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哪个时代最强大

西班牙哪个时代最强大 西班牙的殖民帝国最强大的时候，领土有多大？它是怎么衰落的？

西班牙帝国全盛时期占有领土三千一百万平方公里，是欧洲地区绝对的霸主，被认为是第一个日不落帝国。

西班牙帝国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内因也有外因。

1、西班牙树敌太多，穷兵黩武。

与英国、葡萄牙帝国争夺海上霸权；与法国争夺伊比利亚半岛霸权；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争夺北非霸权；插手意大利领土事务；占领尼德兰地区和德意志王公作战。

可以说西班牙单挑当时的所有强国，对国力的损害太大了。

2、西班牙本身人口不足，殖民地太大吃撑到了，殖民地反而成了负担。

西班牙帝国全盛时期本国白人人口不到5千万，却要管理遍布全世界的三千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怎么可能办到。

殖民地人起义此起彼伏，西班牙又如何获得利益反哺本土。

3、西班牙帝国落后的殖民体系使得殖民帝国内部瓦解。

西班牙帝国算是最早的殖民帝国之一，统治方式非常落后，西班牙本土白人天然统治剥削殖民地子民，这种赤裸裸的残暴统治将殖民地出生的西班牙裔白人都推到了对立面，也正是这些人推翻了西班牙对于拉美的统治。

比如“美洲解放者”玻利瓦尔是出生在委内瑞拉的西班牙贵族后裔，就是这样的一个应该天然亲近西班牙的人却领导瓦解了西班牙帝国对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等地的统治。

殖民体系的瓦解使得西班牙国力大降日趋衰落。

4、西班牙帝国皇室贵族骄奢淫逸，官员贪污腐败，将从殖民地掠夺来的财富都用于自身享受，国家和人民根本没得到任何好处。

同时西班牙帝国以为能一直依靠殖民掠夺致富不注重发展本国工商业，当殖民帝国崩溃后本土立即陷入绝境。

5、西班牙帝国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切权力归于国王，需要强势、勤劳的君主领导国家。

而西班牙帝国后期的几任君主腓力三世及腓力四世软弱无能无心理政，卡洛斯二世是一个智障，令国家开始衰退。

6、西班牙帝国没有顺应当时的大势进行改革。

西班牙帝国是当时欧洲最保守的势力，以天主教及封建制度保护者自居。

而当时的欧洲宗教、政治改革风起云涌。

新教徒从德意志国家发展到整个欧洲；英国资产阶级光荣革命；尼德兰地区建立商人的国家。

西班牙为了扑灭革命的烈火将自己的军队派往欧洲各地作战，在本国内更是压制一切改革声音，以至于错过了大发展。

女王伊丽莎白直指万历皇帝 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在英国被视为具有雄才大略、承先启后的君主，尽管她是一位女王。

在她当政的45年（1558∼1603年）里，英国经历了残酷的宗教战争，王室内斗不断，这个不起眼的落后农业岛国，却在她的带领下，发展成为具有海上霸权的欧洲强国。

她推崇重商主义的理论，热衷莎士比亚的演艺，她敢挑衅当时的海上霸主西班牙帝国，一举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她鼓动英国人到海外拓展，开启了英国的殖民地贸易。

她终身未嫁，没有为王室制造继承人。

令我们感兴趣的，主要倒不是女王的舰队或者是她的私人生活，而是她继承了其父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开端，为英国金融业改革开放打造了一个新局面。

