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上市公司不能倒闭这话是不是很不负责任啊所谓的不倒闭是从另一个角度说的吧

没有说上市公司不能倒闭，如果资不抵债，依然会倒闭。

一、上市公司破产后股票怎么办

在公司倒闭之前，连续亏损两年的上市公司就会转成 ST 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然后再转为 ST 股票（三年亏损，严重退市风险警示），到第三年度末，还不能转为盈利的，将暂停上市，到第四年度末，还这样的，转入退市整理期。

对于股民来说，真的出现突然出现上市公司倒闭然后血本无归的很少，最多是股价跌到 1 块。而且中国的上市公司壳资源还算是有价值的，当最后实在不行的话，还可以重组挽救壳资源，然后发布退市公告之后，你还可以在场外市场通过转让股份降低自己的损失。

二、上市公司倒闭知识知多少

第一：金纸变废纸的过程是否反映市场化的自然进程

我国股票市场的设立，一开始便不完全是市场行为的产物。

一是它的“先天不足”，股票作为高级形态信用工具，它应该是信用经济充分发展的自然产物;而在我国，股票问世之初的“金贵之身”完全由“超市场力量”赋予。由于信用体系十分薄弱，融资者信用与投资者信用极不对称，故它一开始就被烙上“信用工具缺失信用”的印记。现在要割断历史，将信用风险全部推给市场参与者而与市场组织者无关，似乎说不过去。

二是它的“出生畸形”，将股权结构人为“安排”成客观上有利益“转移”职能的两极：一极是国有股法人股等公股，它以超低价认购且因绝对控股而在需要“转移”小股东利益时享有绝对话语权;另一极是社会公众股，虽以高溢价购得但因势单力薄而实际处于即便利益被转移也无力抗争的边缘化状态。由于股市利益“转移职能”的衰弱，金纸变废纸的进程得以加快，这难道就是市场化的自然过程

三是它的“后天失调”，虽然认股价格天然得不平等，但并未影响同股同权同利这种“天然平等”的实施，甚至反过来公股处于“超平等”地位：即管理层将“股市应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作为政策导向，以“股市必须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利益取向。试问，公有资本不能流失，公众资本就能无故流失吗

有人认为，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应该“一视同仁”，既然非上市公司可以破产，为何上市公司就不行这种论调貌似“铿锵”实则“苍白”，非上市公司的所有者哪个没有充分行使过自己的权力，其破产当然咎由自取;而对上市公司的公众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来说，又有哪个行使过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呢破产责任若非他莫属，法理的公正性权责性又何在呢

第二：资不抵债能否作为上市公司破产的惟一依据

诚然，发达国家都将公司资不抵债且不能偿付到期债务作为破产依据，但分析其资不抵债的成因，大多源于真正意义上的经营失败，即破产的客观依据与其说是公司资不抵债，不如说是由可以理解的经营不善引起。

反观我国上市公司，ST族中为数不少的资不抵债者，少部分确由经营失败引起，大部分则由非经营性因素导致。

换言之，同样是资不抵债，西方国家的成因大多是客观的，而我国则以主观原因为主，即上市公司的资不抵债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经营不善不是它的惟一甚至主要依据。

这些“主观”因素包括：一是控股股东先以其他应收款形式大肆侵吞上市公司资金再设法逃之废之(如ST石化);二是迫使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大量担保，最终由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一夜“打穿”(如ST达尔曼);三是公然挑战法律，让上市公司资金无缘“失踪”(如ST珠峰);四是先财务造假，虚列利润与资产，然后将真金白银套出转移(如ST生态)……凡此种种，根本不是经营不善问题而是违规违法问题，对由此而引起的资不抵债，岂容一破了之

第三：先破产后赔偿的保护程序究竟保护了谁

新的企业破产法草案规定，与企业破产相关的三种程序即和解、重整和破产清算均适用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在破产清算后将申请注销登记，公司经营将终止，公司股票将中止上市并作废，从而失去在股票代办转让系统转让的资格。

也就是说，对资不抵债的上市公司而言，只要到期债务无力偿付，理论上都存在立即破产的可能性。只有待破产程序结束后，如果大股东或高管人员有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后者才可以向前者提出赔偿要求，即公司的先行破产是后续赔偿的必要条件。这种“保护”程序究竟保护了谁不一清二楚了么

其一，公司的一切资产属于股东，“零股董事”们用非法手段掏空了公司，其违法责任却由股东先行承担，这种“法理”甚至有点像歹徒抢劫公民，公民应先让其得逞，然后再向其追讨那样荒谬。

其二，公司都破产不存在了，账已清掉债已赖掉，之后再重翻“老账”，这账如何算得清楚，这不是给“倒账者”提供“程序便利”又是什么

其三，先破产后赔偿是个漫长的过程，一旦违法人员觉得自己可能被赔得精光时，他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完全可以通过合法或非法的途径将私产从容地隐匿转移。可见，对中小股东真正的保护应该是也只能是走“先赔偿后破产”或“边赔偿边破产”的程序!

第四：不规范的破产行为难道能维护法律尊严的完美性

对上市公司急于实施破产，既然法理上不一定说得通，程序上又有明显疏漏，为何有人总想尽早试点说穿了，惟一“善意”的可能是，这些人想维护企业破产法的“尊严”乃至整个法律尊严的“完美性”。这一初衷无可厚非，但客观效果适得其反。

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社会主义法律最终的“完美性”只能体现在保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上。

实际上，我国证券市场与西方市场有着巨大“差异”，我国上市公司与西方上市公司资不抵债的成因各不相同，简单地照搬照套西方的破产法规于我国，导致的“异化”结果只能是破产行为的不规范与法律尊严的蒙尘玷污!

