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主持人王利芬当时在北京的一个很大规模的会上，她就再三追问我，是不是从来没动摇过，我确实回答，做这件事情以后，我真的从来没有动摇过。
联想成长的时候，其实遇到了我回忆起来，我们那段的创业可能比大家更要困难，主要是环境中的困难。
就是80年代的时候，中国正是计划经济的环境向市场经济转移，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之中，会给我们这些人想好好做的人，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麻烦，比如说由于不规范被骗，我被骗过好几次，我们一共就二十万资本，大概不到半年的时间，具体在第几个月我记不清楚了，就被人骗走了14万，还很容易地就被骗走了。
当时就这件事情，把我急出病了，当时为了找到这个人，我甚至拿板砖拍他的心都有，在他们家蹲了很长时间，最后这个钱是追回来了。
追回来以后，由于前前后后大概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我一到半夜里头就吓醒了，因为在1986年当时我们全年的利润才一百万人民币，而且是多少人，非常的辛苦挣来的，我们想尽了办法去贷款，弄到了三百万块钱，结果一把被人家骗走了，你说我回去怎么交代？所以半夜里头到了两三点钟，一下就吓醒了，这个心狂跳不止。
后来把这个钱追回来以后，到两三点钟，依然醒，心依然狂跳不止，就这么持续下去了，后来就真得了毛病了，后来住到了海军医院，调整三个多月才调整回来，就真的是比较可怕。
像在当时我们是在中关村，中关村是在海淀区，当时海淀区的一些领导，以前海淀区是北京一个郊区，是做农业，所以对这个办高科技企业是既不理解，也不支持。
所以当我们推出了我们的产品，第一代产品叫联想式汉字系统——汉卡的时候，物价部门找上来，物价部门的概念是原来你买这个东西，原材料花了多少钱，加上20%的利润，超过20%，物价就要罚钱，他不知道这个实际上是人的智慧，你买一个元器件没有多少钱，但是我们要花多少时间去研究，他不算这个。
然后要罚我们一百万，那是1986年，刚才所讲1986年全年的利润才一百万。
那急的呀，去见物价局的局长，去见谁，当时不像今天，政府是这么为大家服务，见局长很难的，我带着一个女同事，在里边等，在他家的门口，因为平常上班根本被人挡着见不着，打听到他们家在哪，结果人家家里孩子出来说，家里正在吃饭，希望你们不要打扰，弄的非常得难堪。
当时我已经40岁，是科学院里边实际是有一定地位的技术人员，但是在当时这种困难，你都要经受，而且自己要很快地进行心理调整。
再举一个例子，这个我们联想一条著名的路叫贸工技的路，当时我们出来以后，不知道怎么办，那怎么办呢？这个企业肯定跟国企不一样，国家企业就是一个工厂，然后它用这个卖产品根本就是分配，根本不用去买卖，也没有买卖，所以我们一开始是先给外国企业做代理，通过给HP、IBM做代理，去学习了解什么是市场等等。
后来慢慢的我们通过了解了市场，知道这个电脑销售是怎么回事情，客户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自己因为是计算所出身，当然最高的理想就是想做自己的电脑，想做自己品牌的电脑，以为条件具备的时候，向计划部门去申请，拿不到申请单，因为当时讲的道理也很明确，说我们国家已经引进了八十多条电脑生产线了，都不成功，都在赔钱，为什么还批准你们呢？他其实不明白这个钱我拿这个钱不是你们国家给的，是我们自己弄的，当时这个道理说不通，于是不给我们。
后来我们就想尽了办法，我非要做不可，那怎么办呢？就绕着弯，我们弄到了40张到香港的多次往返的通行证，于是跟香港的一间小公司合作，办起了一间香港联想。
在香港你愿意做生产就没问题了，我们在香港一边做代理，用做代理挣的钱开了一个小作坊，把我们的这个技术拿来生产电脑的主机板，到拉斯维加斯的展览会去展览，到这个欧洲的展览会去展览。
这时候卖的还不错，所谓不错，也就是当时卖了两三千块，两三千块板子，今天看很少的数量，可是有关部门的同志，领导同志去参观展览会的时候，发现竟然有个摊位，还是会说中国话的大陆的中国人开的，这个公司是香港的，其实是大陆的人过去的。
于是找到了我们，就给了我们批文，这样我们又打回了国内，于是这才在国内开始有了自己的这个联想电脑，它就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
今天想起来大家可以想想，跟今天的条件有多么大的不同。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个小作坊在香港做着做着，这个香港房地产也涨价了，东西也贵了，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工厂就搬到了深圳，于是变大了。
