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在北京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组织或者说场所,叫做“XX会馆”。
这些会馆的出现表面看似乎是因为商业交流,但实际上是政治利益,根据不同地域或者特征而划分出来的不同派系,通过“会馆”这种场所联系在一起。
“会馆”的出现以及作用,从一开始就离不开政治利益目前已知最早的会馆是明代永乐年间的“芜湖会馆”,从这个名字里就能得到很多信息,实际上当时的会馆也多是用这些“地域”加“会馆”的形式来命名的。
它的出现在最初和科举制度有关。
在唐代之后,科举逐渐成为了士子取得官职的唯一正途,其他的途径虽然也能做官,但几乎不会占据重要位置。
所以科举考试才是士子们进入仕途的重中之重。
明清时期的科举大致分为三场,即乡试、会试和殿试。
考中乡试者称为“举人”;考中会试者称为贡士;考中殿试者就是“进士”。
之前的像童生、秀才等称呼,还不算真正的科举。
科举真正的开端就在“乡试”。
当时有严格规定,考中“举人”的学子,必须要参加会试,考中贡士者必须要参加殿试,这是强制性的,大部分的花销由地方和中央来负责,进京的差旅也有公车接送。
古代交通不便利,所以为了按时参加考试,时间上都是赶早不赶晚,提前很久就把这些士子接到了考试地点。
而这些人到了之后,尤其是京城参加殿试的人,他们家境参差不齐,很多人就负担不起在期间生活的花销。
虽然是大部分费用由国家承担,但这点补贴不够用。
就像很多人住不起酒店,吃不起饭,就选择去寺庙当中租个房子,吃点斋饭,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戏剧中“才子佳人”的故事多是在寺庙当中邂逅。
面对这样的情况,一些工商业的从事者就出资在京城这样的地方建设了一些“会馆”,比如芜湖地方的商人建立了“芜湖会馆”,就接纳该地区的考生来此居住、聚会,解决他们的生活难题,同时也可以安排大家见面,一同切磋学问,互相照应。
这样的形式在社会上有极好的口碑,所以各地的商贾就纷纷在京都建立“会馆”,使得家乡的学子在陌生的环境里能过得安心。
这样的买卖赔本吗?当然不。
赚到的名声本来就是自己生意的金字招牌,而这些士子们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多多少少都会捐助、反哺一下这些会馆,使得它能在京都长驻,方便之后家乡的学子们来京。
这就是“雪中送炭”,商贾们和这些未来的官员相交于微末,有着一份不大不小的香火情,那么后来得到的回报就非常丰厚了。
即使该科没有人考中,但也不至于几年都没有考中的,这样的概率太低了。
而即使没有考中,好歹还有一个举人、贡士的出身,同样可以在地方上做个不小的官,而这些人按照惯例,都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出任父母官。
所以说,“会馆”的出现虽然是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政治利益的驱动。
但这些商贾出资建立的“会馆”给众多学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一点来说,这些商人就值得尊重。
然而,如果再深层探究一下,“会馆”的出现还有另外的意义。
因地缘而团结与官商合作,是科举之后的常态科举的出现使得之前势力极为庞大的世家大族迅速衰颓,这是建立科举的初衷。
在科举之前,人才选拔的制度叫做“察举制”,曹丕建立的“九品中正制”就是其发展到极致的体现。
这就使得人才真正的任免不在朝廷,而在世家大族手中。
这也就是为什么袁绍出身的“汝南袁氏”因为“四世三公”,造成了“门生故吏遍天下”的现象,登高一呼,天下群雄响应。
科举出现之后,人才选拔的权力收回到了中央,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寒族出身的士子在朝堂上有极大的比重,于是由君权与世家大族权力的对垒,变成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党争。
而这些人抱团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同一地域和同一出身。
“会馆”的出现就是如此,它非常鲜明地将未来走入仕途的学子们分出了不同的阵营,代表着不同的利益,日积月累下,进入朝堂的学子越多,其声量就越大,利益就越大。
“会馆”中除了同一地域的结合,还有同一出身的抱团,比如同为“移民”,于是互相照应。
这些其实就是朝堂上利益争端的外延而已,相比于朝堂之上的暗流涌动,“会馆”从幕后走到台前,并且有着“慈善”的外衣,成为了公然的利益集团。
不仅士子们有这样的特性,商人群体之间同样有这样的竞争关系,“徽商”、“晋商”等等称呼就是这种竞争的产物。
“会馆”的出现还体现着后期封建社会里畸形的商业发展模式,即“官商合作”。
因为农业社会的性质,所以“重农抑商”是根本国策,商人的地位在当时一向不高,使得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多限制,这就导致了很多商人在最终都会重新做回农民。
耕读传家,诗书继世,在封建社会里公认的生活状态,所以商人在富足之后往往不会将更多的财富投资在商业中,反而是大量购买土地,摇身一变成为富足的小“地主”。
这些商人不像西方社会那样纯粹,被称为“儒商”,就是因为这样的特性。
而商人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官府的影响,虽然官府不一定给予其明显的支持,但起码不会太过苛刻,这就使得这些商人的活动减少了很多的限制。
从这一目的上说,“会馆”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商人对于即将步入仕途的士子们的一种投资,或者说提前回报,双方有着很深的利益关系。
所以,一个小小的“会馆”,背后牵连甚广,是社会上各方势力共同促成的结果,也体现了当时社会非常明显的特征。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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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直以来都十分讲究乡土文化,会馆的诞生就和乡土文化有关。
在宋朝时期“会馆”的雏形就已经产生了,明清时期因为学风盛行,科举制度的完善,全国各地的学子都会入京赶考,但初到京城,人生地不熟,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随着这种情况的增加,各地先到京城做官,经商的人,就基于同乡之情,购买房产来帮助这些入京赶考的老乡。
最早的会馆也因此被称为"试馆",其实除了考虑到同乡之情而提供帮助外,也有提前拉拢这些很可能将会入仕为官的学子的目的。
随着明清经济发展逐渐繁荣,会馆的发展也从招待入京学子开始往商业贸易发展。
这类商业会馆主要由在某地的商人捐资创办,除了联络同乡之间的感情外,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为商人们提供后勤支援,进行商业交流来完善市场规则,通常这样的商业会馆也会和官方有联系,通过向官方疏通关系,形成一定的行业垄断,这一类的商业会馆主要分为同乡会馆,行业会馆两类,类似于某地商会,某行业协会。
在鸦片战争后,会馆发展再次发生了变化,同乡观念逐渐变淡,一些较为有实力的会馆开始往海外发展,通过提供资金,做公益活动等方式,和外国在华势力进一步发展关系,但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晚清时期的会馆中,不乏有一些和反清,反帝组织联系,从某方面来说,这类会馆的存在也支持了一些较为先进的组织在中国发展。
会馆最早期的形成,主要是作为同乡人联络感情,互相帮助的场所,随着时间发展,会馆开始具备了商业,地方文化交流的作用,随着会馆类型的增加,又有了特定行业的会馆形成,在鸦片战争后,会馆又逐渐有了对外交流,商贸的功能,必须要说到的是会馆也是官绅沟通交流的良好平台。
会馆的存在起到了补充公共设施不足的作用,维持社会稳定,这同时也是明清时期,社会发展,文化变迁的产物,又在近代中国社会剧变中,促进了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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