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官军饷分级别的,杂牌部队和嫡系部队,中央军和地方部队之间的差别很大,嫡系部队的少尉军饷有时比杂牌部队的少校还要多中央军军饷能按时发放,地方部队和杂牌军的军饷几乎都发不全,拖欠军饷是常有的事,而且发军饷还得分年代,早期是发银元,后来是发伪法币,最后是发金元币,而且因为物价的波动,几乎每年发的军饷都不同,只能举例来说
这是1931年时定的军饷,平时是指和平时期,但因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再加上国民政府蒋、汪、胡三派内斗正酣；到1932年初，中央政府恢复运转，稍后即颁布“国难饷章”，薪饷较之平时，有所削减
以上表的军饷,对比1931年时的物价,这里的军饷按说还是不错的,
根据学者陈志让统计，1931-1935年间，四川农村，占地100亩以上的地主，其平均年净收入为1068元；占地50亩以上的半自耕农，其平均年净收入为103元。
换言之，拿“国难薪饷”的中校及以上军官，其年收入，相当于拥地百亩以上之地主；最底层的二等兵，其年收入，也相当于拥地50亩以上的半自耕农,不过，因军阀割据及派系政治的影响，上述薪饷标准在不同背景的部队中，执行程度差别很大。譬如：宋子文财政部所属税警总团资金丰裕，不发放“国难薪饷”，仍发放“平时薪饷”；四川军阀刘湘穷兵黩武扩军不休，一度坐拥五十二团人马，但川中一隅税赋有限，故其部二等兵薪饷仅四元而已，远低于中央所定“国难薪饷”标准。而到了1937年全面抗战启动后,军费消耗庞大，物价迅速上升，官兵薪饷标准虽一再提高,但仍然赶不上物价,造成国民党中下层官兵生活苦不堪言,军队士气一落千丈,吃空饷,走私便再也难以控制,比如1937年，上将薪饷240元，1945年上升至5万元，增涨208倍；1937年二等兵薪饷7元，1945年上升至900元，增长128倍，但同期物价已增涨了2100余倍了
薪水（xīn shuǐ）又叫薪俸、薪给、薪金。而部队，警察里称为薪饷。现代人成为薪资。释义：
柴和水
借指生活必需品。
《魏书·卢玄传》：“若实有此，卿可量 朐山 薪水得支几时……如薪水少急，即可量计。”
宋叶适《提举江州陈公墓志铭》：“虏既解去，襄城米未食者十五万，薪水不乏，竟完二城，皆如公策。”
明袁可立《陈发兵出海之期疏》：“西则双岛可住舟，但薪水给于老岸，未便也。”
《儒林外史》第四八回：“这是家兄的俸银一两，送与长兄先生，权为数日薪水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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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员的俸禄有多种称法，如：“月给”、“月俸”、“月钱”等。在魏晋六朝时，“薪水”除了指砍柴汲水外，也渐渐成为日常生活开支费用的意思。如《魏书．卢昶伟》中记载：“如薪水少急，即可量计。”这里的“薪水”即为日常费用。而明朝时曾将俸禄称为“月费”，但后来又改称为“柴薪银”，意思是帮官员解决柴、米、油、盐这些日常生活费用的支出。
现今上班族按月领取的工作酬劳金，其实就跟古代的月俸、月费是一样的，主要目的也是用来支付日常生活开销。所以人们也就把工资称为“薪水”了。这道题我答过，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提到贵金属货币，不仅指金和银，还有钯、铂等等，因为它们自身稀有，而且易分割储存，所以人类从原始社会末期，就把它们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贵金属作为货币虽然有诸多的优越性，但是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工具都是为了给人类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和帮助。在我国封建社会以后，由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日臻进步和完善，人们发现它作为货币重量大，不易携带，而且流通起来不方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贵金属货币逐渐退出了商品流通领域，而进入到货币储存和收藏领域。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