英国的中世纪和中国有点相像，社会重农轻商，尤其反对不劳而获。

直到十五世纪，英国人口总共不到五百万，伦敦只有几万人。

贵族庄园主的经济自给自足，没有发展“信用”的迫切需要。

当时世界上金融最发达的地方是威尼斯，英语中的“现金”、“债主”、“信用”、“帐单”这些词，都是从意大利商人那里学来的外来语。

皈依罗马天主教的英国王室，干脆实施了《反高利贷法案》，不允许民间搞什么借贷。

唯一的例外是住在伦敦城里的犹太人，他们可以不受此法案的制约，但也因此被认为天生是贪婪小人，不受重视。

所以不论是法律，还是良心，商人们对从事信用活动都很纠结。

亨利八世是英国国王中的异类。

为了离婚，他和罗马教皇吵翻了天，最终脱离了天主教的管辖，搞了个英国的国教。

他自己是个名牌控，为了买法国人制造的那些高档奢侈品，搞得声名狼藉。

亨利八世索性把《反高利贷法案》改一改，允许借贷，只要能付利息就行了，这样自己也获得了挥霍的自由。

伊丽莎白一世坚持父亲实施的权宜之计。

1571年的新法，设定收取利息上限为10％，在此水准之下，贷方必须遵照合同还本金付利息。

为此，伦敦城里的那些金银匠们当然很开心。

他们屋里的小金库，总堆著富豪们存储的真金白银，过去它们只是作为支付用途的准备金，现在可以被借进借出，以钱生钱。

在一个稳定的制度下合法放贷，各种借据存条随即应运而生，便利了国内和国际贸易。

在今天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女王的时代，那可是挑战了王宫内外的传统观念。

顺便说一句，女王去世后，这部《反高利贷法案》的利息条件又被收紧，直到1854年才被彻底废除。

女王做的另一件大事，是在1600年的最后一天，给予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皇家特许。

西方的东印度公司在十九世纪最多曾达13家，第一家获得王室特许的就诞生在英国。

这家公司逸闻趣事多多，对近代东西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比肩的。

许多重要的经济学思想的诞生与完善，都参考了这家公司实际的作为。

为什么说女王授予东印度公司皇家特许是一件大事？首先，因为到东方去做买卖实在是风险很大的赌博，而且风险到底有多大，谁也说不清。

人所共知，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很会做亚洲人的买卖，但是英国人去东方买卖什么呢？没有人能预知结果，甚至船队一年后能不能回来都没谱。

其次，公司制组织方式是英国人刚从外边学来的，既有股东，又有董事会，还要通过什么选举，遵守什么程序。

它的船长和大副，实际上相当于今天的公司管理层，一旦离开了英吉利海峡，谁知道投资者的运气由谁来掌握？再次，英国人舰指东方，跨越大西洋进入印度洋，肯定会遇到来自早期海上贸易强国的挑战，前途未卜。

简而言之，东印度公司就拿这样一个疑问重重的方案，企图得到枢密院和女王的同意，贴上皇家特许的标签。

女王没有犹豫。

她以自己的信心，为一个民族开拓东方市场的雄心背书。

就在伊丽莎白女王当政的十六世纪，明末的中国出现了一位为世人熟知的皇帝──神宗朱翊钧，在位时称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在位48年（1573∼1620年），和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基本上是同代人。

在他登基前的15年即1557年，葡萄牙人得到朝廷的允许在澳门定居，与大陆通商，南美与日本的白银也开始大量流入中国。

当时的大明是“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

然而，并不平静。

万历皇帝的对手是谁？是夹在君王与百姓之间的一层特权文官。

直接的原因是皇帝想立的太子，不是皇后所生，而是出自自己心爱的妃子郑贵妃。

坚持祖宗章法不能变的官僚们，就是不给皇帝这点面子。

那么，皇帝的王土王民当时是个什么状况？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在十三世纪就已经停滞不前了。

例如法国历史研究大师费尔南．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就说，蒙古人成吉思汗占领中原，农耕文化受到严重打击，失去了现代化发展的潜能。

但是，更多的人看明代，认为那是中国在大唐之后达到的又一个高峰。

加拿大的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James Brook）教授说，大明神话般的财富令欧洲人痴狂。

沿着传统道路走下去，中国经济在全球没有竞争对手。

和它相似的那些农牧国，如奥斯曼帝国、俄国、印度，远比它松散落后；欧洲新兴的那些海上强国远在天边，工业革命的种子尚未播种。

明嘉靖皇帝（1522∼1566年，世宗）以后，在全国各地出现大批市集，贸易兴旺，可以称为中国式城市化、商业化早期革命。

纺织业、冶铁业、制瓷业等行业呈现规模化发展，铜钱、银两作为交易工具被广泛使用，现代信用融资组织亦有了萌生的土壤。

东方帝国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既可能停滞不前，亦可能发生政权与社会的剧烈变革。

