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ERP系统？是干什么用的？

ERP，中文全名是企业资源计划，是一种企业资源管理与业务流程管理的计算机系统，侧重点在于对企业资源的利用、管理和整合。

ERP以一项计划为出发点，该计划可以是市场一个大订单，或是企业的一个战略目标。实现该订单或目标需要企业多项资源的支持，这些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生产资源、设备资源、财务资源、采购资源、客户资源等。

其作用是通过对这些资源进行有效的计划利用，即通过掌握、管理、控制等手段来实现预期的目标

扩展资料：

ERP系统适用范围

1、适用于销售管理。作为先进的管理软件，它的软件系统运用的是科学的统筹方法，因此在销售过程中从订单产生开始，开单，收款一直到合同打印。上传最后到销售统计报表还有客户对账单利润统计，这些都交给erp管理系统软件，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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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ERP系统

中国南北方汉族聚居区宗族聚居差异的原因
摘要：宗族是一种传统组织，而宗族聚居存在着“古代北盛于南，近世南盛于北”的情况。造成这种南北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口迁移，二是迁移后的同族集聚，三是国家政权组织与宗族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南北方；宗族聚居；差异的原因

《尔雅·释亲》云：“父之党为宗族”[1]。也就是说，宗族是指由父系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群体。中国汉族人口聚族而居的传统发源于北方，这种习俗在周代即已形成于中原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宗族聚居格局达到全盛状态。相比之下，当时南方的宗族聚居远不如北方盛行。此后，随着北人南迁，“经济重心南移”，宗族聚居南北方强弱之势倒转。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聚居之风，古代北盛于南，近世南盛于北”[2]。而且大体上是俞南俞盛，俞北俞衰。以各省为单位而论，在南方，岭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最盛，江西、湖南、浙江南部稍逊于闽、粤，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又弱于前述各省，四川的宗族聚居则更弱一些。在北方，山西、山东宗族聚居较强，但仍弱于长江流域各省，河南、河北、陕西又弱于晋、鲁，东北三省则是全国汉族聚居区中宗族聚居最弱的省份。再进一步说，在各省范围内，宗族聚居也存在很大的差别。例如，属于北方省份的河南省南部，存在较多的宗族聚居，而南方省份安徽省的北部，其宗族聚居情况更接近于北方。再如，在属于南方的所谓“江南”地区，宗族也不甚发达。
有关中国各地汉族人口宗族聚居情况的文献很多，其中也有一些论及造成不同地区宗族聚居与宗族势力强弱不同的原因。当然，不同学者论及或所强调的原因不同。本文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在文中穷及所有的原因，也很难详尽地涉及所有地域，只是尽可能地综合笔者所见文献，从人口迁移、人口定居后的同族集聚和国家政权组织与宗族的关系三个方面来分析形成南北方宗族聚居强弱差异的原因。

