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桓公在哪个国

管仲辅佐齐桓公，内勤修政令，外尊王攘夷，终成春秋五霸之首，后人于是有称霸业为“齐桓、晋文之事”。

齐桓公能成为五霸之首，离不开管仲的悉心辅佐。

关于管仲的思想之大成——《管子》一书和“管鲍之交”的美谈，应该都不陌生。

这里就谈一谈孔子是怎么看管仲这个人的。

《论语》是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史籍。

在此书中，孔子及其弟子关于管仲的言论，有以下三条。

1、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

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2、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

”3、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通过第一条，可知孔子对管仲是有负面评价的。

孔子称管仲“器小”，“不知俭与礼”。

其论据在文中也讲的很清楚。

管仲私建三归堂，在官职设置上亦是机构重叠，此为不俭。

国君齐桓公在大门外设屏风墙，管子也在他的家门外树起屏风墙，齐桓公为了接待诸侯国君在家中设有反坫之台，管子也在家中设立反坫之台。

此为管子不知礼之状况。

在这里可能会有觉得孔子小题大做的，要知道在孔子的价值体系中，君为君，臣为臣，是层次分明的。

孔子曾因为身为正卿的季氏“八佾舞于庭”（比《周礼》规定的舞女数量多一倍），而怒不可遏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由此看来，孔子在这里称：“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已经是对管仲口下留情了。

在第二、三条中。

孔子对管仲可谓褒奖有加。

孔子很喜欢的弟子——子路问老师：桓公把他的哥哥公子纠杀了，同样辅佐公子纠的两个人，召忽就自杀了，而管仲活得好好的，还去辅佐桓公了，是不是不够仁啊？孔子很客观的说：桓公之所以能多次聚合诸侯之力，不费兵戎，全是因为有管仲啊，管仲还是很仁的。

后又评价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尊王攘夷，人民广受其恩惠，若是没有管仲，我们现在都是蛮夷了啊！充分肯定了管仲的功绩。

其中孔子最后一句话颇值得玩味。

“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最后无奈的说：难道管仲要像一般的平庸男女那样，为了守小节，就在小山沟里上吊自杀，从而不被人所知晓吗?”孔子当然也知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管仲这个人，虽然私生活上有些洒脱，但是还是要看到他的历史积极作用的。

其实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也反应出他的一些思想。

首先对管仲的批评，是孔子对“礼”的恪守。

而后对管仲的肯定，是对其攘夷护夏功绩的赞赏。

而最终可以看出，孔子是赞同成大事不拘小节的做法的。

管仲，姓管氏，名夷吾，字仲。

管仲是齐国重臣，对齐国政治、经济、文化都有重要影响。

最主要的政绩是助齐桓公“九合诸候，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霸主。

因为对齐国的贡献巨大，故被齐桓公尊为仲父，谥号“敬”，又称敬仲。

后世尊崇管仲的功德业绩，称其为管子。

管仲著有《管子》一书，集中体现了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哲学方面的思想。

管仲一生经历极富传奇色彩。

管仲出身清贫，却被名士鲍叔牙结为至交，二人长期共事，管仲占尽了便宜，而鲍叔牙却毫不在意。

后二人分别事从齐国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并卷入了一场政权斗争，公子纠失败，管仲受牵连被鲁国囚送回齐国，鲍叔牙竭力劝齐桓公（原公子小白）重用管仲。

管仲任政相齐，为齐国制定了“尊王攘夷”的政治路线，即号召各诸侯国恢复周王朝旧有礼制，服从周王朝的领导，各诸侯国结盟互助，共同抵御北戎等外族入侵。

这些大政方针很快赢得了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赞同，各诸候国纷纷聚在齐国旗下，使周王朝在后期也有了几十年短暂的“统一”，同时也使齐国称霸于诸侯，这便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由来。

管仲的政绩当然不止“九合诸候”这样一件事。

治理国家是一项系统工程，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管理都需要顾及到。

在周王朝，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管理没有明显的分界，都统一于周礼制度之中，只有经济相对独立一些。

周王朝是一个重礼制的礼会，较少注重经济发展，在这方面，作为周公的封地，鲁国是个典型代表。

而齐国在周王朝中，则是一个另类典型，就是比较注重发展经济，而不太重礼制建设。

齐国的这种特点，是由地理位置和历史民情决定的。

相对于中原地区，齐国属于“东夷族”地区，接触中原文化较晚，对周礼的认同度相对不高。

齐国临近大海，有发展渔业、盐业的独特优势，这使得齐国从一开始就成为周王朝统治下的一个经济强国。

但发展经济的优势，最终还要靠国家政策去推动才能发挥作用。

在春秋时期，周礼欲行还止，各诸侯国各自为政，纷争霸权。

对诸侯国来说，要想称霸诸侯，经济实力就成了先决条件。

但在当时，王公贵族们的思想都僵化的很，较少能认识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也就很少有人去推动发展经济。

