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希德去世时为祖国做了什么贡献?

谢希德（1921-2000）

物理学家。福建泉州人。194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理学系。后留学美国，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2年10月回国到复旦大学任教，历任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副校长、校长等职，1988年起任复旦大学顾问。1979、1980年两次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上海市第七届政协主席。 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81年被选为主席团成员，1988年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专长表面物理和半导体物理的理论研究。撰有《半导体物理学》、《固体物理学》、《群论及其在物理中的应用》等专著4部。

谢希德同志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她是我国半导体物理学的开拓者之一，是我国表面物理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在国际半导体物理学和表面物理等学术机构中担任多项职务，是我国在国际上这些领域中的代表性人物，她对我国凝聚态物理的研究和发展，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成就卓著。她与同事坚持不懈、刻苦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和奖励，1997年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鉴于她对科学事业的突出贡献，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10多所大学授予她名誉科学博士称号。她于1988年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0年被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外国院士。谢希德教授于1983年1月任复旦大学校长。后因病于2000年3月4日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79岁。

谢希德1921年出生于福建泉州。1946年从厦门大学数理系毕业后，曾在上海沪江大学任教。1947年赴美国史密斯学院留学，1949年在史密斯学院获硕士学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传来，她心情无比激动，下定决心，一旦学业结束即行回国。以后她又转入麻省理工学院，专攻理论物理。1951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即积极谋划回国。她冒着风险，通过朋友的帮助，终于在1952年绕道英国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国后即被分配到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任教授。短短5年间，谢希德一共开设了固体物理、量子力学等8门课程，在培养学生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

1956年5月，谢希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她被国务院调到北京大学联合筹建半导体专业组，在北大的日日夜夜，她全身心地投入看文献、写讲稿、查阅国外资料的紧张工作之中。为了使半导体事业在我国早日生根开花，她一方面继续指导她由上海带来的两名研究生；另一方面，她又与著名物理学家黄昆合作，潜心编著《半导体物理》一书，为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提供必备的教材。经过一整年的时间，《半导体物理》终于问世了，这也是我国这方面的第一部著作。经过谢希德和她的同事们两年的培养，共培育了300多名半导体人才，分赴我国第一批半导体科研单位和生产第一线，在实践中迅速成为业务骨干。谢希德出色地完成了半导体专业组的工作。

1958年夏，国家为培养固体物理专门人才，谢希德又调回上海复旦大学，参加该大学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联合主办的技术物理研究所，并任该所副所长。建所以后，工作千头万绪。研究生们的论文她要审定，翻译的外文她要帮助校阅，她自己分担的科研项目和选定的论文都要接续进行，有时为应兄弟科研单位邀请做学术辅导报告，忙不过来只好"开夜车"。有时她在上班的公共汽车上竟然睡着了，有时在讲课中眼前发黑，晕倒在地。一直工作到1962年，为培养我国固体物理专门人才贡献了她的青春和才华。

1963年至1965年，谢希德和她的助手们开展了对硒化锌、锑化钢等的研究，获得初步成果。他们先后在《物理学报》和《复旦大学学报》发表一系列关于群论在固体物理研究中应用的科学论文。

1965年冬，谢希德作为中国固体物理代表团团长，出席了英国物理学会固体物理学术会议。回国后，她继续筹建现代化实验装置，开展固体能谱的研究。

1966年8月，谢希德患了乳腺癌。不久，"文革"开始了，她的科研权利被剥夺。直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谢希德焕发了科学青春。

1981年，谢希德获美国史密斯学院、美国纽约学院荣誉博士。1982年9月，她被中共12大选为中央委员。

1983年1月，谢希德被选为上海复旦大学校长后，为加快调整、改革步伐，办好这所师生员工达万人的重点大学，首先研究、审定了学校发展规划。她除了治校育人外，还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可见她是多么的忙碌啊。

1985年，谢希德获英国里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86年获美国南哈德莱——荷约克学院、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1987年又获美国贝洛特学院、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马巴尼分校荣誉博士学位。