一、人口迁移与宗族聚居
从人口迁移史和中国不同地域宗族聚居的情况来看，各地区人口迁入和人口聚居格局形成时间的早晚与宗族聚居程度高低和宗族势力强弱密切相关。在一个地域内，现有人口的始迁祖迁入该地的时间越早，则该地宗族聚居之势越强。反之，现有人口的始迁祖迁入该地时间越为晚近，则宗族聚居之势越弱。这虽然不是一个具有绝对意义的规律，但却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就中国南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而言，南方人口聚居格局的形成早于北方。可以说，人口迁移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宗族聚居南盛于北的格局。
从中国人口迁移史的大势上说，中国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的过程自南北宋之际最后一次浪潮后而止，此后的人口迁移基本上转为南北方各自内部的人口迁移、向周边地区乃至向海外迁移。在中国南方的现有汉族人口中，少部分人的祖先是在上古时期就居住在南方，大部分人口的祖先是在晋以后由北方迁移到南方各省的。就华东的安徽、江西、上海、江苏、浙江五省市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吴、越立国，后又并入楚国，但到汉代，人口还相当稀少。据史料记载，“长江下游地区的人口在西汉时不过占全国的十分之一”。晋代时由于“八王”之乱等内乱及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侵，汉人不断南迁。“从公元313年到公元450年，全国由北方南移的人口有户籍可查的有九十万人左右，占南朝官方统计人口的六分之一，占北朝人口的七分之一，其它无户籍的客寓流民可能还有一百万人以上”。其中，尤以永嘉时期最为著名，因而史书中有大量关于“永嘉南迁”的记载。后经隋末、唐代的“安史之乱及唐末的战乱，又有大量北方汉人南迁，到唐开元时期，长江下游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而到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已经占到全国人口的半数”[3]。北宋末年，金、元相继南侵，又一次驱动了汉人南迁的浪潮，其中最著名者，史称“靖康南渡”。到南宋时，地处长江下游的华东地区已成为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此后，除曾有部分客家人由岭南回迁江西外，这一地区再无大规模的人口迁入。太平天国时期，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大量减少，又有大量移民迁入，不过，这些移民多来自周边受战乱影响较小的地区，较少长途迁移者[4]。
从华南地区来看，史书记载，汉人迁入广东省始于秦代，但广东汉人的迁入以宋代居多，特别是北宋末年的南迁与南宋末年由长江下游地区向岭南的迁移。广东有土客两大民系，其中所谓“土”即广府人。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广府人，皆言其始祖因宋代苏妃（或称胡妃）之祸，由南雄珠玑巷南迁避居。广东的客家人则均说其祖先由中原入赣，再由赣入闽，后辗转徙入汀州宁化石壁，其后再入粤东梅江一带。汉人迁入福建晚于广东，自孙吴时期汉人入闽，历经两晋、南北朝、隋代的迁移，至唐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福建省也仅有74
467户，到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增至467 815户，南宋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增至1 390
566户[5]，显然，福建汉人主要是在唐、五代及宋代迁入的，而尤以宋代迁入者居多。元以后，粤、闽的人口格局基本稳定下来，及至明清，这两个省份由迁入地转变成了迁出地，其中，有部分人口向江西等地回迁，更有一部分人口迁往台湾和东南亚。
华中地区的湖南、湖北两省在秦汉时，除少数地区为汉人聚居区外，大部分地区仍为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地，人口也相当稀少。而自东汉末年以来，则中原每有大的战乱，便有大量汉族人口流入。尤其“永嘉南迁”及随后的南北朝时期是汉人向华中地区迁移的一个高峰期。唐宋时，尤其是“安史之乱”和“靖康南渡”时期，又有大量汉人迁入。其中，迁入湖北省的汉人中，大部分是由中原地区直接迁入。迁入湖南者的则多经由江西迁入。按照曹树基的研究，到1947年，湖南历代移民后裔竟占湖南全省人口的90%，全省人口中56%是元代以前移民后裔；全部移民后裔中70%左右来自江西，而其中58%是元以前移民的后裔[7]。元兵南下及元末战乱，两湖地区人口损失惨重。明初，又有大批人口由江西迁入两湖，其中包括一部分由政府组织的移民，此即所谓“江西填湖广”。明中叶至清前期，则是两湖汉人向周边山区及四川迁移的时期。至此，两湖地区人口聚居格局形成并稳定下来。
四川古为巴蜀，秦汉时汉人大量迁入，成都平原成为汉族聚居区。隋唐经五代十国至两宋时期，四川地区社会相对稳定，成为“天府之国”，汉族人口迅速增加。南宋末年，四川地区的战争极为酷烈，且历时长达半个世纪，人口剧减。元代人口有所增加，但元末战乱又使人口大减。明初，由山陕，特别是湖北迁入大量汉族人口，以至在方志、碑刻、家谱及口头传说中，四川人多称祖先系由湖北麻城孝感乡入川。及至明清之交，四川汉人又遭到了一场大劫难，人口锐减。清前期，又有持续百余年之久的大规模汉民入川移民潮。在明初与清初两次向四川的移民浪潮中，以湖北人居多，因而，这两次移民潮被称为“湖广填四川”。清后期以来，四川人口已相当稠密，开始了以向周边地区迁移为主的时期。
从南方各省区来看，广东、福建的汉族人口定居史虽然相对较晚，但其迁入人口往往一经定居，就较少再次人口重建，因而其聚居格局形成时间反而较早。华东的苏、浙、皖、赣人口聚居格局则更早于闽、粤。湖北、四川则在宋以后仍经历过大规模的人口重建过程，四川人口聚居格局是由明清时两次“湖广填四川”之后形成。而在此之前有一个“江西填湖广”的过程。此外，受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苏、浙、皖交界地区，不少村落经历了人口重建过程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按照费孝通在《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一书所描述，江村为多姓村，宗族势力弱，村内的宗族除祖坟外，“没有任何共同的财产”，宗族活动也少。这一描述常给人们尤其是给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江南地区宗族并不发达。事实上，江村恰好处于苏、浙、皖交界地区，这一地区的人口聚居格局，在太平天国时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现有人口聚居格局形成中含有重建的因素，但其宗族聚居程度和宗族势力确实弱于华南和华东的大部分地区，而与华中地区大体相当，但仍强于四川。
中国的北方是汉民族的发源地。但是，自古以来，华北的京、津、冀、鲁、豫五省市，就经常遭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并且在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元、清时期处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每一次民族间的战争，都造成人口的大量减少和人口迁移。在元代末年，华北地区的人口相当稀少。后来华北地区的人口聚居基本构架是明代初期洪武、永乐年间形成的。山县干树对冀、鲁两省的调查发现，大部分村庄始建于明洪武和永乐时期，满铁《惯调》的材料证明了这一点[9]。近年曹锦清对河南的调查也反映了这一情况[10]。从大量的碑刻、家谱以及对当地居民口头传说的调查等资料也可以看出，华北地区有相当大比例的现有居民，其祖先是明初洪武、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大槐树迁来。当然，这种说法不完全可靠。明代人丘濬在《区处畿甸降夷》一文中写道，明初时，“国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多已更姓易名，杂处民间。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11]自承由洪洞大槐树迁来者中可能有一部分就是“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明末之际，华北又有大量人口损失，而清初则又有部分移民移入这一地区，但其规模不如明初。到了清末，这一地区则成了移民的迁出地。
