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中国足球现状

1、多项政策明确提出2020年足球场地建设目标

2015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是中国足球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同时也是中国体育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足球场地建设是竞赛开展和人才培养必要的硬件保障，在《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加强足球场地建设管理是十项重要工作之一。其中第一条便是扩大足球场地数量。《总体方案》要求研究制定全国足球场地建设规划。把兴建足球场纳入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明确刚性要求，由各级政府组织实施。因地制宜建设足球场，充分利用城市和乡村的荒地、闲置地、公园、林带、屋顶、人防工程等，建设一大批简易实用的非标准足球场。创造条件满足校园足球活动的场地要求。

同时，对足球场地建设予以政策扶持。答拿判对社会资本投入足球场地建设，应当落实土地、税收、金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在《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发布一年之后的2016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体育总局、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等联合发布了有关场地建设方面的配套政策《全国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0年)》，《规划》提出的建设目标是：到2020年，全国足球场地数量超敏亩过7万块，平均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达到0.5块以上，有条件的地区达到0.7块以上。足球设施的利用率和运营能力有较大提升，经济社会效益明显提高，初步形成布局合理、覆盖面广、类型多样、普惠性强的足球场地设施网络。

此外，在2016年5月发布的《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上述建设目标再次被提及。

2、建设现状

为了达到上述发展目标，“十三五”时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育总局等有关单位，在指导地方合理确定球场建设目标任务的基础上，开展了全国社会足球场地设施建设专项行动。按照“中央出资金、地方出政策、企业出服务”的方式，先后确定两批共41个重点推进城市，破解了球场建设规划、土地、融资等瓶颈难题。

2020年，专门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5亿元，比2019年增长233%，重点支持社会足球场地设施建设，成功带动地方财政性资金、社会资金投入约85亿元。

实践证明，专项行动的开展带动了全社会建设球场的热情。根据国家发改委等统计数据，通过开展专项行动，“十三五”时期共带动各地新建社会足球场地26957块，全国社会足球场地数量较“十二五”末增长了4倍。

从区域看，河南、广东、云南、山东等12个省份新建球场数均达到1000块以上，湖南、贵州、西藏、青海等10个省份社会足球场地数均增长7倍以上。

同时从球场类型看，5人制球场是“十三五”时期全国各省市新建球场时首要选择的球场类型，占比超过一半，达到了67%其次是11人制球场，占比为16%7人或8人制球场占比为14%其他制式球场占3%。

从建设运行方式看，新增社会足球场中，公建公营球场占71.7%，民建民营球场占19.3%，公建民营球场占9%，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和运营的社会足球场地较“十二五”时期提升了近3倍，初步形成了政府作用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足球场建设运营格局。

3、“十三五”社会足球场地建设指导目标超额完成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2020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清改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足球场地数量达到11.73万块，场地总面积达到3.20亿平方米。同时结合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测算得出截至2020年底，全国平均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达到0.83块，均超额完成建设指导目标。

—— 以上数据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全球足球产业商业价值研究报告》

足球运动，最早的起源在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蹴鞠”或名“塌鞠”。最早的说法见《战国策·齐策》：“临富甚福而实...塌鞠”。最早的说法见《战国策·齐策》：“临富甚福而实...塌鞠”。到了汉代，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蹴鞠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几乎是万人空巷。而且蹴鞠成了宫廷的主要体育活动。汉高帝刘邦的父亲初入皇宫时，曾因没有球踢而一直闷闷不乐。后来刘邦特意为刘太公建造了“新丰宫”，于是太上皇就可以和家乡的人一起蹴鞠取乐。这样的环境，也造就了汉武帝、汉成帝这样的“帝王球星”。另外，蹴鞠还成了军队训练的内容之一。

当前中国国内足球联赛及主要杯赛有：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CSL）

中国足球甲级联赛

中国足球乙级联赛

中国足协杯（2007年至2010年暂停举办，2011年恢复举办足协杯）

在1994年之前，中国国内的足球队均为专业队，大多数由各地足球协会管理，名称也以各省市的地名为主。此外，中国还有相当数量的下属于不同国有事业单位的行业体协，比如铁道部下属的火车头队、军队下属的八一队、武警部队的前卫队等。

