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激流勇退的故事

关于激流勇退的故事 曾国藩为何放弃称帝，激流勇退？

作为湘军的统帅，曾国藩不是武将，而是儒帅，儒帅是文人出身而执掌兵权，而且，曾国藩还不是一般掌兵权的文人，而是极具韬略的智帅；而且，曾国藩是帅而非将，将擅长领兵打仗，而帅却需深谙军事韬略，能从军事大局、全局上去筹谋军事行动，所以，面对着十分关键的抉择时刻，曾国藩不会鲁莽行动，不会只凭勇力蛮干，不会让胜利冲昏头脑，而当湘军攻陷天京之后，面对当时及其复杂的局势，他需要再三思考，充分考虑好湘军的下一步计划，关键时刻，一旦迈错一步，将万劫不复！湘军阵营里，勇猛将领们在攻破天京之后，都沉浸在一片胜利的气氛中，意气风发，狂饮狂欢，感到大功已成，天下无敌了。

可是，在湘军阵营里，却早有人在思考着湘军的下一步计划了。

比如，安徽巡抚、湘军的水军都督，曾国藩的门生和知心部下彭玉麟，就在思考着湘军下一步该怎么办？彭玉麟一贯处事稳妥、为人低调，但能深谋远虑，在天京被破已成定局之时，便在思考着未来计划了，他对湘军的未来和他的恩师曾国藩的下一步决策十分关切，对于前景的深虑使他坐卧不安，他专程从天京赶往安庆，呈密函给他的恩师曾国藩，既含蓄又直接地寻问：“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于大帐中阅信之后，将信揉成一团放在嘴里吞下，他轻轻哼了一声：“雪琴欺我！”深思片刻之后，曾国藩提笔书写出一句诗：“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曾国藩画像其实，彭雪琴在思考的重大问题曾国藩早就在思考了，作为湘军统帅，他想得比彭玉麟要更深远，他能不知道天京被湘军攻下之后，“东南半壁无主”的局面吗？此时，曾国藩心中已基本有了决定，于是，他写下了这一句诗来表达他的心境。

其诗意为：依偎着高高的蓝天，观赏着辽阔大海，阳光照在海面上，浪花飞溅，如光如花，光辉灿烂，充满着魅力和诱惑，可是，人该有宽阔的胸怀，该能藏高山流水，能自知自悟，更该能有一份超然的态度和执着的坚守，勿轻易因诱惑而心动。

诗的前一句出自苏轼的《和蔡景繁题海州石室》，原诗有“坐令空山出锦绣，倚天照海花无数”；后一句出自王安石的《伯牙》，原诗是：“千载朱弦无此悲，欲d孤绝鬼神疑。

故人舍我闭黄壤，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藩在苏轼和王安石的诗中各摘出一句放在一起，表达他从高远处看待事物的超然心境。

其实，这是在回答彭玉麟的问题，表明他无意于江南半壁江山。

其实，此前，雄才大略的湘籍名将左宗棠在浙江巡抚任上，也曾问过曾国藩类似的问题，他致函曾国藩曰：“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看过，心知肚明，将左宗棠问话中的“似”字改为“未”字，退还给左宗棠，左宗棠看到了“鼎之轻重，未可问焉！”心里便明白了。

当时，湘军阵营里确实有一些人在思考或鼓动曾国藩乘势“黄袍加身”的事，1864年(同治三年)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之后，曾国藩所统帅的湘军集团确实有诸多的有利条件：曾国藩总督两江，拥兵30多万，江南半壁河山的督抚是曾氏的学生、同乡或友好，曾国藩已成满清入关以来汉族官员中最大的权臣，就连清初的吴三桂都无法与之比拟，曾氏兄弟和曾的门生们占据着满清王朝最富裕的江南宝地，这让一些有智谋的人为曾国藩想入非非。

曾国藩画像可是，曾国藩为何要对左宗棠表示“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为何要对彭玉麟的询问写下了“流水高山心自知”的诗句呢？其实，曾国藩并非真的有超脱的心态，并非真的很看到得开，并非真的是没有考虑过“黄袍加身”，而是真切地感受到，湘军攻下天京之后，湘军面临着十分凶险的局势，功高震主的局面已经形成，兔死狗烹的危险正逼近他。