山西、陕西两省则自汉代起至明代，一直为历代的边关地区。明以前，其人口迁移较为频繁，来源较杂，其中，大量混杂了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并且与内地其他省份相比，受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时间更长，经长期的民族融合，形成了现代的汉族人口。例如，两晋时期，有大量北方游牧民族内迁。史书记载，“当时‘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地区则‘戎狄居半’。……元初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感慨说：‘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3]。北齐时，颜之推说中国南北方音是：“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唐、宋、元又有大量北方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人口。可以说，在汉族人口中，西北地区汉人中杂入北方少数民族血统和风俗者最多。自明以后，在人口迁移中，山陕两省主要是作为迁出地，而由外省迁入的人口较少。
与华北和西北地区相比，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的全面开发要晚得多。在清代以前漫长的古代史中，除辽宁部分地区外，其他地区一直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而且即使是辽宁这些地区也只是在历史上的盛世，如汉、唐、明的强盛时期才真正纳入中央政府的势力版图。其时，东北的人口相当稀少，大部分少数民族尚过着游牧生活。清初，只余少量留守者，几乎举族入关的满族人，全部人口不过数百万。一直到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一直控制汉民向东北“龙兴之地”的移民。道光三十年（1850年）时，东北人口只有289-8万人。自此之后，清政府对移民的控制开始松驰，迁入东北的汉族移民开始增加，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更进一步实行了“实边”政策，开始鼓励移民。至宣统二年（1910年）增长为2
158-22万人人口数字出自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转引自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63页-。显然，这一时期的新增人口中，大部分是由关内迁移而来的移民，其中大部分来自山东，其次是河北。此后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有大量移民迁入东北，甚至70年代仍有少量关内农民移居东北，直到东北人口密度基本与关内一般省份持平。
从各个大区现有人口聚居格局形成的时间看，大体上说，南方早于北方。在南方，华东、华南地区现有人口聚居格局的形成最早，大体是在宋代，两湖地区形成于明前期，四川则形成于清前期，其中的一个例外是太平天国时期华东的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及其聚居格局有较大变动。在北方，现有人口聚居格局的形成以西北地区最早，大体形成于宋元时期，华北形成于明清时期，东北则形成于晚清以后。此外，从现存村落的历史考察也可看出，在南方，唐、五代至宋代形成的古村落相当多，而在华北地区，除山西省外，村落基本上均形成于明代之后。
根据史料记载，在古代的中国，导致人口迁移最主要的原因是战乱。而从总体上看，在中国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北方的大规模战乱较南方更为频繁，加之很多战乱系由北方少数民族入侵而引起的民族战争，这种战争通常更为严酷，所造成的人口损失和人口迁移规模也更大。而自经清初的调整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除太平天国引起的迁移外，在南北方的内地地区内部，几乎再没有发生大规模人口迁移。有清一代，内地地区较为稳定，而自清末进入热兵器时代之后，武器的杀伤力虽然大增，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相对说，战争反不像古代那样残酷，大规模屠杀平民者较少，一场战争致使一国或一个大地区人口减半甚至只有少量残余人口的情况不再发生，战乱也就不再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因此，费孝通说，“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的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忽其微的”[13]。当然，大规模的天灾也会引起人口减少和迁移。特别是华北和西北地区，气候干燥，地下水位低，河流少，流量也不稳定，不同年份降雨量变化很大，而且一年内的降雨量多集中在夏季的几个月，因此常出现水旱灾害，引起饥荒。但这种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流动通常伴随着灾害过后的人口回流，对长期的人口聚居格局影响不大。如抗日战争时期的花园口事件，造成了大量流民，但水过之后，村落便得以在黄泛区重建。
现有人口始迁祖迁入时间的早晚之所以对宗族聚居强弱之势有重要影响，首先在于人口繁衍和宗族形成需要时间。人口迁移年代早则意味着一个宗族定居在一地的持续时间长。定居持续时间长，便有可能通过人口自然增长，形成较大的同族群体。
其次，是当时迁出地的宗族聚居状况及人口迁移方式的差别。如前文所述，汉族的宗族聚居，发源于北方，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并且一直到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宗族聚居仍相当普遍，宗族组织也相当发达。当这一地区的人口被迫迁移时，通常也是全族整体迁移。这在晋代的北人南迁过程中尤为突出。东晋的王、谢、庾、桓等大族无一不是举族南迁，直至北宋时期的人口南迁，仍有相当部分是举族迁移。举族迁移者，在迁入新的定居地后，一般仍保持了聚族而居的传统。
宋以后的人口迁移则极少再有整族迁移，多为以小家庭为单位迁移，而且相当一部分迁移人口是只有部分家庭成员迁移或以个体为单位的迁移。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以自发性迁移为主，但也有部分人口是由官府组织乃至强迫迁移的。但在由官府组织的迁移中，同样是在宋以前多为整族迁移，宋以后则是以小家庭或个体为单位的迁移为主。宋以前的历代，史料中常有官府为防范叛乱及充实京畿或边疆而举族迁移豪门巨族的事例。而在明初官府组织的由山西向华北其他各省的人口迁移，虽有官府动员乃至逼迫，但也是以个体或小家庭为单位，先向指定地点集中，领取官府发放的少量迁移费，再分别迁移到指定地区定居，甚至常常将成年的兄弟分别安排在不同的移入地。清末以来向东北迁移的“闯关东”者则更多的是部分家庭成员先行迁移，先行者定居后，其余家庭成员才迁移过去。
宋代前后迁移方式的变化与迁出地的宗族聚居程度有关。宋以前，作为迁出地的北方，聚族而居非常普遍，而宋以后，北方宗族聚居已经衰落。迁出地不存在宗族聚居，迁移过程当然不会是举族迁移。但在南宋以后的南方，举族迁移也逐渐被个体迁移方式所取代。南宋灭亡时的人口迁移，史载多称“扈从南迁”，“虽然也有举族而迁，但不复为主流形态，移民多以个体与小家庭为单位”[14]。明清时期的“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的过程中，也是以个体或小家庭迁移的迁移方式为主。
宋代前后迁移方式的变化还与迁移原因及战争的性质和持续时间有关。一般说，战乱引起的迁移可能是乡族的整体迁移，非战乱引起的移民则多以分散方式进行。由于迁出地人口增长，受人口压力而引起的人口迁移一般不会是举族迁移。总体上说，宋代以后南北方各自内部的人口迁移更多地是由人口压力引起的，这也是人口迁移方式迥异于宋以前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受战争引起的迁移中，少数民族由北向南推进的占领式战争与区域势力间的争战也有所不同，前者可能会引起方向明确的大规模迁移，后者引起的移民则没有明显的方向性。另外，战争持续时间或入侵者的占领速度也与移民规模和移民方式有关。在宋以前，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后，向南推进的速度较慢。宋室南迁后，南宋政权尚维持了相当长的时期，这便使人们有时间以宗族为单位举族迁移。而满清入关时，占领速度较快，南明政权持续时间也很短。清军入关及向南推进的速度快于移民迁移速度，汉族人口常常来不及南迁，其家园已被占领，更没有时间组织乡族的整体迁移。
总之，与南方相比，北方人口不仅现有人口始迁祖迁入时间相对较晚，而且在人口最初迁移时，迁出地本身就不具备聚族而居的习俗，迁入方式更是以小家庭和个体为主。从而人口迁入之始，就很少形成宗族聚居的格局。而南方则仍保留了较多聚居的宗族。证之于南方一些人口迁入较晚的地区，亦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华中的湖北省，其宗族聚居程度就弱于华南和华东大部分地区，而四川的宗族势力则更弱。
此外，下面将要论述的同族集聚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也是现有人口聚居格局形成时间长短与宗族聚居强弱相关的一个原因。