1992年6月，中国足协在北京西唤茄郊的红山口召开了著名的“红山口会议”，将以职业化作为足球改革的突破口。职业化的主要动机是让各参赛球队脱离原有的政府行政体育机制，完全以商业化和市场化作为生存发展的手段。

红山口会议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足球俱乐部”，不过其中很多是并未完全脱离原地方体委的个体，比如北京国安、广州太阳神。直到1993年12月上海申花成立，中国才出现了完全脱离政府机制的职业足球俱乐部。 而与此相反，诸如辽宁队、八一队等原专业体制下的老牌劲旅，则多年内始终无法真正脱离原有政府行政关系，最终面临降级甚至解散的困境。

1994年，第一届职业化的甲A联赛开始。

职业化的甲A联赛、甲B联赛一共进行了10年，2003年赛季结束后，改制为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和中国足球甲级联赛。中超成立的目的是希望仿照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等欧洲先例，由各职业联赛俱乐部自主管理和运营赛事，逐渐脱离中国足协的管理。中国足协转而负责各级国家队比赛、青少年运动员培养等任务，以及组织和友察足协杯等其它赛事。

2013年6月15日，在合肥体育中心1:5惨败于泰国国奥，这场比赛再次将中国国足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很多人表示不再相信中国足球，甚至有个别高校校队出面公开挑战国足，实在是很闹剧。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加快体育产业发展、促进体育消费、深化体育事业改革的号角再次吹响。

意见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作为根本目标，也标志着体育产业的发展将成为推动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新的切入口，从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从“金牌体育”向“全民体育”的转变将是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

意见对于体育产业发展的要求更加明确、具体、深入。在继续强调简政放权、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推进职业体育改革等任务之外，还增加了“丰富市场供给、建设一批便民利民的中小型体育设施”等新要求，提出到202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5亿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意见不仅对体育产业的总体发展指明了方向，还对足球、篮球、排球等普及性广、关注度高、市场空间大的集体项目以及冰雪运动给予特别关注。经过多年的积弱不振之后，中国足球的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前景令人关注和期待。[2]

普拉蒂尼：中国足球必须依靠政府[3]

普拉蒂尼觉得，欧洲国家当中，法国和中国有很多相似处，政府扮演着更大的社会角色，社会资源高度集中现象显著。“足球是最简单但是也最复杂的运动，足球的发展，需要牵涉到最广泛的社会资源，同样也需要最全面的社会支持。现在大家讨论德国西班牙以及美国的青训成功，为他们的国家足球带来的帮助，但是不同社会类型里，解决方案的组成都是十分复杂的，不可能有包治一切的万能药。中国足球的未来成功，决定权在中国政府手里，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

我很想知道普拉蒂尼在和中国足协的同行晚宴上，是否也探讨了这样的话题。那是一个封闭晚宴，中国足协不允许外人参与。普拉蒂尼说，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就和七十年代法国政府力推足球，随即出现著名的“盖兰选材法”相关。这些建议和经验，不知道在围绕APEC的喧嚣里，会否有人听到。

“必须要有政府的政治性支持，这是中国足球走出目前局告肢面根本性的条件，”普拉蒂尼在论坛上说道。私下场合，他也多次强调自己的这种观点。“以中国的社会类型特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最为关键，政府必须要在战略设定和具体执行上，强力推行足球的普及和发展，这样才能为中国足球长久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政要的喜好，必须转化成对足球发挥实际作用的执行方案，并且得到切实执行，才能够真正改变目前局面。”

普拉蒂尼如是说，和他自身经历有关。他和我分享过他青少年时代经历过的法国足球革新。七十年代，法国足球同样不够成功，“当时法国政府的积极介入，改变了法国足球的整体架构。人们看到的只是克莱方丹国家训练基地，实际上，法国政府要求所有的上两级职业俱乐部，必须成立自己的青训中心，必须保证每年青少年足球培训的人数以及选材执行，否则就要吊销这些职业俱乐部的运营执照。我们现在听到的，都是职业足球和青少年足球无关，但是在青少年足球发展遭遇挑战，而大量资金和社会资源又都在向职业足球集中时，职业足球一定得承担起很大一部分青训工作。这样的推动和监督，只有政府能做到。”

3月16日，备受瞩目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正式对外公布。作为中国足球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方案》指明了中国足球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中国足球职业化12年大事纪

◎ 2004-10-21

“红山口会议”

