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七波辉总裁·CEO陈锦波：求实务实的品牌发展之道
偏爱鲜艳色彩，一身潮人打扮的陈锦波，颠覆了人们印象中“商界领袖”的严谨形象，打造了属于他自己的风格。28年来，他以惊人的胆识和智慧，带领七波辉成为青少年鞋服行业龙头老大。他坚持“固守稳健，谨慎行事，绝不投机”的经营理念，也深知企业不在一时高速增长，而在能否持续他强调品牌的价值，致力于青少年专属领域的产品研发他也从不涉及与青少年无关的产业，立志把七波辉打造成全球青少年行业第一品牌。
扎根——“蚂蚁精神” 夯实基础稳中求进
1988年，陈锦波兄弟几人开始走上自主创业的道路。
从一开始，陈锦波就不甘只是做一个小作坊。他和其他几个兄弟早早地便规划了明确的分工，建立起了基础的生产流程和团队协作机制，而这种团队意识和管理，是奠定七波辉能够稳步向前发展的根基。对于创业时期的总结，陈锦波用“蚂蚁精神”做了概述：“企业创立的初期，不可能一蹴而就。想要取得更大的成功，就要求团队必须像蚂蚁一样精诚协作、锲而不舍，向着共同的目标一步一步地扎实迈进。”
兄弟们的团结协作，对市场和行业科学、合理的判断，在“合适的时候做合适的事情”对产品品质的执著追求，不断提升品牌和经营模式，正是七波辉在数次转型拓展期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
夯实，再出击。20世纪90年代的七波辉适时地向批发销售模式转型，并开始着手进行销售渠道的建设。甚至在当时，七波辉便已经进行过“订货会”的尝试，这一如今在鞋服行业中极为普遍的形式，在那个年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飞跃——“甘蔗定位学” 长远谋划寻找新蓝海
到了21世纪，品牌时代全面来临，鞋服品牌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也正式开启。
在这个阶段，陈锦波领导下的七波辉，并没有随波逐流，选择“粗放式”的跑马圈地发展道路。他富有先见性地预测到了，只有精准定位，走向细分市场才是品牌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于是，七波辉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场调研，将目标市场定位在青少年这一细分群体，从而成功开辟出一片市场新蓝海。
“选择什么样的品牌定位，就像是选择甘蔗的部位一样：接近土里的甘蔗根部糖分最多，但是比较硬最靠近叶子的部分水分最多，但甜味却大打折扣而中间那一段则中和了头尾两段的优劣，硬度和甜味恰到好处。选择‘哪一段甘蔗’，与选择细分市场和品牌定位是同一个道理，实际上就是要找到‘最好’的那一段。”当时，陈锦波的这个“甘蔗定位学”理论，也与后来被引入中国的“特劳特定位理论”不谋而合。
在有了精准的市场定位之后，七波辉开始构建“青少年专属”的品牌核心价值体系，延展出由“专属版型、专属面料、专属工艺、专属色彩”四大模组构成的完整品牌体系，真正确立了七波辉品牌的发展方向。
自此，找准方向的七波辉以破竹之势走上了一条围绕品牌、产品、渠道三条主线全面推进的发展道路：签约当红歌星孙悦、人气偶像李宇春等形象代言人拓宽产品品类，开启“鞋服一体化”工程，进一步深化“青少年专属”概念CCTV少儿广告十几年的持续投放成立七波辉商学院，大力度输出营销服务，加强终端竞争优势等等举措，推动着品牌一步一步地迈向行业“制高点”。
迈进——求实务实，巩固行业领军地位
“在品牌28年的历程当中，有一批又一批忠诚的消费者热爱着七波辉品牌，所以我们才能走到今天。而且我们在市场当中的口碑、美誉度、忠诚度也都保持着较高的水准。但在网际网路+时代，要应对新的挑战，就要从品牌自身再去调整，去做‘减法’，保持求实务实的态度，以‘简单化’的思维处理复杂的问题。”在陈锦波看来，传统鞋服品牌想要利用网际网路抓住消费者，更应当找准“出手的点”，而非贪求一剂猛药解决所有问题。
跨入网际网路新时代，借势网际网路实现品牌的再升级成为现如今的行业大趋势。而与网际网路时代行业普遍浮躁以及投机性的经营心态不同，陈锦波秉持了求实务实的心态，引领七波辉在这个新浪潮中走出了自己的步伐。