第五：公司破产导致券商大面积破产甚至引发市场"破产"谁来买单

退一步讲，即便对资不抵债的上市公司破产“天经地义”，破产的制度安排程序设计“天衣无缝”，也应该适当考虑破产时机的选择与破产效应的冲击。

目前，我国股票市场正处于五年来风雨飘摇时期———股价股指节节下滑，人气交投极为低迷，股民券商亏损累累，金融不稳时隐时现，在此背景下贸然打开金纸变废纸的闸门，真令笔者不寒而栗。

须知，股票市场本质上是个信心市场，投资者信心充足，市场兴旺向上;投资者预期低落，市场萎靡不振;在目前投资者预期极度紊乱、信心行将崩溃之时，再雪上加霜地开启破产杀戒，要是它演变成压死券商、市场这头“瘦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将由谁来买单，又怎么买得起单

第六：市场炒家借"破产"之名行"骗筹"之实怎么办

规范的破产行为既要包括该破者破、不该破者不留下任何“佯破”的空子，也包括一旦破产程序启动不打无谓的“持久战”以紊乱预期;不规范的破产行为则倒过来，从而客观上为市场炒家提供投机空间或留下敛财缝隙。

;     对上市公司的公开谴责有效吗？上市公司遭受公开谴责有哪些影响？

      随着深交所发布实施《主板上市公司公开谴责标准》，明确主板上市公司公开谴责的认定标准，至此深市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公开谴责标准全部公布实施，这是深交所进一步健全完善多层次自律监管机制、提升自律监管透明度的重要举措。

      《主板上市公司公开谴责标准》分为总则、信息披露违规、规范运作违规和附则四章，共十八条。适用范围上与中小板、创业板保持一致，仅适用于对深市主板上市公司实施公开谴责，不包括对主板上市公司的通报批评以及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其他主体的纪律处分。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介绍，《主板上市公司公开谴责标准》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聚焦监管重点，通过梳理近年来的违规示例发现，公司违规主要集中于重大交易、关联交易及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重大事项的信息披露违规。《主板上市公司公开谴责标准》明确了上述重点违规行为的公开谴责认定标准；二是量化板块差异，《主板上市公司公开谴责标准》在充分借鉴中小板、创业板公开谴责标准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板块差异，结合主板公司的规模、特点，明确了部分违规触发标准的绝对金额，并特别增加了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违规的具体认定标准；三是落实退市制度改革，将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及其他未按规定披露重大事项导致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或者被暂停上市等违法违规情形纳入公开谴责范畴；四是明确复核机制，明确上市公司可在收到深交所公开谴责决定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根据相关规定申请复核，保证纪律处分的公平公正。

      此次《主板上市公司公开谴责标准》的制定公开透明，坚持开门立规，规则制定期间通过业务专区向深市主板全部上市公司征求了意见。经过认真梳理研究，吸收采纳了其中的合理意见。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深交所着力构建简明、高效、开放的多层次自律监管规则体系，多渠道提高监管透明度，实现规则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未来深交所将继续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健全完善规则体系，探索建立事中事后监管新机制，提高监管法治化水平，切实履行依法依规监管和阳光监管职责。

      公开谴责制度在我国资本市场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它就已经在沪深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实施。10多年来，受到两家交易所公开谴责的公司已达数以百计。借助于信息传播的发达，“公开谴责”俨然成为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中的一个热门词汇。通过检索搜索引擎和相关数据库可以发现，对上市公司公开谴责的关注以及由此产生的信息反复传播，使其数量之多超过了政治和外交领域的谴责。而对于一种声誉制裁而言，信息的有效传播是关键的一步。

      从我国证券市场的执法机制来看，在证券诉讼尚不健全的背景下，公开谴责作为一个执法机制，发挥了其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范运作等领域的作用，承担了重要的任务。然而，无论是公众的直觉，还是已有的一些实证研究均表明，公开谴责不具有足够的惩戒效果，也就不能对违规行为形成有效的预防。

      一、公开谴责的作用机制：声誉制裁与声誉损失

      为了理解公开谴责的作用机制，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作为一个商业组织和市场主体，交易所为何以及如何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众所周知，证券交易所市场主要买卖金融产品(股票、基金、固定预期年化预期收益产品、衍生品等)。类似其他任何一种市场，为了避免被买卖双方抛弃，市场组织者会竭力避免成为柠檬市场(lemons market)，维护自己的商业声誉。因而，即便没有对交易所的行政监管，交易所为了提升自身竞争力，也有动力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在监管方式和手段上，交易所也并无新意：一是建立质量合格标准，即通过上市和退市制度筛选公司，以控制质量底线；二是敦促其持续性信息披露，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在此基础上，交易所就成为了公司质量的潜在的担保方(非担保法意义上)，在声誉上两者是绑定的。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某些公司会宣传本公司是某某交易所上市公司，有交易所会宣传自己是“蓝筹股市场”。而这种声誉上的绑定，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监管的必要性。