金银最初只是普通的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在物物交换中充当过等价物、一般等价物,最后凭借其特点取得了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独占权。
\\\货币天然是金银\\\
金银本身也是包含一定价值的商品,具有体积小而价值大,质地均匀,易于分割,不易腐烂,便于保存,便于收藏和携带等自然属性,因而便于执行货币的职能。
楼主应该能看懂吧。还是大学好没这么辛苦。呵呵。中国一般都是月薪，一般来说，15日（含）之前的为上发薪制度，15日以后的为下发薪制度。
薪水(xīn shuǐ)又叫薪俸、薪给、薪金。而部队，警察里称为薪饷。现代人成为薪资。由于都是工人阶级，所以称为工资。
中国古代官员的俸禄有多种称法，如:"月给"、"月俸"、"月钱"等。在魏晋六朝时，"薪水"除了指砍柴汲水外，也渐渐成为日常生活开支费用的意思。如《魏书卢昶伟》中记载:"如薪水少急，即可量计。"这里的"薪水"即为日常费用。而明朝时曾将俸禄称为"月费"，但后来又改称为"柴薪银"，意思是帮官员解决柴、米、油、盐这些日常生活费用的支出。
现今我们上班族按月领取的工作酬劳金，其实就跟古代的月俸、月费是一样的，主要目的也是用来支付日常生活开销。所以人们也就把工资称为"薪水"了。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用泥土制陶是全球人类的远古创造，而瓷器却是中国人的独有发明，瓷的出现不仅赋予陶器以矿石元素的光洁晶莹，更为之融入了艺术的灵魂，中国人经历了上千年的探索，用泥土、矿石与火创造出了稀世珍宝，让人们不由得为之心醉神迷……那么，古代的中国人，到底是如何发现了这种曼妙迷离的美？勤劳而智慧的他们又是怎么将这种美发展到了极致的呢？
□中国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在江西景德镇的珠山一带发现了大量碎瓷片，人们寻觅了多年的明代官窑遗址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
中国有着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历史，为了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封建帝王总是渴望占据世间的珍宝，四面八方的进贡者纷至沓来，各地官吏更是汇集民间能工巧匠打造的人间珍奇，只为博君王一笑。大部分中国瓷器中的极品也不无例外地被收入帝王之家。
由于皇家对既实用又美观的瓷器钟爱备至，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官窑”是中国瓷器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因为皇帝对珍宝的探索与追寻是没有止境也是不惜成本的。
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意外的在中国著名的瓷都———江西景德镇珠山一带的建筑工地发现了大量碎瓷片，这些碎瓷片可不是景德镇随处可见的普通陶瓷碎片，据考证，它们出自明代著名官窑的所在地———御窑厂。
经过多年的数十次抢救性的清理发掘，考古工作者不仅从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中找到了数件官窑的绝世孤品，还从挖掘出的10余吨埋藏在地下的官窑瓷器碎片中修复还原出1000多件瓷器文物，这不禁触动了人们心中的那个谜团：御窑厂遗址中为何会有这么多可以修复出原形的碎瓷片呢？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江建新告诉我们，因为官窑是官府自己生产的，是皇帝老子独家使用的，所以民间或者其他人是不能用的，包括它的纹样是不能流失的，控制非常严格，瓷器的掩埋也都是有意识的，都是挖了一个坑、一个坑的，还要用一层土把它盖住，所以当时来说是非常严格的。
这个时期，人们将元代出现的青花瓷器发扬光大。到了明代永乐宣德年间，中国的青花瓷器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有一件青花大炉重达68公斤，烧造于明朝宣德年间，炉上绘有一座巨山被称为“寿山”，它屹立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形成东方传统寓意中的“寿山福海”。
在明朝永乐年之后，海水的纹样被大量的运用到瓷器中，这与一位著名的航海家息息相关，他就是郑和，郑和曾奉明朝永乐皇帝之命七下西洋，途经21个国家，每到一国，郑和都以大量的中国瓷器作为东方珍宝相赠，以显示大明王朝的富庶与慷慨，这些赠品无不出自明代官窑御窑厂的所在地———景德镇。