二、定居后的同族集聚
人们在一个地域定居后，是与其他家庭聚居一处，还是以家庭为单位分散居住，首先决定于人们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与他人合作。尽管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与现代社会相比，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家庭间交往与合作的频率和程度很低，但合作的需要毕竟是存在的，而且农民家庭间合作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有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合作，有与外部发生冲突时的合作。因而，在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的中国以及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人们是聚村而居的，散居的形态并不普遍。而这些村居的农民家庭，是与同族聚居一处，还是与非同族聚居一处，同样与合作需要的多少和程度有关。合作的需要本身并不能保证合作的实施。与现代社会相比，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家庭间的合作更需要有血缘、地缘等传统关系作为纽带，将不同农民家庭联结在一起，才能形成有效的合作[15]。而在宗族制度有着久远历史，并得到意识形态强力支持和维系的中国，血缘关系，特别是父系血缘关系无疑是更为坚韧强劲的纽带，以这种关系为纽带组织合作更为有效，具有更低的交易成本。因此，农民家庭间合作的需要与宗族聚居程度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而在不同的地域，农民家庭间合作的需要是不同的，这也是产生不同地域间宗族聚居程度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1、农耕活动中的合作与宗族聚居
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家庭间在生产中的合作，也即是耕作中的合作。很多学者在有关的研究中区分了稻作和旱作，认为与旱作相比，稻作中需要更多的农户间合作。例如，在论述稻作中的合作时，摩尔写道：“在使土壤达到一定的浆状的稠度以适于种植秧苗时，就需要大量用水。因为在同一时间里只能给少量的田供水，这就需要大伙一起一块田接着一块田地耕种，这样才能节省花在每一块田里移栽的时间。为在合适的时间里完成移栽工作，就需要聚集起比个别家庭成员集合在一起更多的成员”[16]。池田大作则说：“由于种植稻米的农业不能以一家，而是以一个村落为作业单位，因而形成了紧密的共同体。譬如，种植稻米的水田需要大规模的水利体系。从贮水池或河川引来的水，流经许多家庭所有的水田。或者让一条小河的水均等地分流各家的水田。……另外，插秧或收割水稻的作业，也以共同作业的方式集中进行。其作法是：今天全村出动，给A家插秧；明天又总出动，到B家的田里插秧”[17]。林周二也曾做过类似的论述：“在稻作社会，水田需要灌水或排水的时候，人们必须同时进行；处于高处的水田要是施肥，则肥水必然流入位于低处的他人的田里，反之，要是涝水的话，低处的水田必定首先遭殃。有一利必有一弊。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村落共同体必然地要承担共同的命运。它们既是村落共同体，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就决定稻作文化不仅和狩猎民族不同，而且也与麦作社会的民族不同”[18]。
在旱田的耕作中，则很少需要超出家庭规模的合作。尽管在一些地区的旱作耕作中，犁地时需要较多的畜力和人力共同劳作，但这种合作的规模较小，而且一年之中也只需要几天。黄宗智曾谈到，“冀—鲁西北的种植法，在犁地时使用较多的畜力。表面看来，这些耕作法似乎要求紧密的宗族关系：叔伯弟兄为此而合伙搭套。然而这样的协作，在整个农业周期中只占去几天而已。虽然一些小农也与族人搭伙，但许多人并不限于同族而是和朋友或邻居合伙。单凭犁田时需要的协作，不足以使已婚但不能融洽相处的兄弟聚居而不分家，也不足以成为强固宗族组织的经济基础”[18]。
总之，按照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旱作农耕活动中，农户间合作的需要既不经常，规模又小，不足以促进宗族聚居和强化宗族组织。相比之下，在水稻的耕作中，更需要农户间的合作。而在中国的南方，稻作极为普遍。北方，包括西北、华北和东北，则均以旱作为主（当代北方的水稻种植大部分是近现代才开始的）。因而，一些学者认为，稻作与旱作的差异是中国南北方宗族聚居程度不同的一个原因。
强调耕作中合作的需要者，通常涉及“水的问题”，强调水利工程对合作的重要性。中国的北方，降雨量和江河水流量在一年之内及年度间的分布极不均匀，经常发生旱涝灾害。这大大增加了渠道灌溉的成本，降低了灌溉的效率。总体上说，北方缺水，旱灾多于涝灾。在旱灾严重时，很多江河水量极少甚至断流，从而使灌溉渠道失去作用。因而，在传统农业社会时期，北方的渠道灌溉工程较少。按黄宗智说法，中国北方的水利工程趋于两个极端：一方面是需要国家组织建造和维护的治理大江大河的大规模工程，另一方面是只需少量劳动力投入的打井工程。“由国家建造和维修的大型防洪工程，与由个别农户挖掘和拥有的小型灌溉井之间的对比，足以显示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一个强烈对照，即庞大的国家机器与分散的小农经济之间的悬殊差别。在这方面，如果把华北与长江下游或珠江三角洲作对比的话，彼此间的不同是很鲜明的”。水旱灾害有一点不同：旱灾会造成饥荒，水灾则不仅造成饥荒而且直接夺取人的生命和财产。因而，国家组织的水利工程集中于防范水灾。显然，这种大规模的工程并非自发的农户间合作。北方人畜饮用水及少量的灌溉农业主要是靠井水。打井通常只需要一家一户的劳力加上几个帮工，在几天之内就可完成，使用和维护通常也只限于一家一户。在极度干旱缺水，需要打深井的地区，在传统技术条件下确实常常需要全村人的合作，而且井水在使用上也是由全村人共享。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是在打井过程中需要较多人共同劳动，在维护过程中通常只需大家不有意破坏即可，只在少数地区并且是处于极端干旱的时期，才需要在分配用水上进行合作。
而在南方，以村为单位的水利工程系统相当普遍。当然，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的北方并非没有渠道灌溉工程，但与南方相比，需要若干农民家庭经常性合作的中等水利工程要少得多。而且，即使是同等规模的水利工程，在北方所产生的农户间合作也弱于南方。王建革以河北省滏阳河上游和天津地区农田灌溉水利为例，对华北和江南的渠道灌溉工程做了比较。他指出，由于水源稀缺，华北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众水利体制中的水权至少表现出一定的可分性；江南水稻区则不但水权基本不可分，往往还是一种团体责任。而明代和清初的天津围田及清末民国时期的小站管田，在开始时期土地是国家所有的，渠道的建设和日常管理都由政府负责[20]。黄宗智的结论是：“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组织的规模与水利工程的规模是相符的”。“华北平原多是旱作地区，即使有灌溉设备，也多限于一家一户的水井灌溉。相比之下，长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渠道灌溉和围田工程则需要较多的人工和协作。这个差别，可以视为两种地区宗族组织的作用有所不同的生态基础”[19]。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在新开辟地域进行垦殖活动，需要更多的农户间合作，因而有利于宗族聚居的形成和宗族势力的发展。例如，弗里德曼指出，东南地区宗族发达的原因之一是边陲地区处女地的开发，需要人们更多地合作。叶显恩、刘志伟等人指出，沙田开发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势力的发展创造了相当有利的独特条件[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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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上半年工作总结篇七：人事处某年上半年工作总结