假设明朝末年出了一位李世民，他会不会像在大唐一样，修明政治，富足经济，并打开宫门，迎接来自欧洲的文化和商业使者？假设传统的朝廷也出了一位像伊丽莎白一样的女皇，她会不会对通商和海战也有事必躬亲的兴趣，派出船队跨越南海直达印度洋？ 《明史》说万历皇帝在中期以后，“不视朝，不御讲筳，不亲郊庙，中外缺官亦不补”。

《万历十五年》书中提到，无聊之际，皇帝会在宫中和太监们一起以掷银为戏。

他在地上画一个圈，太监们用银叶向圈里投，投中了就能得到皇帝的一个银锭赏钱。

皇帝从未有过好奇心，问一问这些白银是从哪里来的，他也不想分心烦神，了解帝国越闹越大的“银荒”是怎么回事。

大英帝国正雄心勃勃，展开贸易的风帆，一路向东再向东；大明皇朝却内政外交失策，财政逼仄，一路下落再下落。

风云际会，领导者的胆识高低，将决定东西方两大帝国的前程与命运。

白银飘洋过海，制造大明王朝巨额顺差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很开放，特别是汉、唐两代，经济文化交往方面曾留下无数美谈佳话。

可是到了明中后期，就在西方世界进入白银润滑的跨洋贸易阶段时，中国却实行了“闭关海禁”，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

一直以来，我们都以为这就是历史，现在我才明白并不完全是这样。

明中期的“海禁”，禁止的是那些未经朝廷允许的贸易，而不禁“官倒”（编按：1980年代在中国大陆出现的词汇，是指有官方背景的倒买倒卖的投机者）；“闭关”是从国防治安上考虑，惩戒地方势力与倭寇，防范外邦思想理念的入侵。

但“闭关”从来关不住民间贸易，尤其是在沿海地区。

到了隆庆元年（1567年，穆宗），朝廷开始对海上贸易基本放行。

应当说，正是在明末清初，中国现代史上大规模的对外开放贸易拉开了序幕。

对此最好的一个证明，就是漂洋过海的白银流动。

谈到“白银时代”的世界经济版图，特别是货币财富分布，少不了明清时期中国这边的风景。

英国出土的中世纪银币，又小又轻又薄，有时还会被剪成四瓣，一块银币四次花。

剑桥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一些亨利八世时代的金币，拿在手中，几乎感觉不到它们的分量。

这都说明，在新大陆的白银和黄金到达欧洲之前，金银在这个国家还极为珍稀。

不但民间很少有大件的奢华器具传世，就是当成货币，人们也要精打细算。

但十六世纪后，情况一下子变了，银子多得可以被制成各种日常用具和装饰摆设，而且精美无比。

更多的银子当然是被用在了国际贸易中。

发了财的西班牙就如同今日的美国，成了一个“世界货币”的供应国。

以前的跨国贸易，主要是以货易货，譬如因此而流芳百世的华夏“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

到了十六世纪，白银作为货币被广泛接受，两个与西班牙不相干的国家做生意，都会用西班牙银币来结算。

南美白银产量不断提高，西班牙帝国在国民财富总量上变得越来越富有，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和它相比，它是当时世界上名副其实的第一强国。

但是，此时的西班牙人却开始感觉有些不爽，为什么呢？因为银子太多了！突然之间，人们手里握著银子在市场里乱逛，和今天纸币印多了就要贬值一样，西班牙人发现银子越来越不值钱。

正在此时，东方市场进入了欧洲人的视线。

最早打开东方之门，是1514年就到了中国南海的葡萄牙人，他们发现了这个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被描绘富有的国家。