谢希德历任上海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科协主席、中共中央委员。她的主要著作有《分析力学》、《量子力学》、《固体物理引论》、《固体量子理论》、《半导体物理学》、《固体物理学》、《群论及其在固体中的应用》、《表面物理》等。

从小爱读书的女院士——谢希德

谢希德，1921年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著名物理学家，1980年被评为中科院院士，在物理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使她成为一名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科协主席。她的主要著作有《分析力学》、《量子力学》、《固体物理引论》、《固体量子理论》、《半导体物理学》、《固体物理学》、《群论及其在固体中的应用》、《表面物理》等。

在谢希德小时候，父亲的书房是她最爱逗留的地方，书柜里的书是那样地吸引她，不管看得懂看不懂，她都爱翻开来看一看、读一读。越看，她知识越长进；越看，她求知的兴趣就越浓。她对书橱都很熟悉。有一次她父亲出差在外打来了一份电报，当时电报局没有翻译电报字码的业务，得由收报人自己去译，所以很多家庭都备有一本电报明码检字的小册子，以备不时之需。正当老祖母为找不到明码本而焦急时，小小的谢希德却轻而易举地从一大堆书中找了出来，喜得祖母夸奖不已。

初中二年级，谢希德转学到北京著名的贝满女中就读。她当年的同学如今都已白发苍苍，对过去的记忆都已淡薄了，然而她们却能清晰地回忆起中学时代的优秀生谢希德。她们记得每当老师提出比较难答的问题时，大家都低下了头，怕老师点到自己的名字而受窘，同时又不约而同地把视线转向谢希德，希望她快快地站起来回答以解大家之围。她们公认：谢希德不是死读书，学习起来十分认真，钻研精神特别足。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华北，谢希德全家随父亲南下逃难到了贵阳。中华民族遭到了劫难，谢希德除了遇到国难外，又受到了另一种劫难——病魔的折磨，股关节结核病使她卧床不起而辍学了。30年代的结核病犹如今天的癌症，往往被认为是一种不治之症，多少患者因丧失信心而倒下。这对年轻的谢希德——正准备跨进大学校门的女孩子来讲当然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但她并未在病魔前低头。当曹天钦第一次去信慰问时，他得到的回信中丝毫没有低沉的语气；谢希德在信中畅谈了自学英文和数学的心得，并讲到该有鹰击长空的志气。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她看到了中国的落后，也看到了人民的觉醒。她更成熟了，学习的目的有了进一步的升华。她已不再单纯地为求知而学习，她要像雄鹰那样搏击长空，为祖国的奋起和强盛而学习。

她继母对她的病情忧心忡忡，因为股关节结核往往会导致瘫痪，总劝她少看书多休息。谢希德总是乐观地对母亲说：“读书是我最大的兴趣，只有读书可以使我忘掉病痛，使我的生活充实。读书是治我疾病的良方。”

她的青春活力，她的崇高理想，她的坚强毅力终于战胜了疾病。4年后，谢希德离开病榻，重新站了起来。

谢希德

谢希德，1921年3月19日生于福建省泉州市，固体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科和表面物理学科开创者之一。在表面和界面物理以及量子器件和异质结构电子性质理论研究方面成果突出，培养出硕士、博士近30名。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物理学科研机构的建立与发展，科教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合作以及物理学会的工作做出突出的贡献。

谢希德-简历

谢希德

1921年3月19日 生于福建省泉州市。

1942～1946年 在厦门大学数理系学习，获理学士学位。

1946～1947年 任上海沪江大学数理系助教。

1947～1949年 美国史密斯学院物理系研究生兼助教，1949年获理学硕士学位。

1949～1952年 在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195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研究一年。

1952～ 在复旦大学先后任物理讲师（1952～1956）、副教授（1956～1962）、教授（1962～）。固体物理教研室主任（1954～1961）。

1956～1958年 在北京任北大、复旦、南大、吉大、厦大五校联合半导体物理教研室副主任。

1958～1966年 筹建上海技术物理所，任副所长。

1978年～ 任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

1978～1988年任复旦大学副校长（1978～1983）、校长（1983～1988）、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1985～）。

