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说,郑成功是个如假包换的大倭寇。
言过其实了。
郑成功的母亲确实是日本人,名叫田川氏,所以说他确实有日本血统。
他的父亲郑芝龙,也确实曾是寇,而且是个巨寇,巨到什么程度呢,他的私人海军,是东南沿海最强大的海面力量,明朝无力剿灭他。
不过,如果因为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海盗,就能将郑成功也称为倭寇,有色的眼镜太明显。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郑成功本人做了什么。
郑成功干的最有名的事,当然是收复台湾。
在此之前,台湾被荷兰殖民者占据,已脱离祖国怀抱达三十几年。
1661年4月,郑成功出征台湾,12月,荷兰指挥官投降,宣告台湾收复。
从作战时间上可以看出,收复台湾的战役持续了8个多月,并不轻松,期间荷兰殖民军还派遣过十几艘军舰和援兵支援,最终郑军经过苦战才击败敌人。
因复台之功,郑成功被称为民族英雄。
那么,如果去掉这个功绩来看郑成功,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那就要差了一大截,不过民族英雄这个称号,还是当得起的。
郑成功父亲郑芝龙,是个典型的海盗头子,利益第一,在清军南下之际,手握兵权却主动降清,南明隆武朝的崩坏,郑芝龙要负主要责任。
父亲投降了,儿子跟着一起投降,似乎再正常不过。
郑成功选择了与父亲决裂,出走金门,率领父亲旧部在中国东南沿海抗清,几乎是从零开始地再度把郑家集团在内的东南沿海势力聚拢起来,成为南明后期主要军事力量之一。
郑成功持续抗清几十年,战果颇丰,经历的战役太多,难以一一讲述,仅从战果上列举一下。
郑成功指挥的战斗,总共消灭了清军81个将佐,其中满八旗70个,蒙八旗7个,汉八旗4个,这里说的将佐,都是正六品校尉以上的将领,一半多是从三品一等护卫、护军参领以上的高级将领,这都是有名有姓有据可考的,在数量上超过了同时期著名的晋王李定国。
郑成功发动的北伐,一直打到南京,清廷震动,可惜没能把握战机,最后归于失败。
即便如此,北伐南京也是郑成功生涯当中最辉煌及最重要的一役。
郑成功当然也不是个完人。
他在抗清大业上,更多基于个人和家族利益的考量,而不是着眼于天下大势。
他曾经攻打粤东不与自己合作的抗清势力,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说白了就是内斗。
内斗,是南明的主基调,郑成功也不能幸免。
之后,在李定国起兵,形势一度大好之时,却拒绝与李定国合攻广东,直接导致了李定国在广东的失败。
说得直白一些,在明末武将军阀化的趋势下,郑成功也是其中的一个,皇帝已经是可有可无,大家各自为战,以自己的利益为重。
郑成功打出大明的旗号,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让自己显得名正言顺,他曾经与清朝谈判,想要效仿朝鲜,割据台湾,这也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量。
不过,郑成功坚守住了底线,绝不降清,他也由此成为一面旗帜。
基于以上,郑成功值得尊敬。
感谢悟空问答官方邀请!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郑成功的话,那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和私欲熏心的割据军阀。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贡献是巨大的,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更是非常深远,他的历史功绩必将永远彪炳史册!虽然郑成功收复的台湾的出发点是为了郑氏集团寻找一个可靠的后勤基地,但他面对荷兰使者的一番话足以体现其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义正严词道:“台湾一向是属于中国的。
在中国人不需要时,可以允许荷兰人暂时借居;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来自远方的荷兰客人,自应把它归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荷兰使者在听到郑成功这番话后,史载“两使者狼狈而归”。
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评价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局限性,所以,郑成功的功绩必将永放光芒!讲完民族英雄这个章节,下面我们来聊聊第二个课题:私欲熏心的割据军阀。
我们都知道郑成功是继承了其父郑芝龙海盗的衣钵,郑氏集团利益最大化一直是他亘古不变的追求。