当时的曾国藩的心情处于极度的焦虑之中。

首先，曾国藩已敏感地感受到，清廷对湘军防范已落实为军事措施。

湘军攻陷天京后，清军完成了对湘军的合围之势。

在长江北面，满人的部队已布成阵势；在天京附近，有僧格林沁、官文等在主持军政，控制着天京周围的军队。

而在表彰攻陷天京的众将时，清廷所封赏的不只是曾氏兄弟，不只是湘军将领，其他文臣武将，包括僧格林沁、官文、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都兴阿、富明阿、杨岳斌、彭玉麟、骆秉章、鲍超等也都受封，而且其所封的爵位并不比攻陷天京的第一功臣曾国荃低，清廷的意图非常明显，着意于收买和拉拢包括满族将领在内的各派系统兵将帅，以此来牵制“曾家军”。

以造成对于湘军不利的军事局势。

这对于极具战略眼光的曾国藩来说，能不感到凶险吗？其次，曾国藩已感受到，清廷在故意打压攻陷天京的第一功臣曾国荃。

进攻天京时，曾国荃率领着湘军的最精锐部队“吉字营”，冲在攻城的最前沿，而曾国荃作为进攻天京城的前线总指挥，战功自然还算第一，可是，在攻下天京后，清廷在看完上奏的报捷之后，不但没有及时嘉奖，反而下旨训斥：一是指责曾国荃不该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致使千余太平军突围；二是以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为名，指责曾国荃部军纪败坏，纵容部下抢掠。

此外，清廷特意下令在江西、湖北等地的长江码头设卡，盘查湘军想运回湖南的战利品。

还有，清廷特派江宁将军富明阿到金陵城，以慰劳参战将士为名，对湘军实施监视。

曾国藩作为十分睿智的湘军统帅，他对清廷的一系列故意向湘军找茬的举动，能没有觉察到紧张的气氛吗？再次，曾国藩心里十分忧虑，深知湘军与清廷的矛盾已经激化，湘军已成了满族最高统治者的眼中钉、肉中刺。

清廷的军队战斗力变弱，而湘军逐渐强大，在攻陷天京之后，湘军失去了劲敌太平军，制约湘军的军事力量随之消失，如此一来，湘军与朝廷的矛盾便已激化。

清王朝到了同治年间，八旗子弟已经腐化，他们沉浸在赌博、斗蟋蟀、玩宝物的享乐方面，根本就无心练兵，怠于战事，而绿营兵也营务废弛、军纪松懈，改为巡防营之后，更是失去常备军功能，名存实亡。

太平军崛起之后，清廷主要依靠湘军来抗击太平军，而天京被攻陷之后，湘军成了清王朝时期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已经没有对手，对此，清廷统治集团已经无法酣睡了，湘军对清廷的潜在威胁越来越凸显出来。

而且，更让清廷统治集团难以安睡的是，湘军这一强大军力有江南行政区域作为后盾，东南半壁江山的地方行政长官，多是与湘军有密切关系的，当时的江南各州府，多数巡抚、提督是曾国藩的门生、宗亲、亲戚或部下。

湘军占据之地，属富裕地区，有丰厚的税赋，再加上南方原本对清廷的敌视情绪等，这让满族统治者如何能安心呢？此外，江南最显赫的行政长官、两江总督曾国藩是强大的湘军的军事统帅，而且，他还是钦差大臣，有权督办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并有权节制四省的巡抚、提督的职权；并有权支配江南的钱粮厘金。

显然，曾国藩是清王朝当时在江南军事、政治上最有权势的人，他掌控着东南半壁江山军政要务，而他的胞弟曾国荃掌握着湘军最精锐的部队“吉字营”，此营的兵将以曾氏的宗亲为主，战斗力极强，是攻陷天京的主要军事力量。

更让清廷感到倒吸一口冷气的是：曾国藩是清王朝历史上集兵权和行政权于一身的最大权势的汉人。

曾国藩庆贺胜利大宴天京攻陷之后，清廷对湘军的态度已经由担忧变成了忌惮、恐惧和敌视，而反过来，对大局，对清廷统治集团非常了解，并熟读历史的湘军统帅曾国藩，深知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凶险局势，一样感到恐惧，当湘军将士们在欢天喜地、花天酒地庆祝攻陷天京的巨大胜利时，曾国藩无比焦虑的深沉思考之中，他很明白，清廷是绝不会高枕无忧而任由湘军存在的，所以，他面临着一生之中最严峻的抉择，该该怎样做才能避免“兔死狗烹”的命运呢？摆在曾国藩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或急流勇退，巧妙脱身；或“黄袍加身”，勇赌一把。