1978～1991年 任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

1980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院士）。

1989年 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1990年 当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外国院士。

1997年 任上海浦东杉达大学校长。

2000年3月4日 逝世于上海

谢希德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祖国又有了希望。1977年8月，当时分管科学教育的邓小平，在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建国后17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给知识分子莫大的鼓舞。正如郭沫若所说的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在1977年底的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上，谢希德报告了她的科学调研，以殷实的材料说明在固体物理、材料科学和量子化学之间正在形成新的边缘科学即表面科学，其基础是表面物理，基本内容包含三个部分：一是确定表面的原子成分；二是表面原子结构和成键性质；三是表面电子态和各种特殊的物理性质。她还阐明了表面物理同高新技术和科学发展以及与国民经济之间的重要关系，提出在中国发展表面物理的倡议。这个报告得到与会科学家的赞赏。她的倡议得到国家科委和高教部的支持，返校后，她立即着手筹建以表面物理为研究重点的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在短时间内，在原有物理系和核科学系的基础上建立了8个研究室。

1978年9月，谢希德又拟订计划，组织两个系列的学术报告讨论会，一是表面物理，系统讲述表面物理的基础内容和发展前景；二是固体能带理论。她安排好报告人并开列参考文献供报告人准备之用。7个多月，她带病亲自组织报告30多次。在此基础上还举办了全国性的表面物理讨论班。

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委托复旦大学物理系和现代物理研究所举办的固体理论讨论班，1979年3月在复旦举行，由副校长兼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谢希德主持并亲自作几个学术报告，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84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170多位代表参加了讨论班，主题是“群论”和“固体能带理论”，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收到很好的效果。

1982年，美国物理学家、199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W.科恩（Kohn）来华讲学，回国后评论说：“谢希德教授作了明智的选择，在复旦大学开展表面物理研究”。多年的努力和在国家科委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现代物理研究所的表面物理实验室于1990年经国家计委组织专家评审，被确定为国家应用表面物理开放实验室。在谢希德指导和王迅的努力下，该实验室在化合物半导体GaAs和InP的极性表面结构和电子态，表面界面结构，Si/Ge超晶格的生长机制和红外探测器件、多孔硅发蓝色光、蓝色激光材料研制，锗量子点的生长和研究，磁性物质超晶格等方面取得出色成果。

由于她与同事们坚持不懈的努力，1985年、1987年、1990年和1997年，谢希德和张开明、叶令及蒋平等共取得4项科研成果。这就是“半导体表面电子态理论与实验之一”、“镍硅化合物和硅界面理论研究”、“金属在半导体表面吸附及金属与半导体界面电子特性研究”和“量子器件与异质结构电子性质的理论研究”，分别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在指导研究生方面，据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以来，已培养了博士15名，硕士10多名。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她是1997年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的获得者之一。

80年代初，美国著名科学家，两次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J.巴丁（Bardeen）率团访华。他回国后称赞说：“在中国科学界中，谢希德教授是属于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

由于谢希德的科研成就和国际学术交流方面的卓越贡献，使她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赞誉，享有崇高的声望。她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1978～1991），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院士）、两度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1981年和1992年）。美、英、日、加、香港地区的13所大学分别授予她名誉科学博士、名誉工学博士和人文科学博士1987年6月接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Alabany分校授予名誉博士时，《今日美国》报社记者采访她，称她为“中国的哈佛大学校长”。1986年她被选为美国物理学会的名誉会员（Fellow）。1988年她又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0年被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外国院士。《表面科学》等6种国际学术杂志请她担任顾问和编委。她也是国际纯粹和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半导体委员会委员（1987～1993），先后担任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的顾问和程序委员会委员，1990年当选为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十一届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主席。会议于1992年8月召开，中外专家500余人出席这届大会，报送的论文达900多篇。这是第一次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召开的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这次会议为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界提供了一个直接接触国际科技前沿领域的良机，对中国半导体学科的发展以及青年人才的培养，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谢希德在与国际科技界友好往来和学术交流中，显示了特有的智慧和才干，为振兴中华、建设祖国作出了重大贡献。自1983 年起她每年都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的三月会议，回来后必向物理系师生作介绍，并撰文讲述当年物理学前沿的重要发展。她多次应邀出国参加各种会议，作有关半导体物理、表面物理学术报告外，还作有关中国科学、教育、妇女、人口和环境等方面的报告，足迹遍及美、英、法、德、意、日、俄、波兰、匈牙利、希腊、泰国、委内瑞拉等国。

