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经历了怎么样的过程写出的资治通鉴

司马光经历了怎么样的过程写出的资治通鉴,第1张

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它的主要功绩在于积有限之社稷资财,以兴家业,繁吾中华。故此,我国历史上众多有识之士在生活土都十分注意自身的俭朴,也十分重视对后代的“俭朴”教育。这种身教言传之精神, 成为后人正身教子的楷模。 北宋杰出史学家司马光,进士出身,屡官天章阁侍兼侍讲、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后追封为温国公。他著述宏丰,其名著《资 治通鉴》是我国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他的生活十分俭朴,工作作风稳重踏实,更把俭朴作为教子成才的主要内容。 在司马光的一生中, 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据有关史料记载,司马光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十分注意教育孩子力戒奢侈,谨身节用。他在《答刘蒙书》中说自己“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 为了完成《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他不但找来范祖禹、刘恕、刘敛当助手,还要自己的儿子司马康参加这项工作。当他看到儿子 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非常生气,认真地传授了他爱护书籍的经验 与方法:读书前,先要把书桌擦干净,垫上桌布;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 再用食指轻轻盖住以揭开一页。他教诫儿子说: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为了实现著书立说治国鉴戒的理想,他15年始终不懈,经常抱病工作。他的亲朋好友劝他“宜少节烦劳”,他回答说:“先王曰,死生命也。”这种置生死于不顾的工作、生活作风,使儿子同僚们深受启迪。 在生活方面,司马光节俭纯朴,“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 但却“不敢服垢弊以矫俗于名”。他常常教育儿子说,食丰而生奢, 阔盛而生侈。为了使儿子认识祟尚俭朴的重要,他以家书的体裁写 了一篇论俭约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强烈反对生活奢痱,极力提倡节俭朴实。 在文中他明确指出:其一,不满于奢痱陋习。他说,古人以俭约为美德,今人以俭约而遭讥笑,实在是要不得的。他又说,近几年来,风俗颓弊,讲排场,摆阔气,当差的走卒穿的衣服和士人差不多,下地的农夫也脚上穿着丝鞋。为了酬宾会友“常数月营聚”, 大 *** 大办。他非常痛恶这种糜烂陋习,为此,他慨叹道:“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其二,提倡节俭美德。司马光赞扬了宋真宗、仁宗时李亢、鲁宗道和张文节等官员的俭约作风,并为儿子援 引张文节的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告诫儿子这句至理名言是“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接着,他又援引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说的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接着,他对道德和俭约的关系作了辩证而详尽的解释。他说:“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 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反之,“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 其三,教子力戒奢侈以齐家。司马光为了教育儿子警惕奢侈的祸害, 常常详细列举史事以为鉴戒。他曾对儿子说过:西晋时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溢倾家”。石祟“以奢痱夸人,卒以此死东市。” 近世寇准生活豪侈冠于一时,“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 。 司马光还不断告诫孩子说:读书要认真,工作要踏实,生活要俭朴,表面上看来皆不是经国大事,然而,实质上是兴家繁国之基业。正是这些道德品质,才能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司马光关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警句,已成为世人传诵的名言。在他的教育下,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他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誊于后世。 今天,我们的生活比我们过去的任何时代都富裕多了。