□1982年，从御窑厂遗址中挖掘出来的碎片，被一筐一筐送到了景德镇考古研究院，据说，这里的每一块碎瓷片都价值连城。
因为，说不定哪一片不起眼的碎瓷中，就隐藏着明代瓷器烧造工艺的某个重要的线索。
景德镇官窑博物馆的江小民告诉我们说，修复瓷片就像小孩子拼图一样，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技术，只要坐得住，有耐心，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官窑出土的瓷碎片应该是以重量来计算，有人问我有多少片瓷片，这是无法计算的，像我们一件瓷器，碎瓷片最多的一件器物由400多件瓷器拼成的，我们建所十多年来，在珠山御窑挖到的瓷片应该有几十吨吧，我们的修复主要就按照那种多级分类、系列复原的办法，比如我这边放的是八盏盒碗，那边放的就是盘子，我们先按照它的器形分类，分类以后再按照它的颜色，口颜来比较再来拼合。
考古工作者就是这样从10余吨元代至明代正德官窑瓷器残片里，复原出了1000多件官窑瓷器，这些经过修复的瓷器虽然身有裂纹，但其局部的光泽和整体的形态依然能折射出当年官窑的烧造水平。
由青花瓷衍生出来的斗彩瓷器就出现在明朝成化年间。斗彩的独到之处就在于釉下彩与釉上彩相映成趣，拼逗成彩色画面，在其釉下彩的基础上，在相应的区域再涂一层彩色釉料复烧一遍，形成斗彩，奇妙的釉上釉下的色彩便像花朵一般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中映现，能工巧匠们不断在色彩的工艺中探索，很快，景德镇的瓷器业就迎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时代。
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流行的青花五彩工艺，到了万历朝发展到了高峰。万历青花五彩器在构图方面，改变了成化斗彩疏朗的风格而以图案花纹满密为盛，在用彩方面，则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及釉下青花的蓝色为主，尤其突出红色，使全面色釉显得浓艳，而富有华丽之感。明朝万历皇帝对五彩瓷器的追求可谓到了某种极致，他下令烧造了大量的五彩瓷器，所绘内容多以龙凤呈祥为题材，无处不显示皇权的尊贵与威严。
□斑斓的彩绘瓷在明朝这样一个崇尚色彩的时代不断绽放出艺术的奇葩，而事实上，中国瓷器在明代官窑中幻化出的传奇却是经历了一个神奇而漫长的发展过程。
用泥土、矿石与火来创造出稀世珍宝，古代中国人经历了上千年的探索。中国瓷器最早出现的形态是原始青瓷，它在陶器的基础上粗浅地涂上了一层青釉而与陶有所区分。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研究员陆明华介绍说，陶器在中国1万年以前就开始烧制了，而瓷器的出现要晚得多，在3000年以前，原始的瓷烧造经历了商、西周、春秋、战国到西汉，甚至于在东汉还在烧，经过这么长的一个时期，原始瓷烧成了很多产品留下来，有一些器物带有一种青铜器的痕迹，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青铜时代，好多器物是仿造青铜器的。
瓷器工匠有意对青铜器的模仿，使泥土的价值大大提升，而当智慧的古代中国人掌握了瓷器烧造的奥秘后，泥土在他们的手中便可以幻化出更美妙的珍宝。
对玉的崇拜，给古代中国人许多感知温润的青色之美的灵感。如果说青瓷体现了中国人对玉的憧憬，那么白瓷的冰雪素淡则表达了人们对银的向往。白瓷虽然比青瓷发展得晚，但到了唐代，二者已呈现齐头并进之势，唐代盛行一种说法，叫南青北白，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类玉类冰”，北方著名的邢窑白瓷则“类银类雪”。
陆明华研究员介绍说，唐代的越窑又是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了，同前面的越窑瓷器不同，因为唐代很多的瓷器是宫廷采用，皇家需要，在浙江瓷区的上林湖那一带有宫窑专门烧造供皇家使用的瓷器，特别像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量的珍宝，其中有14件是越窑瓷器，是秘色瓷，这种秘色瓷代表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
白瓷则相对来说更让人一目了然，洁白无瑕、通透素淡的白瓷工艺尽显着高贵含蓄的大雅之风，令人回味无穷。
随着唐朝的衰落，邢窑也渐渐淡出了历史，接替它的是中国河北的定窑，它一改唐代白瓷素净的风格，以刻花、印花的装饰手法来美化器物，将白瓷的烧造推向新的高峰。
