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转一响

       谁还记得“三转一响”为何物吗？

       听说周村有个“三转一响”的博物馆，是私人所有，但向公众开放。里面的藏品，每一件都有一段故事，让人感慨万千——现在不少喜欢收藏的朋友，自己出资，出时间和精力，做博物收藏的工作，比方说四川的纪念汶川地震的建川博物馆，很有意义，善莫大焉——有朋友最近去参观周村这家博物馆，回来后跟我聊起这个话题，把我的思绪也拉回了那个值得回味的年代。

       所谓“三转一响，”就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家庭能够配置的高档用品，甚至可以说是奢侈品。年轻人搞对象，对方——男方——的年龄、个头、长相、文化水平、工作、家庭成员等情况固然很重要，但真正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家里必须给买上“三转一响，”这才能让女方满意，才能和你扯证入洞房哩。

       所谓 “三转”指的是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或者钟表：座钟挂钟都可以）；“一响”指的是收音机（电视机就更牛啦）。这些东西，如果在结婚的时候当做彩礼，是要披红挂彩的，比新郎官还神气呢。

       和那个年代相比，现在年轻人天天都躺在蜜罐子里，不晓得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一个家里有了“转”和“响”之后，家庭氛围是多么的快乐。

       小时候我家很穷，父亲早逝，母亲拉扯着我们兄弟姊妹六个，很不容易。土里刨食挣工分，一个女人家辛辛苦苦，当牛做马也不如一个男劳力干活多，但她还是咬牙硬撑着。改革开放之初，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可以做点小生意来补贴生活支出，供孩子们吃饭穿衣和上学。我们村子属于城郊，地理位置比较优越，接受新思想也比较快捷。在城里孝妇河（那是小清河支流，淄川人民的母亲河，但一段时间以来，不重视河流生态保护，所以呈干枯状态）桥下，有人用几块石头，上面搭上块水泥板子，做成一个小摊儿，摆放上自己加工的裤子售卖，生意很好。我们村的村民们也学会了这个，纷纷加入了卖裤子的队伍当中。我记得，母亲推着小独轮车，天天去桥下卖裤子。我不上学的时候，还跟着去过几回，也怯生生的吆喝过“来看看，这裤子质量可好”呢。

       裤子的来源，是从外地买来布料后，自己在家里裁剪加工，经过锁边、缝纫、熨烫等工序后再变成成品裤子。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生产设备是缝纫机。（包括锁边机。通常是锁边的不缝纫，缝纫的不锁边，想同时拥有缝纫机和锁边机，成本太高）当时买东西刚刚摆脱了用票，紧俏物资难买。我家还是托亲戚购才买来一台“蜜蜂”牌（后来又换了“蝴蝶”）——名牌产品，质量过硬，杠杠滴——的缝纫机，母亲和姐姐负责缝纫，我则在最后一道工序熨烫的时候搭把手，有时候也跑到邻居有锁边机的家去锁边。每天从早到晚，“小蜜蜂”“嗡嗡嗡”的响个不停。这一“转”，把家庭转出了困境，也转来了我们的一日三餐和学费。

       慢慢的，整个村子，几乎家家都做起了这门生意，我们村成了人们眼中的“服装专业村。”后来建成的闻名全国的“淄川服装城，”位列全国十大专业批发市场之一，其中，我们村的人，起到了打基础，充主力的作用。那个日子里，户户传出的“嗡嗡”声，就是一首时代变革的协奏曲，它是那么的充满希望和力量。协奏曲的奏响，改善了百姓的生活，“万元户”纷纷冒头，思想解放了，精神振奋起来了。不客气的说，这一“转，”转出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春天。

       作为养家糊口的需要，我们是把缝纫机作为改变命运的工具来使用，而那时的家庭，添置了缝纫机之后，即便不用来做生意，自己动手做衣服也是很方便。所以，缝纫机这一“转，”就成为了生活必需品的存在。

       至于自行车和手表，在那个年代也是身份的象征。我学会骑自行车这门技术，还是蹭的发小的光。征得大人同意之后，把车子推到比较空旷、平坦的场院（农村用来打场晒粮的地方，农闲时候空着）里去练习。发小他爹当干部，做服装生意规模也比较大，家里有两辆自行车呢。有看过于谦主演的《老师好》这部电影的，就可以了解到当时自行车的模样。大骨架，上车需要把腿高高抬起，“翩（找不到合适的字，姑且用“翩”字代替这个动作，读“pian”，去声）”上去。我们年小个头小，腿短，“翩”不上去，只好从梁架中三角形的窟窿里把右腿伸过去，斜楞着身子，身体随着脚蹬子的运行而一上一下。姿势虽然奇怪，可我们乐此不疲。有时候失去了平衡，摔上一跤，心里也快快活活的呢。不像后来，有了二八女式的小巧玲珑，可以从前面把腿绕上去，然后出现了山地车、变速车、赛车等种种新花样。而现在自行车已经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改成式样新颖的共享单车和电动车了。可在当时，自行车属于“大件。”于谦那辆自行车，是作为优秀教师的奖品授予的，现在不稀罕了，可于谦骑上“招摇过市，”到学校里那么一摆一放，甭提多有面子呢。