但我们才刚刚摆脱贫困,刚刚踏上富裕的台阶,并没有真正的富裕起来。 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年轻家长摆阔气、讲排场,挥霍无度,这种无节制的浪费风气正像传染病那样在社会上扩散,已深深影响着下一代。“俭朴”是我们兴家繁国的法宝,挥霍无度必将祸害家业, 殃及国家。所以,为了家业兴旺,国家强盛,我们必须努力培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树立勤劳、俭朴的高尚情 *** 。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拥有明天,我们的民族才能兴旺发达。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北宋陕州(今山西夏县)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经过19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元丰7年(1084年)完成了《资治通鉴》的通史巨著,内容以总结历史统治者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为主。在政治上,司马光守旧,竭力反对神宗支持的王安石变法,长期辞官退居。宋神宗死后,他被召入京,主持国政,废除了王安石变法的新政。司马光死后被追封为温国公,葬于家乡夏县。入朝为官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一月,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据史书记载,司马光幼年聪颖好学,尤喜《左氏春秋》,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他不仅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而且可以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他好读书,求甚解,又有选择,他不喜佛、老,对历史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
宋仁宗宝元初年(1038年),司马光二十岁的时候,中进士甲科,初任奉礼郎、大理评事一类小官,后经枢密副使庞籍的推荐,入京为馆阁校勘,知同礼院,改并州通判。嘉佑六年(1061年)升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神宗即位后拜翰林学士。
在政治上,司马光是保守派领袖,他顽固地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教条,竭力反对、阻挠王安石变法。当神宗准备任命他为枢密副使时,他坚持不受,并以废除新法为条件相要挟。他还以故交旧友的面目三番五次给王安石写信,攻击其变法是“侵官、生事、征事、拒谏”,致使“天下怨谤”,遭到王安石的严厉批驳。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看到新法已势在必行,便自请离京,出知永兴军,第二年至洛阳,任两京御史台。清廉简朴
司马光政治保守,无可讳言;但他襟怀坦白,居官清廉,恭谦正直,不喜华靡的品格却也是公认的。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一直传为美谈。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以他为邻。
司马光敢于直谏,不阿谀奉承;他举忠斥奸,不为身谋。在一篇《谏院题名记》上,他要求做谏官的“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吁名者,犹汲吁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他曾经说自己平生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对人讲的。他廉洁奉公、以节俭为乐的品德更是一直被众传颂。仁宗皇帝临终前曾留下遗诏,要赏赐司马光等大臣一批金银财宝,司马光领衔上书,陈述国家穷困,不愿受赏。但几次都未被批准,最后他将赏赐自己的一份交给谏院,充作公费。他在洛阳任职时,曾买地修筑了一所居住、读书、游览的“独乐园”,幽雅简朴,他非常满意。但当皇上的使臣到这所宅院来向他问政时,却为这低矮的瓦房、间隔的陈设暗暗发笑,他不能相信名扬天下的“司马相公”会这样寒碜!司马光的妻子死后,没有钱办理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们主张借些钱,也该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呕心沥血著《通鉴》
司马光在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贡献,是他主持编写了不朽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他的名字将和这部著作一起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