一件白釉印花云龙纹盘就是南宋时期，位于金朝统治之下的定窑所烧造的作品，定窑首创的刻花与印花技艺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优秀的白瓷工艺使定窑在宋代跻身历史上著名的五大名窑之一，也正是宋代的五大名窑引领了中国瓷器业百花齐放、名窑迭起的一个发展高潮。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研究员陆明华介绍说，宋代有五大名窑，五大名窑以外还有很多的地方窑，都是很有特色的地方窑，五大名窑为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均窑，汝窑是第一。
汝窑瓷器传世只有70余件，明清文人一直在津津乐道汝窑的情况，大家都把它看成珍宝。汝窑瓷器的釉面上浮现出许多小气泡，但因为汝窑的消失，这一工艺也随之失传，人们再也烧制不出同样的精品，直到河南清凉寺村汝官窑遗址的发现，其中的奥秘才重新浮出水面。原来汝窑在釉料中使用了玛瑙，而汝窑瓷器中散布着的梦幻般美丽的微小气泡正是玛瑙在遇热分解后产生的，釉料中的玛瑙使汝窑瓷在特定的光线下焕发出七彩纷呈、灿若星辰的美感，其釉质蕴蓄，有“似玉、非玉而胜似玉”的美称。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种神奇的现象被人们称为“窑变”。北宋中晚期，中国瓷器生产终于在只有高温青釉和黑、白釉的单色釉格调之上有了色彩的变革，这有赖于五大名窑之一的均窑，它创造性地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成了铜红釉，釉色随着窑内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独具匠心，艳丽多彩的窑变釉的产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陶瓷的装饰手法。
陆明华研究员介绍说，宋代五大名窑之外，还有龙泉窑、耀州窑、瓷州窑、吉州窑、建窑等等。在百花齐放的民窑之中，龙泉窑的青瓷堪称极品，它往往涂有很厚的釉层，先上一道釉用低温烧过后，再上第二层釉，然后放入窑中覆烧，这使它青色的釉料在不同温度下凝结，生成玉质感的表面，光滑如肌肤一般。
有一尊南宋烧造的青釉堆塑蟠龙盖瓶，釉色如玉般通透，仅用眼光掠过仿佛便能体味到它温润的触感，瓶身上的蟠龙雕像极富动感，呼之欲出，光洁剔透的釉色，历经百年而风韵犹存。
宋代是一个瓷的时代。南北各地，名窑纷呈。新的技艺、新的釉色层出不穷，举世闻名的五大名窑在青瓷与白瓷两大瓷系之间争奇斗艳。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瓷系在沉睡多年的景德镇横空出世，那就是青白瓷。
青中显白，白中泛青。这种介于青瓷与白瓷之间的青白瓷是景德镇独有的创造。但这也并不完全是历史的偶然。景德镇的青瓷功底自汉代以来一直香火未断的发展至今。而在宋辽战乱的年代，北方擅长白瓷工艺的工匠避难南迁，把先进的制瓷技术带到了景德镇，使得景德镇在吸纳与兼容南北所长的基础上在宋代创烧出了名扬天下的青白瓷。
“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这是百年前的景德镇曾出现的壮观场景。如今人们只能从这些布满沧桑的遗迹中寻觅旧日的痕迹。那时曾有多少人面对这座名扬天下的瓷都顶礼膜拜，又有多少人面对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奥妙而望洋兴叹。然而中国瓷器的烧造技术一直到18世纪仍然是一个严守的秘密。
事实上，一件瓷器精品的烧制，是一个十分复杂而精细的过程。据明末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记载，一只普通的杯子，细分起来工序达到72道之多。从炼泥、拉坯、到上釉、彩绘、烧制，每道工序都由专门的窑工负责，绝不互相牵扯。
1279年，一个新的王朝统治了中国。草原之鹰成吉思汗的后代——蒙古族的大军最终结束了南宋苟延残喘的统治，建立了元朝。新的统治者是一个崇尚白色的民族，而景德镇所创烧的洁白雅致的青白瓷正好迎合了元朝以白为吉的国俗。景德镇再一次获得了皇家的亲点。宋元战火未熄，元王朝就在全国众多的产瓷区选择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
