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宪帝制的简介

1915年春，袁世凯在英、日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准备改行帝制。8月由总统府美国顾问出面发表文章宣称国和宪政不符合中国国情，鼓吹君主制。之后由袁世凯的党羽作请愿团要求改变国体，10月组成袁记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国体。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 ，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五年（1916）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

袁世凯自镇压二次革命后，实行总统独裁制，大权独揽。1915年8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F.J.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认为中国人知识程度太低，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只适合于君主制。杨度在袁的示意下串联了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和严复，联合发起成立筹安会，公开进行复辟帝制活动。但袁世凯故作姿态，表示改行帝制“不合时宜”。于是梁士诒等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制造“民意”，并与筹安会争功。 帝国主义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致认为，只有重新起用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才能挽救他们在中国的垂危统治。一时间形成了一股“非袁莫属”、“非袁则亡”的反动舆论。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面对革命党人的起义一筹莫展的清王朝，被迫于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911年10月14日)任命在河南彰德“养疴”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前往湖北剿杀革命。擅长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袁世凯则要利用革命的声势迫使清王朝让出全部实权；又以一打一拉的手段，诱使革命派妥协，最后取消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由他建立统一的全国政权。他利用清廷被迫再次敦请其“出山”之机提出:翌年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参与此次事变诸人、解除党禁、授予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及十分充足的军费等六条要求，实际就是要清政府交出军政实权并用以讨好、迷惑革命派。

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载沣被迫再次让步，于九月初六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水陆各军的全权；初九，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解除党禁，命资政院立即起草宪法；十一日，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织责任内阁。这时南方各省相继起义；北方陕西、山西宣告独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暗与山西都督阎锡山会晤，组织“燕晋联军”以攻北京，并下令扣留经石家庄南运之军火，上书清廷主张停战。

鉴于这种形势，取得实权的袁世凯即于九月初九从彰德南下，进驻湖北孝感，命冯国璋攻陷汉口；九月十四日，他又派人在石家庄刺杀了吴禄贞。接着，他在回北京组织内阁的同时，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向黎元洪正式提出“和议”问题。十月初八，按照袁世凯的命令，清军攻陷汉阳，但并未渡江，只是在龟山上架起大炮向武昌进行轰击；同时，袁又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再次向革命党人提出停战和谈的建议。

在袁世凯的武力威胁下，在汉口召开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同意和谈，并决议只要袁世凯反正，就公举他为临时大总统。十月二十八日，南方独立各省代表伍廷芳与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上海正式开始议和谈判。双方争论的焦点表面上是实行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的问题，实际上则是选举袁世凯为民国临时总统的问题。

同会议上的谈判相配合，帝国主义以及立宪派、旧官僚，甚至相当一部分革命派，一致起来压迫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向袁世凯让权。 在内外压力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1912年1月15日明确表示:“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即让位于袁氏。袁世凯在得到南方的确切保证后，便掉转头来逼迫清帝退位。一些皇族亲贵组织宗社党，企图作垂死挣扎，但已无能为力。2月11日，袁世凯以清帝溥仪退位电告南京临时政府，并宣布赞成民主共和的政见，表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在清帝退位诏书中，袁又擅自添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等语，暗示他的政权系由清室递嬗而来。对此，孙中山虽予驳斥，但仍在2月13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推荐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选举黎元洪再任副总统。

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孙中山在辞职咨文中特提出三个附带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各省代表议定，不能更改；二、候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三、《临时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非经参议院改订，仍继续有效。这三项条件中的第一、二两项是企图把袁世凯调离他经营多年、实力雄厚的北京；第三项则是企图用资产阶级的宪法来约束袁世凯。为促袁南下，18日孙中山电告袁世凯：决定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迎袁专使，偕同魏宸组(1885-?)、宋教仁、汪精卫等欢迎员前往北京迎袁来宁就职。27日，迎袁专使抵京。