最终，曾国藩选择了“激流勇退”而非“黄袍加身”，这并非是由于他在诗中所写的“流水高山心自知”，而是因为当时的局势、湘军的状况、复杂的势力以及他的理学观念等因素才作出如此决策的。

因为在极具韬略、很有远见的儒帅曾国藩看来，只有选择“激流勇退”才是最稳妥的方式，而若是选择“黄袍加身”，可能最终落败，而且结局很惨，不但会失去所有功绩和荣耀，而且还将带着耻辱而辞世。

两江总督衙门那么，曾国藩到底是因为什么具体原因，才让他不敢效仿赵匡胤，而选择“急流勇退”呢？曾国藩并非不敢做，而是不能做，也不愿意做，具体原因如下：第一，严防汉臣掌兵权是清廷的一贯政策，而湘军攻陷天京之后，已面临着被清廷军队围攻的危险之中。

清廷入关之后，一贯防备着汉臣掌兵权，而自从曾国藩创立湘军之后，清王朝便一直在监视着湘军的行动。

早在咸丰四年，曾国藩攻占武昌时，咸丰皇帝心里非常高兴，便准备对曾国藩大加封赏，可是，当时便有满臣蜜奏：曾国藩一介文人闲官，便能招募数万兵众，占领武昌，此非朝廷之福。

此奏让咸丰顿时清醒，意识到严防汉人掌兵权是统治原则。

咸丰皇帝随即放弃对曾的嘉奖。

自那时起，清廷对曾国藩的防范更紧了。

湘军攻陷天京，如此重大胜讯，清廷竟然不准曾国荃用八百里加急报捷，这让曾国藩兄弟太感意外，而曾国藩仔细一想，便很快明白，清廷对“曾家军”的抑制大大加强了。

还有，太平天国如日中天时，咸丰帝为了激励清廷各系将领勇击太平军，他曾下旨：“取江宁者封王”！可是，当曾国荃领兵攻克江宁后，清廷却变卦了，抵赖不提封王的事了，吝啬地仅仅封给曾国荃一等候爵。

都说是“君无戏言”，而清帝却出尔反尔。

而且，清廷对曾国荃这一位特大功臣，不仅奖赏很吝啬，而且还借追究幼天王洪天贵福逃脱为由，训斥曾国荃失职，借此压制曾氏，抑制湘军。

更有甚者，当曾氏兄弟率领湘军冒着性命，拼死围攻金陵城时，清廷却在湘军的背后布下重兵，由官文、富明阿、僧格林沁等将统领着满蒙重兵，对湘军暗中形成合围之势。

其意图不难明白，这是在防备手握重兵的曾氏兄弟，一旦图谋不轨，便从背后对湘军下手。

湘军长期与太平军鏖战，疲惫不堪，当湘军与太平军激战之后，满蒙军队一但遇到异常，便扮演渔翁角色，对此，深有谋略的曾国藩心中自然非常清楚。

曾国藩（剧照）第二，湘军攻陷天京之后，表面看乃无敌于天下，其实却已日薄西山，大大丧失了战斗力，想要争天下，实已力不从心。

湘军攻陷天京，其战斗力已过了鼎盛时期，军力大大减弱，这是因为：其一，长期与太平军鏖战，湘军已疲惫不堪，战力减弱；其二，攻破天京后，彪悍骁勇的湘军被胜利冲昏头脑，破城之后，大肆烧杀掳掠，无心再战；战事结束，抢了女人，夺了金银财宝，忙着享受胜利果实，急着衣锦还乡，大肆享乐，完全失去了原来骁勇善战的锐气。

其三，湘军失去了太平军这一强硬的对手，便失去了斗志，不再好战了。

如此一来，湘军还能像以往那样骁勇善战吗？曾国藩若是真的效仿赵匡胤，力图“黄袍加身”，湘军还有战斗力能抵御满蒙大军吗？对此，曾国藩心里明白，湘勇们已不是原来的精锐之师，已是军心涣散、贪图享乐的兵痞了，与当时的八旗子弟差不多了。

