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时候,我在三军团的一连当司务长。
我们连有九个炊事员,炊事班长姓钱,小矮个子,面皮黝黑,不大说话,是江西吉安人。
副班长姓刘,中等身材,好说个笑话,是江西兴国人。
挑水的老王,也是我们老乡。
其余几个人,可惜我把姓名忘记了。
那时候,天天行军打仗,上级为了减轻炊事员的负担,规定每人只准挑四十斤,可是,他们都打了埋伏,把粮食装在铜锅里,每人都挑有六七十斤。
开党小组会的时候,他们还给我提意见,说我只知道照顾炊事员,不关心战士,万一到前边寻不到粮食,部队吃什么?他们都是为战士想着呵,我没有什么话可说,只好让他们多挑些。
行军路上,炊事班最热闹,锅撞碗,刀撞盆,叮叮当当乱响一阵;副班长老刘还不时讲个笑话,唱个山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战士们一见就说:“看,我们的戏班子来了。
”走得高兴了,他们还打着哨子飞跑,就象六七十斤的挑子没放在肩上一样。
可是,炊事班在行军中是最辛苦的。
中途部队休息,他们要烧开水给指导员们喝;宿营时,他们又要安锅灶,劈柴火,洗菜,煮饭,每夜只睡两三个小时。
部队进入广西后,山区人家少,粮食供应有了困难,这就更加重了炊事班的工作。
他们经常要翻过几座山,跑到部队前边去买谷子。
谷子必须把皮碾掉才能吃,有一次,他们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小石磨,班长怕以后找不到石墨,就花钱向老乡买下来。
于是炊事员又增加了这一百三四十斤重的笨家伙。
后来,副班长又在路上拾到一个破筛子和一个破簸箕,也把它挑上了,从此炊事班不再叫戏班子,而被战士们称作“小磨坊”了。
不久,部队在贵州土城的东南山上阻击敌人,我们连坚守在前沿阵地上,炊事班被隔在后面,几次派人送饭都被敌人打回来,战士们已一天一夜没吃饭了,副班长急得围看锅灶直转圈,他和几个炊事员嘀咕了一阵,对我说:“司务长,让我和老王再送一次吧。
”他把饭背在身上,就跟老王走了。
我们站在山头看着他们,只见老王在前,副班长在后,飞快地从敌人封锁线上跑过去。
我们正想拍手叫好,敌人的轻机q响了,老王一个筋斗栽倒了,紧接着副班长也倒下了。
都认为他俩牺牲了。
谁知到了半夜,他俩又回来了。
副班长开玩笑地说:“我们上阎王爷那儿去报到,可是小鬼不让我们进门!”原来他们是为了欺骗敌人故意倒下的。
靠他们的机警,到底把饭送上了阵地,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一出贵州,炊事班长就闹眼病,两只眼红通通的,肿得像个桃子,但他还是挑着七十多斤重的担子,拄着棍子跟着部队走。
开始,他的眼睛只是淌眼泪,后来流起血水来,可他还是不闲着,总是找些活儿干。
进入雪山之前,上级通知我们轻装。
我们把不必要的炊事用具都扔掉,只挑着可供全连吃一两天的粮食。
另外,每人还带些生姜、辣椒和十几斤干柴。
梁子大山很高,部队整整爬了一天。
山上空气稀薄,到处是白花花的积雪,树枝上也都是冰花。
爬到山顶,有人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
可是一坐下就起不来了。
炊事员便赶紧上去喂生姜,灌辣椒水,把他拉起来。
这时,炊事员又都变成了卫生员。
炊事班的口号是:“不让一个战士牺牲在山上!”但就在抢救战士的时候,有两个炊事员却倒下了,不论我们怎么喊,怎么喂姜汤,灌辣椒水,都无济于事。
这是我第一次悲痛地看着炊事班的战友牺牲。
到了毛儿盖,部队休整了一个星期。
在这里每人又准备了十天干粮,我们炊事班还多准备了一些青稞麦。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炊事班长又向我提议:“司务长,战士们走烂泥地,脚都泡坏了,不烧点热水烫烫脚怎么行呢?”我不是没想到这一点,而是觉得,草地行军炊事员比战士更辛苦,担米、做饭已经够受的了,怎能再加重负担呢?我没同意,可是一到宿营地,他们就把洗脚水浇好了。
战士们都异口同声赞扬我们的炊事班。
情况越来越严重。
有一天早上,一个炊事员挑着铜锅在我前面走,突然身子一歪,倒下去,牺牲了。
第二个炊事员从我身后跑过去,脸上挂着眼泪,捡起铜锅又挑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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