      交易所竞争背景下对自身商业声誉的维护，这一逻辑，对沪深交易所完全适用。实践中，沪深交易所在融资端面临香港市场、美国市场的竞争；在投资端，面临房地产、信托、银行理财产品、民间借贷市场的全方位挑战，维护市场声誉的压力前所未有。除此以外，在境内市场，沪深交易所在上市公司监管方面承担了更多的公共责任，还有必要维护自身的公共声誉。这首先是因为，我国交易所具有准公益机构的属性，在上市公司监管领域已经形成了“证监会一派出机构一沪深交易所”三位一体的执法机制。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是交易所的重要目标。其次，由于长期以来退市制度执行上存在的问题，境内市场没有上市公司的淘汰机制。即便上市公司质量已经严重恶化，交易所也没有能力将其清除。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隐形的质量担保方，增加了交易所的监管压力。最后，新兴加转轨市场中市场机制尚不成熟，市场主体不能归位尽责。其中，上市公司普遍缺乏公众公司意识；中介机构的保荐(质量担保)作用常常失灵，表现为屡禁不止的欺诈发行、业绩变脸；理性的投资文化尚未形成，投资者热衷于“炒短、炒小、炒差”，进而形成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这从ST板块与蓝筹板块的平均市盈率比较中很容易看出。

      作为市场自律监管组织，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权力来源于契约，即通过与上市公司及相关责任人签订《上市协议》和《董事、监事、高管承诺》。证券交易所的职能定位，决定其监管权力在于保证公司证券法律以及《上市规则》被遵守，限于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两大方面。但由于信息披露监管在一些情况下是“让坏人说明自己干了坏事”，这就使自律监管延伸至其他经济社会管理领域，如环保、工商、税务、企业社会责任等。

      然而，仅有自律管理显然不够，当出现害群之马时，交易所需要有足够的处分手段，不能“除名”至少要能“点名”。这种点名的机制，就是公开谴责。从语义上看，谴责，是指严正申斥，即指对个人、团体、党派、国家等的荒谬言行或错误政策进行严厉责备，带有庄重色彩。对于证券交易所而言，公开谴责是其通过指定媒体或采取其他公开方式对上市公司及其相关责任人进行谴责的纪律处分措施。在这个意义上，公开谴责是交易所自律管理的结果，更是自律管理的保障。

      综上，公开谴责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对上市公司负面信息的披露，形成对上市公司的声誉损失，达到预防的目的。因而，公开谴责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化的、自律性的声誉机制。

      以下，我们对其中的核心要素—声誉制裁、声誉损失及其威慑效果进行介绍。

      (一)公开谴责作为声誉制裁

      在境外市场，监管机构的声誉制裁，一般认为其是罚金或其他惩罚措施的附带功能，是对前者的补充和强化。在境内市场，公开谴责针对的是上市公司及其相关责任人的声誉，属于声誉罚的一种，不涉及直接经济损失(罚金)，也不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上市公司受到公开谴责的信息，将会被计入诚信档案。

      对于境内市场，尽管公开谴责的强制性受到质疑，但它仍然是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纪律处分中最为严厉的。除了公开谴责以外，交易所针对上市公司的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还有通报批评和监管关注。其中，通报批评是将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在全体上市公司范围内通报，监管关注则是以关注函的形式向违规上市公司送达。公开谴责是以公开谴责决定书和新闻稿的方式对全市场发布，措辞也更为严厉。

      公开谴责为声誉机制提供信息基础，属于监管中的信息披露工具。信息时代的发展，使得负面事实的发现、揭露和批评变得普遍。在负面信息的揭露方面，新闻媒体和做空者(Short Seller)无疑更为敏感，但由于利益的掺杂，媒体负面报道和市场做空传言在权威性上有严重的缺陷。与此相比，公开谴责具有一定权威性。公开谴责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信息的生产、传播和传导。

      1信息的生产，即对上市公司及其相关责任人的违规失信的事实予以查证、核实。

      2信息的发出，即发布公开谴责决定书和公开谴责新闻稿，其正式发布渠道为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次日的三大报。

      3信息的扩散，即新闻媒体，包括金融咨询终端(例如wind、同花顺、大智慧等)、财经网站、网络自媒体以及其他纸媒，将信息及时传达广大受众。

      4信息的接受，即上市公司的社会公众股东、潜在的投资者、债券持有人、银行、证券分析师、上市公司商业交易对手、监管者获得上市公司被谴责的信息，了解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公司治理方面的违规失信行为。

      5信息的传导，即信息受众形成公司财务数据不真实、公司治理混乱、管理层诚信状况不佳的担忧，降低其声誉资产。

      6声誉损失的形成。在有效市场中，公开谴责将影响上市公司市值(V)，并增加上市公司后续融资的难度，影响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职业声誉。

      在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的情况下，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还将因此去职。

      (二)公开谴责产生的声誉损失

      商业活动中，声誉反映了合作伙伴在于它从事商业活动时可期获得利益的期望。声誉产生于反复博弈，形成艰难，失去容易，是商业主体应当珍视的宝贵资产。在资本市场上，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充分以及公司治理良好，是上市公司声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理人市场上，董事、监事、高管的职业声誉，主要体现为对公司事务的忠诚和勤勉。

      公开谴责的作用原理，在于以市场自律的方式，为上述声誉资产的形成提供信息基础。从理论上看，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公开谴责产生的声誉损失，会使其商业伙伴拒绝交易，融资成本提高，最终影响上市公司的价值。对于董事、监事、高管而言，声誉受损不但显著提高了这些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概率，而且还降低了高管变更后继续担任其他职位的机会。

      (三)公开谴责的威慑效果

      公开谴责本质上是一种制裁机制。与证券侵权诉讼不同，公开谴责的主要作用不在于补偿，而在于对违规者的惩戒，从而达到预防的目的。公开谴责通过违规行为设置后果，从而为上市公司及其责任人创造在事前放弃违规行为的激励。这就要求，规则覆盖到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违法失信行为，同时执法具有有效性。相较于自然人的违法，从事违规行为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是一个理性的计算者(RationalCalculator)，公开谴责的威慑效果必须足以改变潜在违规者的预期。