谢希德是中国半导体物理学和表面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成就卓著，深受学术界、教育界的尊敬。1991年3月19日欣逢她七十大寿，又值她在复旦大学执教40年。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联名发来贺电。国际著名的3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和A.萨拉姆（Aalam）分别发来贺电。国家教委也致电祝贺。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冯端寄来热情洋溢的贺信。国内外知名学者撰写了26篇学术论文，汇编成《表面物理学及有关课题》文集，以热烈和由衷的庆贺，由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出版。

（从倒数第9段开始是回答你问题的最佳答案，其他资料给你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虽然老百姓各种主要商品消费有升级的趋势，但是因为住房支出快速增长，达到了10.8%的增速，并且是特别额增长最多的支出，而其他各种主要消费支出增速都不到7%。所以会让人的获得感降低，从而产生“消费降级”的感觉。

文章来源：深圳宁南山

最近，不管是从宏观层面的各种新闻，还是从身边的感觉来看，都比较一致地认为，当前经济形势感觉不太好，经济总体在下行。当然这个下行，仅仅是指增速。

我自己有不少群，里面基本是深圳中产，从直观感觉上来看，讨论贷款，房产等的热度都降了不少。

从数据上来看，第三季度经济增速下降到6.5%，达到了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较低值，9年前的2009年排名前列季度经济增速为6.4%，现在的经济增速差不多是金融危机时候的水平了，我们看第四季度表现会怎么样，当然了，我们也要注意到，虽然增速已经和2009年的低谷差不多，但是现在的中国，比起2009年体量已经是两倍多了。

内忧与外患

外患就不用说了，这个中美Trade war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目前看不到问题解决的前景，因此要做好后续征税范围和强度不断扩大的准备。

前面的7月6日，8月23日，9月24日三个不断升级的关税时间节点之后，下一个时间节点就是2019年1月1日，2000亿美元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税率从10%增加到25%。

因此在11月和12月，这2000亿美元对应的商品，中国公司还会大规模的对美国出口，目的是为了避免25%的高关税。

而在1月1日之后，这2000亿美元加上之前已经生效的500亿美元，总计就是2500亿美元征收25%关税了，那么就是50%的中国对美国出口成本上升了四分之一，因此中国对美国出口预计将会出现下降。

另外一个影响是美股下跌带来的市场信心问题，如果美国经济出现下行，作为中国较大出口市场的美国市场需求疲软，那么相当于对中国出口又施加了一次类似于加增关税的负面影响。

而再看我们内部，由于消费目前已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而现在我们较大的麻烦是，这个核心现在出了点问题。

2018年前三季度我国的经济增长，消费贡献了78%，投资贡献了31.8%，净出口由于顺差有所缩小，前三季度贸易顺差缩小28.3％至1.44万亿元。因此贡献是负值-9.8%，拖累了经济发展。

换句话说，前三季度我国6.7%的增速里面，消费贡献了5.23个百分点，投资贡献了2.13个百分点，进出口贡献了负的0.657个百分点。

理论上说，如果我国今年在进出口方面能够保持平稳，顺差变动不为负值的话，那么我国经济增速可以达到7%以上。

作为最为核心的消费，1-9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2万亿元，同比增长9.3%；其中9月当月同比增长9.2%，增速较8月加快0.2个百分点，让人稍微心安，没有继续向下跌破9%的增速关口。

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长期保持在10%以上，今年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向下“突破”了10%的关口，这个事件可以说具有非常大的意义，我国政府的很多行为，可以说都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有关。