袁世凯是绝不会离开他经营多年、有着雄厚基础的北方前往革命派力量较强的南方的。为欺骗世人，他特命开正阳门迎接专使。与蔡等见面后，立即应允赴宁就职，并计划先至武昌，再沿江东下至南京。暗地里却指使爪牙盗用民间团体的名义或通电、或致函、或登门直接向迎袁专使无理取闹，举出种种“理由”，“佥以袁君不能离京为言”。2月29日，驻北京的曹锟所属第三镇北洋军奉命哗变，其士兵在东城和前门一带纵火焚烧；当夜北京市民数千家惨遭焚劫；变兵们甚至持械闯入迎袁专使的住所进行威吓。3月1日变兵又继起大掠西城。接着通州、高碑店、长辛店、黄村、三家店、保定、天津等地也相继发生兵变，洗劫居民店铺。这时，袁世凯又函请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设法维持北京之秩序”。3月3日，各国军队700多人列队出现北京街头；随后各国又分别从哈尔滨、山海关、旅顺、天津、青岛、香港等地增调军队入京，总数达3000人。段祺瑞等乘机再次发表通电:“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成。”黎元洪也危言耸听地通电各省:“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在此形势下，3月1日、2日，迎袁专使蔡元培等分别致电孙中山和南京临时参议院，表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重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主张“改变临时政府地点”。 在一片“迁就”声中，孙中山只好再次让步。1912年3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决议统一政府组织办法六条:一、由参议院电告袁世凯允其在北京受职；二、袁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三、参议院随后即复电承认受职，并通告全国；四、袁受职后即将拟派国务总理及国务各员电达参议院征请同意；五、国务总理及国务各员确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六、孙中山于交卸后始行解职。7日，孙中山将上述办法电达袁世凯。8日，袁世凯将其就职誓词电致南京参议院，宣称:“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第二天，参议院复电袁世凯，同意袁之誓词，“认大总统为受职”。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

13日，经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25日，唐抵南京组织内阁。30日，袁任命各部总长:外交:陆征祥(1871-1949)，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1858-?)，司法:王宠惠，教育:蔡元培，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交通:唐绍仪(兼)。外交、军事、内务、财政大权均掌握在袁世凯的亲信手里，革命党人虽也占有几个席位，但均属摆设性的。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其他一些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也“相率下野”。黄兴以南京留守的名义，暂在南京主持留守府。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这样，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妥协退让，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袁世凯终于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在中国重新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届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自镇压二次革命后，即迫使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后又解散国会。1914年﹐袁世凯召开约法会议，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大权独揽。随即废除国务院，改设政事堂，并设参政院代行立法权。

1915年8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认为中国人知识程度太低﹐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只适合于君主制。杨度在袁的示意下串联了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和严复，以“研究共和政治得失”为名，于8月14日联合发起成立筹安会﹐公开进行复辟帝制活动。筹安会一面到各地鼓动，一面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旋宣布“一致主张君主立宪”。与此同时﹐北洋系军政要人﹑地方大吏段芝贵﹑袁乃宽﹑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倪嗣冲﹑王占元﹑龙济光等纷纷活动﹐拥护袁世凯称帝。但袁世凯故作姿态，表示改行帝制“不合时宜”。于是，梁士诒等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制造“民意”，并与筹安会争功。

1915年10月6日，参政院以“尊重民意”为词，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各省遂匆促选举国民代表，举行“国体投票”﹐一律“赞成”君主立宪，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大会总代表。随后，参政院以总代表名义，上书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接受帝位后，随即封官晋爵，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并发行一种以他的头像和龙作图案的纪念金币和银币，准备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登极）。 袁帝制自为的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反帝制运动在深入发展。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云南宣布独立，讨伐袁世凯背叛共和，护国战争爆发。袁世凯放弃洪宪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但仍然想当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并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压制南方起义力量，但起义各省没有停止军事行动。5月下旬袁世凯忧愤成疾，同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