近年来，持续在央视少儿频道进行垄断式投放的同时，七波辉联合国家部委，建立了青少年之家大型公益网站，给予青少年群体全方位的关爱。随着“青少年之家”走进校园系列活动的逐步落地，七波辉也在行业中开创了线上平台、线下活动及门店终端相结合的创新公益模式，真正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网际网路+”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回圈。这一切努力使得七波辉的品牌竞争优势得以不断增强，行业“制高点”的地位越发巩固，2015年，七波辉荣膺“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
在拥抱网际网路趋势，持续进行品牌塑造的同时，陈锦波对于产品及终端的夯实与提升，也给予了同样的重视。
2015年，是七波辉“三年品质升级”计划的开端。在未来的三年当中，七波辉将秉承“开发要精致、制作要细致、采购要品质、生产要无微不至”的理念，从四大专属的核心产品定位进行不断深挖。将工艺和生产流程进行全盘的重新升级、优化，同时引入智慧生产装置，在引领青少年时尚流行趋势的同时，促使七波辉青少年专属产品更趋人性化，更为贴合青少年成长的需求，让七波辉的产品能够持续走在行业的最前沿。
而在终端层面，七波辉后续将秉承“全国一盘棋”市场战略，对市场全域性进行重新梳理，从各市场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旗舰市场树立标杆、在重点市场集中突围、在潜力市场深度挖掘，并切合各区域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帮助各市场区域终端实现制度化、资料化、规范化运营，从而实现各区域终端的全面优化及市场优势地位的全盘巩固。
可以看到，在陈锦波清晰的战略思路指引下，能够把握先机、勇于创新而又保持求实务实的态度，七波辉的百年名企之路，也走得越发扎实。
二：
新日领跑世界的秘密
德鲁克说过，企业有且只有两项基本职能，就是营销和创新，这也是新日电动车多年来领跑世界的秘密。简单的道理谁都懂，可并非人人都会做，我们来看一下对于这两项职能，新日具体是怎么做的。
开放流程和心态，
创新不能闭门造车
无论是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再工业化”，还是中国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其指导思想都是一样的，就是从“制造”向“智造”的工业化升级。
作为身处制造业一线的企业，新日对于这轮变革风潮早就捕捉到了。在2013年，新日电动车就率先研发出了行业第一辆智慧电动车。随后，新日电动车便一发不可收，在电动车智慧化上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2014年，新日电动车建立了业内首个智慧化生态供应链系统，同时还将智慧电动车推进至“智慧3.0”阶段。2015年，新日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慧电动车MIKU再次颠覆了人们对智慧电动车的认识，运用了一键检测、电量精算、远端控车、紧急救援等多达20项全球顶尖的智慧技术，一举夺下中国工业设计领域的最高奖项之一——“太湖奖”特等奖。
谁都知道创新是企业建立起竞争区隔和相对优势的唯一途径，可如何创新?产品创新的方向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当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企业却陷入了迷茫。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案例，比如李宁、美特斯邦威、娃哈哈等企业，为了适应新的市场消费群体的需求，抛弃了原来的定位，产品也不断推陈出新，可结果却是“热脸贴上冷 *** ”，消费者根本不买账，问题出在哪里?