司马光从小勤奋好学,博通经史,出仕后也一直坚持读书,尤其留心研讨历代史书。他在馆阁校书以及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满架满架的都是史书,几间屋子都放不下,如此浩翰的朝野史籍,一个人穷毕生之精力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他逐渐产生了一个编写一本既系统又间明扼要的通史,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他的想法得到了他的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在嘉佑年间,司马光便在公事之余开始了《通志》的编写和工作。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他写好的《通志》进献给英宗皇帝。《通志》共八卷,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主要写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的盛衰兴亡,供皇帝参考。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奉费用,增补人员,专事编写工作。司马光深受感动,很快便在右掖门处的秘阁内设立了书局,并请来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班,刘恕、范祖禹等人,共同讨论了书的宗旨、提纲,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其成,由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担任文字的校对工作。
第二年,英宗病逝,神宗即位,开经筵,在迩英阁进读《通志》,他认为《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名《资治通鉴》,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要亲自为《资治通鉴》作序。这就更加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最后脱稿修成,前后共成时十九年。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丰富的历史事实。全书计二百九十四卷,另附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这部书,取材甚广,网罗极富,除依据正史处,还采用了野史杂志三百二十余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极严,考辨异同,尽力求真,所以记述内容,比较翔实可信,为历代史学家所推崇。《通鉴》文字以荀悦的《汉纪》为宗,力求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朴质精炼,富有文学意味。不仅可以作为历史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当作文学作品欣赏。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的十九年中,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特别是在洛阳的十五年里,几乎付出了他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编书,常常废寝忘食,有时家里实在等不上他回来吃饭,便将饭送至书局,还要几次催他才吃。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而且上边没有一个草字。他的房子低矮窄小,夏天闷热难堪,洒下的汗珠把书稿都浸湿了。后来,他请匠人在书房里挖了一个大深坑,砌上砖,修成一间“地下室”,他就在这个冬暖夏凉的地方,专心致志地埋头编书。他对史料考核极其认真,追根寻源,反复推敲,不断修改。《通鉴》编成后,洛阳存放的未用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可见他为这本书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啊!重执政废新法
元丰八年,神宗病逝,不满十岁的哲宗即位,由宣仁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被起用为陈州知州,路过京城时,被留作门下侍郎,次年又升尚书左仆射,与吕公著(尚书右仆射)同执朝政。司马光执政后,便开始排斥打击变法派人士,接连上表,彻底废止新法。
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病逝,终年六十八岁,朝廷赠以“太师”、“温国公”等称号,派专员扶灵柩返夏县安葬,谥“文正”。

译文
光武帝因为朱浮(经常)欺压蔑视同僚,常常怨恨他,(但是因为特别)爱惜他的才能,舍不得加罪惩罚(他)。
注释
