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名人爱树拾趣植树造林，在我国源远流长。
历代名人都很重视这一造福于民、惠荫子孙的事业，并躬亲实践，传为美谈。
楚霸王与桂树楚霸王自幼爱树。
相传有一次，他在一个村庄里看到一个老人持斧要砍桂树。
楚霸王忙问缘由，老人说：“我家院子四四方方像‘口’字。
这棵树长在院中，就成了 ‘困’字，不是很不吉利吗？”楚霸王听后，灵机一动回答说：“照你这么说，院中倒树留人，便成‘囚’字，如此更不吉利。
”老人觉得楚霸王言之有理，于是放弃了砍树的念头。
诸葛亮与桑树为建立蜀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诸葛亮，在病危时给后主刘禅的遗书上写道：“臣家有桑八百株，子孙衣食，自可足用。
”他把自己栽种八百株桑树作为子女生活费的来源，为子女生活作长久安排。
一代名相，两袖清风，死后留给子孙唯有自己栽种的桑树，令人不胜感慨。
董奉与杏林三国时东吴名医董奉医术高明，乐善好施。
董奉隐居庐山期间，为贫苦百姓看病，从来不取分文，只要求病人病愈后按病情轻重，在他住所前后种杏树，重病者栽五株，轻病者栽一株。
几年光阴，他的房前屋后竟有十万余株杏树。
每当杏熟，董奉用来换谷米救济贫民，人们称这片杏林为“董仙杏林”，后人遂以“誉满杏林”称颂医家。
隋炀帝与杨柳古代传奇小说《开河记》记述，隋炀帝登基后，下令开凿通济渠，虞世基建议在堤岸种柳，隋炀帝认为这个建议不错，就下令在新开的大运河两岸种柳，并亲自栽植，御书赐柳树姓杨，享受与帝王同姓之殊荣，从此柳树便有了“杨柳”之美称。
白居易与花木唐代诗人白居易爱树如宝。
他被贬任忠州刺史，年年都种植花木，并赋诗咏道：“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
但有买花者，不限桃李梅”；他在《春葺新居》诗中又说：“江州司马日，忠州刺史时。
栽松遍后院，种柳荫前墀。
”王安石与竹桃柳宋代改革家、诗人王安石对种竹、植桃、栽柳极感兴趣，赋有诗句：“乘兴吾庐知未厌，故移修竹似延雏”，“舍南舍北皆种桃，东风一吹数尺高”。
“移柳当门何啻王，穿松作径适成三”。
可见他对树木的热爱程度。
朱元璋与柿树据《燕京时餐记》载，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少年家贫，经常挨饿。
有一天，已经两天没饭吃的朱元璋走到一个村庄，看到一棵柿树正熟，就摘下了一些果子美餐一顿。
后来，他当了皇帝，忘不了柿树的功劳，还念念不忘植树造林，于是下令有五亩至十亩地的人，要种柿、核、桃、枣；还下令安徽凤阳、滁县等地百姓每户种两株柿树，不种者要罚。
从此，安徽等地广种柿树。
左宗棠与左公柳清末名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下令军队在河西走廊的六百多里沿途种柳二十六万株，人称“左公柳”，至今仍为西北人民所称道。
清人杨昌溪曾写诗赞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
孙中山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倡导植树造林的人。
1893年，他起草了著名的政治文献《上李鸿章书》，指出中国欲强，须“急兴农学，讲究树艺”。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在中国北部和中部大规模进行植树造林的计划，规划了农业现代化的远景。
1924年，他在广州的一次讲演中强调：“防止水灾和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
”此后，他在许多著作和讲演中，反复强调毁林的危害性和植树造林的重要性。
1915年，在孙中山先生的倡议下，当时的北洋政府正式规定了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自此我国有了植树节。
后因清明节对我国南方来说植树季节太迟，同时也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国民政府又将孙中山先生的逝世日——3月12日定为植树节。
1979年，新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决定确定每年的3月12日为我国的植树节，以纪念一贯倡导植树造林的孙中山先生。
除孙中山先生外，历代许多名人与植树有联系，传出了不少趣闻佳话。
西周“常胜大将军”沙俊其，每打一次胜仗后，都要命令全军将士在沙场上“人种一树，以庆武功”。
三国东吴名医董奉，医术精湛，济贫善施，为人治病不收钱财，只有一个特别的条件：治好一个普通病人，种一株杏树；治好一个重症病人，种五株杏树。
天长日久，他的房前屋后竟有１０余万株杏树，他自己也被人称为“董林杏仙”。
后来，每当杏子成熟，董奉把它换成粮食，赈济穷人，这就是历代传为美谈的“杏林佳话”。
唐代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松赞干布，她从长安带去柳树苗，种植于拉萨大昭寺周围，以表达对柳树成荫的故乡的思念。
因此，这些树被称为“唐柳”或“公主柳”，现在已成为藏汉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近代爱国名将冯玉祥爱树如命，曾在军中立下护树军令：“马啃一树，杖责二十，补栽十棵”。
他驻军北京，率领官兵广植树木，被誉为“植树将军”。
驻军徐州时，带兵种植大量树木，并写一首护林诗喻示军民：“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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