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自说自话、闭门造车”，心态还不够开放。相比之下， 新日电动车的做法就很值得借鉴。新日电动车在产品研发上的开放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1.广泛与国内、国际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比如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荷兰阿姆斯特丹卡弗研究所以及来自以色列、日本的顶尖研发机构和企业的技术合作，还直接从国外引进优秀人才，例如以前就职于日本雅马哈公司的资深工程技术专家高田，便是新日引入的“外援”之一。
2.不局限于一般技术研究，进入基础研究领域。比如与麻省理工学院MIT美国工程院院士吉姆领衔的团队一起研发的磁通切换电机，这种融合最新科技的电机一旦面世投产，将可能带来电动车电机的一场革命。
3.向目标使用者开放研发、生产的全过程，让他们直接参与进来。都知道小米的成功来源于“参与感”，可真正做到的企业很少，制造企业中则更少。上文提到的获得“太湖奖”特等奖的新日MIKU就是由一群来自江南大学的“90后”学生设计的。据了解，为了鼓励更多“90后”加入创新的行列，新日电动车设立了开放的电动车设计平台，每年有百余名高校学子与新日电动车研发人员和工业设计人员展开深度交流、融合，每年设计的新车型达数十款。
创新是建立在充分了解使用者需求的基础上的，而充分了解使用者需求的最佳方式就是让使用者亲身参与其中。
营销娱乐化，
拉近与使用者之间的距离
除了产品上的创新，新日营销上的大胆突破也引人注目。在2015年12月17日第十三届中国营销盛典上，新日MIKU“晶彩”系列产品一举斩获“年度最佳产品营销创新奖”，大会给出的获奖理由是：新日电动车全新MIKU“晶彩”系列产品，打破了传统电动车产品给人的固有印象，在营销方面积极地贴近消费者，与《爸爸去哪儿》《最强大脑》等卫视王牌节目强强联手出席金鸡电影节，电动车“走”上红毯邀请黄晓明成为品牌全新代言人……一系列举措让新日电动车的品牌形象大幅度提升，使消费者真正记住了新日电动车。
“进军时尚界”是新日2015年贯穿全年的一个营销主题，尤其是在第24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的“红毯秀”，赢得了广大明星及媒体的关注，为新日MIKU“晶彩”系列产品赢得了足够的曝光和支援率。据统计，短短一周时间，新日MIKU晶彩系列产品即登上了新浪、凤凰、网易、搜狐等几大主流入口网站，报道、转发的媒体达50多家，曝光人次超过1000万，评论数超过2000条，转发量超过1万次，仅百度相关搜寻就达8000多条。
当然，新日迈向时尚界的脚步远不止这些：2015年年初，新日MIKU与众多艺术圈、娱乐圈、模特圈、设计界一线大咖同时亮相“2014网易时尚年度跨界大赏”2015年5月，在《快乐大本营》录制现场，新日小龟王——风雅19代化身为颜值爆表的鲜肉杨洋的坐骑，当红导演徐峥骑电动车夜行，颠覆了传统的冠名模式，成功闯进“80后”“90后”的视野同年，新日科技时尚中心揭幕成立，成为行业唯一的国际级专业科技时尚制造基地，并斥资2000万元打造最强时尚产品顾问团，由国际殿堂级著名造型师李云涛、中国新锐时装设计师刘璐、新生代时尚T台女王游天翼等担任顾问，为产品注入了时尚、年轻的基因。
新日新闻发言人、总裁办主任陈开亚说，对于未来的商业世界，财经作家吴晓波曾总结了四大趋势，其中之一就是“一切消费都将娱乐化”，那么，站在企业营销的角度，也必须顺应这股潮流，新日的时尚跨界便是践行营销娱乐化的一种演绎。
财经虚假新闻我帮你找到了一篇财经时报的关于农行的虚假报道
2008年，农行常德分行又一次向长城长沙办剥离46.21亿元的不良资产，目前农总行正在对此事件做详细彻查。
这次剥离的不良资产是2004年、2005年两个会计年度的不良资产，相比上次多了一个会计年度，涉及的金额较大。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农行常德分行虽然是二级分行，但当时农总行没有把贷款审批权回收，二级分行行长一年的贷款审批额度有十多个亿，那两年发放的贷款中有部分无法收回，便采用惯用的方式将这部分经营损失以正常的呆账剥离；二是这46.21亿元不良资产并不完全是常德分行的，为达到多剥快剥的目的，这其中有部分不良资产是从湖南的其他二级分行划转过来的。
农行常德分行为了将经营损失转作不良资产顺利剥离给长城长沙办，便通过私刻公章、复印公章，并采用刀刮裁剪套改等方式伪造国家公文，“炮制”了一系列资产管理公司核销剥离所需要的工商、法院、公安局、会计事务所等文件，再借划转之机，制造顺利剥离不良资产的假象。
