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局与国安哪个权力大

保密局与国安哪个权力大 民国时期城防司令大还是保密局站长大？

一个是中将，一个是少将；一个是司令，一个是处长，而且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到底谁的权力大，一目了然。

民国时期的蒋政权有个特殊的组织——保密局，也就是军统。

戴笠时期的军统的确权力非常的大，军统在全国各地设置了保密局站，而且还将这些站点分为了“甲乙丙”三个级别。

站级越高，其站长的权力就越大。

明确地说，军统其实也具有军人身份，只要有军人身份就一定有军衔。

比如《潜伏》里的吴敬中站长，他是甲级天津站的站长，他的军衔是少将，当时军统的局长戴笠才是个中将军衔。

只要有军衔，在军队中就一定会根据军衔级别来划分权力大小的。

城防司令又有多大呢？城防军一般属于城市警备部队，在民国时期的警备部队和正规部队具有同等的军衔和武装力量。

一个城防军司令至少是师长级别，少将起步。

如果是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城防司令，他的权力大了去了，甚至比当地的驻军司令都要大。

为何城防军司令的权力大呢？民国政府对于城市的据守有着顽固的执著，蒋政府认为一旦某个城市丢失，不但会失去军心，更是会动摇政府的根基，因此他们对于城防看得非常的重要，城防司令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民国政府害怕城市失守，又对城防司令不是很放心，于是就在各个重要城市成立了军统站（后来称之为保密局站）。

戴笠设置这么多的保密局站点，目的有两个：1、进行反共特务活动；2、监视当地城防军。

保密局属于特务机关，戴笠为蒋设置这么多的特务机关的真实目的大家都很清楚，城防军和当地驻军也清楚，当然城防军司令更清楚。

对于民国政府对城防军的不信任，蒋和戴笠觉得不能过火，真不能将保密局当作明朝时期的“监军太监”。

于是，就明文规定当地保密局站长隶属于当地警备司令部的第二处处长（稽查处）。

这就相当于给了城防军司令一个信号：保密局站长是归你管的，不用担心。

城防军司令的军衔比站长高，职务比站长高，同时还是上下级关系，当然是城防军司令的权力大。

其实，也不尽然。

保密局虽然也属于军队，但是他们从事的工作却是特务性质的，他们有着很多普通军官无法拥有的特权和资源。

如果有中高级军官惹了保密局，他们不死也会脱层皮，究其原因就在于整个民国政府、蒋政府实施的就是“特务”政权，上下的不信任，又左右的掣肘，最后让特务机构保密局有着“东厂”、“锦衣卫”般的权力。

因此，从明面儿上看，城防军司令是可以强压保密局站长的，但是几乎很少有司令主动去得罪保密局站长。

谍战剧《潜伏》如果看得足够仔细，应该记得戴笠来军统天津站视察时的讲话：此次来平津，一来是处理马汉三贪腐案，二来就是处理94军副军长杨文瑔“纳妾案”（当然还有秘密目的）。

注意两个点，第一是在戴笠生前，军统还没有改制为保密局，第二，这个杨文瑔历史上确有其人，1942年10月调升中央军第94军副军长，而军长则是黄埔一期的牟廷芳。

曾涉“九龙宝剑案”的马汉三那会是军统北平站长，抗战胜利后以大肆“劫收”和贪墨而闻名，那么处理他必须得由“戴老板”出面，这是很好理解的，毕竟是一个系统的，上级来查办下级理所应当。

那么这个杨文瑔又是什么来路呢？川籍，黄埔二期毕业，曾任老蒋的侍从参谋，抗战期间在第六战区对日作战也算卖力，累升至第94军中将副军长，还算是比较得宠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已转隶于汤恩伯第三方面军第94军，是最早进入上海市区的重庆方面正规军，杨文瑔率领该军先头部队，自广西柳州乘美军运输机抵达上海，列队开进市区，随后奉命处理军事接收和受降事宜，很是出了些风头的。