      因此，保证公开谴责的威慑效果，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足够比例的违法违规行为被处分；二是违法成本要足够高，即被谴责所遭到的声誉损失必须要大于其从违规行为中的所得。

      从对违法违规行为的覆盖来看，公开谴责主要集中于信息披露违规和公司治理违规两大领域，覆盖了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违法违规行为。从执法数量看，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与香港市场大致持平，反映了市场诚信状况的改善。比较各年度的公开谴责数量，可以发现公开谴责数量具有一定周期性，呈现阶段性强化与转常规交替。2010年以来，监管者更倾向于采取公开谴责，体现了从严监管的取向。

      三、公开谴责所产生的声誉损失

      上市公司受到公开谴责，包含了公司财务数据虚假、公司治理混乱等负面信息。理论上，这些负面信息将产生上市公司的声誉损失，影响上市公司价值(V)，并增加上市公司后续融资的难度，影响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职业声誉，并在事后对违规行为形成预防。在本部分，我们将从以下几个预设角度进行一个初步的检验。

      (一)对公司市值的影响

      资本市场对负面信息很敏感。在理性市场的前提下，某种事件的发生会立即影响到证券价格的波动，通过观察事件发生后某段时间内相应证券价格的波动变化就能够衡量该事件的发生所产生的影响与后果。

      此外，公开谴责势必构成了公司估值超预期的风险。是否对这一超预期风险进行了揭示并调减上市公司的投资评级。

      (二)对公司融资的影响

      无论企业通过股权融资还是债权融资，也无论其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企业的信用无疑都是资金融出方最为关心的因素。理论上，公开谴责造成企业声誉资产损失，将提高融资难度，增加融资成本。

      实践中，出于市场化融资审核及定价机制的不信任，监管部门在实践中采取了管制的方式将上市公司再融资与受到公开谴责相绑定，即在2006年修订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11条中规定，“上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公开发行证券：上市公司十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根据上述规定，公开谴责将对其作出后一年内上市公司再融资构成“一票否决”的效果。

      (三)对董事、监事、高管个人声誉的影响

      根据强制力本身的不同，针对董事、监事、高管的公开谴责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单纯的公开谴责，实践中，这一类型仅对珍惜个人声誉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有效果；另一种是在公开谴责的同时，公开认定其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这反映了在的监管体制下，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虽然在理论上属于一种声誉制裁，但在实践中具有资格罚的效果。

      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强化对董事、监事、高管的履职监管，2006年修订的《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证券管理办法》也将董事、监事、高管的声誉与上市公司再融资绑定。《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证券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证券，必须满足“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十二个月内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

      (四)再犯率—特殊预防的角度

      从这个角度看，至少对于特殊预防而言，公开谴责有效性很弱。这些再犯企业具有的一些共性特征，大都资产质量较差。

      (五)小结

      信息披露工具虽然赢得支持市场化人士的青睐，被认为是各类监管工具中的首选，但其客观上存在强制力不足的缺陷。如果没有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信息披露工具将会面临无效的尴尬境地。实践中，公开谴责的有效性问题体现了上述困境。公开谴责对违规企业产生的声誉损失，虽然无法精确的量化，但从几个角度予以观察可以形成一个大致的判断：公开谴责发出后不会对上市公司市值产生影响；借助再融资监管中绑定会对上市公司发行证券产生影响；会对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个人声誉产生影响。后两者，借助于与行政许可的绑定，是当前公开谴责的实效所在。但对于某些资产质量较差、对于自身诚信形象不关心的企业，公开谴责很难发挥期待的作用，在实践中就体现为这些企业违规再犯率极高。

      公开谴责是市场化执法机制的结果和保障。因此，我们认为，公开谴责制度的完善的方向，应当置于监管体制调整与完善的大背景下予以思考。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公开谴责有效性的症结，在于市场化声誉机制的失灵。因此，有必要对症下药，在保留和强化公开谴责市场纪律处分的本色的基础上，通过植入监管因素，增强其实效性、强制性和权威性。具体而言，公开谴责将进一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一是切实增强公开谴责的监管实效。公开谴责的监管实效，在于威慑效果。对此，首先应当将公开谴责继续与上市公司再融资挂钩。其次，推动证券分析师对公开谴责风险的披露和评价。在此，借鉴境外市场经验，探索建立“三振出局”制度，即对三次公开谴责的公司，取消上市地位。最后，实现公开谴责信息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的信息共享。

      二是完善公开谴责的实施机制。除了强化威慑效果以外，还有必要完善公开谴责的实施机制，即落实事后的整改。对于公开谴责事项，建立事后的跟踪机制，要求上市公司及其责任人完成相应的整改报告。对于拒不整改的情形，交易所应有进一步强化监管的手段和措施。例如，在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下，相关董事拒不离职的，应当仿照香港市场，赋予交易所停牌的权利。

      三是提升公开谴责的法制化水平。明晰公开谴责的监管标准，通过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实现相关标准的客观化；逐步实现公开谴责的程序、文书的公开化，提高自律管理的透明度；加强公开谴责的及时性，实现信息的有效传导。

最高检、证监会联合发布证券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2020年11月6日下午，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召开以“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犯罪 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发布12起证券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包括6起证券犯罪典型案例、6起证券违法典型案例。