实际上，农行常德分行剥离的不良资产主要由损失类和呆滞类两部分构成。按照农总行的相关政策，在不良资产未剥离前，有两种途径可以处理，一是排队等核销，但所需时间很长；二是要全额计入损失，这样银行会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且账面会很难看，只有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是最可行的方法。
而长城长沙办收购农行常德分行不良资产的成本非常低，损失类的对价是1%、呆滞类对价是30%。例如，一个500万元的损失类资产包，资产管理公司支付5万元的对价就可以取得所有权，随后银行又以高出成本价1至2倍的价格将资产包买回。
这样做的好处是，资产管理公司不用费尽周折拍卖，便可以很“轻松”地获得翻倍的收益，而农行常德分行将资产包回购后，就掌握了对资产包的处置权，可以不再受任何政策限制地将资产进行重新分类，对于有经营能力的企业，银行会向他们继续催收贷款，而确认不能收回的贷款则按呆账进行再次核销。农总行已经便派出了专项检查小组进驻到农行常德分行。与此同时，农总行还开始对今年剥离的不良资产进行抽查，目前还发现农行连云港(6.39,0.03,0.47%)分行也存在同样的违规问题。
有业内人士认为，农行即将剥离的8179.73亿元不良资产，或许将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特别是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的最后一块大蛋糕，在这过程中要避免发生违规 *** 作，农行亟需进一步完善内部管控机制。
农行常德分行46亿巨额不良资产剥离真相
2008年7月，8000多亿元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大戏即将拉开帷幕。
而在此时，围绕着农行不良资产的处置，牵扯出农业银行湖南常德市分行(下称“农行常德分行”)与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下称“长城长沙办”)一段尚未尘封的往事。
早在2006年底，《财经时报》曾对农行常德分行在2003年至2004年期间违规剥离不良资产进行独家报道。当时，农行常德分行通过私刻公章、复印公章等方式，“炮制”了资产管理公司核销剥离不良资产所需要的文件，将12.11亿元的经营损失以正常的呆账剥离。
事隔一年多，正值农行股改全面提速之际，《财经时报》再次独家获悉，今年4月底，有知情人士向农总行举报，农行常德分行又一次向长城长沙办违规剥离46.21亿元的不良资产，目前农总行正在对此事件做详细彻查。
从12亿到46亿，记者了解到，这其中不仅仅是数额的成倍变化，与第一次违规剥离不同的是，最近发生的不良资产剥离背后还隐藏着让人琢磨不透的资产包回购之谜。
46亿不良资产
农行常德分行的内部人士向《财经时报》透露，该行向长城长沙办剥离这笔巨额的不良资产源于农总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罗熹对湖南农行的调研。
2007年9月，农总行发起了一次“摸清家底”的彻查工作，这次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查清各省分行的不良贷款和不良资产的真实情况，以便农行在上市前消化这些历史包袱。
在彻查工作开始后不久，罗熹带队考察了湖南、湖北、河南三家分行。之所以选择这三个省份，随罗熹调研的一位农总行官员表示，“这三家分行均是经营比较困难、股改准备工作量较大的分行。”
3个月清查工作结束后，便产生了农行常德分行向长城长沙办剥离46.21亿元不良资产的结果。这笔不良资产如此庞大，不得不让人怀疑其背后暗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记者致电农行常德分行询问这份巨额不良资产的明细时，该分行的相关负责人以涉及经营机密为由拒绝答复。
最终，《财经时报》联系到一位因涉嫌违规剥离12亿元不良资产，2007年被农总行开除的原农行常德分行一位副行长，他向记者透露了其中的内幕。
“据我了解，这次剥离的不良资产是2004年、2005年两个会计年度的不良资产，相比上次多了一个会计年度，自然涉及的金额较大。”这位原副行长表示，“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农行常德分行虽然是二级分行，但当时农总行没有把贷款审批权回收，二级分行行长一年的贷款审批额度有十多个亿，那两年发放的贷款中有部分无法收回，便采用惯用的方式将这部分经营损失以正常的呆账剥离；二是这46.21亿元不良资产并不完全是常德分行的，为达到多剥快剥的目的，这其中有部分不良资产是从湖南的其他二级分行划转过来的。”
46亿元的背后