我国在2014年的时候，社消增速（名义值，下同）为12%；2015年社消增速下降为10.7%；2016年社消增速下降为10.4%；2017年社消增速下降为10.2%；2018年1-9月社消增速下降为9.3%。

对于一个居民收入还在不断增长的大国来说，增速平台四年间从12%下落到了9%，这个核心数据的下降可以说过于快了，尤其是今年，一年的时间增速下滑了0.9个百分点，而从2015-2017年增速虽然也在下滑，但是两年时间下滑为0.7个百分点。也就是今年以来社消增速下降的加速度还在加快，这不是正常的信号。

特别是今年5月份，社消增速在该月更是降到了8.5%的谷底，一举下降到了8%这个平台，加上贸易战带来的外部压力，影响市场信心，内部+外部同时出现困难和压力，这并不是好事情。

到底是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

消费降级这个说法，从今年5月份开始火起来了，因为一篇叫做“这一届年轻人开始消费降级了”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而这篇文章出现并且成为爆款的今年五月份，恰好是今年以来社消增速的较低点，这是巧合吗？我们可以说是巧合，但是此文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也是需要注意的。

消费是升级还是降级，其实从数据上来看，并没有那么复杂，我们知道一些事实，就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排名前列个事实：2018年1-9月，不含汽车类商品的零售总额增速是在逐季提高的。

我们扣除掉汽车类商品的话，社消零售总额增速第二季度比排名前列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第三季度比第二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

我国今年社消零售总额增速出现了平台级别的下滑（下降一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为前三季度汽车类商品销售额同比仅增长0.2%，而去年同期增速为高达6.2%，可以说汽车的销售额决定了我国社消增速数据，进而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总体增速。

而且这个作为我国消费风向标的汽车销售数据，呈现逐月下滑不断增快的趋势，我国汽车销售额，注意是金额，4月份还是增长3.5%，从五月份开始，出现了连续的下滑，注意不是增速下降，就是特别销售额下降，5月份为-1%，6月份-7.0%，7月份-2.0%，8月-3.2%，9月更是-7.1%，从5月-9月，连续五个月呈现汽车销售额下降的态势。而且从目前各方面的情况来看，10月-12月肯定也会下滑。

第二个事实：房价猛涨导致中国居民的借钱规模上升了一个平台级别。

那么为什么汽车消费出现了下滑呢？

我们肯定首先想到的汽车购置税优惠取消，从2018年1月1日开始，汽车购置税恢复到10%的水平，而2017年是7.5%，但是这个显然并没有太大说服力，成本的变化确实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但仅仅是2.5%的价格变化，不足以让汽车市场发生这么大的改变。

实际上2017年1月1日，汽车购置税也是从2016年的5%上调到了7.5%，也是上调了同样的2.5个百分点，去年汽车销售额增速依然达到6.2%。

我国一年卖出2000多万辆汽车，即使按照10万元的平均价格计算，总共两万多亿元的市场，2.5%的价格变化，仅仅是新增几百亿的成本而已。

真正值得怀疑的，是是房价上涨带来的居民消费能力弱化，因为汽车是居民购买的仅次于住房的大宗商品，也可以说是单价最为昂贵的消费品。

而房价上涨带来的中国居民负债水平上升，较先影响到的就是最贵的商品消费，那就是汽车。

2015年开始的中国房地产过热，对中国居民的家庭收支情况带来了非常显著的变化。

中国老百姓财富，从双增长变成了2016年及以后的单增长。什么是双增长？中国老百姓的财富其实主要就是两大部分，住房和现金（不只是手里的现金，还包括存款之类）。

在2015年及以前，中国住户不仅有房价上涨带来的财富增加，也享受着不断累积增加的现金财富，因此是住房+现金的双增加。

经过了2015年开始的房价猛涨，到了2016年和2017年，中国居民财富状况出现了逆转性的变化。

为了更直白的显示，中国老百姓在过去的几年钱的流向，制作下图：

我们从上表可以清楚的看出来，从2015年开始，中国老百姓的新增借债在爆发式上升，这些钱可是要加上利息之后偿还的，因此必然会挤占消费增长的空间。

而且从2016年开始，出现了新增贷款总额大于新增银行存款的情况。

到了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住户贷款增加5.69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85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83万亿元。而中国住户存款增加5.64万亿元。