证券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一）证券犯罪典型案例

案例一：欣某股份有限公司、温某乙、刘某胜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

一、基本案情

欣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某公司）原系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温某乙与财务总监刘某胜为达到使欣某公司上市的目的，组织单位工作人员通过外部借款、使用自有资金或伪造银行单据等方式，虚构2011年至2013年6月间的收回应收款项情况，采用在报告期末（年末、半年末）冲减应收款项，下一会计期期初冲回的方式，虚构了相关财务数据，在向证监会报送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和招股说明书中记载了上述重大虚假内容，骗取了证监会的股票发行核准，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257亿元。欣某公司上市后，于2013年7月至2014年12月间，沿用前述手段继续伪造财务数据，粉饰公司财务状况，并分别于2014年4月15日、2014年8月15日、2015年4月25日向公众披露了虚假和隐瞒重要事实的2013年年度报告、2014年半年度报告、2014年年度报告。

二、诉讼过程

辽宁省丹东市公安局以欣某公司、温某乙、刘某胜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向丹东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检察机关审查发现，欣某公司上市公开发行股票之后，在向社会公开披露的三份财务报告中仍包含虚假财务信息，涉嫌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犯罪，遂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对温某乙、刘某胜在公司上市后的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犯罪进行补充侦查。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以欣某公司、温某乙、刘某胜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再次移送起诉。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欣某公司为达到上市发行股票的目的，采取伪造财务数据等手段，在招股说明书中编造重大财务虚假内容并发行股票；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主体，多次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和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报告，严重损害股东利益。温某乙、刘某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2017年4月20日，辽宁省丹东市人民检察院以欣某公司、温某乙、刘某胜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提起公诉。

2019年4月23日，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被告单位欣某公司罚金人民币832万元；以欺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对被告人温某乙、刘某胜数罪并罚，对温某乙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对刘某胜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中国证监会对欣某公司的欺诈发行和违规披露重要信息行为进行调查后，于2016年7月5日作出行政处罚。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对欣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并摘牌。欣某公司退市后，主承销商设立先行赔付专项基金，涉案投资人的损失得到相应赔偿。

三、典型意义

1依法从严惩治资本市场财务造假行为。上市公司在发行、持续信息披露中的财务造假行为，严重蛀蚀资本市场的诚信基础，破坏市场信心，损害投资者利益，必须严厉惩治。资本市场财务造假行为主要通过信息披露的方式表现出来，损害投资者利益。对于不同阶段涉财务造假信息的违规披露行为，刑法规定了不同的罪名和相应刑罚。司法办案当中要注意区分不同时期信息披露行为触犯的刑法规范，根据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分别适用不同罪名，数罪并罚；对于审查发现新的犯罪事实和线索，通过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者自行侦查，查清事实，依法追诉。

2综合发挥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职能作用。财务造假和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可能同时违反行政监管法律规范和刑法规范，触发行政处罚程序和刑事追诉程序。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和司法机关应当发挥各自职能作用，根据执法司法工作的需要，及时追究相关市场主体的法律责任。证券监督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后，认为相关人员构成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有效衔接，防止以罚代刑，已经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影响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欺诈发行、违规披露信息的上市公司，符合退市条件的，还应当由证券交易所依法强制退市。

3注重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2020年3月实施的新修订证券法进一步完善了投资者保护制度，先行赔付、证券代表人诉讼等规定为更好地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本案办理过程中，主承销商设立先行赔付专项基金，投资人的损失得到相应赔偿，维护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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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中某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卢某旺等人欺诈发行债券、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

一、基本案情

卢某旺、卢某煊、卢某光分别系中某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某通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和原财务总监；杨某杰、陈某明、王某宇和徐某分别系利某会计师事务所某分所副所长、项目经理、主任会计师授权签字人和部门经理；边某系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证券公司）固定收益融资总部业务部董事。

2013年下半年，中某通公司流动资金不足，卢某旺为发行私募债券融资，经与卢某煊、卢某光合谋，虚增公司营业收入513亿余元、虚增利润总额131亿余元、虚增资本公积金6555万余元、虚构某银行授信额度500万元、隐瞒外债2025万余元。利某会计师事务所承接中某通公司审计项目后，未按审计准则要求对中某通公司账外收入和股东捐赠情况进行审计，在审计报告中虚增了上述营业收入、净利润和资本公积金。其中，杨某杰在出具重大失实报告中实施了组织、管理等行为；陈某明实施了现场审计和初稿起草行为；王某宇作为利某会计师事务所授权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在未按审计准则对中某通审计报告进行审核的情况下，草率签发审计报告；徐某作为注册会计师，在未实际参与中某通项目现场审计的情况下，应杨某杰要求在审计报告上署名。承销券商某证券公司以此为基础出具了《中某通公司非公开发行2014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募集说明书》。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中某通公司于2014年5月至7月间非公开发行两年期私募债券共计1亿元，被相关投资人认购。其中，两位投资人在边某的介绍下分别认购该私募债券，边某收受中某通公司给予的贿赂款150万元。2016年该私募债券到期后，中某通公司无力偿付债券本金和部分利息，造成投资人重大经济损失。

二、诉讼过程

上海市公安局以边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杨某杰、陈某明、王某宇、徐某涉嫌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中某通公司、卢某旺、卢某煊、卢某光涉嫌欺诈发行债券罪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和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

2017年8月3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以边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提起公诉。2017年8月21日、11月21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分别以杨某杰、陈某明、王某宇、徐某涉嫌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中某通公司、卢某旺、卢某煊、卢某光涉嫌欺诈发行债券罪提起公诉。

2017年8月21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被告人边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没收违法所得。2017年11月21日、2018年1月31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一审判决，以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判处被告人杨某杰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被告人陈某明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被告人王某宇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被告人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分别判处罚金5万元至10万元不等；以欺诈发行债券罪，判处被告单位中某通公司罚金人民币300万元，被告人卢某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被告人卢某光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被告人卢某煊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一审宣判后，陈某明、王某宇、徐某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判决已生效。