宋代以前，景德镇又被称为“浮梁”。这个浮梁古县衙是迄今江南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县衙署，号称“江南第一衙”。在中国古代，知县一般是七品官，但浮梁的知县官居五品。这空旷的古县衙仿佛能闪回出景德镇当年的兴旺，自元朝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直到清朝，这里显然一直都受到了皇亲国戚的恩宠。到底是什么魅力如此经久不衰？这个小小的浮梁又何以如此受到朝廷的重视呢？
事实上，南宋中后期，景德镇制瓷一直使用的瓷土在连续开采了200年之后面临资源枯竭，元代初年，正当景德镇制瓷业开始陷入原料危机的时候，人们在距景德镇45公里的高岭山上，意外的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粘土。
由于高岭土的发现，景德镇瓷业安然渡过了南宋时期的制瓷原料危机，并同时得到了更加飞速的发展。在高岭土最初被开采的200年中，高岭山下的东埠村曾是最繁忙的水运码头。当年大量的高岭土、窑柴就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到景德镇，使更多更新的瓷器的创造成为可能。
在青白瓷的烧造工艺基础之上，景德镇又创烧出了青花瓷，它一改元代以前瓷器装饰的单调技法，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
这件出自官窑的青花万寿纹尊就是青花瓷器中的精品。尊的周身绘有寿字蓝色纹饰。口的上沿两周，每周七十七字；口的侧沿、圈足外沿每周四十八字；器皿身上竖列七十五行，横置一百三十排，共计整整一万字。有楷、行、草、篆、隶五种字体，千姿百态，没有一字重复，令人叹为观止。字的大小随器物的造型曲线伸缩，规整而自然。而这种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圆周排列，象征着万寿无疆。封建帝王的臣子们的确是为皇家贡品竭尽所能了。
青花，经过火焰的煅烧而永不褪色。这一特性使中国瓷器更加令人迷醉。在洁白胎体的映衬下，蓝色的花纹明净素雅，烧成的瓷器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般的效果。
也许是上天眷顾着景德镇这座中国南方腹地的小镇，它除了受到皇家的重用，还自古依傍着一条通向大海的河流——昌江。这为景德镇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 600年来，景德镇的瓷器远销海内外，一车又一车优质美妙的瓷器就是经过这条路被运往景德镇唯一的码头的。直到今天，老青石板路上还有一条深深的独轮车压出的痕迹……海外贸易的兴盛也不断刺激着景德镇人的创造。更加斑斓美妙的瓷器不断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诞生。
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窑的又一创造。其制瓷的工艺过程其实和青花瓷完全一样，都是着彩后在胎体上施透明釉，再经过高温烧制。不同的是青花用钴料着彩，而釉里红则用铜红料，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能产生红色。
正如元代的帝王喜爱白色一样，明朝的开国皇帝则更偏爱红色。于是中国的官窑又开始在釉里红瓷器上大下功夫。明朝洪武年间烧制的釉里红四季花卉纹爪棱罐是景德镇窑釉里红作品中的极品。略带金属感的红色氤氲在釉下自然的铺开。图案典雅大气，色泽红而不艳，从里到外无不透出皇家的气魄。
中国瓷器就是这样在皇室对珍宝的喜好与追求之下不断发展与升华，并最终步入明清的鼎盛时代。
这里曾经是景德镇窑场中最喧嚷的地方，无数瓷器的半成品就是成批的运到这儿等待最后一道决定成败的工序——煅烧。
一座优秀的窑炉是精美瓷器烧造不可缺少的元素。到了清代，景德镇的窑工们创建了一座特有的窑炉——镇窑。它因为外型象半个鸭蛋覆于地面，也被称为蛋形窑；又因为用可以产生高温的松柴为燃料，景德镇人还把它称为柴窑。镇窑在构造、砌筑技术及装烧工艺等方面，具有许多独到之处，即使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我们也不得不为它的巧妙所折服。烧窑时，窑内的最高温度可达1300多度。窑内形成的递次温差，使一个窑内就可以同时烧成不同温度要求的40多个品种的瓷器。
原来，镇窑有一个抽力很大的八字型烟囱，通过它可以控制窑内的气压。烧窑时窑外的冷空气通过投柴口和窑顶的看火孔进入窑内，在窑体内壁上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冷空气隔热层，将窑体保护起来，这样就使得用普通粘土砖砌成的窑体能够经受住1300℃以上的高温。