不久以后，第94军又奉命调归华北方面的孙连仲第11战区指挥，参与了接收天津、秦皇岛等沦陷城市，军长牟廷芳兼天津警备司令，1946年初杨文瑔继任。

所以这个杨文瑔不仅仅是第94军的副军长，其实还兼着天津警备司令，也就是题目中所说的“城防司令”，基本性质相同，全称是某地“警备司令部司令”。

至于“纳妾”这个事只能算是个“作风问题”，确实违反了高级将领应该遵守的纪律，影响虽然很坏但是错误性质并不严重，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天津站站长吴敬中是处理不了他的，因为无论是级别还是权力，都在对方之下，所以才不得不由戴笠亲自出马。

先说级别和军衔，军统（保密局）在各大城市的所设的甲种站，站长一般为少将军衔，如果是中小城市的乙种站甚至丙种站，那就是上校、中校都有了，所以军统老家伙吴敬中也不过是个少将的职务军衔。

而杨文瑔那是中将警备司令兼正规军的副军长，无论衔级、权势都在吴敬中之上，这个案子他怎么办？不要被影视剧中军统特务的无法无天带沟里去，在黄埔系中央军面前，军统是不敢胡来的。

（戴笠剧照）同时还应该了解一个历史常识，一般军统或者保密局的某地站长，都兼任着当地警备司令部的第二处处长（稽查处），从而有公开的身份方便调动军、警、宪、特各单位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名义上吴敬中还是杨文瑔的直接下级。

一个是警备司令部的司令，一个是警备司令部的处长，这样的从属关系，意味着天津站更不敢把杨文瑔怎么样，只能上报军统局本部处理。

戴笠的职务军衔也不高，当时是军统局中将代理局长，但至少在衔级上不在杨文瑔之下，这是处理军官涉案的基本条件（就好像李烈钧审判张学良必须临时加衔一样）。

更重要的是，戴笠作为军事委员会直属的调查局局长，以及跟老蒋的关系、跟汤恩伯的关系，查办一名中将副军长的威权已经足够了，吴敬中去抓人肯定没戏，搞不好还得挨揍一顿，然而戴笠到场的话，没有人敢反抗，那跟造反没什么区别了。

即便是军事委员会改组成为南京国防部以后，保密局天津站和天津警备司令部也是分属两个系统，天津站归保密局长指挥，而天津警备司令部归“参谋总长”指挥。

如果保密局天津站在侦办案件中涉及警备司令部的中下级军官，跟警备司令打个招呼是可以调查或者捕人的，比如《潜伏》里面李涯被军方揍得鼻青脸肿，吴敬中就可以要求军方把肇事的团长给“捆到保密局来”，再比如廖三民暴露后，李涯也可以直接去抓捕。

但要是警备司令或者副司令涉案，保密局各站的权限就不够了，警备司令部是民国时期各城市的最高军事机构，理论上指挥着所有正规军、地方武装和宪警特单位，保密局作为军队机构，也在其所辖范围之内。

所以假如天津出现此类情况时，天津站要么通过保密局本部转“国防部”派员处理，要么就得是戴笠这样的特务头子顺道亲自处理，别无他法。

所以就衔级和权势来说，民国时期各地的警备司令是大于当地保密局站长的，这一点勿庸置疑，如果保密局有明显的出格举动，有后台的警备司令可以断然处置之（注意啊，得有后台，否则没人敢触这个霉头，到时候在南京打不赢官司，非得被撤职查办不可）。

警备司令部有军权，可以调动部队，而保密局就那么几十上百号特务，打架或者火拼是肯定吃亏的，李涯跟人动手都被揍成什么样了，两卡车的兵呢。

然而保密局的性质和任务又比较特殊，它有监视驻军的权力，经常会向局本部打小报告，甚至敢监听军方的电讯联系，防止有“通共”或者起义的情况发生，同时保密局长又可以越过“国防部长”直接向老蒋汇报（这是明文规定的），所以在通常情况下，警备司令也不会轻易招惹保密局的站长，这是由蒋政权的特殊架构决定的，一方面是纵容各系统互相牵制，另一方面是大搞“特务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