2020年4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结合本案以及其他同类案件的办理，向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出了加强会计师行业监管的检察建议书。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收到检察建议书后，积极采取措施增强中介机构职责重要性教育，完善注册会计师专业标准体系，加强法律知识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研究完善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相关准则，更好地发挥行业自律监管作用。

三、典型意义

1坚持保护资本市场创新发展和惩治证券违法犯罪并重，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为规范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业务，拓宽中小微型企业融资渠道，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11年开展了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业务试点；在总结中小企业私募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证监会于2015年发布《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全面建立了非公开发行债券制度。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市场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有益创新，但一些中小企业的欺诈发行行为，严重损害了私募债券市场信心，侵害了投资者合法权益。对于私募债券、新三板、科创板等资本市场中的创新活动，检察机关应当坚持保护创新和惩治犯罪并重，坚定地维护资本市场正常运行秩序，依法惩治财务造假、信息披露违法等严重破坏资本市场秩序的犯罪，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2严厉惩治中介机构参与财务造假，促进落实“看门人”责任。资本市场中的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是信息披露、投资人保护相关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看门人”，中介机构不依法依规履职将严重影响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在惩治市场主体财务造假行为的同时，应当主动开展“一案双查”，同步审查相关中介机构是否存在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以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并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引导市场主体合法经营和中介机构依法依规履职。

3注重结合办案提出检察建议，促进资本市场制度机制不断健全。对于办案当中发现的相关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违反职业 *** 守、职业规范，以及相关监督管理缺失问题，检察机关应当深入分析原因，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改进工作、完善监管的检察建议，促进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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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唐某博等人 *** 纵证券市场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5月至2013年1月间，唐某博伙同唐某子、唐某琦使用本人及其控制的数十个他人证券账户，不以成交为目的，采取频繁申报后撤单或者大额申报后撤单的方式，诱导其他证券投资者进行与虚假申报方向相同的交易，从而影响三只股票的交易价格和交易量，随后进行与申报相反的交易获利，违法所得金额共计2581万余元。其中：

2012年5月7日至5月23日，唐某博伙同唐某子、唐某琦，采用上述手法 *** 纵“华资实业”股票，违法所得金额42577万余元。其间，5月9日、10日、14日撤回申报买入量分别占当日该股票总申报买入量的5702%、5562%、6110%，撤回申报买入金额分别为9000万余元、35亿余元、25亿余元。

2012年4月24日至5月7日，唐某博伙同唐某子、唐某琦采用上述手法 *** 纵“京投银泰”股票，违法所得金额136914万余元。其间，5月3日、4日撤回申报买入量分别占当日该股票总申报买入量的5629%、5247%，撤回申报买入金额分别为4亿余元、45亿余元。

2012年6月5日至2013年1月8日，唐某博伙同唐某琦采用上述手法 *** 纵“银基发展”股票，违法所得金额78629万余元。其间，2012年8月24日撤回申报卖出量占当日该股票总申报卖出量的5233%，撤回申报卖出金额11亿余元。

二、诉讼过程

2018年6月，唐某博、唐某子、唐某琦分别向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对基本犯罪事实如实供述，主动缴纳全部违法所得并预缴罚金。唐某博还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经查证属实。

上海市公安局以唐某博、唐某琦、唐某子涉嫌 *** 纵证券市场罪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移送起诉。

2019年3月20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涉嫌 *** 纵证券市场罪对唐某博、唐某琦、唐某子提起公诉。

2020年3月30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综合全案事实、情节，对唐某博、唐某子减轻处罚，对唐某琦从轻处罚，以 *** 纵证券市场罪判处被告人唐某博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450万元；被告人唐某子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万元；被告人唐某琦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 纵证券市场违法所得2581万余元予以追缴。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1严厉惩治各类 *** 纵型证券犯罪，维护证券市场秩序。 *** 纵证券市场行为违法干预证券市场供求关系，破坏自由、公平的证券价格形成机制，损害其他投资者合法权益，严重危害证券市场健康发展。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 *** 纵市场行为的专业性和隐蔽性明显增强， *** 纵手段花样翻新。新修订证券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 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幌骗交易 *** 纵”“蛊惑交易 *** 纵”“抢帽子交易 *** 纵”“重大事件 *** 纵”“利用信息优势 *** 纵”“跨期、现货市场 *** 纵”等常见 *** 纵手段，并降低了定罪标准，全面加大了惩治力度。司法机关要准确认识 *** 纵型证券犯罪方法手段的变化，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各类 *** 纵证券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危害证券市场秩序的行为予以严肃追究。

2准确把握虚假申报 *** 纵犯罪和正常报撤单的界限。虚假申报 *** 纵是当前短线 *** 纵的常见手段， *** 纵者不以成交为目的，频繁申报后撤单或者大额申报后撤单，误导其他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并进行与申报相反的交易或者谋取相关利益。司法办案当中要准确区分虚假申报 *** 纵行为和合法的报撤单交易行为，着重审查判断行为人的申报目的、是否进行与申报相反的交易或者谋取相关利益，并结合实际控制账户相关交易数据，细致分析行为人申报、撤单和反向申报行为之间的关联性、撤单所占比例、反向交易数量、获利情况等，综合判断行为性质。