       手表嘛，一般人戴不起。可孩子们个个都有“手表，”您猜是咋回事？撸起袖口，在手腕上用钢笔或者圆珠笔给画上的。一个圆圈，十二个钟点，一根时针一根分针（秒针可以不画），然后一个环绕手腕的线就是表链子。小朋友戴这种“手表”都很高兴，能戴真手表的，脸上什么表情，可想而知了吧。

       至于一“响，”更是那个年代大伙儿娱乐活动的主力军。家里的收音机，一开始是体积比较大的那种（后来才出现了半导体，随身听），一本正经蹲在桌子上，颇有点“睥睨群雄”的意味。它被民间俗称为“戏匣子。”除了听新闻，最吸引人的是听评书。实事求是的说，那时候的评书演播家水平是真高。一边讲述故事情节，一边展开议论，口齿清楚，信马由缰，信息量大，跌宕起伏，悬念多，趣味强（不像现在，只是“播讲”，字正腔圆念稿子，毫无生动可言）。虽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但就是能让人身临其境。我那时候，想听评书，可家里没收音机啊，只好一到时间，就跑到邻居三哥家的窗户底下，一站就是半个钟头。三哥三嫂也知道我在那里蹭听，招呼我进屋呢，我还不好意思。所以他们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得比较大，好让我能听清楚。记得当时比较著名的书，有刘兰芳说的《岳飞传》、《杨家将》，袁阔成说的《三国演义》，单田芳说的《大明英烈》、《三侠五义》等等，精彩纷呈棒极了。“上文书说到”的声音一响起，顿时万人空巷。后来有人分析：听评书的时间段里，除了评书的声音，千村万落安安静静，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狗也不叫唤，连小偷都不上班了。当时社会治安好的原因，“戏匣子”和评书联播，功不可没呢。

       之后，电视机登上了舞台，也是极少数家庭先有的。正好赶上香港拍摄的83版《射雕英雄传》在内地上映。小伙伴们约一块儿，到有电视机的人家去看。屋里坐不下，干脆就在院里开场：“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山比它高——嘿！哈！”小板凳自带，乌压压一个小院子坐的满满当当，就跟集体看电影那样，荧幕前全是人头。那时候的人真是淳朴，主人不嫌麻烦，也不跟人要电钱。或许，是小小的虚荣心起到了些作用吧，反正还有茶水伺候呢。

       再后来，还又出现了“三金一木”，结婚要金银首饰，小木兰摩托车。中间又经过发展，一直到现在，据说成了一套房，一辆车，一百万啥的。（具体情况各有不同）不是人们要求高了，而是生活水平高了，水涨了，船当然也就高了呗。

       有年轻的朋友对此可能不屑：你们这帮喜欢回忆的人，老掉牙了呗。没错，人上了年纪，喜欢回忆过去，这是规律。再说了，年轻人才活了多少天？想回忆也没素材不是？不过，回忆不是活在过去拔不出来，它的意义在于：第一，这是一种“继往”的情怀，是热爱生活的表现。热爱的，不光是流走的时光，更是一个年代，独具个性和特色的优秀传统和品质。好的东西无论在什么时间，质量都是“杠杠滴，”需要我们认真的继承，特别在物欲横流的浮躁风气中，尤其珍贵；第二，这是一种“开来”的精神。我们今天已经过上了老一辈人梦寐以求的“小康”生活，但这个小康，不是喊一嗓子，扎一猛子，使一把子蛮力气就能实现，那是一代代人接力，一滴汗水摔八瓣干出来的。听一听过去的老物件给我们讲述的故事，想想艰苦奋斗的日子，知道我们是从哪儿来的，更能够不忘初心，向往和建设明天更加美好的生活。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志的名言里提到了“背叛，”似乎说的严重了点。但想想“三转一响，”回味一下那些艰苦和温馨，这话其中的道理，并不难明白。