依然是新增贷款>新增存款的态势。

当然了，我们必须要注意，上表中的新增银行存款虽然是中国老百姓现金的最主要部分，但中国老百姓并不总是把钱存在银行，其他还有股市和基金等。

比如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居民热门储蓄方式的货币基金，以余额宝为例，2017年1月1日余额为8083亿元，2017年12月31日余额为1.58万亿元，一年时间增加7700亿元，另外就是腾讯的理财通，不过规模小得多，虽然2014年就上线了，但是一直到2017年末，基金管理规模也才3300亿元。

也就是余额宝+理财通两大巨擘，2017年一年也新吸收了8000多亿居民的现金，虽然不能和新增银行存款4.6万亿比较，但是也很可观了。

但是不管是老百姓存到银行的4.6万亿，还是存到余额宝+理财通的8000多亿，跟这一年中国老百姓超过7.13万亿元的新增贷款比起来，都大大相形见绌了。

简单的说，就是中国居民每年新增的贷款，从2013-2014年的3万亿这个平台，到2016年一举跃上了每年新增6万亿元以上，到2017年一举跃上了每年新增7万亿元的平台，而2018年前9个月也已经达到了5.68万亿元，全年继续保持在7万亿元的高位没啥问题。

而这些迅猛增加的贷款，主要是流向了房子。相对于汽车购置税带来几百亿的成本变化，这几万亿的成本才是真正的大头。

换句话说，中国老百姓因为房价猛涨，相比2015年以前，每年多借了三四万亿元的贷款用来购房，而令人悲哀的是，尽管多支付了这么多钱，我国居民买到的房子居住品质并没有明显提升，甚至可以说变得更差，更差的标志之一就是大城市新购房者的购买户型面积在向下移动，生活空间更加狭小。

我身边这样的例子并不少，三年前没有下定决心买房，这几年尽管省吃俭用又存了些钱，买到的房子还不如三年前看中的那套。

中央显然是意识到了问题，2018年7月31日，中国中央政治局开会，出现了“下决心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坚持因城施策，促进供求平衡，合理引导预期，整治市场秩序，坚决遏制房价上涨”这句话。我当时感觉终于意识到问题开始纠偏了，因为终于认识到房地产市场确实存在问题了。

8月4日，我按照原定的发稿计划发了“中产阶级不满意”一文，迅速成为热文，这篇文章其实之前就已经开始写了，只是没想到那个星期刚好政策开始纠偏转向。

不过让我惊讶的是，网上居然还是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觉得房价还不够高？

第三个事实：房地产和汽车产业，汽车对中国到底有多重要

汽车产业是我国产业升级的核心主战场。

根据财联社8月9日的消息，贵州省统计局发现今年上半年，贵州省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仅仅增长6.3%，低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4.9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4.4个百分点。

而且进一步的数据显示，自今年2月起到5月，该省限额以上汽车零售额增速呈逐月回落态势。为了解贵州省汽车零售市场出现上述变化的原因，贵州省统计局专门组织调研组，实地走访了贵阳、遵义等重点地区的重点零售企业，调查发现：房价上涨，是导致该省汽车销量下滑的主要因素之一。

汽车产业到底有多重要？

10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美国已经与加拿大、墨西哥达成了一项新的贸易协议——《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以取代原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在美国官方发布的USMCA Statements and Fact Sheets有四个，分别是综述，制造业，农业，农业市场准入及乳制品。

我对其中制造业的部分非常好奇，于是仔细阅读了全文，发现这个关于制造业的部分，讲的几乎全部都是汽车产业，

UNITEDSTATES–MEXICO–CANADA TRADE FACT SHEET Rebalancing Trade to Support Manufacturing

