，日月光，联华电子等企业支撑着台湾省的高端制造，咱们平心而论，内地的半导体行业还普遍存在受制于台企的现象。

然而凡事就怕一个但是，台湾省半导体经济托起了台湾省经济下限，却也焊死了它的经济发展上限。

从2017年起，台湾省就面临着严重的缺电危机，原因在于半导体制造所用的光刻机，实在太耗电了。

一台最先进的EUV光刻机，一天耗电量为3万度，相当于一户普通家庭十年的用电量。

这样的机子台积电有三十台，还不算其他老式的光刻机，而全台一年的发电量总共还不到3000亿度，现在几家大型半导体工厂一瓜分，不剩多少给百姓使用。

所以今天台湾省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在于它过于依赖半导体制造，但偏偏狭小的岛内生态卡住了这一行业进一步上升的通道，除了和内地合作之外，这是一道无解的难题。

推而广之地看，咱们也就不难理解今天台湾省资本的矛盾之处：

一边是岛内环境逼着他们选边站，另一边是资本增值的压力不得不使他们依靠内地，在深度捆绑之中往往就干出了“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诡异事情。

现在再说回上海市，前面我们说了上海市一度是中国最大的制造业中心，然而近两年由于各种定位原因，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例下降到25％。

可这并不代表上海市的制造业衰落，因为该状况只是上海市从中低端制造转向高端制造的阵痛表现。

去年八月，新华网发了一篇文章：《总投资额逾50亿元的24个重点项目落户上海高端制造业基地》。

低端产业向落后地区转移，高端产业引入新的产业园区，这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它至少需要三到五年的转型时间，要不然岂不成了贾跃亭的经济计划——全靠一张嘴了？

对了，想起来去年十一月份上海中芯国际的梁孟松公开表示：目前的14纳米芯片良率已经达到业界量产水平。

尽管整体上和台积电仍旧有不少差距，但这个差距我们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行追赶。

说起来上海市现在最大的底气，其实不是有多么多么好的区位条件，也不是那得天独厚的扶持力度，而是它背靠十四亿中国人，由全体国民为其做的背书：

三峡的电力星夜兼程，江浙的市场任尔随行，鄂豫皖的劳动者不计寒暑，鲁西南的农产品一天直达，还有北京的政策，新疆的燃气，山西的煤铁......

总而言之，今天的上海市拥有着一切台湾省梦寐以求却无从得到的优势条件。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市和台湾省的差距只会变得越来越小——

2020年前三季度，台湾省GDP为33816亿人民币，上海市则为27301亿人民币，虽然深受疫情的影响，但近年来上海市GDP增幅几乎都要高出台湾省3到4个百分点。

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多两三年内，上海市的总量与人均GDP就将超越台湾省，成为真正意义上大中华区域第一城。

届时，无论台湾省怎么想，都要好好打量打量自身存在的定位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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