       对了，还得缀上一句。有哥们提醒我：别忘了，还有一“咔嚓”哩。

       是的，您猜对了，这玩意叫做照相机。要是在“三转一响”的基础上，再有个“傻瓜，”就更洋洋得意啦。

                                                                                     2021 • 9 • 29

戏匣子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大概是七八年吧，父亲买回了一台收音机，我们称之为戏匣子，或者叫半导体。因为母亲非常愿听河北梆子啊，评剧啊这些戏曲，而我们是听不懂这些拿腔做调的唱词的，加上小孩子们都坐不住，所以当时这收音机对我们小孩子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收音机那时绝对是家里的大件儿，小孩子是不被允许乱碰的的，好在那时对母亲听戏也没兴趣，所以比较听话，不怎么动这戏匣子的。

三十多年前的每天中午，孩子都在放学的路上匆匆往家跑。学校中午十二点下课，再淘气的孩子都是踩着下课的铃声跑出教室，无心在学校逗留，因为刘兰芳的评书十二点半开始，十二点半整，一定要准时守候在戏匣子旁边。是怕是课堂上犯了什么错，或是今天的作业完成的不好，考试错得最多，让老师留下抄写改错，那这《岳飞传》可就听不上了，这可是最让小孩子懊恼的，怕是一下午要撅着小嘴不给老师好脸子看了。

当戏匣子中传出人民广播电台女播音员那扁平的声音：“听众朋友们，下面继续播出，长篇历史评书《岳飞传》……”，这才算是喘出一口气，也不叫累，不叫饿，会静静地坐下来听这吸引人的评书连播。好多的内容记不清了，但几个主要人物的形象却是深深地印在脑海中的，特别是没鼻子军师哈米蚩，他一出场，那一口囊鼻儿口音，顿时就让我们捧腹大笑，一下子记住了他阴险狡诈的形象。直到现在，我一听到鼻子堵塞的说话声，马上会联想到那个一千年前的金国军师哈米蚩。

如果这个中午你没听岳飞传，到学校你都不好意思开口，人家讲何元庆，陆文龙，马前张保，马后王横的时候，你只能眼巴巴的在旁边听着，插不上嘴，天空都觉得是灰暗的。但并非家家有戏匣子，并非人人每天中午都能听上《岳飞传》，所以总是有人要觉得天是灰暗的。

当时我在公社中学读高中，公社离我们村五里半地，我们是每天早晨去，中午回，吃过中午饭，再去，下午再回，每天要走十多公里的路，当然了，这里是平原，都是平路非常好走，一路是连跑带颠，这点路对农村的小孩子根本不算事，可不象现在，人们稍要走一段路就喊累啊远啊的。

每天听《岳飞传》时，我家的小院里，戏匣子放在小饭桌上，周围要坐着十多个人，其中我的小伙伴有七八个，也不吵了，也不闹了，比在课堂上还要安静，如有那个不老实了搞出了动静，都会引来人们的白眼，这是公愤呀，所以再调皮淘气的这会也要老老实实地，如此想来，这是多大的吸引力啊！

不夸张地说，刘兰芳用她的才气、热情和有张力磁性的声音，把中国评书推到了一个时代的巅峰，她用慷慨激昂的声音，浇灌出了一个令人沉醉的精神花园。可不象现在的媒体节目，没有包装、没有推介、没有广告，这种追捧算得上是空前绝后了。那时小，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如此受追捧，现在想来，应该是文革结束后，文艺的宣传开放还没有跟上时代的节奏，除了老一批的抗日和解放战争的电影外，就是四大样板戏，人们已经精神疲劳了，所以这《岳飞传》如一场精神甘霖，适时地浇灌在百姓的心田，给当时的人们带去了巨大的精神享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啊！

慢慢地，喜欢上了这戏匣子，也给鼓捣的开始时不常的出点小毛病了，信号不好了，就会抠开后盖，将线圈上的天线挪来挪去，以寻找最好的收听效果，对这戏匣子的内部构造有了简单的了解了呢。

这戏匣子用是二节一号大电池，听的人多了，听的时间也长了，自然会很费电池，经常花钱更换电池快成了家里的负担了，但好在父亲明事理，从不为这事难为我们，到是哥哥会管着我们一群小家伙。后来，哥哥还琢磨出了延长这电池使用寿命的办法，他用铁钉子在电池底部的锌片上两个眼，将盐水灌进去，用胰子堵上眼，别说，还真有效，电量就会增加，使用寿命就会增长，电量不足了，还会再打两个眼，再如此炮制，直到这电池的底部是无地可打眼了，这电池才算真正的报废的。

后来考学离开家，听戏匣子的机会少了，慢慢地，各种文化传媒多了起来，接触戏匣子更少了。在我印象里，这《岳飞传》是最深刻的一部评书，其它的却没有印象了，直至今天 ，我仍然很少听评书，偶尔开车会打开收音机，听一段，也是有心无心，连讲的什么内容都不知道。

怀念那戏匣子，怀念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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