2022年上半年，我处在公司党政班子的正确领导下，在各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全处人员团结协作，克服重重困难和压力，基本完成了上半年的工作任务。

一、半年来的工作回顾

上半年，我们继续以面向基层和公司职工，服务于基层，服务于公司职工，服务于生产单位为工作宗旨，以高昂的工作热情、扎扎实实的工作态度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完成了以下主要工作。

积极开展政治思想和业务学习，不断提高全员素质。

人事处的工作是贯彻执行国家劳动、人事政策的职能部门，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工作水平，是搞好人事工作的重要保证。半年来，我们一是坚持政治学习制度，积极加强思想政治学习，组织全处职工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认真学习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两个条例，用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导我们的工作，用党的理论知识丰富武装头脑，为我处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精神动力;二是努力钻研技术业务知识，积极参加人事管理、工资管理以及职称改革等方面的培训和业务学习，并且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使大家的工作水平和工作效率都有了一定的提高;三是积极参加公司及支部组织的各种活动和劳动，进一步培养同志们的集体主义感和大局观。通过半年来的努力，同志们的整体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保证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公司发展建设服务。

⑴ 劳动力管理和职工调配工作

上半年，我们本着严格管理，热情服务的原则，注意积极搞好这项工作。半年来，我们及时为两位新调入领导同志办理了相关的调转手续和工资手续，保证了工资的及时兑现;对汤河交换台撤销后无岗的两名全民职工，重新安排了工作岗位，辞退了两名大集体职工，减少了临时用工的费用支出;为名职工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此外，我们还协助部分实体单位，对今年所有使用的临时工签订了用工合同，不但规范了用工管理，而且也避免了因 劳动合同 的不完善而容易产生的劳务纠纷。

⑵工资管理工作

工资管理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而且需要认真、细致，我们严格按照省人事厅及水利厅人事处要求，认真地做好了上半年公司在职职工和离退职工的工资管理工作。上半年我们在认真核定全公司工资计划的基础上，按照规定积极做好工资及出勤补贴的审核和发放工作，及时为工作调动的同志办理了工资变动手续，并按要求补发了相应的工资;在职工加班、夜班管理上，我们根据公司领导的要求，严格控制加班和夜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⑶ 保险 工作