十六世纪初的欧洲人根本无法想像，世界上还存在着如此巨大的人口与市场，更没见过像江浙一带这样富庶的地方。

1557年，葡萄牙人得到澳门的居留权，可以在广东从事贸易。

三年后也就是1560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浦兼并了葡萄牙王权。

正是在这个年代，欧洲与中国的生意红火起来。

按德国学者法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 Age）一书中的考证，到了万历时代，中国白银的价格比在欧洲高出一倍：如果后者买一单位黄金需要12单位的白银，在前者只要6个单位。

拿南美洲开采的白银作为货币，换得中国的丝绸与茶叶，在欧洲能卖到10倍于成本的价钱，利润丰厚无比。

荷兰人的东印度洋公司曾留下记录，从中国运回的货物价值，才相当于商船从欧洲出港时，所带白银价值的四分之一。

不夸张的说，在南美，以当地人生命为代价，欧洲人淘到了白银；而到了中国，他们淘到的则是黄金。

以中国为目的地，西方人找到了白银环游三大洲的两条路线。

一条是从当时世界白银的第一产地、坐落在祕鲁安地斯山脉，海拔四千多公尺群山中的波托西（Potosi，位于南美洲玻利维亚的一座城市），将银子拖运到东海岸港口装船，运到葡萄牙的里斯本和西班牙的赛维尔（Serilla），然后转运到伦敦和阿姆斯特丹。

再从那里出港绕过非洲，经过印度洋，最后运到中国的南方港口。

另一条是从波多西往西再往西，经太平洋将白银运达菲律宾的马尼拉。

明代时，这里曾是中国出口货物的集散地，一手交银一手交货，白银最终会被运到中国的福建、广东。

除南美产出的白银外，日本当时也是产银和银贸大国。

当时中国进出口交易的中心，除马尼拉外就是京都。

有些西方人，想像大明的皇帝肯定和西班牙的国王一样，都对金银财宝朝思暮想。

其实从明末到清初，朝廷对银子并没有欧洲人这么高的信仰。

银子稀里哗啦的流入大明银库并积存在那里，主要是由于外贸出现了巨额顺差（编按：是指于某时间内〔通常以年度计〕该国的出口相比于某国的入口大）。

西方人想从大明进口的东西太多了，但中国人从西方进口却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他们从北美买回红薯、玉米等农作物，从南亚采购食品香料，从东南亚带回热带优质木材。

史书记载，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以来，细木家具成为时尚。

由于出口平衡不了进口的价值，欧洲人只能用白银来弥补收支差额。

有一种估计说，到1600年左右，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5,000吨。

还有人认为，明末的几十年间，每年会流入100到200吨白银。

一个世纪下来，中国就吃进了上万吨白银。

据测算，明代后期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国内自产白银的10倍，占欧洲从新大陆开掘出白银总量和日本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和英国人在与西班牙、荷兰的争霸中攫取了大量白银不同，大明仅靠民间的出口就积累了大量银子，成了白银南来北往的最大归宿。