3有针对性地提出量刑建议，不让贪利型犯罪获得经济上的利益。 *** 纵证券市场的犯罪目的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惩治 *** 纵证券市场犯罪，要注意发挥各类刑罚方法的功能作用，检察机关在提出量刑建议时，要注重剥夺自由刑与财产处罚刑、追缴违法所得并用，不让犯罪者在经济上得到好处，增强刑事追究的惩罚力度和震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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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王某、王某玉等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间，某基金公司总经理王某，向上市公司青某公司推荐华某公司的超声波制浆技术，并具体参与了青某公司收购该超声波制浆技术及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过程。其中，2014年8月6日至7日，王某参与了项目的考察洽谈活动，并于同月28日与青某公司、华某公司签订了《三方合作框架协议书》，约定了某基金公司、青某公司、华某公司的合作内容。2014年10月14日，青某公司公告停牌筹划重大事项。2015年1月29日，青某公司发布签订收购超声波制浆专利技术框架协议的公告。2015年2月12日，青某公司复牌并公告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国证监会依法认定，上述公告内容系内幕信息，内幕信息敏感期为2014年8月7日至2015年2月12日。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被告人王某分别与其朋友尚某、妹妹王某玉、妹夫陈某、战友王某仪联络、接触。上述人员及王某仪的妻子王某红在青某公司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大量买入该公司股票共计1019万余股，成交金额2936万余元，并分别于青某公司因重大事项停牌前、发布收购超声波制浆技术及非公开发行股票信息公告复牌后将所持有的青某公司股票全部卖出，非法获利共计1229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以王某涉嫌泄露内幕信息罪，王某玉、尚某、陈某、王某仪、王某红等5人涉嫌内幕交易罪向泉州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

在检察机关审查过程中，王某、王某玉、尚某、陈某不供认犯罪事实，王某仪、王某红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泉州市人民检察院对全案证据进行了细致审查分析，认为现有证据能够证明王某玉、尚某、陈某、王某仪在涉案股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均与内幕信息知情人王某联络、接触，并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股票交易，交易行为具有明显异常性，且无法作出合理解释，足以认定王某构成泄露内幕信息罪、王某玉等5人构成内幕交易罪。2016年10月10日、10月11日、12月28日，泉州市人民检察院分别以王某仪、王某红涉嫌内幕交易罪，尚某、陈某涉嫌内幕交易罪，王某涉嫌泄露内幕信息罪、王某玉涉嫌内幕交易罪提起公诉。

2017年11月13日，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一审判决，以泄露内幕信息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35万元；以内幕交易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尚某有期徒刑六年、陈某有期徒刑五年、王某仪有期徒刑三年、王某红有期徒刑三年、王某玉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不等，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其中，对犯罪情节较轻、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积极退赃、具有悔罪表现的王某仪、王某红依法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一审宣判后，王某、王某玉和尚某、陈某提出上诉。2018年12月28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1依法惩治内幕交易违法犯罪，促使内幕信息知情人严格依法履职。证券期货从业人员及上市公司高管、员工应当恪守职业道德，严格依照证券期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可能影响市场行情的敏感信息履行保密义务，不得主动、被动向第三人透露相关内幕信息，不得直接或变相利用掌握的相关内幕信息谋取利益，自觉维护证券从业市场生态。

2准确把握内幕交易犯罪的证据特点和证据运用规则，全面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供认犯罪事实，依靠间接证据同样可以证明犯罪事实。在指控证明过程中，要根据内幕交易行为的特征，围绕内幕信息知情人员与内幕交易行为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联络行为，相关交易行为与内幕信息敏感期的时间吻合程度、交易背离程度、利益关联程度等证明要求，有针对性地引导侦查取证，全面收集交易数据、行程轨迹、通讯记录、资金往来、社会关系等相关证据，按照证据特点和证据运用规则，对各类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构建证明体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供述犯罪事实，其他在案证据能够形成证明链条，排除其他可能性，证明结论唯一的，可以认定犯罪事实，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在办理共同犯罪案件时，对于主动认罪悔罪、退赃退赔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依法从宽处理；对于拒不供认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依法从严惩处。检察机关在办案当中要注重做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释法说理工作，通过讲法律、讲政策、讲危害、讲后果，促使其认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主动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尽可能挽回犯罪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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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胡某夫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

一、基本案情

胡某夫于2007年开始在某基金管理公司中央交易室工作，先后担任交易员、副总监，负责分发、执行基金经理的指令，下单 *** 作交易股票，具有知悉本公司股票交易信息的职务权限。2010年4月至2015年5月，胡某夫按照基金经理指令下单交易股票后，使用其父胡某勋、岳父耿某刚证券账户或者指使胡某勋使用其本人证券账户，同期交易买入与本公司相同的股票，买入成交金额共计111亿余元、卖出金额共计人民币121亿余元，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418607万元。

二、诉讼过程

北京市公安局以胡某夫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移送起诉。

被告人胡某夫辩称，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缺乏违法性认识，部分买入与基金经理指令相同的股票的行为属于“交易巧合”。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胡某夫身为基金管理公司从业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后，明知其所在的基金管理公司禁止员工交易股票，仍由本人 *** 作涉案账户或明示其父胡某勋 *** 作，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且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交易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特别巨大，属于情节特别严重。2017年10月9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胡某夫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提起公诉。

经释法说理，胡某夫家属在法院审理过程中代为退缴违法所得800万元，胡某夫在庭审时当庭表示认罪，有一定悔罪表现。2017年12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被告人胡某夫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000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1充分认识“老鼠仓”行为对证券市场的危害，依法严肃查处犯罪。基金公司从业人员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违背了基金从业人员对基金公司的忠实义务，破坏了证券市场公平交易秩序，损害基金管理人的声誉和投资者对有关基金及基金管理人的信赖和信心，也同时危害了有关基金的长期运作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基金公司从业人员知悉未公开信息后，不论是在基金公司下单前交易，还是在基金公司下单同期交易，都属于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司法机关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及认罪悔罪、退赃退赔表现等因素综合评价其刑事责任。基金公司从业人员应当从案件中深刻汲取教训，杜绝侥幸心理，强化守法意识，严格依法履职，共同维护证券市场秩序。