保险工作是关系到公司集体和职工利益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一直非常注意抓好这项工作。上半年及时对公司固定资产房屋和计算机办理了投保手续，对公司机动车辆按时办理了续保手续，为公司职工办理了家庭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上半年，我局连续发生两起被盗事故，汤河地区部分住宅楼楼盖因风受损，我们及时向投保公司报案，在公司有关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经过我们多方面积极沟通与努力，保险公司同意赔付万元，该款已经交到局财务，使我局财产的损失得到了有效地补偿。

⑷职工培训工作

上半年，在局党政班子的重视下，我们严格按照公司关于职工培训学习的规定，做好公司职工培训的审查和平衡工作，并严格掌握培训学习经费的支出以及培训学习合同的签订等工作。上半年，我们组织全体在岗船员进行了参加了地方海事局的特种培训，共有人参加了短期培训,为提高职工的整体素质提供了前提条件。

⑸劳动人事统计工作

劳动人事统计工作业务占人事处工作比重较大，所有报表要求准确无误，而且时间性较强，每份报表的完成都要查阅大量资料，上半年,在全处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共完成干部统计报表、工人报表、工资测算报表、工资报表、临时工报表、月季综合报表、报盘等共计近份，保证了部门工作的正常开展。

此外，我们还及时按要求更新升级了人事管理管理软件，进一步完善了人事信息库，提高了人事管理工作的现代化水平，方便了工作，也为今后全面实现人事管理工作的自动化奠定了基础。

⑹职称改革工作

职称改革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上半年，我们及时完成了名技术干部职称申报的报卷工作，并且全部通过了水利厅的初审。

⑺安全管理工作

上半年，公司的 安全生产 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这是局党政领导重视和公司广大职工不懈努力的结果。半年来，我们一是健全安全组织机构，切实加强领导。二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促进安全生产工作的正常开展。我们在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基础上，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组织职工及时学习上级领导部门发布的各项安全生产 政策法规 和关于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文件，进一步提高了职工的安全意识和政策水平，为我公司安全生产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三是进一步完善安全规章制度，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年初对各项安全规章制度及 *** 作规程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并及时与各有关单位签订了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状”，各签状单位又按要求对所属班组和个人进行了层层签状，切实把责任落实到人，形成了一个齐抓共管，人人管安全、人人抓安全、人人想安全的良好局面，为我公司安全生产工作的正常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是积极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努力提高全员安全意识。

积极利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较好地营造了“人人讲安全，事事讲安全，时时讲安全”的良好氛围，做到了警钟常鸣，推动了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向更深层次发展;五是坚持开展行之有效的安全检查监督，积极整改隐患，努力做好安全防范工作。我们继续坚持每月一次常规安全检查，每季一次安全大检查，半年一次综合大检查，重点是查思想，查组织，查制度，查落实，查措施，并经常督促各签状单位结合自身实际开展安全自检自查。上半年共组织大型安全检查次，小型检查近次，对检查中发现的不安全隐患都及时进行了整改，消灭了隐患，较好地起到了预防作用。我们还注意搞好劳动保护用品的审批和发放工作，保证了职工的权益。

此外，我们还注意抓好劳动纪律工作。坚持考勤检查制度，目的是在我公司形成一个良好的工作秩序。

二半年来的工作体会与存在的问题

通过上半年的工作，我们深刻体会到，公司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是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前提;处内全体同志团结协作，互帮互助是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工作人员爱岗敬业，求真务实是全面完成各项工作的的重要保证。半年来我们虽然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领导的要求以及与兄弟处室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和不足，主要表现是： 抓劳动纪律不得力，有一种依靠公司领导的想法，有畏难情绪，怕得罪人。

工作计划跟不上实际工作需要,虽有计划,但经常被实际工作打乱，有时跟不上领导的想法，个别工作完成有欠及时。

处内组织政治思想学习少，服务意识和工作效率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有些工作不够细致，致使个别工作显得有些被动。

三下半年努力方向

认真抓好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加强对改革开放的认识，统一全处思想，加强人事处自身建设，提高全处人员的思想觉悟，提高全体人员的业务水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严格按照党的方针办事。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公司整体情况、岗位设置、人员发展规划需有长远设想，提出建议为公司领导决策提供依据。

加强人事处与其他处室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共同为水库事业的发展服务。

积极做好全员养老保险工作，保证及时完成此项工作

回顾半年来的工作，有成绩但也同样存在着问题与不足，我们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紧密围绕在水库党政班子的周围，团结协作，戒骄戒躁，克服不足，发扬成绩，努力工作，为水库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2022年上半年工作总结篇八：公司市场部上半年工作总结

转眼已经到了__年7月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我对自己__年上半年工作做出了评定和总结，提出了需要改进的地方以及解决方法。

一、岗位职责

作为公司市场部督导这一职位，我在工作上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没有使用好公司下发的考核标准。做事总是想到哪做到哪儿，工作没有合理的计划和总结，没有正确的工作方法。工作起来比较麻木，总是急于解决问题，做不到冷静的思考问题，没有合理的解决问题根本策略和方法。

解决方法：拟定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流程，每天按照此流程来展开工作(对每一项事情的了解和问题的处理都设有时间的限制)，这也就是被迫提高工作效率。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相信自己在工作方法上会有所改进，并且工作效率也会有所提升。

二、业务情况

__年在公司业务方面，得到了小部分的成果，但其中也有很多是鉴于公司同事们的帮助和鼓励。我们的军团军规中有这么一句，当你进入一家讲究实效的公司，请用你的业绩说话。

在工作中总会提醒自己：所有出现的问题只有自己解决，等到别人的只有参考的意见和鼓励的话语，凡事全部需要自己才能解决，没有任何人来帮助你完成它。这样自己的依赖性就不会那么强，所有的问题只有自己去寻找解决方法。再苦再累，只有你的业绩才能证明你的能力，其它所有的只是空谈。