1、帝:即光武帝刘秀(前5-57),东汉开国皇帝,25-57年在位。字文叔,南阳郡蔡阳人(今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生于陈留郡济阳县济阳宫。中国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庙号“世祖”,谥号“光武皇帝”。新朝末年,海内分崩,天下大乱,身为一介布衣的汉室宗亲刘秀在南阳郡乘势起兵。更始三年(25)刘秀与更始帝刘玄政权公开决裂,于鄗县南千秋亭登基称帝,为表刘氏重兴之意,仍以“汉”为其国号,史称“东汉”。经过长达12年之久的统一战争,刘秀先后平灭了关东、陇右、西蜀等地的割据政权,结束了自新莽末年以来长达近20年的军阀混战与割据局面。刘秀在位33年,政治上改革中央官职,整治官场风气,精简结构,优待功臣;经济上解放生产力,采取休养生息,大力发展经济;文化上大兴儒学、推崇气节,东汉一朝也被后世史家推崇为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司马光、梁启超语)的光武中兴时代。建武中元(一作中元)二年(57),刘秀在南宫前殿逝世,享年62岁。刘秀死后其子刘庄继位,于同年三月初五日,葬刘秀于原陵,上庙号世祖、谥号光武皇帝,后人多称呼为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有作为的开明君主,面对断壁残垣、江山破碎的社会状况,他勤于国政,改革开拓,终于使东汉王朝在一片焦土废墟中恢复和发展。
2、以:连词,表原因,因为。
3、浮:即朱浮(前6?-66?)。字叔元,沛国萧(今安徽萧县)人。成语“亲者痛,仇者快”的创造者。约自汉哀帝建平初年至后汉明帝永平中年间在世。初从世祖(刘秀)为大司马主薄,迁偏将军。从破邯郸后,乃为大将军幽州牧守苏城。后为大司空。建武二十二年(46)坐卖弄国恩免职。后三年徙封新息候。永平中有人告浮事,明帝大怒,遂赐死,但没有宣布他的罪状。朱浮的作品都见《后汉书》本传中,仅与彭龙一书,亦载于《文选》。
4、陵轹(línglì):同“凌轹”。欺压;欺蔑。
(1)欺压;欺蔑。《史记·孔子世家》:“楚灵王兵强,陵轹中国。”《后汉书·朱浮传》:“帝以浮陵轹同列,每衔之,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李贤注:“陵轹,犹欺蔑也。”宋司马光《与王介甫书》:“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
(2)凌驾;超越。《梁书·文学传上·锺嵘》:“元嘉初,有谢灵运,才高辞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战国之世,言道术既有庄周之蔑诗礼,贵虚无,尤以文辞,陵轹诸子。”
5、同列:犹同僚。
(1)同一班列;同等地位。亦指地位相同者。《商君书·错法》:“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汉贾谊《过秦论上》:“(秦)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矣。”
(2)犹同僚。《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寇莱公在中书,与同列戏云:‘水底日为天上日。’未有对,而会杨大年适来白事,因请其对。大年应声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称为的对。”郭希仁《从戎纪略》:“钱定三之议举为副统领也,同列多不悦。”
6、每:副词,经常;常常。
7、衔:怀恨;怨恨。《汉书外戚传》:“景帝心衔之。”裴廷裕《东观奏记》卷上:“(郑颢)衔臣入骨。”
8、惜:珍惜;爱惜;重视而不糟蹋耗费。《吕氏春秋·长利》:“为天下惜死。”《晋书·陶侃传》:“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宋苏洵《六国论》:“视之不甚惜。”宋王谠《唐语林·雅量》:“臣辈惜程艺。”“汝辈所惜。”清张廷玉《明史》:“朕不自谨惜。”
9、其:人称代词,他的,指代朱浮。
10、功能:才能。
(1)犹技能。《管子·乘马》:“工,治容貌功能,日至于市。”
(2)效能;功效。《汉书·宣帝纪》:“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试功能。”洪深《戏剧导演的初步知识》上篇三:“而导演者更不能不切实地理解工具的功能。”秦牧《艺海拾贝·核心》:“通过特定的艺术手段反映生活,以情移人,能发挥思想教育功能。”
(3)才能。元无名氏《举案齐眉》第三折:“则为你书剑功能,因此上甘受这糟糠气息。”清吴下阿蒙《断袖篇·李延年》:“卫青、霍去病皆爱幸,然亦以功能自进。”
(4)指有才能的人。《后汉书·陈龟传》:“前凉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功効卓然。实应赏异,以劝功能。”三国魏曹 *** 《论吏士行能令》:“太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清侯方域《豫省试策三》:“然而……天下之侥幸不息,天下之功能不厉,皆足以窳吏而害民。”
11、不忍:舍不得。
(1)不忍心;感情上觉得过不去。《谷梁传·桓公元年》:“先君不以其道终,则子弟不忍即位也。”《史记·项羽本纪》:“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
(2)不忍耐;不忍受。《论语·卫灵公》:“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二:“阮士瑀伤于虺,不忍其痛,数嗅其疮。”宋苏轼《休兵久矣而国用日困策》:“不忍药石之苦、针砭之伤,一旦流而入于骨髓,则愚恐其苦之不止于药石,而伤之不止于针砭也。”
(3)不收敛。《楚辞·离骚》:“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汉朱浮《为幽州牧与彭宠书》:“高论尧、舜之道,不忍桀、纣之性,生为世笑,死为愚鬼,不亦哀乎?”