链接如下：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fact-sheets/2018/october/united-states%E2%80%93mexico%E2%80%93canada-trade-fa-0

而对汽车产业，规定75%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必须在北美制造，并且规定要求40-45％的汽车和零部件由每小时薪水至少16美元的工人制作。

美加墨贸易协定制造业的部分，汽车成了特别的主角，这背后的原因并不奇怪，作为美国产业先进核心的ICT信息产业，雇佣能力并不强，不管是美国电子品牌例如惠普，苹果，戴尔等的设计研发，还是美国各大软件公司程序员，制造业的岗位并不多，可以为社会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电子硬件制造，转移到了中国和其他亚洲地区。

这里所说的硬件制造，不只是富士康，昌硕，伟创力这样的代工厂，也指各种电子产品零部件，比如摄像头，显示面板，金属壳，PCB板，被动元件，FPC等等。

看苹果的2018年200大供应商就知道，778家工厂里面，美国本土只剩下57家，基本以半导体等制造工厂为主。

无怪乎富士康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建立工厂，特朗普亲自到场参加奠基，夸郭台铭是全球最伟大的商人。因为美国人内心非常渴望重振美国的电子制造业。但是说实话，这方面和中国竞争，很难。

在电子产业为美国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的情况下，作为雇佣大户的汽车产业就对美国制造业可以说至关重要了，不只是汽车的整车制造厂，也包括汽车的各种零部件制造厂。

以比亚迪为例，其在美国加州兰卡斯特的工厂规模并不大，年设计产能为1500辆，实际产量远不到这个值，但是到2017年底，按照比亚迪自己的说法，他们已经在当地雇佣了超过800名员工，当地的犯罪率甚至因此而下降，可见汽车工厂对就业的带动能力。

而汽车这个产业升级的主战场，我国恰好是在汽车产业方面进展较为缓慢，我国自主品牌汽车的国内市场份额，从2010年的45.6%，到2017年的43.9%，总体居然还处于下滑的状态。这还是SUV市场爆发的结果，国产品牌在SUV领域表现还可以。

更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8月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为38.2%，又一次跌破了40%的关口。

如果单看轿车，我国国产品牌的市场占有率更是出现大幅下滑，2010年还有30.89%，到2017年只有19.87%了。

目前在处于自主品牌淘汰期的我国汽车工业，上汽和吉利两大自主核心主力，从9月份的数据来看，即使是作为自主龙头的吉利，销量增速也仅有14%了，而1-9月却是高达37%的高增速，增速出现了大幅下滑。

另外一个自主主力上汽乘用车，9月售出新车5.2万辆，同比仅仅增长4%。而1-9月上汽乘用车累计销量达50.9万辆，同比增长40.9%，增速也出现了大幅下滑。

虽然说是自主的龙头企业，但是和国际巨头比还非常弱小，目前全球汽车品牌龙头企业，是1000万辆的年销量，以较大的自主品牌吉利为例，销量只有全球销量王大众或者丰田的15%不到，赶超之路还很远。

对比下消费电子产品，这个差距就小得多，联想在笔记本销量长期盘踞世界排名前列，华为小米等企业智能手机销量都纷纷过亿台，2018年Q2，华为智能手机全球销量甚至已经达到了全球销量较高的三星75%的高位。

因此我国汽车产业，一个是本身和世界先进品牌差距就大， 一个是升级趋势动力还不强劲，现在还处于整合阶段，自主品牌份额长期得不到提高，甚至出现下降。

房地产过热，影响了居民消费力，同时带来汽车销售寒冬，对我国产业升级的最主力战场势必会造成很大影响，还是那句话，市场是商业公司力量的源泉，这个源泉出现枯竭，会极大影响企业的发展。

中国汽车品牌，做到欧美日品牌同一水平，可以说是中国复兴的标志之一，本来发展就艰难而缓慢，如今又受到消费减弱的影响，可以说非常让人遗憾。如果汽车产业超不过美国，我很怀疑我国如何在整体上拥有超过美国的国力。