2重视客观性证据的证明作用，以证据证明反驳不合理辩解。随着证券市场监管力度加大，证券市场犯罪活动日趋隐蔽，犯罪手段狡猾多变，案发后规避责任、企图以拒不供认犯罪事实逃避惩罚的现象日趋增多。检察机关办理证券期货犯罪案件，应当加强与证券监管机构和公安机关的协作配合，加强对客观证据的收集固定和审查运用，依靠严谨的证据体系和科学的证明方法，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以有力的指控打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侥幸心理，使其受到应有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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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滕某雄、林某山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5月8日，深圳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海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某公司）董事长滕某雄未经过股东大会授权，明知未经股东大会同意无法履行协议条款，仍代表海某公司签订了以自有资金225亿元认购某银行定增股的认购协议，同时授意时任董事会秘书林某山发布公告。次日，林某山在明知该协议不可能履行的情况下，仍按照滕某雄的指示发布该虚假消息。随后，在原定股东大会召开之日（5月26日）前三日，又发布“中止投资某银行”的公告。

2015年5月11日至2015年5月22日，即认购公告发布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放弃认购公告发布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海某公司股价（收盘价）由1891元上涨至3052元，盘中最高价3205元。按收盘价计算，上涨幅度6140%，同期深综指上涨幅度2068%，正偏离4071%。从成交量看，上述认购公告发布前10个交易日海某公司二级市场累计成交4020万余股，日均成交402万余股；认购公告发布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放弃认购公告发布前的最后一个个交易日的10个交易日中，海某公司二级市场累计成交8220万余股，日均成交量822万余股；放弃公告发布后10个交易日海某公司二级市场累计成交6221万余股，日均成交622万余股。虚假信息的传播，导致海某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交易量异常放大，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

二、诉讼过程

上海市公安局

;     上市公司增发新股，须由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作出相应决议，聘请主承销商及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参与，并制作全套申请文件并提交中国证监会，在发行新股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后，方可进行新股发行工作。在此过程中，上市公司还需根据工作进程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增发新股的具体程序如下：

      (一)由董事会作出决定，聘请主承销商。

      担任主承销商的证券公司将对上市公司有无重大关联交易、重要财务指标是否正常、资金使用是否恰当、利润是否达标以及公司经营的风险程度、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现象等重要事项予以重点关注，并制作《尽职报告》，在《尽职报告》中将对上述事项作出说明。主承销商在与董事会就新股发行方案取得一致意见后，向中国证监会介绍上市公司发行新股。

      (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就有关事项作出决议。

      1、召开董事会，就本次发行方案作出决议，包括发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具体发行方案，募集资金资金使用的可行性等事项。董事会表决后，应在2个工作日内将发行议案报告证券交易所，并公告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2、此后，召开股东大会，就上述发行议案及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具体事宜的授权等事项进行表决、批准。股东大会通过本次发行议案后，上市公司须在2个工作日内对外公布股东大会决议。

      (三)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提供相应服务并出具有关法律文件。

      上市公司申请发行新股，需聘请律师事务所并由其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并由其出具审计报告及对发行人内部控制的评价报告等。这些文件都将作为申请文件的必备内容向中国证监会提交。

      (四)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申请文件申请发行新股，并就申请是否获准发出公告。

      上市公司报送的申请文件包括要求在指定报刊或网站披露的文件及不要求在指定报刊或网站披露的文件两部分，内容涉及招股文件、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增发的文件、律师出具的法律文件、上市公司关于本次增发的申请与授权文件、本次筹集资金运用的文件以及其他文件等。

      不论发行新股的申请是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上市公司均应在收到中国证监会通知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发出公告。

      (五)上市公司公告招股意向书，制作招股说明书。

      上市公司在接到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新股的通知后，可以公告招股意向书。需要注意的是，招股意向书应当载明：“本招股意向书的所有内容均构成招股说明书不可撤销的组成部分，与招股说明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主承销商和上市公司根据投资者的认购意向确定发行价格后，编制招股说明书，公告发行结果，其中注明招股说明书的放置地点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互联网网址，供投资者查阅。招股说明书需同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六)上市公司与证券交易所协商确定新股发行上市的时间及登记等具体事项。

      在增发新股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上市公司即可与证券交易所商定上市时间及登记等具体事项。

一，股市入市,退市，监管,惩罚机制：

1、所谓崩盘本来是指股票大跌后的彻底崩溃叫崩盘。

股市的崩盘都是因为股市存在大量的泡沫，当大量泡沫短时间内突然破裂之后，形成了股市投资和投机者的恐慌性抛盘止损，结果泡沫全部破裂甚至击穿非泡沫股价，形成了崩盘。所谓的泡沫，是指价格的恶性上涨，价格严重背离了价值。

2、退市是上市公司由于未满足交易所有关财务等其他上市标准而主动或被动终止上市的情形，即由一家上市公司变为非上市公司。退市可分主动性退市和被动性退市，并有复杂的退市的程序。

二，退市可分主动性退市和被动性退市：

主动性退市是指公司根据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主动向监管部门申请注销《许可证》，一般有如下原因：营业期限届满，股东会决定不再延续；股东会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需要解散；破产；根据市场需要调整结构、布局。

被动性退市是指期货机构被监管部门强行吊销《许可证》，一般因为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重大风险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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