曾国藩善于带兵，湘军是他一手带大的，这样的湘军，他还能造反吗？第三，平定太平军时，汉族各系军事将领同心协力，共击敌军，可是，汉族将领各有心思，各图权利，一旦曾国藩举起反清旗帜，曾氏兄弟不但得不到湘军之外的其他汉将的支持，而且，有实力的将领极可能各举反旗，造成乱局。

自围攻天京开始，与太平军激战的非只曾氏兄弟的嫡系部队，汉人将领所带领的部队也不止曾氏一家，即便是在曾国藩阵营中，也还有曾氏兄弟嫡系部队之外的两支重要力量，一是左中棠统领的楚军；另一支是李鸿章所统领的淮军，楚军、淮军初期隶属于湘军的，左中棠和李鸿章皆是由曾国藩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在对付太平军时，楚、淮两军当然听从曾国藩的指挥和调度，但是，一旦曾国藩举起反清旗帜，颇有统帅之才左宗棠是不会听曾氏指挥的，甚至还会反对曾氏；老奸巨猾的李鸿章也不会支持曾氏，他一定会趁机图谋他自己的权利，甚至独树一帜，割地为王。

楚、淮两军的统帅都不是不愿意久居人下之人，且其兵员来源地与湘军大不一样，之前就曾有摩擦，若是曾氏兄弟一反，原本还能协力抗敌的湘、楚、淮三支军队，有可能因为失去朝廷的统一节制而互相残杀，所谓的师生情谊、战友之情、共同目标，都将不复存在，曾国藩虽有帅才，但在重大权利面前，各派军事力量，将严重分化。

若是曾国藩效仿赵匡胤而试图“黄袍加身”，左宗棠、李鸿章难不会依托清廷，对付湘军，甚或自竖旗帜，各占一方。

而这是曾国藩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因而，如果曾国藩竖起反旗，不仅要对付由官文、富明阿、僧格林沁等将领统领着满蒙重兵，而且还要对付左宗棠、李鸿章的楚、淮两军，曾国藩“黄袍加身”能有把握成功吗？对此，曾国藩没有完全的把握，而一贯统兵谨慎的湘军统帅，难赢的赌局，他是不轻易下注的。

第四，曾国藩号称著名理学家，他正是以重仁义、讲忠孝来组建湘军的，也是以此作为理论旗帜来反击太平军的，而一旦他举起反旗，便失去精神旗帜，失去基本理念，成为众矢之的。

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家，他历来推崇仁义，大讲忠孝，他正是以忠心理念来组建湘军，十分重视通过宗亲文化和血缘关系来凝聚湘军将士的力量，也是以儒家的伦理文化来破解太平军的神学文化。

若是曾国藩举起反旗，他所竖起的忠孝旗帜就彻底倒了，曾国藩还是坚持儒家思想的理学家吗？湘军还是仁义之师吗？还能做到“得道多助”吗？曾国藩曾是原翰林院和礼部的高官，他对于儒家思想和忠孝理念的重大作用是最清楚不过了，他不会举起反旗，毁掉仁义旗帜，而去干冒险的“黄袍加身”的事。

曾国藩书法此外，连年的战事使江南大地倍受蹂躏，大众受难，民不聊生，三湘大地，多少子弟加入湘军而死伤无数，在攻陷天京之后，理学名家曾国藩既已厌倦了战争，又不再想让三湘大地再失去湘籍子弟了。

因而，他放弃了“黄袍加身”的机会，选择了急流勇退。

攻下天京后，他不想再战了，他宁愿整修秦淮河，重修夫子庙，恢复科举考试，重印明末大儒王夫子的《船山遗书》，极力向清政府伸出橄榄枝，向天京民众布恩示好，着力于塑造自己“中兴名臣”的贤臣形象。

南 京 夫 子 庙秦 淮 河可见，曾国藩于复杂险境中，及时选择“激流勇退”，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的诗句，主要是时局使然，是他清醒时的正确抉择，也是他作为理学家的必然选择，而他的选择避免了攻陷天京之后再次掀起战乱，避免广大民众再遭受战争之苦难，这是应该肯定的。

1851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迅速席卷南中国半壁江山，腐朽的满清八旗兵与绿营兵根本无力抵挡。

