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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含义关于康乾盛世，历来争议不断，一方认为“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因为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疆域的扩大，经济的繁荣，人口的激增，手工业的发达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特征。另一方则认为康乾时期“思想活跃”、“文化昌盛”、“贸易繁荣”、“科技发达”这几项均不能达标，因此不是盛世：①思想方面 ，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文化高压政策禁锢思想，大兴文字狱，肆意屠戮文士，流放关外（著名流放地如宁古塔）的士人竟高达数百万之巨，严重制约了社会思想的进步，并彻底扼杀了明末以来的启蒙思想解放进程；②文化方面，满清统治者借修编《四库全书》之名，趁机销毁、篡改了大量不符合统治阶级观念的书籍；③外交方面，闭关锁国，“贸易繁荣”自然也算不上；④科技方面，轻视热兵器与科技，“科技发达”显然不是。西方传统史学界亦提及这种说法。也有些学者指出康乾时期的缺陷，比如马克思曾表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
2.历史评价
我们应以客观实际的态度评价这一时期的功过是非。“康乾盛世”是一个不完美的盛世、平庸的盛世。首先，“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的纵向看，其盛世规模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改变；其次，从世界的横向看，康乾盛世时期的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当时的经济生产总量仍高于西方，但是生产技术却相对落后了）、文化科技已经落后于西方，这是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当时是世界领先）、仁宗盛治、洪武之治、永乐盛世（当时是世界第一）没有出现的情况。还有，盛世下的清朝有很多弊端：第一，为了限制明末以来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及恢复农业生产，清政府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导致明末强大的资本主义发展势头被呃杀；第二，大兴文字狱，残害大量文人学士，严重禁锢了人民的思想，使得明末繁荣的百家争鸣，科技发展彻底消失，中国从此进入一个死气沉沉而昏暗的时代，被欧洲人称为“中国的中世纪”。当“康乾盛世”正在进行时，欧洲爆发了工业革命。 不过康乾时代贡献仍十分卓著，如康熙时代统一台湾，平定三藩，抗击沙俄侵略，三征噶尔丹，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使疆域空前扩大。雍正时代广泛实行“摊丁入亩”税制，使经济、人口迅速发展；还有改土归流，加强了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促进了当地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乾隆时代继续改进和完善各项制度，使人丁繁多，国家富庶起来，而且开辟新疆，这时清朝的疆域仅次于元朝，但实际有效控制区域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经康乾百余年的发展，人口已超过3 亿，占当时世界人口的2/5，是明朝最多人口数的2倍，比清初人口最少时增长了5倍。 “康乾盛世”的到来，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由于康雍乾三位皇帝的个人素质，他们凭借自己的才能延缓了封建社会衰败的进程但是却改变不了其衰败的命运，“康乾盛世”的繁荣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落日余晖。
[编辑本段]（二）“康乾盛世”的疆域
国家统一，社会才能安定，百姓才能安居乐业，这是一个盛世到来的基本条件，而“康乾盛世”之所以叫盛世，很大原因是符合这一条件。在清代，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准格尔葛尔丹一统漠西，即在中亚一带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康熙有过不彻底的短暂的大一统，但不久即被分裂，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一统新疆为标志，才恢复了前几代的疆域，这时的“康乾盛世”从此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在康乾盛世中，中国的总面积达到过1300多万平方千米。成为当时世界最辽阔的疆域，它西跨葱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达外兴安岭及其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至台湾岛及其附属岛等，南到曾母暗沙。学者王鸣盛在《平定准噶尔赋》赞扬清廷：“天祚神圣，六合雍和；中外褆福，寰宇一家。文轨齐于要荒，声教讫于幽遐”，即是对这种景象的歌颂。然而为了“鼎盛”，康雍乾三代却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乾隆的“十全武功”也给国家造成了一定的财政压力。
[编辑本段]（三）“康乾盛世”的农业
清朝前期的100多年里，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耕地先表现在荒地的大量开垦、耕地面积的扩大。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就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统计数字，达到851万顷；到1725年（雍正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农业种植方法的进步，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获晚稻以后，再种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获以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60康熙大帝多亿公斤。 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了。