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诺思在经济学上有哪些成就？

1920年，道格拉斯?诺思出生在美国麻省剑桥市。

诺思的小学及中学教育不断被转学打断。他先在渥太华读小学和中学。1933年全家迁回美国时，他又进了纽约的私立学校，然后是长岛，然后在康涅狄克，最后在华林福城的朝特学校完成了高中教育。这时他的爱好是照相，并且在一次大学和高中学生的国际竞赛中赢得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七名奖。

诺思考上了哈佛大学，但由于他父亲被聘为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西海岸分公司的领导，而举家迁往旧金山。诺思受其影响转而进了伯克莱的加州大学。在那里，他成为一名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参加许多学生活动。他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他反对希特勒侵略苏联。

在加州大学，他主修三门课：政治科学、哲学和经济学。他的成绩平平，平均“C”以上。战争期间，他得到了三年安心读书的机会，并且在读书的过程中产生了做一名经济学家的愿望。

在经济史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诺思认识了所罗门?法布利堪，那时他是国民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主任，在1956—1957年，他作为一名副研究员在该所度过一年。诺思说：“在我的一生中那是极重要的一年。我不仅熟悉了来往于该所的大多数主要经济学家，而且每星期有一天在巴尔的西蒙?库兹涅茨一起，所做的工作导致我对美国自1790年至1860年的支付平衡的早期主要定量进行研究。”

1966—1967年，诺思去日内瓦作研究员时，他主要研究美国经济史中的问题。《1790至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是此项研究的成果，也是诺思出版的第一本书。

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的结构和变革》中他放弃了制度有效的观念，并且尝试解释“无效的”规则为何存在和继续。这联系到一个很简单而仍是新古典的国家理论，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家能产生不鼓励经济增长的规则。诺思对此仍不满意，并且开始寻找有志于发展政治经济模型的同事们。于是，1983年诺思离开了他待了33年的华盛顿，而迁往圣路易斯，那里有一群优秀的青年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们在尝试发展政治经济学的新模型。在那里诺思创设了政治经济学中心。

诺思在1990年出版了《制度，制度变革和经济成绩》。在那本书里他开始认真怀疑理性公设。“显然我们必须能解释为什么人民做出他们所做的选择，为什么共产主义或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能塑造人民做出的选择并且指导长时期经济发展道路。人们不深入挖掘认知科学，设法理解心灵得到学问和做出选择的方式，就无法了解意识形态。”从1990年起，他的研究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相信，了解人民如何做出选择，在什么条件下理性公设是一个有用工具，在不确定性和模糊的条件下个人如何做出选择是我们必须对付的基本问题，以便社会科学能向前进展。”

诺思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划时代贡献，得益于他在经济史学领域的深入研究。他吸收了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教授的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并将之运用于经济史的分析，从而一举获得了两个方面的显著成就：一方面使自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理论的杰出代表，另一方面使自己成为新经济史学派的执牛耳者。诺思及以其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的兴起使经济史学本身彻底改观，引发了经济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他的经济增长理论正是这场革命的一个突出成果。因此，探讨诺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必须从他在经济史学领域的研究入手。

早在1961年发表的《1790—1860年美国经济的增长》一书中，诺思就集中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因素。虽然当时他采用的还主要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方法，但他并没有去着力完善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型，而是另辟蹊径，大胆运用科斯的研究成果，力求以制度因素解释经济增长。在1968年10月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中，他对海洋运输成本进行了多方面的统计分析后发现，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安全和市场变得更完全，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因此发生变化的情形下，通过制度变迁也能促进生产率提高和实现经济增长。

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与兰斯?戴维斯合著)一书中，诺思成功地运用了产权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在该书中，他明确地指出了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不考虑制度因素的狭隘性，认为有必要冲破这种狭隘性去研究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诺思认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有相似性，即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是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关键的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前提下，行为主体才会推动直到最终实现制度变迁，反之则相反，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原则。他指出，在美国经济史上，金融业、商业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制度变迁都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

在这一阶段的研究里，诺思还只是比较笼统地看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没有深入到制度内部对制度结构进行更加精辟的分析，因此他的经济增长理论还只是一个雏形。诺思发表比较完整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以《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出版为标志的。

完整的诺思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产权为基本概念，以制度变迁为核心，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严密理论体系。这一完整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它的核心部分是用制度变迁的主要参数即产权制度来解释经济增长。