满清朝廷无奈之下，只得把军权下放给地方团练，号召他们自己招兵买马，去扑灭起义军，这种下放军权的举动，对封建皇朝来说，是极度危险的，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时，东汉朝廷就下放军权给地方，造成了诸侯割据局面。

满清那时举动和东汉末年何其相似！曾国藩，一介文官，凭这个政策，在自己家乡湖南，开始了招兵买马，并借着攻打太平天国的节节胜利，掌握了极大的话语权，可以说当时的湘军成了全国最精锐的军队。

早些时候，湘军攻下安庆时，左宗棠就曾经写过一封密信，托胡林翼送给曾国藩，信里面有一句话：“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曾国藩看完信，沉吟半响，思索良久，最终下了决定，在这密信上，改动了一个字送回给左宗棠，变成：“鼎之轻重，未可问焉。

”从左宗棠给曾国藩的密信可以看出，左宗棠等一些镇压太平天国的地方团练将领，早已清晰看到满清兵力是如何的腐朽，连太平天国农民军都打不过，而他们湘军能镇压太平军，战力早已是全国无敌手了，30万湘军，北伐中原，驱除鞑虏而问鼎天下，指日可待！可惜，曾国藩在权衡一番之后，打消了这个念头。

后来，胡林翼和彭玉麟还先后写过密信给曾国藩，劝他说：“东南半壁无主，我主（老师）岂有意乎？”意思就是劝他反了这满清，就算未成功驱除鞑虏，占据南中国半壁江山也是好的。

谁知曾国藩看到后，不但把密信吞了，还对他俩骂骂咧咧的，后来有个王闿运也跑来苦口婆心地劝他造了满清的反，曾国藩沉迷不语，用手指在桌子上蘸水写了很多“妄”字。

其实，那时候的曾国藩，要黄袍加身，真的是轻而易举，因为他手中掌握的是全国最精锐主力30万湘军，凭满清腐朽的八旗和绿营，根本无法抵挡他北伐，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激流勇退，把军权让出来，并故意写了很多家书，打消了满清朝廷的猜忌。

我们一起来找出曾国藩不反满清的可能。

一，起兵造反，后果无法预料湘军打仗，靠的是洗劫，以提升士气的，他们不单止洗劫太平军，连普通未造反的民众也会被他们洗劫，甚至残杀，因此曾国藩在江淮一带，有些“曾剃头”的凶残外号。

（剃头指的是杀人如剃头般干脆残暴）湘军前期是靠曾国藩自己出钱组建的，曾家的钱财只够供应1万多人军饷份额，到了后面，湘军的大部分军饷只能靠劫掠来获取，靠满清朝廷那点协饷、捐输、牙帖等，无法满足日益高涨的军需。

据了解，湘军在1860年至1864年，这4年内曾国藩共向满清朝廷报销军费1600多万两白银，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厘金和盐税。

这样的军队造反，满清首先就断了这些军费，没有军费又没有根据地的湘军，只能边抢掠边打仗的以战养战策略，那就有个致命的缺点：当湘军打一次大败仗，或者陷入割据战的时候，会直接全军溃散，而满清的兵力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打了败仗或者陷入割据战时，全国各地聚拢来的清兵，能轻易把湘军包了饺子。

大家都知道，打仗打的就是后勤，清兵有满清朝廷源源不断的后勤供应，造反的湘军是没有的，他们打仗就是为了发财的，如果造反打仗没有收益，还得搭上性命，甚至诛九族的风险，很多中下层军官都会生出异心，更不要说那些大头兵了。

湘军里没有绝对的忠诚，只有绝对的利益，当年湘军在打赢太平天国后，对南京城展开烧杀抢掠，持续一个多月，每个大头兵都发财了，钱财、女人不断地从长江向湖南运去。

湘军即使没有被满清扑灭，但曾国藩自问也没有问鼎天下的能力，如果强行称帝造反，最好的结果是打败了满清，那样会使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时代。

显然曾国藩这种爱惜身后名的传统读书人，是不会背下把中国搞得四分五裂的臭名的。

二，曾国藩心中的愚忠枷锁封建社会的忠君思想，在孔孟身上是不存在的，所谓的“忠君”糟粕思想，是后人在尊儒后，加进去的，到宋明理学发展到最高峰，满清完全继承了明朝理学的道统，同样强调忠君为先，再到爱国。

我们探究孔子在记录他言行的《论语》里，并未有一句愚忠在内，唯一要忠这个君主的一句是：“臣事君以忠”，但必须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君使臣以礼”。