46.21亿元！一家二级分行一次性剥离如此庞大的不良资产，难道就没有引起长城长沙办的注意？
根据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商业银行在向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时，资产管理公司需要进行确认，并对相关的账目进行核查。
长城长沙办政策性资产处置部的一位经办人介绍，“由于账目核查工作量大，办事处工作人员少，往往只能进行书面上的资料审核，只要是余额总数一致就按正常程序剥离，尽管知道这其中有作假的可能性，但由于银行的作假手段越来越高明，仅凭办事处的账目审核是很难发现问题的，除非是专业部门对账目进行审计。”
据了解，农行常德分行为了将经营损失转作不良资产顺利剥离给长城长沙办，便通过私刻公章、复印公章，并采用刀刮裁剪套改等方式伪造国家公文，“炮制”了一系列资产管理公司核销剥离所需要的工商、法院、公安局、会计事务所等文件，再借划转之机，制造顺利剥离不良资产的假象。
长城长沙办资产经营一部常德组的一名项目经理向《财经时报》透露，根据他多年处置农行常德分行不良资产的经验发现，在处置过程中，银行的造假行为可以说是司空见惯，而且几家分行联手作假也是常有的事，一旦被发现后，银行都会出来自己主动摆平。
回购迷雾
《财经时报》在采访过程中还意外获悉，在此次剥离不良资产后，还发生了另外一件蹊跷的事情——该行主动回购资产包，也就是上文提到的“自己主动摆平”。
回购资产包，是指银行将不良资产剥离后，资产管理公司通常会将其打包公开拍卖，而在正常拍卖前，银行主动将资产包购买回收。
对此，农行常德分行相关负责人给出了自认为符合“逻辑”的解释，“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避免让国有资产流入到民营企业或私人企业主的手中。”
但一位曾参与2006年农行常德分行审计的审计署驻武汉特派的工作人员对这种解释表示质疑，“如果真的是不良资产，那就是银行的包袱，被剥离拍卖对银行是件好事，怎么可能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那么，银行回购资产包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财经时报》还是在从原农行常德分行的副行长那里了解到了回购资产包的大致脉络。
“资产包回购在此前的不良资产剥离后就发生过，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位原副行长坦言。
实际上，农行常德分行剥离的不良资产主要由损失类和呆滞类两部分构成。按照农总行的相关政策，在不良资产未剥离前，有两种途径可以处理，一是排队等核销，但所需时间很长；二是要全额计入损失，这样银行会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且账面会很难看，只有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是最可行的方法。
“而长城长沙办收购农行常德分行不良资产的成本非常低，损失类的对价是1%、呆滞类对价是30%。例如，一个500万元的损失类资产包，资产管理公司支付5万元的对价就可以取得所有权，随后银行又以高出成本价1至2倍的价格将资产包买回。”
这样倒腾的好处是，资产管理公司不用费劲周折拍卖，便可以很“轻松”地获得翻倍的收益，而农业常德分行将资产包回购后，就掌握了对资产包的处置权，可以不再受任何政策限制地将资产进行重新分类，对于有经营能力的企业，银行会向他们继续催收贷款，而确认不能收回的贷款则按呆账进行再次核销。
资产管理公司的角色
就在4月底农总行接到举报信后，便派出了专项检查小组进驻到农行常德分行。与此同时，农总行还开始对今年剥离的不良资产进行抽查，目前还发现农行连云港(6.39,0.03,0.47%)分行也存在同样的违规问题。
其实，农总行是禁止资产包回购的，早在2002年，总行在对广西分行《关于打包收购已剥离资产的批复》中，就明文禁止“以任何形式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签订收购已剥离不良资产的协议”。
但时至今日，专项检查小组展开调查已有两个多月，但农总行迟迟未对农行常德分行的再次违规开出任何罚单。
农总行行长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向《财经时报》透露，“这次农行常德分行的违规问题不仅是这一家分行的行为，还涉及到湖南另外几家二级分行，牵扯面非常广，所以短时间内很难全部调查清楚。另外，参与违规 *** 作的当事人，有些已经离开农行，这也为处理工作增加了难度。”
而在监管部门看来，农行违规剥离不良资产和回购资产包并非单纯的“个人行为”，资产管理公司可能在其背后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