伪令

1915年11月11日，(政府公报第1262号)

郑汝成追封一等彰威侯；

1915年11月15日，(政府公报第1266号)

郑大为著承袭彰威侯；

1915年12月12日，

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废民国年号，1916年起为“洪宪”元年。

1915年12月15日,策令：(政府公报第1296号)

黎元洪著册封武义亲王；

1915年12月18日，申令：(政府公报第1299号)

凡我旧侣及耆硕 故人，均勿称臣。

(旧侣为黎元洪、奕劻、载沣、世续、那桐、锡良、周馥)；

(耆硕为王闿运、马相伯)；

(故人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

1915年12月19日，申令：(政府公报第1300号)

前以武义亲王黎元洪，毋许固辞；

1915年12月20日，申令：(政府公报第1301号)

以徐世昌 赵尔巽 李经羲 张 謇为嵩山四友；

1915年12月21日，策令：(政府公报第1302号)

特封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为一等公；

特封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宧、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

特封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

杨善德为一等伯；

特封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为一等子；

特封许世英、戚扬、吕调元、金永、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为一等男；

特封何宗莲、张怀芝、潘矩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为一等男；

特封李兆珍、王祖同为二等男；

1915年12月22日，策令：(政府公报第1303号)

赵秉钧追封一等忠襄公；

徐宝山追封一等昭勇伯；

1915年12月23日，策令：(政府公报第1304号)

特封刘冠雄为二等公；

林葆怿、饶怀文为一等男；

特予曾兆麟、林永谟、杜锡珪、汤廷光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特封雷震春为一等伯；

特封陈光远、米振标、张文生、马继增、张敬尧为一等子；

特封倪毓棻、张作霖、萧良臣为二等子；

特封吴金彪、王金镜、鲍贵卿、宝德全、马联甲、马安良、白宝山、昆源、施从滨、黎天才、杜锡钧、

王廷桢、杨飞霞、江朝宗、徐邦杰、李进才、吕公望、马龙标、吴炳湘为一等男；

特封吴俊升、王怀庆、吴庆桐、冯德麟、王纯良、李耀汉、马春发、胡令宣、莫荣新、谭浩明、周骏、

刘存厚、叶颂清、张载阳、张子贞、刘祖武、石星川为二等男；

特封石振声、何丰林、臧致平、吴鸿昌、王懋赏、唐国谟、方更生、张仁奎、陈德修、殷恭先、周金城、

李绍臣、康永胜、常德盛、张殿如、马福祥、张树元、李长泰、许兰洲、朱熙、孔庚、方玉普、马龙潭、

裴其勋、朱福全、隆世储、方有田、陈树藩、陆裕光、杨以德为三等男；

特予王宾、周文炳、齐燮元、夏文荣、吴新田、荣道一、张联升、张建功、刘跃龙、丁效兰、刘启垣、

萧安国、卢金山、徐廷荣、汪学谦、马廉溥、蔡成勋、范国璋、杨春普、刘洵、聂宪藩、董崇仁、刘锐恒、

商德全、范书田、马麒、陆洪涛、管云臣、田应诏、陶忠洵、王正雅、望云亭、伍祥桢、马良、王麒、

吴长植、田友望、高凤城、徐世扬、唐天喜、徐占凤、李奎元、成慎、柴德贵、刘镇华、田作霖、刘金标、

殷贵、吴起恒、鹤春、袁德亮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特予李焕章、禇恩荣、朱廷灿、吴佩孚、徐鸿宾、郑士琦、王汝勤、张九卿、由犹龙、车震、关忠和、

田宪章、萧广传、赵俊卿、范乐田、李鸿举、李得胜、刘富有、申振林二等轻车都尉世职；

1915年12月26日，策令：(政府公报第1306号)

徐光志著承袭昭勇伯；

1916年01月01日，(政府公报洪宪第1号)

孔令贻著仍袭封衍圣公并加郡王衔；

1916年01月28日，(政府公报洪宪第24号)