长期以来，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基本上都一致认为技术变革是近代西方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诺思异常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对经济增长的见解，这就是：“除非现行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即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而他认为，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才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而要保持经济组织的效率，就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并确立产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因此，诺思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命题是：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诺思的上述有关经济增长的见解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也招致了一些批评意见。诺思反思了自己的观点并对原来的论点了进一步的修改补充。诺思以产权为核心，给他的经济增长模式补充了以下内容。

首先，是关于国家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诺思认为，国家是产权的界定和实施单位，因而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力的基本正式规则(特别是有效的产权界定)是由国家或政府制定、变更或维持的，因此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其次，是关于意识形态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诺思指出，任何经济中的正式规则或产权都是由国家制定和维持的，可是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制度结构？为什么有的制度结构并不能为其社会成员提供有效的激励以有助于经济增长呢？答案在于社会成员或公众的“精神模式”，亦即看待问题的方式不同。而政府政策中反映的恰恰是深藏在公众的精神模式或理念中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差异必将引起公共政策的差异以及在劳动态度等价值观念上的广泛差异。所有这些必将构成经济增长当中最为困难，也最无从下手解决的精神制约。

值得一提的是，诺思在1992年出版的《交易费用、制度和经济绩效》一书中特别指出：任何经济的增长都是由该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组织以及它们中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他还指出：也许我们从来不会找到制约经济增长的“真实”源泉，但是我们越是在主要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意见，我们制定成功政策的可能性就越大。诺思以此给自己的经济增长理论插上了无尽探索的路标。

2015年11月23日，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逝世于密歇根州家中，享年95岁。这位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是新经济史学的先驱者，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并将现代数学工具引入对经济史的研究，创建计量历史学或新经济史学，而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一起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思的辞世是世界经济学界的一大损失，而中国的经济学界会特别怀念这位经济学大师。作为转型国家，中国对转型理论有着特别的需求。“转型”，意味着体制变革，其实质是制度变迁，而诺思的理论贡献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其制度变迁理论。

诺思的理论贡献

诺思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独树一帜。其突出贡献在于，他把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演化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纳入到经济史的研究中，由此形成和发展了新经济史学，尤其是其晚年转向演化经济学的制度分析，这是人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未能预见的。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他之所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他“通过应用经济学理论和定量方法对经济史进行新的研究，以解释经济与制度变迁”。皇家科学院认为，诺思的主要贡献是他“对欧美过去——并且联系到工业革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见解。他强调产权和制度的作用”。这里没有强调诺思到底用了什么经济学理论，但实际上强调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

传统经济史学的研究重在对经济现象和问题的阐述和分析，并不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方法。所谓新经济史学，据说其名称就是诺思首先提出的。新经济史学是分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把新古典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纳入到经济史研究中；第二个层次是把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纳入到经济史研究中；第三个层次是把演化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纳入到经济史研究中。

诺思与其他同仁一起，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创了第一个层次的新经济史学研究。他在七十年代开创了第二个层次的新经济史学研究，从其1973年出版《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经由1981年出版《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在1990年代初到达高峰，具体标志为1990年出版《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和1993年获得诺奖。

之后，诺思转向演化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研究，引领第三个层次的新经济史学研究。其方法论转向，从他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中题为《时间进程中的经济绩效》（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的演讲内容中可见端倪。在该演讲中，诺思勾勒了演化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纲领。这一演化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架构体现在其2005年出版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一书中，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种非常实质性扩展”，而其具体应用之高峰则为诺思、瓦利斯（John Joseph Wallis）和韦格斯特（Barry R. Weingast）2009年出版的《暴力与社会秩序》（Violence

and Socia l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一书。

诺思的思想遗产

1965年，诺思在题为《经济史的状况》（The State of Economic History）一文中指出，传统经济史学的主要缺陷在于未能利用现有的理论，而如果不利用现代经济理论（主要是指新古典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则不仅无法解释诸如“一国经济的兴衰”这类重大的问题，甚而连具体的经济史过程也说明不了。诺思在1966年出版的《美国历史上的增长与福利》（Growth and Welfare in the American Past: A New Economic History）一书中就采用这种新的经济史分析范式，这使他成为用新经济史学分析方法研究美国经济史的主要实践者。

1973年，诺思在就任美国经济学史学会会长时作了题为《超越新经济史》（Beyo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的演说。他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经济史学家来说有两大缺陷：一是其目的不在于解释长期的经济变化；二是即使试图做出解释，其解释也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此时，诺思的新经济史学观已经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经济史的阶段。