所谓时世造英雄，管子就是这么一个生逢其时的人物，他以超人智慧发现了这个称霸诸侯的秘密，在齐国推动发展渔盐经济，迅速增强了国力，为称霸诸侯奠定了基础。

经济是强国的基础，但仅靠经济还不行，要成事就还要系统考虑政治、文化方面的建没。

管仲同样以超人智慧发现，在这方面并不需要新搞一套，只要重新举起“周礼”这面大旗就能轻松解决问题。

“尊王攘夷”只不过是管仲用来增强齐国实力的一个借口。

事实证明，管仲的这些思想对齐国称霸诸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使齐国称霸诸侯的当然不能全归于管仲一人，在这整个“成事”中，很多人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比如知人善荐的鲍叔牙，不过最关键的人物还是齐桓公。

齐桓公这个人道德修养和治国能力并不怎么好，唯一值得夸赞的是信任人。

他先是信任与自己同过患难的鲍叔牙，由鲍叔牙继而信任管仲，心甘情愿听从管仲的摆布，其目的只有一个，即称霸诸侯。

这既是齐桓公成功实现政治抱负的原因，也是齐桓公止于称霸而不能前进的原因。

齐桓公的个人修养和有局限的政治追求，也决定了管仲的所作所为以及所能达到的高度。

管仲作为一个臣子，所有行为都必须在齐桓公认可的局限内运作，超越这个局限，就有可能被否定，即使有再高的人生理想或政治理想，没有国君的认可也实现不了。

齐桓公作为一个世俗之人，在人生境界上要居管仲之下，以管仲的修养，如尽其所能，可能成就的功业绝不止于使齐国称霸诸侯。

但人生局限就是这样，世间并不会提供给每个人尽情发挥的所有条件，更多的时侯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正因为如此，管仲在齐国的所为更多的是“退而求其次”，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帮助齐桓公成就一番霸业也是值得去做的。

说到这里，再来理解孔子对管仲的评语“管仲之器小哉”。

孔子生于管仲死后近百年，当孔子作此评价时，离管仲已有一百多年了。

管仲身后一百年多年，大致看来社会上并没有形成对管仲的一致的评价。

作为后起之秀的孔子，对管仲的思想、作为以及起到的社会作用当然认识的十分清楚，针对社会上对管仲的不当评价，孔子便以儒家思想对管仲的一生作了概括。

首先，孔子把管仲定位成“器”。

“器”是儒家从个人修养角度对人作出的一种特殊定位。

联系到君子，孔子就说“君子不器”，联系到具体人，孔子就把自己的弟子子贡称作“器”。

在儒家思想中，器就是有固定作用的人。

儒家对人的修养的理想追求就是超越器，成为“不器”。

但一个人修养的水平高低，与在社会上发挥的作用没有必然联系。

以管仲的社会作用看，管仲就是被齐桓公用来称霸诸侯的一个“器用物”。

管仲“任政相齐”，“相”即器名，“任”即器用，“霸”即器用之果。

通常来讲，凡在社会上充当一定角色，都可被视为器，从这个层面上讲，人人都是器。

既然这样，孔子这里为何还要单独对管仲称器？这正是引发人思考的地方。

在孔子看来，管仲的思想和修养都达到了很高的境地，以其能力而言，是具有“不器”的潜质的。

但人生不可回转过去检验，管仲的“不器”也仅能作为一种推理而存在，而历史事实则标注了管仲的所有作为都是“器”的表现。

孔子称管仲为“器”，话语中其实充满了惋惜之意。

后人研究《管子》，对管仲的思想亦推崇备至，不难发现，其思想与其世功形成了极大反差，这也能进一步说明孔子为何惋称管仲为“器”。

孔子对管仲的惋惜，不只为管仲作了“器”用，更因为管仲所作之“器”与其应成之“器”相比太小了。

前面一再说明，作为修行之人，“不器”只是一种自我认知，在世人眼中，人人皆为器，“不器”亦为器。

依此而言，管仲作为“器”是必然的。

但以管仲的思想修养来看，其在世间建立的世功不应只有助齐称霸诸侯这一项，或者说，不应去做助齐称霸这样的小事，以其“器”之大小，本应成就比称霸更大的功业。

故孔子叹息，称“管仲之器小哉”。

孔子以管仲“称霸”而谓之器小，那要怎么样才算器大？前面叙述了管仲的传奇人生，给人的印象是，管仲一生作为都是尽了力的，取得的世功也是不易的，很难有比此更大的功业可以成就。

