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宗明义,以现在的价值观角度来讲,“智取生辰纲”肯定不是什么“义举”,按照最善良的立场来看,这就是一个“黑吃黑”的抢劫行为。
在古典小说《水浒传》当中“智取生辰纲”是一个大事件,也是水泊梁山的整个故事的“缘起”。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智取生辰纲”的事件的发生,那么水泊梁山的发展壮大就无从说起。
从这个角度来讲,智取生辰纲“功不可没”。
但是在小说描写的当时(北宋)末年的社会政治背景来看,智取生辰纲应该是有它的合理的“内在逻辑”——不义之财,取之无碍。
这也是晁盖一伙劫取生辰纲的“精神支撑”。
所以,对“劫取生辰纲”这个行为的评价,应该是有“双重标准”的。
在小说《水浒传》当中,作者本人对“智取生辰纲”的态度,是肯定和赞扬的,这从对这个事件的描写来看,作者认为“劫取生辰纲”是顺应天意的,是一个“义举”,晁盖和吴用等人的行为是符合“替天行道”的“江湖准则”的,只不过这个“替天行道”的那个“天”,并非仅仅指“皇天后土”的那个天,而是涵盖了江湖标准的“天道”。
但是,这里其实就要仔细的分析一下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人称道的那个观念,就是“劫富济贫”。
在中国历史上,江湖人士也罢还是江湖好汉也罢,亦或是绿林好汉也罢,“劫富”的行为历朝历代数不胜数 ,几乎所有的以“抢劫”为终极目标的(江湖)组织,都一定会打起一杆“劫富济贫”的大旗。
但事实上,“劫富”的买卖搞得一直是“热火朝天”,但是“济贫”的“义举”却是“凤毛麟角”,这就给“劫富济贫”的高尚披上了“滑稽”的外衣。
“劫富”的事必须要做, “济贫”也就是说说而已。
历朝历代其实已经对此产生了“审美疲劳(或者审丑疲劳)”,习惯了什么事也就是“嘴上说说”,什么事是“嘴上不能说,但必须要做”。
所以,劫取生辰纲是义举,因为那个生辰纲是“搜刮的民脂民膏”。
至于劫了之后是不是拿去“济贫”,这就要看劫道晁盖们舍得拿出多少,基本的可赞赏的底线就是“拿出一点总比一点不拿好”。
水泊梁山的好汉们大体上都是按照这个路子来的,实力不济的时候 ,比如水泊梁山的王伦时期,抢劫的事也干的小气,拿不上台面。
专捡那些单个的来往客商,这个时候好汉们的行为基本上就连“劫富”也算不上,仅仅也就是“抢劫”而已,于是“济贫”就更谈不上了。
不仅如此,占山为王的好汉们,还霸占了梁山泊的水面,阮小二们就连“靠水吃水”也成了大问题,这几乎等同于“劫贫”。
就算是晁盖等人在吴用的策划下,干了一票大的,一下子就抢了十万贯的财物,在面对这些几乎是阮氏三兄弟几辈子都无法正常获得的财富,这些“劫富济贫”的好汉们能做的不错的事情,最多也就是“分赃”的时候会公平一些,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几个“兄弟”因为分赃不均“起内讧”。
而“济贫”这个概念,就连说说都懒得去说一句。
这个现象并不是水泊梁山好汉们独有的“价值标准”,而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号称“劫富济贫”的好汉们的普遍准则。
在水泊梁山的宋江时期,队伍壮大了,抢劫的水平也提高了,等闲的零散客商已经入不了宋江的法眼,他们的目标盯上的已经是那些能够值得一抢的“大户”,但宋江这厮有文化,先把自己放在“替天行道”的正义的高度,然后只要他们盯上的大户,就都是与“正义”为敌的“恶霸”,祝家庄是,曾头市也是。
宋江的劫富是“替天行道”,济贫就是不再抢劫零散客商,不再去抢老百姓,仅此而已。
无论是站在当今的价值观角度还是宋朝当年的价值观角度,江湖好汉们的所谓“劫富济贫”都是虚伪的,只不过这种虚伪是用“江湖道义”包装成了“真实”。
这样的一个“劫富济贫”的虚伪,对当今的社会,其实影响也是蛮大。
比如有越演越烈的的趋势的“仇富”。
在有些人的眼里,富人们是有“原罪”的。
所以,富人们就必须拿出自己的财富“济贫”,只不过现在“劫富”得方式变得更加“道德化”了。
对于北宋朝廷而言,这是公然对抗朝廷,抢夺朝廷财产;对于梁山众汉而言,这是替天行道,匡扶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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