没想到，大明居然成了当年公认的全球最大贸易顺差国。

只不过巨大的出超收入并不是以外汇的形式存在国外，而是以白银的形式全部沉淀在了国内。

相比而言，英国在白银时代初期还是国际贸易中的小国，伦敦不过是白银之旅的中继站，中国积累的白银也没有在英国人那里留下多少纪录。

但是两百年后，正是这些白花花的银子成为中英冲突的导火线。

“中国制造”两百年前就赚遍全世界 与大量白银流入大明相对应的，是同样价值的货物出口到海外。

如果仅看白银的全球之旅，那些如潮水般涌进中国的银子，几百年后已经跟着退潮的海水消逝得无影无踪。

整个时代的货币遗存，主要就体现在一些文字和数字上，只有少量的古旧银币可供考证。

中国文化出口从白银时代开始。

西方的传教士和葡萄牙商人，相当成功的把中国无形的传统和人文风貌变成了有形的文化输出，最有代表性的形式当然就是书籍和版画。

据1800年在伦敦出版的《中国简史》的列表，截至十八世纪末期，西方出版的中国主题的学术性图书已达八十多种，各种游记、笔记更多如牛毛。

1719年，第一本关于中国探险的小说已在英国问世。

孔孟及春秋各派学说都被翻译成西文。

明末清初器物的出口，使原先西方对中国的凭空想像，逐渐有了实物的载体。

最早从事大规模中国商贸的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

对这个由7个小小的地区组成的联邦共和国来说，商船卸下来的不仅是利润，也证明著遥远的东方帝国的确名不虚传。

明末时，中国大规模生产的能力令西方人深感惊讶。

这种生产并未脱离传统工艺，也未出现新的生产关系，好奇的西方人称之为工业性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以别于后来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

1976年，在英属圣赫勒拿岛的附近海域，发现了一艘161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沉船“白狮”号。

它满载着来自中国的商品，但不幸的是没有能够到达目的地。

根据有关的装船资料，它运载的是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和东南亚诸国出产的香料。

从海底打捞上来的一大批青花瓷（现保存于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光洁。

除了损毁瓷器的碎片，这一艘沉船清理出的完整无损的瓷器，比四百年来西方保留下来的同时代瓷器总量还要多。

据另一记载，十七世纪初年，一个大型贸易船队平安抵达荷兰，他们带回的瓷器共有一万多件，总重超过50吨，可见中国生产能力及出口规模之巨大。

从丝、棉、瓷器、火药、硫黄、钢、铁、水银、铜、面粉、栗子、茶叶、风干食品、家具及其他珍奇物品，排山倒海般的从福建港口驶向菲律宾的马尼拉。

在那里经转载后，欧洲人的商船从马尼拉驶往远方的消费大国，包括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

一位荷兰的富商赞叹道：“中国的货品既可以满足一位百万富翁的独特需求，也可以满足百万家庭的普通消费。

”不少出口物品被西方人一代一代保留下来了，如瓷器、彩绘的墙纸、雕漆家具，但大部分物品被消费或后来损毁了。

今日若去参观一些保存较好的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城堡，可以看到在一、两个房间内，摆设著精美夺目的大件瓷器，四面墙壁都是用中国风情的壁纸装饰的，还有许多明末清初匠心独具的实用家具。

除了规模，“中国制造”备受青睐的是它们独特的材料和上乘的品质。

最近有英国友人来访，大家谈起中国人现在是西方名牌的粉丝，不知何时中国名牌才能够打入西方的消费市场。

其实这件事，四百年前的中国人就已经做得非常漂亮了。

比如明末生产的青花瓷器，牌子就可以叫“景德镇”，在荷兰、英国、法国的市场上都很吃香。

拥有这个牌子的壶碗瓶盆，就是身分的象征。

它们还会成为油画题材，进入艺术的殿堂。

明代匠人肯定也没有料到，他们的手工制作流传至今，竟成了价值连城的古董艺术品，而且和金融资产配置扯上了关系。

有了中国人的用具，随之而来的是引入中式生活习惯。

尽管英国人在对华贸易上落后了葡萄牙人、荷兰人一百年，但他们在移植中式品味上却开风气之先。

比如163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做中英转口生意，它把中国的喝茶情趣带到了英国，“茉莉花茶”是其中的一大名牌。

从17世纪起，下午茶成了英国人的特殊爱好。

据东印度公司的运输记录，为了迎合英国民众的兴趣，东印度公司在采茶季节要保存近一年的茶叶库存。

不论是社会的上层还是普通家庭，英国人都会在家里放一套“康熙年制”的瓷器茶具，有些甚至还为茶叶盒上了锁，很时髦也很考究。

许多绅士还会像中国文人那样穿上一件手绣的丝坎肩（坎肩是无袖无领的上衣）在街头炫耀，那感觉恰似今天淑女手中拎了个名牌包。

在白银时代，皇朝输出了“中国制造”，换回了大把外国货币；用祖宗的文化“入侵”了欧洲，同时阻拦西方启蒙思想在民间的传播。

这种不对称的交流为日后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