简单翻译的潜台词就是，你想我对你做事尽忠，那你必须得对我好，不然我分分钟干翻你，并不因为你是君主就盲目服从与愚忠。

到了孟子，更加进一步，君主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是最重要的，政府机关其次，地位最轻的应该是君主，因此也谈不上忠君思想了。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出自《孟子》的《尽心章句下》而儒家的这种思想，在董仲舒尊儒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成了忠君为上，爱国其次，民为贱；因此，有了士大夫经常提的“忠君爱国”，“天地君亲师”等无限洗脑思想。

很明显，曾国藩，就是被毒害的可怜人之一。

下面我们从他的家书，窥一窥他的愚忠思想：“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中，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感，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不意圣慈含容，曲赐全。

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复复顾身家之私。

”——（《曾国藩家书·为政篇》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曾国藩在家书的为政篇，多次表露出愚忠思想，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翻一翻，笔者不再一一列举，正是这些愚忠的思想枷锁，让曾国藩无法下决心去造反，既然不造反了，那肯定得激流勇退了，不然等满清的屠刀向他举起？三，曾国藩的虚幻理想既然无法去造反，在人臣做到了极致后，又必定要找到新的追求，那就是做圣贤！从哪里看出他想做圣贤？原来在湘军攻下天京之后，满清朝廷对湘军惊惧警惕到极致，江北各处绿营和八旗被频繁调动，暗暗防备湘军；还在第一时间派了个所谓的钦差大臣来天京，用犒赏的名义，行暗查举动，探听湘军有无造反之意。

据了解，在钦差大臣未来之前，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鲍超等湘军大将，在南京玄武湖有过一场密谋，被称为玄武湖会议。

会上密谋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会议过后，这些湘军大将各自回营带着麾下的高级将领共30多人，一起去觐见曾国藩。

而曾国藩心知他们想重演“黄袍加身”事件，便躲在内府，拒绝会见众人，众人群情激昂，嚷嚷着准备强行进去时，曾国藩让下人送出一副对联。

众人一瞧这副对联，只见写着，上联：倚天照海花无数；下联写着：流水山高心自知。

所有看到对联的人，彷佛被泼了一盘冷水，从头凉到脚，有人看后默然不语，有人长叹不已，有人热泪盈眶，总之就是五味杂陈，他们总算是明白曾国藩死活不愿意造反自立的原因了。

这副对联，可以理解为曾国藩终极追求的一首诗：倚天照海花无数，霸业雄图非所求；流水山高心自知，圣贤事业方不朽。

据说，他弟弟曾国荃看到后，对众将领说了一句话：“大家什么也不要讲了，今儿这事以后千万不可再提。

”那要怎么做才能成为圣贤呢？有后人把《左传》里说的“三不朽”，作为圣贤标准条件，即立德、立功、立言。

原文出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其实，这是不对的，这并非圣贤的入选条件，这是指怎么样才能名留青史，于是有了这三个条件，通篇都根本没有提到圣贤！很多人把曾国藩的事迹，套上所谓的“三不朽”，就说他是半个圣人，其实这是很荒谬的行为，笔者想说，曾国藩连圣贤的毛都没摸到一根！那么真正的圣贤是什么样的呢？真正的圣贤，是自我超越后，再立下道统的人！即张载说的：“为万世开太平”！什么叫道统？孔子之所以被称为圣人，万世师表，就是因为他集儒家之大成，立下儒家道统！奠定了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这才能被称为圣人，而孟子，没有开拓新的思想道统，只是在孔子立下的儒家基础上，补充完善，所以被称为亚圣，而不是圣人，意思是比圣人低一级！老子是道家圣人，他凭一本《道德经》建立道家思想体系，因此被称为道家圣人，是无可辩驳的。

释迦牟尼，创立佛家学说体系，传入中国后，被流传几千年，称为圣贤毫不过分！耶稣创立基督教神学的思想体系，被西方人称为圣人，同类还有中东的穆罕默德等。

这些人有没有达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根本没有，他们只是立言了而已，而这个立言正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奠定道基。

（《黄帝内经》中，对圣人有另外的定义，这是属于另一个层次，笔者把它排除在外）而曾国藩，跟立道统的圣贤一比，似乎连根毛都算不上了。

文：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