与上述逻辑一致，诺思在1971年与戴维斯（Lance Davis）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一书及1973年与托马斯（Robert Thomas）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采用了结合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分别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制度变迁进行了研究。中国学者对《西方世界的兴起》更为熟悉。该书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兴起这一课题进行探讨时采取了不同于1960年代的论述方法，而运用了交易成本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以及所有权理论，以克服单纯运用对经济史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法的不足，达到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统一。

诺思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中心论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激励，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诺思在此把制度视为经济绩效的决定性因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原因。诺思其实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释：相对价格的变化创造了一个建立更有效制度的激励。《西方世界的兴起》试图改变从某一偶然的技术革新中去寻找产业革命原因的偏见，而引导人们从现代所有权体系和社会制度漫长的孕育过程中去寻找经济增长的原因。

诺思自己在序言中认为，该书试图成为一本革命性的著作，但同时又确实是非常合乎传统的。其革命性在于：该书发展了一种复杂的分析框架用来考察和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个框架与标准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保持一致并互为补充。其传统性在于该书立基于许多前辈的开拓性研究。该书提供了一项解释性研究，一份扩展了的解释性梗概，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史。它提供的既不是标准经济史的详尽无遗的研究，也不是新经济史学(指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的第一层次新经济史学)的准确的经验性的验证。诺思的书涉及直至18世纪的欧洲经济发展。其结论是：到那时为止，所有权结构在尼德兰和英格兰也已发展，从而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必需的激励。这些激励包括鼓励创新和随后工业化所需要的种种诱因。产业革命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它是提高发展新技术并将新技术应用于生产过程的私人收益率的结果。国际竞争还带来了强大动力，促使其他国家改变它们各自的制度结构，以便为经济增长和产业革命的推广提供同样的动力。那些国家的成功是所有制重建的结果，而一些国家的失败，如在西方世界历史上的伊比利亚半岛和当代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则是经济组织无效率的结果。

《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用新制度经济学中诸如交易成本和产权之类的概念去分析西方世界的兴起是一回事，构建一个完整的、保留新古典经济学内核的新制度经济学框架来分析经济史中的经济结构和绩效则是另外一回事。诺思在这方面的成功努力最初见于其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其后完结于其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指出，他把经济史的任务理解成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绩效。诺思在书中超越此前新古典经济学分析与零碎制度分析的组合，并增加了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诺思的整个理论当时还是立基于对经济史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其中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分析方法内核。这本书里，诺思放弃了“制度是有效的”的观点。他认为，统治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会修正产权，交易成本会形成很普遍的无效产权。这就可以解释历史进程中和现在广泛存在的不推动经济增长的产权。这种情况确实在古今中外均可看到，其意蕴深远。

诺思在1990年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把其有关经济史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建构发展到了极致，同时已纳入一些零星的制度演化视角，以扩展他对制度变迁的解释。在该书中，诺思界定了正式制度（正式约束）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约束）的定义，把制度作为对经济史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约束条件，建立起制度约束与个人选择之间的关联，提出了有关制度变迁的非常完整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该书所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对其1981年《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理论框架的精致化和超越。这个理论框架的影响力非常大，主导了1990年代国内外学者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解，成为有关制度变迁理论的经典文献。

诺思在书中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他把制度区分为正规制度、非正规制度与实施机制。正规制度包括政治（和司法）的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这些不同层次的规则——从宪法到成文法、普通法，到具体的内部章程，再到个人契约——界定了约束，从一般性规则直到特别的界定。非正规制度或非正规约束包括人们的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惯例等。诺思在该书序言中指出：“制度的演化为解决复杂交换时的合作方案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它决定了经济增长。”但他承认，并非所有的人类合作都是社会生产性的。他认为，制度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制度是人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指南。制度通过对交换与生产成本的影响来影响经济绩效。由于变迁在边际上可能是一系列规则、非正规约束、实施的形式与有效性发生变迁的结果，制度变迁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制度变迁一般是渐进的，而非不连续的。非连续的变迁很少是完全非连续性的。这是因为这些变迁是嵌入非正规约束之中的。

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和“锁定”。这意味着，历史和制度均是重要的。他指出，制度在社会中起着更为根本性的作用，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如果一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某种歧途，那么该国可能还会沿着歧途走，而不能摆脱这种路径“锁定”。要打破路径依赖或者锁定，需要引入新的制度、思想和意识形态，以改变激励结构，由此为制度变迁的转向提供动力。