但孔子似乎并不赞同这种思想。

在孔子看来，管仲是舍高而就低。

一个人有多高的思想境界，就可以创造多大的功业，除非此人不去做。

孔子一生的作为，就是管仲的一个最佳参照。

孔子的身世和思想与管仲相似，但二人一生所走的路线却大相径庭。

孔子是思想上达到什么境界，行为上就做到什么程度，对世俗从不委屈求全，思想与行为高度统一。

而管仲则是思想与行为相分离，虽具有很高的思想境界，但行为上却做的很灵活，常常迁就于世态人心。

比如，孔子从不与当政者的非正义行为合作，因此才被逼出鲁国，在流亡卫国时，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军队打仗的事情，孔子知道其目的是想发动战争，故以“不知”回答，让卫灵公很失望。

故孔子周游列国多年而不被用。

而管仲则相反，不但小事上不拘小礼，大事上也不讲究是否符合道义，故敢亲手射杀公子小白，失败后能自请以囚徒身份回齐国任政，在齐国一味发展经济，强兵宣武，逞强争霸。

若把孔子所为看作“正道”，则管仲所为就属于“非正”。

“正道”不一定行得通，“非正”却很容易行得通。

然而，孔子的“正道”成就了儒家文化在华夏中国的百世功业，历数千年而依然存在，可谓“器大”。

管子的“非正”却只是使一国称霸数年，转瞬即逝，故称“器小”。

二人比对，优劣可见。

管仲为何不能有孔子一样的成就？这其实就是“知行”能否“合一”的大问题。

孔子做到了“知行合一”，而管仲做不到“知行合一”。

人在修养中，最怕做不到“知行合一”，此所谓“识得破，忍不过”。

对管仲来说，天道、地道、人道的大道理都懂，也知道该怎样依道而行，可一到具体事上，一到自己身上，道理就还是道理，没法变成自己的实际行动，能做的，还是按一个世俗之人的行为方式行事。

究其根源，还是后天习性太重，虽然明白道理，但就是理性拗不过习性。

在道德修养方面，象管仲这样的，古今不乏其人，往往道理讲得头头是道，可自己就是做不到，表面上很能唬人，实际上一无是处。

说管仲一无是处似乎有点过分，但以道德修养的理想人格而言，于其也不算冤枉，故孔子称其“器小”。

“器小”者，又能有多少是处？“或曰：管仲俭乎”。

这是有人在听了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后，对管仲作的又一个推断。

虽然当时对管仲的评价还没形成定论，但由其社会影响可知，对其评价更多应是推崇性的。

现在孔子对管仲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不能不引发更多议论。

从本章语义环境上看，这里评价的是管仲，但主题应是探讨关于礼的学问，所以，事件很有可能发生在孔子与弟子们探讨学问的时候。

作为弟子，一般对老师的话是深信不疑的，但一时理解不了的情况还是常有的，遇到这种理解不了的情况，当然要继续追问。

不过，这次追问出现了有趣的话题。

首先是追问者没有正确理解孔子所谓“器小”的含义，误以为孔子是在说管仲“小器”，即不愿把自己的东西送于别人，有不愿舍己为人的意思。

按照这种理解，出于对管仲的尊崇，不由得要为管仲的“小器”找一些理由，从正面理解，与“小器”同义的就是“节俭”，所以，在追问孔子的时候，就不禁说“管仲俭乎？”意思是，管仲表现的“小器”，是不是因为他很“俭”呢？“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这是孔子针对“管仲俭乎”的回答。

因为追问者并没有明说管仲的“器小”就是“小器”的意思，尽管孔子明白追问者何以问“俭”，但并不说破，亦没有再作纠正，而是当作又开始了一个新话题，再问再答。

孔子的这种态度，正是前面所谓“成事不说”，上一个话题过去就过去了，理不理解与下一个话题没有关系，故不再涉及。

“管氏”，这是孔子以姓氏直呼管仲，相当于现代说“那个姓管的”，多少带些鄙视的味道。

后人称管仲为管子，那是推崇其思想而尊称之，估计在当时还不怎么流行，但象“敬仲”这样的敬称应该是常见的。

孔子不用敬称也就算了，为什么还非要用鄙视的称乎？其实，“管氏”一词从孔子口中出来也并非鄙视，一方面这是一个指代姓氏的中性词，另一方面还意指以管仲为首的那一个家族，在下一句话中，这种意思更明确些。