龙济光著加郡王衔；

特封李嘉品一等男；

1916年02月15日，(政府公报洪宪第41号)

特予伊昌阿、赛音吉雅、图卿盖勒、补音伊达木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特予乌勒吉、武凌阿二等轻车都尉世职；

特予布勒特乌勒吉布、和伯荫贡楚克、扎布巴图德立格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1916年02月21日，(政府公报洪宪第47号)

特封熊祥生二等男；

特封李炳之、吴佩孚三等男；

特予王承斌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1916年03月02日，(政府公报洪宪第57号)

特予张福来、王直、陈能芳二等轻车都尉世职；

1916年03月07日，(政府公报洪宪第62号)

特封冯玉祥三等男；

特予赵锡龄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特予孟振元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1916年03月23日，下令恢复民国年号。

上卿

徐世昌,字卜五，天津人[1855－1939]　1915．1．1授

中卿加上卿衔

李经羲，字仲轩，安徽合肥人[1857－1925]　1915．1．1授

梁敦彦，字崧生，广东佛山人[1857－1924]　1915．1．1授

赵尔巽，字汉珊，辽宁铁岭人[1844－1927]　1915．1．1授

陆征祥，字子欣，上海人　[1871－1949]　1915．10．28授

周自齐，字子廙，山东单县人[1871－1923]　1916．1．4授

中卿

杨士琦，字杏城，安徽泗县人[1862－1918]　1915．1．1授

钱能训，字干丞，浙江嘉善人[1870－1924]　1915．1．1授

孙宝琦，字慕韩，浙江杭州人[1867－1931]　1915．1．1授

朱启钤，字桂辛，贵州紫江人[1971－1964]　1915．1．1授

周自齐，字子廙，山东单县人[1871－1923]　1915．1．1授

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1853－1926]　1915．1．1授

梁士怡，字翼天，广东佛山人[1869－1932]　1915．1．1授

贡桑诺尔布，字乐亭，内蒙古卓索图盟喇沁右旗人[1865－1930]1915．1．1授

周树模，字考甑，湖北天门人[1860－1925]　1915．1．1授

汪大燮，字伯唐，浙江杭州人[1859－1929]　1915．1．1授

朱家宝，字经田，云南华宁人[1860－1923]　1915．1．9授

齐耀琳，字震岩，吉林伊通人[1863－　]　1915．1．9授

张鸣岐，字坚白，山东无棣人[1875－1945]　1915．1．9授

田文烈，字焕亭，湖北武汉人[1861－1924]　1915．1．12授

陆征祥，字子欣，上海人　[1871－1949]　1915．1．27授

联芳，字春卿，汉军镶白旗人[1852－1927]1915．1．27授

宝熙，字瑞臣，满州正蓝旗人[1871－　]1915．1．27授

郭曾炘，字春榆，福建闽侯人[1859－　]　1915．1．27授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1970－1937]　1915．1．27授