诺思2005年出版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属于其新经济史学研究的又一个里程碑。他认为，这是他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种非常实质性的拓展，以阐明经济变迁过程的特点和本质。相比此前的研究，这种拓展体现在考虑社会变迁的特征、人类理解并作用于这种社会变迁的方式。因此，全书相应增加了许多演化论的内容。他认为，经济变迁是一个过程。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反，人类进化变迁的关键是参与者的意向性，是由参与者的感知所支配的，而选择是根据这些感知做出的，这些感知能在追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目标过程中降低组织的不确定性。经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参与者对自身行动结果的感知所塑造的深思熟虑的过程。感知来自于参与者的信念，即关于自身行动结果的推测。这一信念通常与他们的偏好混为一谈。人类对自身环境的感知与理解，来自当代和历史经验中衍生的心智建构。

2009年出版了诺思与瓦利斯和韦格斯特两人合著的《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2009年春季，笔者曾在该书的发布会上作为第一人向诺思提问，请其解释这本书的方法论。诺思自认为，这本书已经完全脱离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全面采纳了演化分析方法。

在该书中，作者们提出，人类社会存在三种社会秩序：“原始社会秩序”或“自然国家”的秩序、“有限进路秩序”以及“开放进路秩序”。三位作者认为，理解人类社会在近现代发展的关键在于弄清从“有限进路秩序”到“开放进路秩序”的转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少数国家即25个国家完成了这一社会转型，而且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政治开放的发达国家。而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处于“有限进路秩序”之下。

对中国的期望

中国的经济转型有赖于开放的思想市场。思想市场的开放影响人的观念，观念影响人的行动。因此，观念改变世界，这句话是有道理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观念可以改变历史的轨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曾经讲过：“在长期，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在短期，我们就是自己所创造观念的俘虏。”

诺思对思想的作用也高度重视。他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制度在决定思想和意识形态有多大的重要性时起主要作用，而思想和意识形态决定了人们用以解释周围世界以及做出选择的主观精神构想。

诺思生前曾经多次访华。2004年，诺思在庆祝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的研讨会上指出：第一，路径依赖仍然起着作用，也就是说，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因素。第二，对所有愿意取得高效率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我们仍然面临着从人格化的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的困境，仍然面临着彻底、完全地重新构造我们社会的困境。第三，一个国家政体起着根本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仍然决定着我们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从短期看，集权政府可以取得高的经济增长率，从长期看，法制、保证合同执行制度规则才是真正保证长期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诺思相信，中国过去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未来将有更加光明的前途。笔者认为，诺思的相信是有道理的。不过，也需要更多国人去更多了解、体悟和运用诺思的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以推进和实现中国

中科招商最近资本事件动态如下：

1、诺思(天津)微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诺思微系统）宣布成功完成近4亿人民币股权融资。本轮融资由中科招商集团与天津泰达海河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基金共同参与完成。此次融资将助力诺思进一步加大在新产品研发的投入，为客户提供覆盖全频段、更优性能、高可靠性的产品与服务；预计在一年内全面加速产能释放，达年产20亿颗滤波芯片的产能规模，助力国内射频芯片产业发展。

2、成都数之联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完成C轮1.6亿元人民币融资，本轮融资由中科招商、兼固资本、鹰盟资本、福建鼎保、晟川资本、中光防雷参投。本轮融资后，数之联将不断在软件开发、硬件研发、人才引进、渠道拓展等方面发力，全面赋能行业数智化转型升级。

3、空间大数据公司星闪世图日前完成近亿元人民币的B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丰润投资领投，老股东中科招商集团跟投。本轮融资资金将用于空间大数据与数字孪生产品技术的持续研发投入和全国范围内的空间数据智慧应用业务拓展。

拓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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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成立于2000年底，管理总部设在首都北京。经过十余年的创新发展，中科招商集团在我国投资市场、融资市场和产业市场三大领域已经成为新的领航者，为推动区域经济和助力国家经济战略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科招商采用统一投资决策、统一风险控制、统一增值服务、统一财务管理、统一资源配置的管理模式。经过十多年发展，全国领先的中科招商集团业已形成五大优势：

创新优势：中科招商坚持在中国创业投资理念、模式和管理机制上实现了创新和突破，称业界称为“中科招商模式”，在行业中创新了多项“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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