“三归”与“官事不摄”要合并起来理解，“归”原意指女子出嫁，引申为回到应到之处，这里与“官事”相联系，就是指管仲的办公地点。

“管氏有三归”即指管仲有三处办公地点。

管仲在齐国任政，掌管多方面事务，身兼多职，每个职务都有单独的“衙门”，都有一套人马，这样也就有了多个办公地点。

“三”在这里应指“多数”，不一定就是三个。

“官事不摄”，“摄”在这里指聚合之义。

也就是说，管仲有多处办公的场所，本着节俭的精神，在不影响正常公务的前提下，就应该把能合并在一起的人马、场所合在一起，这样才算得上“俭”。

而管仲没有这样做，就称不上“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

虽说管仲不俭，但有“三归”而“不摄”，是不是有其它原因？比如，因为国家礼法制度规定必须这么做。

如果是这样，那么管仲就无所谓俭与不俭，而是一个懂得遵守礼法制度的“知礼”之人。

这种推理，应该是追问者再次追问孔子“管仲知礼乎”的原由，从“然则”这种追问的语气上看，追问者起先就是相信管仲是“知礼”的，也是希望得到孔子的赞同的。

“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这是孔子针对“知礼”问题的回答。

对于管仲是否“俭”的问题，孔子依然是“成事不说”。

虽然“成事不说”，但对所问之事绝不敷衍，总要以“直”回答，这就是孔子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也就是所谓修养上的实在功夫。

“邦君”在这里特指齐桓公。

“塞门”是君主之家在院中正对大门的地方立的一堵墙，现代称“照壁”或“隐蔽墙”，从厅堂上向大门看去，象把大门塞住一样，故称“塞门”。

“反坫”是君主之家在宴宾时于厅堂中央放置的用来摆放酒樽的专用台子。

“坫”本义指土台子。

古代国家外事接待活动中，要举行互相敬酒仪式，饮过对方敬的酒，要把空的酒樽倒过来反放在坫台上，以示饮毕礼成，这个坫台就被特称为“反坫”。

“反坫”不再指土台子，而是特制的礼器。

“塞门”、“反坫”都是君主之家根据礼制规定而配置的设施，主要为了体现君主之家的特点以及举办国事活动的规格，使来宾见到这些设施就能联想到所受到的礼遇高低，从而顺利完成外交活动。

诸如此类，都是一个国家礼仪活动的必要内容，不可乱，亦不可变。

具体而言，就是在当时齐国，只有公室中才能有“塞门”、“反坫”，其他人家中是不应有这些设施的，因为国家外交活动是不应在公室之外举行的。

而且这些礼仪规则，是整个周王朝统用的规则，是周礼的内容，涉及国家间的外交礼仪，是每个诸侯国都应尊守的规范，即使一国有特殊情况也不应改变。

而管仲家中则有这些设施，这明显不符合当时社会礼仪要求。

管仲在这些涉及国际礼仪的地方都不注意，更不用说涉及国内礼仪的地方了。

从这些现象断定管仲不知礼，一点也不冤枉。

后人为管仲之“不俭”、“不知礼”作开脱，或说这是管仲不拘小节的表现，或说这是管仲从政的智慧。

尤其后者易迷惑人，认为管仲惟有与齐国贵族混为同类，才能取得齐国贵族信任，或以为齐桓公等贵族生活奢靡，管仲是以更奢靡的生活方式来掩盖齐桓公等人在百姓中的不良影响，等等说辞，不过是无稽之谈。

作为一心崇尚道德修养之人，为使“事成”，处理世事固然也采取灵活方式，但无论怎样，行的总是正道，总要在礼的规则之内变换行为，绝不会以迁就世俗等非礼之法行事。

归根结底，管仲还是孔子所谓的“器小”，正因为“器小”，所以才“不俭”，“不俭”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违礼”。

管仲非不知礼，而是控制不住“不俭”的恶习，“违礼”也是情非得已。

反过来，“违礼”和“不俭”又进一步促使其“器小”，减损了其功业成就。

本章的主旨是探讨“知礼”问题，以管仲的思想水平而言，说他不知礼倒象是冤枉了他，但从其行事方式上看，就等于是不知礼。

从管仲身上推知，判断一个人是否知礼，要从其做人做事上看，要从其行为方式上看，而不可以其言语表现为标准。

所谓“知礼”之“知”，是一种修养的境界，是对礼之作用的切身体验，是对真理的一种深刻洞察，是对各种事物发展变化结果的一种本来如此的真实了解。

有这种“知”，在世事之前就如同看掌中物，事物的利害关系自然会一目了然，自然会作出有利于自身道德修养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一定符合社会礼仪，这就是“知礼”。

“知礼”不仅表现在行为上符合礼仪规范，更表现在认知上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一个人的思想，只反映其学识程度，并不代表其认知境界。

学识是人的头脑思维推理的结果，为“假知”，而认知则是人的心灵直接知见的结果，为“真知”。

有学识不一定有真知。

管仲思想上的成就，只能反映其学识很高，并不代表其一定有很高的认知。

认知达不到一定境界，其外在就做不出相应境界的行为，于礼而言，就会做不符合礼仪规范的事，这其实就是不知礼。

可见，一个人懂得道理还仅是修养的开始，若不能把道理与修养的实践结合在一起，则于道德修养而言毫无意义。

什么时候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且同一，即“知行合一”，则为知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