李盛铎，字椒微，江西德化人[1859－1937]　1915．1．27授

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1864－1933]　1915．1．27授

宋小濂，字友梅，吉林吉林人[1863－1926]　1915．1．27授

姚锡光，字石泉，江苏镇江人[1865－　]　1915．1．27授

周学熙，字缉之，安徽东至人[1866－1947]　1915．1．27授

李家驹，字柳溪，汉军正黄旗人[1871－1938]1915．1．27授

严修，字范孙，浙江慈溪人[1860－1929]　1915．1．27授

胡惟德，字周吾，浙江湖州人[1863－1933]　1915．2．23授

沈云沛，字雨辰，江苏东海人[1854－1918]　1915．3．26授

绍英，　1915．4．20授

毕桂芳，字植忱，北京人[1865－　]　1915．6．29授

阮忠枢，字斗瞻，安徽合肥人[1867－1917]　1915．7．18授

陈璧，字玉苍，福建闽侯人[1852－1928]　1915．12．28授

少卿加中卿衔

章宗祥，字仲和，浙江湖州人[1879－1962]　1915．1．1授

汤化龙，字济武，湖北蕲水人[1874－1918]　1915．1．1授

张元奇，字贞午，福建闽侯人[1865－　]　1915．1．9授

许世英，字俊人，安徽东至人[1872－1964]　1915．1．9授

张广建，字勋伯，安徽合肥人[1864－1938]　1915．1．9授

梁启超，字卓如，广东新会人[1873－1929]　1915．1．27授

赵惟熙，字芝珊，江西南丰人[　－1917]　1915．1．27授

曹汝霖，字润田，上海人　[1877－1966]　1915．1．27授

少卿

董康，字授经，江苏常州人[1867－1942]　1915．1．1授

庄蕴宽，字思缄，江苏常州人[1866－1932]　1915．1．1授

蔡儒楷，字志赓，江西南昌人[1867－　]　1915．1．9授

金永，字道坚，浙江杭州人[　－　]　1915．1．9授

韩国钧，字紫石，江苏泰州人[1857－1942]　1915．1．9授

戚扬，字升淮，浙江绍兴人[1861－　]　1915．1．9授

屈映光，字文六，浙江临海人[1883－1973]　1915．1．9授

段书云，字少苍，安徽萧县人[1860－　]　1915．1．9授

刘心源，字幼丹，湖北嘉鱼人[　－1915]　1915．1．9授

吕调元，字权予，安徽太湖人[1869－1932]　1915．1．9授

杨增新，字鼎臣，云南蒙自人[1864－1928]　1915．1．9授

陈廷杰，字幼孳，重庆人[1878－　]　1915．1．9授

李国筠，字斐君，安徽合肥人[1880－　]　1915．1．9授

任可澄，字志清，贵州安顺人[1877－1945]　1915．1．9授

龙建章，字伯扬，广东广州人[1872－　]　1915．1．9授

孟宪彝，字秉初，河北永清人[1866－1924]　1915．1．9授

樊増祥，字嘉父，湖北恩施人[1846－1931]　1915．1．27授

刘若曾，字仲鲁，河北盐山人[1862－1929]　1915．1．27授

李国杰，字伟侯，安徽合肥人[1881－1939]　1915．1．27授

施愚，字鹤雏，重庆人[1875－1930]　1915．1．27授

杨度，字晢子，湖南湘潭人[1874－1931]　1915．1．27授

孙毓筠，字少侯，安徽寿县人[1872－1924]　1915．1．27授

陈钰，字震之，山西繁峙人[1860－1919]　1915．1．27授

吴廷燮，字向之，江苏南京人[1865－1947]　1915．1．27授

荣勋，字竹农，满洲正白旗人[　－1915]1915．1．27授

沈铭昌，字冕士，浙江绍兴人[1872－1928]　1915．1．27授

张弧，字岱杉，浙江杭州人[1875－1937]　1915．1．27授

张寿龄，字筱松，江苏常州人[1870－　]　1915．1．27授

李开铣，字隐尘，湖北黄冈人[1875－　]　1915．1．27授

施肇基，字植之，浙江杭州人[1877－1958]　1915．2．23授

颜惠庆，字骏人，上海人　[1877－1950]　1915．2．23授

刘镜人，字士熙，上海人[1866－　]　1915．2．23授

夏偕复，字棣三，浙江杭州人[1875－　]　1915．2．23授

陆宗舆，字润生，浙江海宁人[1876－1941]　1915．2．23授

刘式训，字筝笙，上海人[1868－　]　1915．2．23授