“去年审计署在对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审计时发现，资产管理公司处置银行剥离的资产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如一些地方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联手造假，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处置资产过程不透明，内部交易和关联交易问题较多。”银监会银行监管四部的相关负责人分析。
因此，有业内人士认为，农行即将剥离的8179.73亿元不良资产，或许将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特别是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的最后一块大蛋糕，在这过程中要避免发生违规 *** 作，农行亟需进一步完善内部管控机制。-
农行违规金额超500亿
审计署发布了2006年第4号审计结果公告，公布了中国农业银行2003年度资产负债损益审计结果。审计发现，农业银行违规经营问题比较突出。
其中，2006年5月至10月，审计署驻长沙特派办对农行湖南省常德分行2003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问题77个，涉及金额12.11亿元。
目前，已基本整改到位的问题66个，涉及金额10亿元，对56名责任人作出处理，其中移送司法机关1人、移送银监会2人、开除9人、留用查看4人。
在严肃追究责任的同时，湖南农行抓住典型，举一反三，全面清查隐患。针对审计揭示的常德分行在不良贷款剥离和回购中存在的严重违规行为，该行由监察室牵头，审计、风险资产管理部门配合进行整改，并将整改结果作为考核评价业务部门和支行的重要依据。对重大违规问题，该行成立专案小组进行严肃查处。-
炒作新闻
山西煤老板包机进京购豪宅系地产营销炒作
• 核心提示：前些日子热炒的“北京房价已见底?山西煤老板包专机进京购豪宅”的消息，经调查后发现，购房团人员中没有一个人是煤老板，有人是纯粹的工薪阶层，而且是“看房”而非“购房”。“煤老板包专机购豪宅”不过是“一次地产营销的成功案例”。
• “晋商包机进京抄底团购豪宅”“北京房价已见底?山西煤老板包专机进京购豪宅”“山西一购房团包机进京选高端楼盘”“山西煤老板包专机进京购豪宅选购三百至一千万楼盘”……这是一条近两周内被网络等各种媒体热炒的消息。所谓的山西煤老板再次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被网民们指责为“炫富，赤裸裸的炫富”。
真相如何?12月8日，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没有一个人是煤老板
“昨天上午11时20分，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由一家房产网站组织的山西购房飞机团第一批山西运城+河津飞机团一行53人乘专机抵达。据×房网副总裁介绍，此次购房团成员主要包括私企老板、煤矿主和大学教授等”，这是一家媒体11月30日发的报道。关于购房团人员的组成，另一家媒体这样报道:“ 据运城非公有制企业家协会副秘书长孟建峰(记者注:应为“孟健峰”)介绍，首批购房团成员主要来自山西运城的主力消费人群，除了煤炭、焦炭行业的私企老板，还有建筑、旅游等行业的负责人。”
究竟是哪些人组成了这个购房团?12月8日上午，记者拨通了运城非公有制企业家协会副秘书长孟健峰的电话，希望面见采访。孟健峰在电话中表示，购房有关个人私密，他不能透露哪些人是购房团成员。他同时坚决拒绝了采访，并表示，目前有关媒体发布的所有新闻中，有关提到他说过的话都不是他自己说的。
当日下午，运城非公有制企业家协会秘书长孙新荣在办公室接受了记者采访。据孙秘书长讲，此次进京的人员中，除他本人、孟健峰及协会一名工作人员，去看房子有50人。他没有给记者提供“购房团”成员的名单，但很肯定地表示:“河津有人去，但是不到总人数的10%，也就是两三个人，且没有一人是煤老板。平陆也有人去，也不是煤老板。运城只有河津、平陆有煤矿。”据孙提供的情况，50人中企业家确实占到大多数，但是多位是从事建筑、建材、房地产开发、广告和服装这几个行业，也没有大学教授。
一位曾经经商，目前在某事业单位就职的知情人质疑此事时对记者说，此次所谓“购房团”的50人中，有上述民营企业家的家人、亲戚，还有人是纯粹的工薪阶层，“我知道去的人中，最起码有10个人还没有我有钱”。
买的是低折扣机票