1992年6月，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红山口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以改革为主题，决定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发展方向,确定了以袁伟民、王俊生、许放、孙宝荣为专职副主席的足协新一届领导班子。

“棒槌岛会议”

1993年10月14～19日，中国足协在大连棒槌岛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修改并原则通过了《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草案》、《中国足球协会章程草案》和《足球俱乐部章程草案》等文件，决定把1994年甲级A组联赛作为联赛改革试点，把中国足球推向市场经济轨道，逐步与国际接轨，实行俱乐部、教练员和运动员注册制，实行球员流动，继续实行球员身体素质测试，实行俱乐部门票分成，促进球队向职业化过渡。稍后中国足协颁发了相关竞赛文件。

至1993年12月31日中国足协规定的建立职业俱乐部的截止日，全国11个足球发展重点城市都分别成立了职业足球俱乐部，几乎涵盖了参加1994年甲A、甲B联赛的24支球队。

甲A联赛元年

1994年3月17～虚睁20日 中国足协在昆明进行20支队伍359人参加的体能测试，结果245人达标，114人不合格，其中28人被禁止参加体能补测。被淘汰的著名球员中有:李红军（吉林）、蔡晟、冯志刚（武钢一队）、翟彪（北京）、李红兵（江苏）、李强（青岛）等。

1994年4月17日(第一轮)经过重新包装的万宝路杯1994年全国足球甲级队（A组）联赛开始，开幕式在成都举行。六个赛场观众踊跃，共有约15万人观看了首轮比赛，其中成都和延吉的观众都达到4万人以上，昭示着中国足球开始向职业化方向发展。

延边队事件

1995年10月8日 在全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第16轮，四川全兴队主场和延边现代汽车队的比赛中，延边队为抗议裁判“执法不公”，消极比赛，场上出现了罕见的、不正常的只守不攻的场面，以0∶6负于四川全兴队。后中国足协通报批评了延边现代队。

亚洲定位大讨论

1997年5～11月 中国队第六次冲击世界杯未果。引发了一场如何为中国男子足球在亚洲定位的大讨论。

健力宝模式

1998年7月22日 组队五年赴巴西留学的中国健力宝青年队（原中国健力宝少年队）解散。有关“健力宝模式”的孰是孰非，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会成为中国足球界的重要话题之一。

球员国际化

1998年8月 辽宁队球员李金羽转会法国南锡俱乐部。北京国安队队员杨晨租借到德国法兰克福俱乐部队（次年转会）。上海申花队的范志毅和大连万达队的孙继海加盟英国水晶宫俱乐部队。这是中国球员继古亏誉和广明、贾秀全、柳海光等之后，再次进入足球发达国家的赛场。

“隋波事件”

1998年8月22日 在全国足球甲级B组联赛第十六轮云南红塔和陕西国力的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国力主教练贾秀全公开指出本队个别球员（“三号隋波”）表现不正常。稍后，俱乐部声称赛前有人曾企图收买本队球员，并有录音带为证。虽然中国足协介入调查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万达退出事件”

1998年9月27日 1998年中国足协杯半决赛大连万达队和辽宁队次回合比赛中，由于对主裁判俞元聪三个点球的判罚不满，导致万达队出局，万达俱乐部董事长王键林怒发冲冠，宣称“万达永远退出中国足坛”。

“渝沈假球案（风波）”

1999年12月5日 在全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第26轮比赛中，濒临降级威胁的沈阳海狮队在最后时刻客场战胜重庆隆鑫队保级成功。广大球迷及媒体对该场比赛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强烈不满，怀疑是假球。虽经中国足协派员调查，仍是不了了之。

反黑风暴

2001年末～2002年初 由于2001年甲级B组联赛中的不正常现象，广州吉利、浙江绿城两个俱乐部揭爆中国足球界的裁判黑幕，引发了中国足球前所未有的反黑风暴。2002年3月15日，龚建平成为第一位因涉嫌销盯收受贿赂被正式逮捕的足球裁判员，十个月后被判10年有期徒刑。

甲A谢幕

2003年11月30日，为全体中国人带来过无数喜怒哀乐的甲A联赛隆重谢幕，“前途无量”的甲A将退出中国顶级足球联赛的历史舞台，被更具诱惑力的“中超”取代。

中超开战

2004年5月15日 中超首轮开战。

2004年10月 北京现代罢赛，北京国安俱乐部致电北京足协退出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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