第四个事实：加快速度，用5000亿元为中国居民补血，但是还是不够

非常显然，严厉遏制房价上涨，同时通过各种手段为中国居民补血，对冲房价猛涨带来的这几年中国国民借钱急剧增多带来的负面影响。

其中体会最为明显的，就是今年以来个税改革执行速度有所加快，2018年8月31日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到10月1日就开始执行5000元起征点了，而不是再等两个月到2019年1月1日正式生效才开始执行。

8月31日，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在回答关于个税起征点的问题时，说出了两个数据：

1：仅以起征点从每月3500元提高到每月5000元这一项因素来测算，修法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例将由现在的44%降至15%。

2：起征点提高到每月5000元，从总体上来讲，我们的税收一年大致要减3200亿。

副部长说的3200亿，显然是以2017年的数据计算的，2016年我国个税收入10089亿元,同比增长17.1%，2017年全国个税收入11966亿元,同比增长18.6%，按照过去两年个税18%左右的增速，今年个税收入估计会超过14000亿元，按照同等比例估算，光是起征点上升到5000元，今年减税就可以达到3700-3800亿元。

实际上减税并不只有这些，还有六个项目的专项扣除，个人继续教育，子女教育费用，赡养老人，租房，首套房贷，大病。这六个项目中，房租和房贷是二选一的关系，而且扣除差不多，房贷按照1000元每月免税额，房租按照800-1200元每月免税额，中值也是1000元。

由于房租和房贷是二选一，所以实际上是五项扣除，这五项里面大病和个人继续受教育两项的情况很少，95%以上的人都不会有这样这两项，所以其实对95%的中国人来讲，专项扣除主要是三项：

住房支出1000元每月，子女教育1000元每月和赡养老人2000元每月。这三项主要项目里面，有两项是30岁以下年轻人涉及不多的：

1：赡养老人限定了是60岁以上，所以30岁以下年轻人一般不能免除。

2：子女教育这个30岁以下年轻人也涉及不多，毕竟小孩上学（学前教育）要3岁以后了，除非你二十五六岁就结婚并且生孩子。

可以说这个专项扣除对“上有老，下有小，还房贷或者租房住”的30岁以上中年人受益较大。他们绝大多数人起征点达到了9000元每月（5000元+赡养老人2000元+房贷1000元+1个小孩上学1000元）。

所以你看到各种官方媒体上计算专项扣除的时候，肯定都是拿这个群体来进行计算，比如央视财经在计算专项扣除免税的时候，是这样计算的：

北京的小明每个月到手工资2万元，个税修订前，按照3500元起征，每个月纳税3120元；起征点上调到5000元，每个月纳税下降到1590元；考虑专项扣除（1个小孩1000元，北京租房1200元，赡养老人2000元，继续读在职研究生400元）后，起征点变成了9600元，每个月纳税为830元，总共降低73.4%。

在央视财经的这个例子里面，虽然没有直说，但是小明就是个小孩3岁以上，并且老人年龄大于60岁的30岁以上人士。

当然，30岁以下的年轻人，虽然很少有小孩和老人两个扣除项，但是起征点也同样达到了6000元以上（5000元+1000元房租或者房贷），大部分人都不会缴纳个税了。

所以总的来看，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减税大约3700-3800亿元，加上各种专项扣除的话，一年减税应该在5000亿元以上，这个真的算是大红包了。

有的公司工资发的比较早，10月份的工资现在已经发了，有个兄弟就直接说，这个月到手多了一千多元，一年算下来，相当于得了一个1.5万元以上的大红包。他是个年龄已经超过35岁的大龄单身汉，因此后面还可以抵扣老人赡养个税。然而跟每年7万亿的新增居民贷款比起来，这个幅度虽然能够让人感受到惊喜，但是还是不够。

最近三个月的几件大事，可以说是看中央政府对待经济发展几个举措：

1：一个会议：7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该会议是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明确的提出“下决心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坚决遏制房价上涨”。这是遏制居民的现金继续流向房地产，阻止居民继续大规模借债，以稳定消费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