北京郊区的菜农，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出卖。乾隆年间，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期，甘蔗种植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顷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像芦苇一样。 人口的大量增加一个重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 从明代就自美洲经南洋输入（由于地理大发现）。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法。讲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是最早系统介绍番薯种植法的著作。此后清人陈世元撰《金薯传习录》，记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齐民四术》中记述了翻蔓技术，番薯种植技术逐渐完善。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养活了更多的人口。
[编辑本段]（四）“康乾盛世”的人口
康乾时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是主要因素。康熙时期中国人口重新突破1亿，乾隆五年清查人口时，全国人数1.4亿，到了乾隆二十七年，已经超过2亿人，乾隆五十五年突破3亿大关，人口增长原因有三点：第一，明末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番薯的大面积种植，使得粮食产量能够养活大量人口。第二，社会长期安定，百姓有了休养生息的时间；第三，“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税收政策的实行，使百姓可以毫无顾忌的生殖繁衍。虽然清朝人丁兴旺是个不争的事实，也客观证明了清朝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高峰。但是，人口的增长并没有和人口素质提高同步，中国人在清代的黑暗统治中渐渐失去了活力，愚昧和落后开始成为西方人看待中国人的代名词。并且给中国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饥民、流民现象开始频繁起来。使中国后来的工业化时期人口失去了增长的空间，从而严重制约了工业化进程。
[编辑本段]（五）康乾盛世的手工业
明末清初，因长期战乱，手工业生产也遭到严重破坏。大约经过五六十年的光景，到康熙中期以后，手工业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丝织业在清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乾隆很发达。虽然清朝统治者在江宁、苏、杭设有织造衙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江南丝织业的正常发展，但清代民间丝织业还是发展很快。如江宁的织机在乾、嘉时达到三万余张，而且比过去有许多改进，“织缎之机，名目百余”，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即使在偏远的贵州，丝织业也得到很大发展。道光时，贵州遵义绸“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招致了秦、晋、闽、粤各省客商竞来购买贩运。但整体而言，清代丝织业已落后于明代。 清代的棉织业在江南一些地区也日益发达。棉纺织工具有显著改进。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织布机也有一些改进和革新。当时的棉布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贾多以此起家”。苏州的“益美字号”，因大家誉其“布美，用者竞市”，“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结果“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苏布“名称四方”，可见信誉之广。无锡也盛产棉布，乾隆时，“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有“布码头”之称。 清代，江西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业的最大中心。到乾、嘉时，不说官窑，单“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除景德镇外其他各地的制瓷业也都发展起来。据统计，乾隆时全国著名陶瓷品产地共有四十余处，遍布各地。如直隶武清、山东临清、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地的窑场，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产瓷器色彩鲜艳，精美异常。 制糖业在台湾、福建、广东、四川等地都很发达。康熙至乾、嘉之际，台湾的种蔗制糖极盛，每岁产蔗糖“六十余万篓”，“篓一百七八十斤”，内销京津及江浙各省，外运南及吕宋，东至日本等国。广东的蔗糖也贩运四方。此外，浙江、江西、江苏等省的甘蔗种植和制糖行业，也日益发展起来。 矿冶业在清代也有进一步发展。云南的铜矿，贵州的铅矿，广东、山西、河南、山东的铁矿，开采的规模都比较大。如云南的铜矿，至乾、嘉极盛时，全省开办的铜厂有三百多处。其中有官督商办的大厂，也有私营的小厂。“从前大厂（砂丁）率七八万人，小厂亦万余人，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皆各省穷民来厂谋食”。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庆十六年）间，云南铜矿的最高年产量达到1467万余斤。乾隆时，贵州铅矿年产黑铅也达到1400多万斤。广东的铁冶规模也很大。广东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也很发达。那里有铸锅业、炒铁业、制铁线业、制钉业和制针业等行业，而尤以铸锅业最为有名。所铸铁锅不仅行销国内各地，而且也大量输出国外。 清代前期，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各种商品行销海内外，四方流通联系更加密切。如河南、东北的棉花供销各地，而棉花却又仰给于外省。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行销全国，当时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说法，其他如苏州的丝、棉织品，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广东、台湾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销各地。特别是江南丝织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广大的国内外市场。例如南京所产的绸缎，几乎行销遍全国。当时中国的手工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手工业产值的30%。 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清朝皇帝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中国历代君主都是这样认为的，主要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所决定） 。