到了深圳，当时确实是比较混乱的，这个应该讲我觉得当时政府管理体制比今天混乱，当时海关人员给了我们很不公正的待遇，反正是对我们有些要求，我们没能给他实现，卡了我们。
当时我们还是不懂事，于是在海关总署那，再加上也有人认识，就告了深圳海关的某个部门，海关总署还真的来调查，虽然没有批评这个深圳海关的有关部门，但是这个事就没有对我们进行处罚，因为本来就没有。
谁知道这就惹出大毛病了，这个事没处罚我们，别的事就等着我们。
当时我们是在深圳生产，深圳厂子里生产。
从香港运元器件到深圳去，那时候海关的这个就是罗湖关，这一个关口过汽车，每天大卡车运货的车要排一个多小时，排的很长。
每天早上往那送货，晚上再把做好的东西拉回去，再卖到全世界各地，原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结果我们早上送货的车到那以后，凡是联想的车一到，海关的人就看见了，联想的车出来查一查，这个你没得说，人家查查很正常，要查谁不都应该的嘛。
查完了重新排队，你就这么弄，弄两三天我们就弄明白了，这个地是待不下去了，那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公司下决心迁到了惠州，现在我们在广东惠阳有很大的基地，但是实际上搬家的过程怎么盖房子，怎么弄其实是非常得难。
我就说难的这个劲，跟诸位今天创业是完全不同，但是你要不是憋着一个劲说我非做成不可，那早就退下来了。
所以从来没动摇过，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也没动摇过。
当然还有比这个更麻烦的事情，我主要用这个来说明，不要动摇，你要想尽办法要过这个关。
还有不动摇的地方要不受诱惑，这个受诱惑的东西是很多的。
在我比如说，我在办这个企业的过程中，要进口元器件，装电脑，后来发现实际上在当时进口要有批文，你要去搞外汇，我们把这个事研究透了，要搞外汇，搞批文赚的钱比做电脑容易多了，如果我当时不好好做电脑，我就动了那个心，今天早就没有联想，我就会去琢磨那个事了，而且会琢磨到很安全，把这个批文搞到一定程度，看到风声不对了，我把这个一放弃，然后我就干别的了，于是给自己捞了一把。
很多人第一桶金都是这么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能够不受诱惑。
还有另外一种诱惑，就是到了联想已经有了一定规模了，这时候也进来了一些年轻同事，因为这个企业刚开始，各种各样的思想都有，有些年轻同事给我出主意，说，联想的生意这么好，现在百分之百是科学院的，不如咱们这样，我们几个在边上办一个公司，你们这儿有了好的业务，就往我们这儿转，当把我们这儿全扶起来了，你把那一辞职，你再到我们这个公司来，您就是大老板，这个公司就是咱们自己的了。
这个主意在当时没上市，上市这肯定就是犯法了。
在没上市的时候，由于科学院的领导对我们非常信任，完全放手叫我们做，因为科学院也没投什么钱，但是周院长给我们树了一杆大旗，放手让我们做，如果我们真的要这么做了，可能我今天也许是一个比今天要个人财富多的多的人，但是我的心永远不会舒服。
那说白了，那就不是个人了，我相信甚至会对整个的中国高科技企业本身都是打击，什么人都不能信任了。
但是不受诱惑，并不等于我们要求股权的这个要求不对，在当时由于我们自筹资金，这个资金很困难，科学院是个事业单位，不能给我们担保，你想我们要去到银行去借钱，有很多的政策风险，刚才讲的那种什么海关，那都算政策风险，商业风险等等全都要承担的。
到最后的时候，完全利益跟我们没关，就好像你是一个航船的船长，把这个船大风大浪到胜利的彼岸了以后，这个船跟你没关系了，这可能确实长期也不行。
于是我们就明确地跟科学院的领导讨论了股份的要求，我真是真心感谢科学院，感谢我们的院长，非常明确，高科技企业你们是应该有股份的，应该有的。
但是怎么解决？其实很复杂，因为科学院是我们的老板，但是他没有权利给我们。
当时有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局的这么一个单位，他们来去决定能不能给我们股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我们想了一条非常迂回的道路，在这儿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说明不受诱惑，但是不等于说没有这个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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