三、团队协作

上半年工作中总结出：现在的公司只有较强的个人能力是不行的，拥有公司的团队协作精神才是最为重要的。再强的个人永远比不上一支优秀的团队。目前团队的建设将成为下半年度的工作计划。在团队中我总是教导我的管理者，必须做到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店铺的管理者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我们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对于如何培养员工：只要员工犯的不是原则性问题，我们基本以引导和教导为主。员工不是被骂成才，她们同样也需要赞美和鼓励的话语，多给信心。

四、存在问题

1 自我学习力不够，总是需要鞭策

2 工作还有潜力没有全部发挥，需要改进工作方法

3 对于平时的培训及会议记录是有，但只是流于形式，没有最后的总结，采用和实施

五、解决方法

1合理地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不可打乱 学习计划

2给自己制定工作流程，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学习优秀的人是如何有效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利用好五项管理

3在培训和会议之后学会总结和分析，分析出自己目前的工作问题，总结出自己如何更好的执行和布置工作。在实施之前做好充足的准备，将计划详细，实施的时候就比较轻松。

以上就是我对__年上半年的工作总结，在工作总结中分析出自己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对下半年的工作计划和目标有很大的帮助。接下来我会认真执行下半年的工作，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

2022年上半年工作总结篇九：企业工会上半年工作总结

2022上半年，市人事局工会工作在市总工会的精心指导下，着力加强机关工会建设，认真贯彻执行《工会法》，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积极履行工会职能，充分调动和发挥了工会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人事人才工作的创新发展。

1、加强了工会组织建设，提高工会工作质量

一是加强领导，充实班子。局党组加大对工会的支持力度，明确一名局领导分管工会工作，2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并重新选举了新一届工会委员，调整充实了力量，为工会工作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二是坚持依法治会，规范自身行为，加强工会组织自身建设，始终按照工会法的要求，组织好各项工会活动;三是开展工会信息宣传工作，收、管、用好工会经费，促使工会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更好地为人事人才工作大局服务。

2、扎实组织学习教育，工会会员政治业务素质不断提高

一是每月组织了一次学习教育活动。结合保持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与机关党支部联合开展了政治业务学习，学习《工会法》等法律法规知识;二是强化电子政务知识学习，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在市直单位率先推行电子政务办公制度，文件、政策、程序、工会动态全部上网发布，节约了行政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加快了机关建设的电子信息化进程。

3、开展帮扶活动，发挥工会作用

一是开展职工结对帮扶活动，联系北盛镇马占村，干部职工与特困户结成“一帮一” 对子 ，捐款近万元，帮助村民发展经济、脱贫致富，工会委员姚文奇联系贫困户杨美正，将其小孩接到家中，购买了电子琴、书籍文具等用品，花费2200多元;二是支持中和镇中药产业开发工作，帮助山区农民发展产业，脱贫致富。三是做好女职工工作，组织开展检查，关心女职工身体健康;四是做好老干和关协工作，以老干支部为单位开展有益的工会活动，在“六一” 儿童 节开展了周洛古文化村郊游活动，并给予每位学生100元节日慰问金;对家属子弟在校获奖的，工会给予相应奖励，促使青少年健康成长。

4、以工会活动为载体，增强工会活力和凝聚力

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一是组织职工赴株树桥水库观光休闲，踏春郊游;二是组织了一次扑克比赛，评选了优秀选手;三是添置了 乒乓球 桌等工会活动用品，组织了一次乒乓球赛，达到锻炼身体、促进工作的目的;四是派一名职工参加了文体局的工间 *** 培训活动，并组织对全局职工工间 *** 培训，使职工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加强体质锻炼;五是组织职工参加行政中心运动会，积极组队参加拔河赛、乒乓球赛、象棋赛、自行车慢车赛，培育职工竞争意识，不增强职工的身体素质。