[编辑本段]（六）“康乾盛世”的文化
清初的文人学者，不满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较普遍地存在反对清廷的民族思想，有些人还有进步的民主思想。这时期的诗文作家，即以抱有这种思想的明遗民为主体。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是这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显示了崭新的面貌；他们诗歌的风骨亦高。重要的遗民诗人，还有归庄、杜浚、吴嘉纪、阎尔梅、钱澄之、屈大均、陈恭尹等。遗民诗的重要主题，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现爱国思想；阎尔梅、钱澄之、吴嘉纪又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在风格上，也各有特色。 康熙后期，统治巩固，文士又多是在清朝成长的，其身世与明遗民不同。这时期的诗歌，就不再以表现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为主，而是致力于艺术技巧的追求，内容以抒情吊古和模写山水为主。著名诗人有施闰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等。王士禛为神韵派领袖。查慎行诗刻划精工，成就较大。赵执信则比较注重反映现实。长篇小说在本时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这就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两部巨著的出现。《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试制度的摧残人才，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它虽采用夸张的手法，却体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的深刻的现实性。它的具有幽默感而又朴素的语言艺术，也能做到“戚而能谐，惋而多讽”，富有含蓄性。它是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红楼梦》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和贾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现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冲突，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趋势。它通过对日常生活琐事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提炼描写，塑造了一大群具有深刻典型意义而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细腻，气氛浓郁，语言优美多姿。它以思想和艺术的伟大成就而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短篇文言的笔记小说，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斋志异》。康乾时期清朝统治者汇集众多专家、学者编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尚有争议）等大型文化典籍，成为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清统治者毁书亦多，则是一大罪过。 学术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趋势。学术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与表面“繁荣”的社会形势不同的是，康乾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出与盛世不协调的凋敝气象。明末发达的哲学一夜之间似乎消失了，传统儒学的人文关怀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考据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着无聊的方向发展。考据学对清代学术的败坏，不但表现为它彻底断送了古代哲学的发展，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彻底地进入了“考古期”。清廷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造了几百起的文字狱，（连“清风明月”四字都可以导致文字狱，想象力倒是很丰富）还将百万以上的知识分子流徙到穷山恶水的满洲。康乾对文人的极端摧残焉能不导致文化的凋敝？于是乎八股与考据得以茁壮成长。
[编辑本段]（七）“康乾盛世”的吏治
1.悲剧之源
“盛世”表象下的危机康乾盛世其实是一个带悲剧色彩的时代。这种悲剧色彩从两个方面可以清楚看出：一是从18世纪末年以后，社会危机不断爆发，昔日表面上繁荣一时的清朝社会很快陷入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中：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仍，官僚腐败盛行，政府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国与民皆患贫，奸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其由来也甚渐，其消息也甚微”，乾隆等人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随之成为泡影；二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繁荣表象中，中国落后于西文世界发展水平成为定局，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实际上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最终铸定的。导致清朝盛衰之变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却只有一个就是不能处理好关系到清代社会发展前途与命运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政治腐败，二是制度落后，三是对外关系。