(4)不能忍受;不愿意。《孟子·离娄下》:“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史记·亷颇蔺相如列传》:“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三国志平话》卷上:“(妻子)到于庵门,见学究疾病,不忍见之,用手掩口鼻,斜身与学究饭吃。”
(5)舍不得。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予初阅时,不忍释卷。”清赵翼《瓯北诗话·白香山诗》:“(香山诗)古体则令人心赏意惬,得一篇辄爱一篇,几于不忍释手。”郭小川《木瓜树的风波》诗:“此刻呀,他还不忍和同志们告别。”
12、加罪:怪罪;施加刑罚。
附录:
《后汉书·卷三十三·列传第二十三·朱浮、冯鲂、虞延、郑弘、周章列传·朱浮传》
原文
朱浮字叔元,沛国萧人也。初从光武为大司马主簿,迁偏将军,从破邯郸。光武遣吴汉诛更始幽州牧苗曾,乃拜浮为大将军幽州牧,守蓟城,遂讨定北边。建武二年,封舞阳侯,食三县。
浮年少有才能,颇欲厉风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属,以为从事,及王莽时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发诸郡仓谷,禀赡其妻子。渔阳太守彭宠以为天下未定,师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属,以损军实,不从其实。浮性矜急自多,颇有不平,因以峻文诋,宠亦很强,歉负其功,嫌怨转积。浮密奏宠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货贿,杀害友人,多聚兵谷,意计难量。宠既积怨,闻之,遂大怒,而举兵攻浮。浮以书质责之曰:
盖闻知者顺时而谋,愚者逆理而动,常窃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无贤辅,卒自弃于郑也。
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临人亲职,爱惜仓库,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权时救急,二者皆为国耳。即疑浮相谮,何不诣阙自陈,而为族灭之计乎?朝廷之于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孙之亲。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岂有身带三绶,职典大邦,而不顾恩义,生心外畔者乎!伯通与吏人语,何以为颜?行步拜起,何以为容?坐卧念之,何以为心?引镜窥影,何施眉目?举措建功,何以为人?惜乎弃休令之嘉名,造枭鸱之逆谋,捐传世之庆祚,招破败之重灾,高论尧、舜之道,不忍桀、纣之性,生为世笑,死为愚鬼,不亦哀乎!
伯通与耿侠游俱起佐命,同被国恩。侠游廉让,屡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为功高天下。往时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至河东,见群豕皆白,怀惭而还。若以子之功论于朝廷,则为辽东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国。六国之时,其势各盛,廓土数千里,胜兵将百万,故能据国相持,多历年世。今天下几里,列郡几城,奈何以区区渔阳而结怨天子?此犹河滨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见其不知量也!
方今天下适定,海内愿安,土无贤不肖,皆乐立名于世。而伯通独中风狂走,自捐盛时,内听骄妇之失计,外信谗邪之谀言,长为群后恶法,永为功臣鉴戒,岂不误哉!定海内者无私仇,勿以前事自误,愿留意顾老母幼弟。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
宠得书愈怒,攻浮转急。明年,涿郡太守张丰亦举兵反。
时,二郡畔戾,北州忧恐,浮以为天子必自将兵讨之,而但遣游击将军邓隆阴助浮。浮怀惧,以为帝怠于敌,不能救之,乃上疏曰:
昔楚、宋列国,俱为诸侯,庄王以宋执其使,遂有投袂之师。魏公子顾朋友之要,触冒强秦之锋。夫楚、魏非有分职匡正之大义也,庄王但为争强而发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今彭宠反畔,张丰逆节,以为陛下必弃捐它事,以时灭之,既历时月,寂寞无音。从围城而不救,放逆虏而不讨,臣诚惑之。昔高祖圣武,天下既定,犹身自征伐,未尝宁居。陛下虽兴大业,海内未集,而独逸豫,不顾北垂,百姓遑遑,无所系心。三河、冀州,曷足以传后哉!今秋稼已熟,复为渔阳所掠。张丰狂悖,奸党日增,连年拒守,吏士疲劳,甲胄生虮虱,弓弩不得施,上下焦心,相望救护,仰希陛下生活之恩。
诏报曰:“往年赤眉跋扈长安,吾策其无谷必东,果来归降。今度此反虏,势无久全,其中必有内相斩者。今军资未充,故须后麦耳。”浮城中粮尽,人相食。会上谷太守耿况遣骑来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乡,其兵长反遮之,浮恐不得脱,乃下马刺杀其妻,仅以身免,城降于宠,尚书令侯霸奏浮败乱幽州,构成宠罪,徒劳军师,不能死节,罪当伏诛。帝不忍,以浮代贾复为执金吾,徙封父城侯。后丰、宠并自败。
帝以二千石长吏多不胜任,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交易纷扰,百姓不宁。六年,有日食之异,浮因上疏曰:
臣闻日者众阳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据郡典县,皆为阳为上,为尊为长。若阳上不明,尊长不足,则干动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纪国家之政,《鸿范》别灾异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征来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内新罹祸毒,保宥生人,使得苏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称职,小违理实,辄见斥罢,岂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尧、舜之盛,犹如三考,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当时吏职,何能悉理;论议之徒,岂不喧哗。盖以为天地之功不可仓卒,艰难之业当累日也。而间者守宰数见换易,迎新相代,疲劳道路。寻其视事日浅,未足昭见其职,既加严切,人不自呆,各自顾望,无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骋私怨,苟求长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长吏迫于举劾,惧于刺讥,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斯皆群阳骚动,日月失行之应。夫物暴长者必矢折,功卒成者必亟坏,如摧长久之业,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时之用也,海内非一旦之功也。愿陛下游意于经年之外,望化于一世之后,天下幸甚。
帝下其议,群臣多同于浮,自是牧守易代颇简。
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帝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浮复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约,率礼无违,自宗室诸王、外家后亲,皆奉遵绳墨,无党势之名。至或乘牛车,齐于编人。斯固法令整齐,下无作威者也。求之于事,宜以和平,而灾异犹见者,而岂徒然?天道信诚,不可不察。窃见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不专国命,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赖举之宫,黜鼎辅之任,至于有所劾奏,便加免退,复案不关三府,罪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为腹心,而使者以从事为耳目,是为尚书之平,决于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为能。兼以私情容长,憎爱在职,皆竞张空虚,以要时利,故有罪者心不厌服,无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经盛衰,贻后王也。夫事积久则自重,吏安则人自静。传曰:‘五年再闰,天道乃备。’夫以天地之灵,犹五载以成其化,况人道哉!臣浮愚戆,不胜惓惓,愿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
七年,转太仆。浮又以国学既兴,宜广博士之选,乃上书曰:
夫太学者,礼义之官,教化所由兴也。陛下尊敬先圣,垂意古典,官室未饰,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学,进立横舍,比日车驾亲临观飨,将以弘时雍之化,显勉进之功也。寻博士之官,为天下宗师,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旧事,策试博士,必广求详选,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举明经,惟贤是登,学者精励,远近同慕,伏闻诏书更试五人,惟取见在洛阳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将有所失。求之密迩,容或未尽,而四方之学,无所劝乐。凡策试之本,贵得其真,非有期会,不及远方也。又诸所征试,皆私自发遣,非有伤费烦扰于事也。语曰:“中国失礼,求之于野。”臣浮幸得与讲图谶,故敢越职。
帝然之。
二十年,代窦融为大司空,二十二年,坐卖弄国恩免。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
帝以浮陵轹同列,每衔之,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单辞告浮事者,显宗大怒,赐浮死。长水校尉樊矹言于帝曰:“唐尧大圣,兆人获所,尚优游四凶之狱,厌服海内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后殛罚。浮事虽昭明,而未达人听,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论曰:吴起与田文论功,文不及者三,朱买臣难公孙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终之田文相魏,公孙宰汉,诚知宰相自有体也。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课核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礼稍薄,至有诛斥诘辱之累。任职责过,一至于此,追感贾生之论,不亦笃乎!朱浮讥讽苛察欲速之弊,然矣,焉得长者之言哉!

不是一个人,吴起(约前440——前381年),是战国初期人。与孟尝君曾祖父田齐桓公午是同时代人。 比齐威王(-前320)还大几十岁,齐威王的小儿子是田婴,田婴的中子是孟尝君田文。孟尝君田文是战国后期人。孟尝君可能在魏国做过相国,但这里的田文绝对不是孟尝君田文。
孟尝君与魏昭王同时代。而吴起于魏文侯魏武侯同时代。
魏武侯生魏惠王,魏惠王生魏襄王,
魏襄王生魏哀王,魏哀王生魏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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