下半年，我局工会将更好地履行职能，充分发挥作用，增强职工主人翁意识，更好地推动人事人才工作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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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_hmt = _hmt || []; (function() { var hm = documentcreateElement("script"); hmsrc = ">1、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汽新能源公司”)是由世界500强企业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发起并控股，联合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设立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平台，是目前国内纯电动汽车市场占有率最大、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企业。目前，北汽新能源公司已形成辐射全国的产业布局，并与美国Atieva公司、德国西门子、韩国SK等著名企业开展了成功的合作，大大增强了技术实力和研发实力。
2、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江淮的新能源汽车研究始于2002年，并在2009年提出“纯电动”为主攻方向后取得快速发展，至今累计推广电动车超5000辆。江淮汽车是国内纯电动轿车投放市场比较早的企业。数据显示，2013年以前，中国投放到市场上的纯电动轿车，江淮汽车占近50%，到现在已经发展了4年多，公司不断使用迭代开发的技术，每年市场投放都有一定的批量。
3、上海汽车工业集团
作为国内最早推出新能源汽车战略的企业，上汽集团乘用车在自主掌握新能源核心技术的同时，还致力于对新能源全产业链的扶持与打造，目前上汽集团乘用车的新能源产业整体战略布局已基本成型。“中国最完备新能源体系”的构建，以及在新能源产品及新能源市场化、产业化方面的初步成功，显示了上汽集团乘用车在新能源产业链的前瞻布局的卓越成效。
3、东风日产启辰
在新能源汽车推动方面，东风日产将坚定不移地发展启辰品牌新能源汽车，并承诺加大研发投入和营销力量的倾斜，以尽快推进新能源汽车规模量产，并致力于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上的领导品牌，推动新能源汽车在中国的普及。作为东风日产的合资自主品牌，启辰自从诞生开始，便取得了不俗的销量。
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IT，汽车和新能源三大产业群的高新技术民营企业。目前，比亚迪在全国范围内，已在广东、北京、陕西、上海等地共建有九大生产基地，总面积将近700万平方米，并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印度、台湾、香港等地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现员工总数已超过15万人。
5、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核心整车企业，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长安正式进入汽车领域。1996年注册并成为极具竞争力的上市公司。
6、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于2010年4月正式成立，其前身为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项目组。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创立之初就把“更安全、更节能、更环保”的产品理念融入到公司发展过程中，早在2001年，奇瑞公司就正式成立了“清洁能源汽车专项组”，专职负责混合动力汽车、替代燃料汽车等清洁能源汽车前沿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7、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汽车行业十强中唯一一家民营轿车生产经营企业，经过二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在汽车、摩托车、汽车发动机、变速器、汽车电子电气及汽车零部件方面取得辉煌业绩。连续四年进入全国企业500强，被评为“中国汽车工业50年发展速度最快、成长最好”的企业，跻身于国内汽车行业十强。
8、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新能源汽车分公司是集新能源汽车及其零部件制造、销售、维修、技术咨询为一体的整车制造企业，同时肩负不断完善制造工艺、提高产品成熟度的重任，产品为一汽集团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目前主要生产EV(纯电动)、HEV(混合动力)、PHEV(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一期在2011年达到年产1万辆新能源轿车的生产能力。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6月12日，由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共同出资组建而成。目前拥有浦东金桥、烟台东岳、沈阳北盛和武汉分公司(在建)四大生产基地，共4个整车生产厂、2个动力总成厂，是中国汽车工业的重要领军企业之一。

北京花乡二手车市表现最为明显。作为全国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今年上半年该市场的交易量只有188万辆，同比降幅达444%。有二手车商7月份只卖出5台车。市场之所以如此冷清，有人认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是主要原因。但考虑到在疫情发生前，我国二手车车市多年亦未表现出“活跃”迹象，现在的情况只能说是雪上加霜。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疫情是“霜”，那么此前二手车市场多年的“雪”是怎么回事？
数字最有说服力。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乘用车新车销量约2108万辆，当年乘用车二手车交易量约1296万辆。表面看，二手车交易量超过千万辆规模，是个不小的数字，但跟成熟汽车市场相比，就看出差距了。以美国市场为对照，其新车与二手车交易量之比长期维持在1:23以上，而我国则刚过1:05。美国二手车交易量与汽车保有量之比稳定在14%以上，而我国仅为58%。
就像一些人说起中国汽车市场不够成熟总爱用“起步晚”说事一样，对于二手车市不活跃的问题，这些人也把“起步晚”当成现成理由。但是，虽说中国的二手车市场起步较晚，可到现在也发展了30年的时间。有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二手车交易量就开始呈现出持续上涨趋势，但是这个市场却迟迟没有出现像新车市场那样的“爆发式”增长的局面，增速非常缓慢，相当“不活跃”。
其实，“不活跃”的原因并不难找。多年来，二手车市场一直有“水很深”的说法，而这恰是影响该市场繁荣发展的根本原因。“水深”的最典型表现，是行业市场诚信缺失，交易不规范。由于各种原因形成的同一地方多家二手车交易市场之间存在恶性竞争，相互压价现象十分严重；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二手车价值评估标准和汽车残值发布制度，对二手车价值的评估过于简单和随意，实际估值与理论价值差异很大；转让二手车的过程繁琐、价格不理想以及车兑现货币较慢；信息不对称，消费者被宰现象严重；交易链太长，不必要的交易环节增加了交易的成本；二手车售后服务问题多，消费保障系统太弱。除此之外，还存在虚假车况、车源不均、流通不足等问题。
从政府管理方面看，二手车行业法规滞后，政策不健全，造成二手车市场管理水平难以提高，服务功能缺乏。在我国，二手车不是商品，不是财产，只有库存概念没有市场所属概念、产权所属概念。在二手车行业里面，因为法规不健全，导致效率非常低。另外，二手车交易的税收标准不统一。据调查，各地对二手车交易的税收基本上都按当地有关政策执行，税率高低相差悬殊，造成了一些地区二手车的成本过高，经营二手车的企业利润微薄；一些地区采用交易不过户来逃税，场外交易、私下交易、非法交易大量存在，扰乱了二手车交易秩序。
找到了二手车市场不活跃的原因，接下来怎样激活它就有了方向和针对性。有人建议，当前二手车市场急需建立可靠的流通信息体系、权威的鉴定评估体系、高效的售后服务体系、严格的市场监督体系等四大体系，同时加强法治化、标准化建设，根据地方、行业制定统一的法规标准，以规范二手车交易行为，整顿市场秩序。
我国二手车市场目前挑战与机遇并存，在看到面临众多问题的同时，更要看到巨大的增长发展空间。除了政策改变之外，更需要市场本身求新求变，进行大胆的改革创新。要通过培育行业环境、消费习惯等，促进市场走向成熟。特别是要整合出一条将经销商、厂商、服务商、电商平台和客户有机连接在一起的价值链，像欧美发达市场的二手车交易模式那样规范、成熟，并呈多元化发展的业态。只有内部有了动力，整个二手车市场才能真正“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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