2.热兵器的发展
第一个阶段是中国领先世界的近千年（公元808年—公元1525年）： 808年，中国人发明火药。 904年，中国人郑?#91发明火药d，抛石机由抛石变为抛火药d，火药首次用于战争，开创了热兵器时代。 970年，中国人冯继发明喷射火器（捆绑火药筒的竹箭）。 1000年，中国人唐福发明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 1132年，中国人陈规发明火q（竹竿火q，喷射火焰烧人）。 1259年，中国人发明突火q（粗竹筒发射d丸）。 1280年，中国人发明火炮。 1346 年，英国人发明发射石d的火炮。 1378 年，德国人发明发射铁d的火炮。 1410年，西班牙人发明火绳q（火绳点火）。 1525年，中国人发明发射爆炸d的火炮，开创了世界的新纪元，结束了中国的旧纪元。中国人发明了爆炸d，但仍然热衷于使用实心d。 第二个阶段是中国与世界保持水平的两百年（1525年——1715年）： 1525年，意大利人芬奇发明燧发q（燧石点火）。 从1525年开始，西方的q炮技术就渐渐超过中国了。但是从1525年到1683年的158年间，中国的q炮技术尚能与西方保持同步。但当清朝政权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稳定全国之后，因军事的威胁消失，官方对火炮的重视日减。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中国的q炮技术大致与西方相当。 第三个阶段是中国衰落的一百年（1715年——1840年）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山西总兵金国正上言愿捐造新型的子母炮22门，分送各营 *** 练，结果康熙皇帝竟然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从此，中国的q炮技术固步自封，不进反退，逐渐衰落。中国的q炮知识和技术开始传承失调。而康熙不愿意发展火器的原因，还是怕伤了满人和他自己的面子。和汉族相比，骑马射箭曾经是满族的优势。为了保住这个优势，怎么办呢，干脆咱们不玩火器。康熙说过，担任武职“以骑射娴熟、人材壮健为要”（《清圣祖实录．251》）。还说过，“训练有素”的军队是“精神振作，骑射皆佳。”《同上，242》在他观念中，一个好的军官最重要的能力不是指挥火器部队，而是善于骑射。对这一点表述最清楚的是雍正，他在雍正五年时说过：“满州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q而废弓矢”（《清史稿．139》）。正因为骑射是满清人的优势，反映的是满人的面子，因此康熙不再发展火器。所以有学者不无戏谑地说：“听说康麻子一天能打三百只兔子，以此自矜武功。也许把他放到一个游牧渔猎的部落里，的确是个不错的领袖，一个一等的弓箭手。但如果放到一个文明古国里，这显然他就太不着边了。为了维护他的部落在弓箭方面的优势，他特别忌讳火器。由此，我只能认为他是一个英明的部落酋长，但在他所处的时代，他却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弃儿。” 到鸦片战争时，英军使用了一种名为“榴霰d”的球形空心爆炸d，此d之内填满小d和火药，且有一引信在炮d落地前引爆火药，将其中的小d炸散开来，杀伤力十分大，而当时仍沿用实心圆d的中国军队，对此“多骇为神奇，不知如何制造”，稍后，林则徐虽仿制成功，但却少有人知道早在康熙二十九年（1670年）铸成的威远将军炮上，即配置了概念相类的炮d，但其连同所匹配的威远将军炮一直都被尘封于武库之中。中国人在1670年就制造出的火炮，自己竟然不知道，还要在1840年向英国仿制。到了道、咸之交，中国的q炮技术连明朝末年都不如了。 马戛尔尼来华时，为了给中国伟大的乾隆皇帝留下个好印象，精心挑选了给他的礼物，这些礼物也尽显欧洲科技风采：军舰模型、天体运行仪、玻璃灯、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秒表、帕克透镜、各种火炮、连发q、步q、特种钢制造的利剑……。面对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科技。乾隆和他的祖宗一样，争的是自己的面子。他请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游园，让骄傲的英国人遭到了打击，马戛尔尼在日记中是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东西：“……有各种各样的欧洲玩具；有做工极其精细的地球仪、太阳系仪、钟表和音乐自鸣钟，我不禁惶惑了，我们的礼物也许会相形见绌。”这个意外的发现让马戛尔尼“不得不惭愧地把脸藏起来。”其实，早在一个月前马戛尔尼向乾隆吹嘘他的礼品时，已经有前去帮忙的官员向乾隆报告：“景福宫陈设仪器，较之该国所造天球、地球，做法更为细致。”于是，为了打击英国人，为了证明大清无所不有，乾隆下令将景福宫内的西洋玩意“于该贡使未到之先送至热河。”这些西洋玩意都是早先葡萄牙、荷兰、罗马教皇“贡献”的，乾隆准备用这些东西在万国来朝的盛大场面上，挫一下英夷的威风。很显然，乾隆的目的达到了，他的面子上金光灿烂，虽然这个面子是由另一些西方国家给来挣来的。不过，马戛尔尼很快就从打击中恢复过来，他需要找回英国人的尊严，所以，马戛尔尼很热情的邀请福康安观摩英国士兵的q炮 *** 练，结果遭到了福康安傲慢的拒绝：“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 *** 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清朝在此时还可以傲慢的拒绝英国人q炮 *** 练的要求；47年后的鸦片战争，再也无法拒绝了，因为它已经由观摩者变成了靶子。 至于英国人送给乾隆的q炮，英国人自个儿又拿回去了。67年后，英法联军闯进了圆明园，惊奇地发现，当年英国人“进贡”给天朝的q炮还完好无损的存放在那。这么多年了，清朝人连研究它们的兴趣都没有，甚至都没使用过，子d、炮d一发都没少。英国人又突然感到庆幸，他们将这些q炮运回了它们67年前的老家——英国阿塞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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