窑火的温度就像一位性情捉摸不定的艺术家。在不同温度下，同样规格花纹的两件作品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这两件明代永乐年间烧制的青花青龙扁瓶规格花纹都完全一样，只是由于温度的不同而烧出了两条不一样的龙。其中一条从温度偏高的炉中烧出的腾龙釉质融化，形成朦胧的动感。另一条龙则硬朗干脆，富有张力。但是没有人能说得清哪一条龙更符合优质瓷器的标准，因为也许有人就是喜爱清晰之龙，有人反而偏好缥缈之龙。
流水作业式的生产方式，在明清两代景德镇的制瓷作坊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明代，景德镇瓷器的产量巨大，单是嘉庆时官窑每年烧制的五色龙凤瓷器这一个品种，就达14万3千余件。而万历四十二年，由荷兰船运销欧洲的瓷器就达6万多件。
不过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商船并不是只运输景德镇一家的瓷器。90年代，人们从靠近泉州附近的一艘海底沉船中打捞到大批古瓷。经考证，人们发现它们都是产自明代另一座著名的瓷窑——福建德化窑。
德化窑并非官窑。它所烧制的瓷器没有了官府的条条框框，创作上反而更趋于自由和洒脱。这件白瓷达摩雕工传神，形态富有抽象的动感。据说法国著名的雕塑家罗丹在创作他著名的人物作品《巴尔扎克》时曾因为看到了一件中国的白瓷达摩雕像而获得了灵感。不知罗丹当年见到的是否是这样一件类似的瓷雕。
对于人物、山水与情节的揣摩使中国瓷器不再只停留在实用层面上，而是加强了其作为观赏性工艺品的艺术内涵。将绘画、诗词和书法搬上瓷器，这是中国陶瓷发展的又一大创举。在明清的瓷器身上，人们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服饰和娱乐，甚至可以读到历史典故，所有的记录都与瓷器本身融为一体，表现得如此绘声绘色、惟妙惟肖。
官窑的彩绘瓷器上常绘制龙凤花鸟，有时还会画上八仙、百鹿。那些代表天子威严的龙纹和象征长寿与吉祥的图案都会成为官窑彩绘瓷绘画的主题。
硕大红润的蝠桃就是传统的长寿的象征，因为它酷似古代中国神话中寿星老人的额头。这樽烧制于清代雍正年间的瓷瓶，为粉彩工艺的瓷器。 雍正王朝虽然只有短短13年，但制瓷工艺却日臻炉火纯青，尤其是雍正粉彩非常精致，成为与号称“国瓷”的青花互相比美的新品种。
所谓粉彩就是在所有的釉色中都加入了白色而使画面整体附上了一层粉质的气氛。这种朦胧而恬淡的色彩效果充满女性的柔和，因而深受大清王朝慈禧太后的喜爱。这一组题有“大雅斋”三字的瓷器正是专为装饰慈禧起居环境而烧制的粉彩系列。
清代的彩绘瓷还出现了一绝，那就是在宫廷内烧制的珐琅彩。
珐琅彩瓷创烧于清朝康熙年间，它以洁白细腻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的色调，以及精湛绝伦的笔法，赢得清代皇帝后妃们的钟情，更成为了皇家的专有。若想得到珐琅瓷必须由皇帝亲赐。名贵的宫廷瓷器虽然是老百姓望尘莫及的，但是明中后期的民窑彩绘瓷也得到极大的发展。
《西游记》唐僧取经的故事明末清初时在民间家喻户晓。在这件瓷器上，故事中的四个人物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均姿态各异，个性分明。
其实民窑一直与官窑同时发展。严格的官窑工艺保密制度并没有抑制老百姓的创造性和对生活的体味。反而让世俗的主题与人物在瓷器上表现得更为随心所欲和富有人情味儿。随着明朝衰败，一部分官窑的工匠流落到民间，把先进的制瓷技术与民窑的生动题材结合在一起，民窑瓷器很快便成为了那个时代文人雅士们表达思想感情的又一大艺术载体。
曾经沧海，华夏大地上不论多少次改朝换代，中国的瓷器的创造依然能香火延续。
然而，清代灿若群星的瓷器精品的烧造到了乾隆后期盛极而衰。此后的清王朝日渐没落，西方列强又用大炮轰开了沉封的国门，将圆明园的皇室珍宝抢掠一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最终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而走到了尽头。
皇帝的珍宝之梦结束了，但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依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孕育着，积蕴着，并在一个新的和平年代蓬勃兴盛发扬光大，继续创造和书写着中国瓷器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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