沈瑞麟，字砚裔，浙江湖州人[1874－　]　1915．2．23授

汪荣宝，字兖甫，江苏苏州人[1878－1933]　1915．2．23授

高而谦，字子益，福建长乐人[1863－1918]　1915．2．23授

凌福彭，字润台，广东广州人[1857－　]　1915．3．10授

赵椿年，字剑秋，江苏常州人[1869－1942]　1915．3．26授

徐世光，字友梅，天津人[1857－1929]　1915．4．26授

陈箓；字任先，福建闽侯人[1877－1939]　1915．6．29授

张凤台，字鸣岐，河南安阳人[1857－1925]　1915．6．29授

王祖同，字小庭，河南鹿邑人[1861－1919]　1915．6．29授

龚心湛，字仙洲，安徽合肥人[1871－1943]　1915．7．8　授

王式通，字书衡，山西汾阳人[1864－1930]　1915．7．18授

郑沅，　1915．7．18授

张星炳，　1915．7．18授

李兆珍，字星治，福建长乐人[1844－　]　1915．8．21授

张一麐，字仲仁，江苏苏州人[1867－1943]　1915．10．10授

沈金鉴，字叔詹，浙江湖州人[1875－1926]　1915．10．10授

王广圻，字劼孚，上海人[1877－　]　1915．10．20授

黄开文，　1915．11．21授

徐恩元，字容光，浙江湖州人[1886－1925]　1915．12．19授

言敦源，字仲远，江苏常熟人[1869－1932]　1915．12．21授

张国淦，字乾若，湖北赤壁人[1876－1959]　1916．5．22授

金邦平，字伯平，安徽黟县人[1881－　]　1916．5．22授

追赠上卿

赵秉钧，字智庵，河南临汝人[1864－1914]　1915．1．30追赠

追赠中卿

宋教仁，字遁初，湖南桃源人[1882－1913]　1915．1．30追赠

沈秉堃，字幼岚，湖南善化人[1862－1913]　1915．1．30追赠

民国时期，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5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

洪宪年制为期间烧制的瓷器。

署有“居仁堂制”款的真品，“洪宪御制”、“洪宪年制”款的仿品瓷器。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洪宪”。

1916年初，袁世凯委派庶务司长郭葆昌（字世五）赴江西监烧洪宪御瓷。

郭葆昌赴江西后，最先为袁世凯督烧 “居仁堂”款的瓷器。同时，他还为北洋军阀徐世昌（署“静远堂制”款）和曹锟（署“延庆楼制”款）各烧制了一批瓷器。主要有陈设瓶，杯、盘、碗等日用瓷以及成套的餐具。

“居仁堂”瓷用于在开国大典上赠送宾客和袁世凯自用，都是仿珐琅彩和粉彩器物。

徐世昌的“静远堂”款瓷器，专仿雍正朝器物。

延庆楼是曹锟在中南海的办公场所，故而他以此为款定烧瓷器。根据耿保昌先生的《明清瓷器鉴定》记载，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件署“延庆楼制”款的粉彩“千件”大瓶。

郭葆昌在景德镇督陶时，还为自己烧制了一批瓷器。署款有“觯斋”（因为他曾收藏了一件珍贵的青铜觯——商周时期的饮酒器，便将书房命名为觯斋）、“觯斋主人”、“郭世五”、“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等，以瓶类为主。

1915至1916年间，袁世凯公然践踏“约法”，毁弃共和，恢复帝制，其祚虽短，却影响深远。“洪宪帝制”昙花一现，旋起旋灭，这种因国体、政体之变而导致的政坛乱象实在是转折时代的一种政治观念的反映。历史学家陈旭麓曾指出，民国初年“在袁世凯和溥仪的周围聚集了两种形相各异而实质相同的复辟实体”，这两种复辟势力虽然拥戴的对象不一，“但它们根植于相同的社会土壤和由千百年的历史积淀而成的皇权心态”，这种心态更是辛亥革命所没有革去的社会心态。

“洪宪帝制”的兴亡反映着民初政治体制和构成这种体制的社会势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当时中国与列强间的折冲樽俎。同时，帝制与反帝制派势力的相互消长也是当时中国政治与知识精英思想观念演变的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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