“我也是这两天才从网上看到包机的事情。据我了解，近期没有任何人或团体包机。”8日上午，记者就包机一事采访时，运城民航公司办公室裴主任介绍说，运城—北京每日有3个航班，机型都是有着128个座位的波音737-200，“真要包机的话，费用将是一个巨额数字”。在裴主任的建议下，记者随后又打通民航售票处的电话，经询问，售票处工作人员说从未接触过“运城进京购房团”包机。
采访中孙新荣秘书长告诉记者，53人都是买机票去的北京，也就是说，被称为“全国尚属首次”的包专机进京团购房屋，根本不存在。另一位知情者说，53人的机票都是由旅行社购买的低折扣机票，某航空售票处工作人员说，运城至北京的机票基本价格是830元，机场建设费50元，燃油税80元。“机票打2.5折，每个人往返机票一共600多元，不到700元。”，运城某旅行社的一位负责人证实，就是他们的旅行社承办了运城北京购房团的业务。
一位“进京团”团员说，这次去北京来回共4天，11月29日下午开始看房，第三天去长城、故宫和奥运场馆参观旅游，第四天回运城。活动组织者提供去的机票和吃住费用，而参观旅游的费用以及回程的机票则是自掏腰包。
是看房团而非购房团
“我们是看房团，不是购房团。这是我和×房网来的人一再说的。”见到记者之后，孙新荣秘书长第一句话就这样说。
关于看房和购房，孙新荣秘书长解释说二者大有区别。据他介绍，在出发前，他就对团员们强调“看好自己的钱”，一个意思是不要被偷了抢了，另一层意思是，即使买房也一定要慎重考虑。孙新荣表示，“看房”的深意更在于学习，去北京的人中，有不少是房地产和建筑建材的企业家，还有广告公司的经营者，协会的重要目的是让他们开阔眼界，看看北京的房地产运作模式和建筑规划。
“它(记者注:指×房网)有它的目的，咱有咱的目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孙秘书长说，所谓“机会”，就是利用×房网组织购房团，顺便完成协会每年例行组织会员外出活动的任务。11月28日，也就是进京前一天的下午，协会把联系好的部分企业家集中在预先订好的酒店开会，会议内容除了北京名盘推介会，还举办了“运城投资论坛”。
“这次金融危机是从美国房地产行业的次贷危机引发的，我觉得大家应该了解学习一下。”孙新荣说，“另外，北京的景点虽然多数人都去过，但大家一起去，又有不一样的心情和收获。”
至于购房的情况，曾有媒体报道说，运城飞机购房团在北京停留共3日，首日即有7项签约，意向购买20余套，并且都是300万元以上的豪华别墅，总金额达上亿元。孙新荣说，看房时确实有人签了意向书，据他了解，后来也确实有人买了，“应该只有两到三套。有个别人的孩子在北京上班，每年的房租不是小数目，买房子更合算”。
这是一起地产营销炒作
对于这趟北京之行引发的舆论风波，一位“团员”说感到很憋屈。在北京的时候，有人就不断接到家人或朋友的电话，把网络上炒得火热的消息告诉他们，“我们怎么成煤老板了?怎么能那样胡说?”该团员说。
孙新荣秘书长说，有关炒作的事，他提前就和组织方交涉过，“原来安排有下飞机后要走贵宾通道出机场，我拒绝了说接受二十多家媒体采访，我说不行。”结果他发现，自己到北京后拜会朋友时，朋友已经在议论这件事了，“我回来后上网看，其实在28日，也就是我们还没有去的时候，网络上已经有包机进京买房的消息了”。
但对于事实的真相，却几乎没有人去追究，记者接触到的当事者除了表示愤慨外，都没有提出要进一步交涉。而“煤老板包专机购豪宅”这条楼市热门消息的传播，被一些人评价为“一次地产营销的成功案例”。
据一位知情者讲，在此次事件中，×房网不仅扩大了名气，也得到了实惠，因为除了收取房地产开发商的策划宣传费用外，每卖出一套房，还有提成， “其实，在房地产商看来，去的人买多少套房子并不重要，现在楼市这么低迷，重要的是聚人气、造声势。拿煤老板、包专机说事，不过是他们炒作的需要”。
据悉，×房网工作人员正在河津市组织第二批赴京购房团。承揽该团业务的运城某旅行社介绍，已初步确定12月12日启程。记者曾多方联系采访×房网，但未能如愿。不过倒是在登录该网站时，发现其11月29日发布的《山西购房飞机团今抵京当日意向成交七套豪华别墅》一文中，有这样的话语: “一位姓王的山西煤老板向记者表示:我们山西人买房，素以出手阔绰著称，常整栋购买我们本地市中心的公寓、商铺，而且都是一次性付清，拥有雄厚的购买力。在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大背景下，我们这次乘购楼专机来北京，就是瞄准了价值300万元以上的豪华别墅”。真不知此言究竟出自何人之口，因为诚如记者所了解的情况，此次活动并无煤老板参与。
8日下午，记者托孙新荣秘书长联系在运城活动的该网工作人员，但孙秘书长随后告知，该工作人员手机打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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