在天下大乱,群雄割据之时,保存实力,发展实力没有错,但在面对民族危亡之时仍然将个人私利置于国家之上确实有待商榷。
下面我们先从清廷对郑成功招抚开始讲起,郑成功在统领了其父郑芝龙的余部后,兵威大振,数次大败清军。
清廷软禁郑芝龙继而降服郑氏集团的美梦无奈破灭,不得不展开正式的招抚工作。
凭心而论,清廷对郑成功的招抚可谓是用心良苦,诚意十足。
不仅对当初领兵攻入厦门掠夺郑成功家产的一众官员革职拿问,而且拿出重金抚恤郑成功,表示出了一种莫大的诚意。
除此之外,又让其父郑芝龙给郑成功写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期望用父子之情全清廷招抚之功。
接着又敕封郑成功为海澄公,郑芝龙为同安侯,并将泉州一府之地送予郑成功为养兵安营之所。
然后又对欺骗郑芝龙一事做出解释,把责任全部推给了多尔衮,并让郑芝龙说明情况,宣扬圣恩。
清廷清楚郑成功一直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号,担心将来反攻倒算,因此在对郑成功的圣旨中特意写上“尔等保众自全,亦非悖逆”的话故意消除郑成功的心患,给以台阶下。
郑成功对清廷的招抚也是热情相迎,只是在价码上不断讨价还价。
他不仅要求清廷将浙江、福建、广东三省交给他管辖,而且要求把广东惠州、潮州二府,浙江温州、台州、宁波、绍兴、处州共七府之地都交给他驻军屯粮。
他在给其父郑芝龙的信中写道:“悬乌有之空名,蒙已然之实祸,而人心思奋,江南亦难久安也。
”明确提出了只要清廷满足他的这些要求,和谈是可以成功的。
清廷招抚心切,大多满足了郑成功的要求,郑成功也于公元1654年正月二十日设香案拜受了清廷的海澄公敕印。
但是在随后的剃发、易服上又与清廷发生了冲突,郑成功不仅拒绝清廷的这些要求,而且提出先驻军清廷答应的四府之地,而且保持军队的独立性,不受朝廷、部、抚的节制和调遣,依高丽例等。
由于双方的期望值相差太大,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
其实这次和谈双方都各怀鬼胎,清廷是想集中力量对付西南的孙可望和李定国;郑成功只不过是想借和谈之机增强自身实力,看似降清,但又保持独立性,进而坐观其变。
假如清廷战败,他因未剃发,未易服而仍是明臣继而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号讨伐清廷;如果南明失败,他摇身一变成了清廷的急先锋,必是灭明第一功臣。
这种左右逢源的政治态度归根结底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他既不想当明朝的忠臣,也不想当清廷的降将。
和谈破裂后,郑成功又站在了南明一边。
此时南明大将李定国(原大西军将领)写信给郑成功商量合攻广东,李定国从陆路出兵,郑成功从海路出兵,双方计划在新会会师,进而收复整个广东。
这样一来就与南明已经据有的云南、贵州和广东连成一片,抗清形势必将大好。
据李定国掌握的情报,当时清军在广东的兵力非常单薄,尚可喜仅二千五百名,耿继茂也不过二千三百人,加上新招募的绿营兵也不过二万之众。
因此在清廷占领广东后,满洲八旗班师回京时,尚、耿二人联名向清廷诉苦,请求另拔蒙古精兵三千来广东助战,但清廷直接拒绝了。
搞得尚、耿二人整日惶恐不安。
另外广东的财赋在明朝末年是广西的十倍,文化发展也是云、贵、桂三省不能比拟的。
假如李定国和郑成功胜利会师,西南和东南必将联成一片,这将非常有利于解决南明物资、人才的匮乏。
而此次李定国出兵的数量是五万人,且都是能征善战之辈,战斗力非常强悍。
公元1654年二月,李定国率军从广西柳州出发,一路上攻城拔寨,所向披靡,清军望风不逃,一溃千里。
李定国在三月间占领高州府后,仍然没有得到郑成功出兵夹攻的消息,于是在四月再次派人与郑成功联络。
但此时的郑成功正在与清廷和谈,他担心这次军事行动会影响到他与清廷的讨价还价,于是擅自将信使羁押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放回去。
在给李定国的信中声称他已派部将张名振北上江、浙,并已派兵从水陆两路南攻潮、惠,但并未注明出兵日期。
郑成功这种军阀特性的左右逢源再次展现无遗。
李定国对此非常不满,他又在给郑成功的信中说道:“惟侯贵爵芳信,即会辔长驱,以成合击”。
真可谓是望眼欲穿。
从四月等到八月,郑成功的使者才姗姗来迟,带来的意见又是含糊其词。
李定国感到时间紧迫,他最担心的是清廷的援军。
于是再次苦口婆心的给郑成功写信道:“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不谷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故亦合力于斯”,“君命不俟驾,宁敢迟迟于行哉”,“不思羊城底定后,虽频年抗节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绩之足道哉”,“圣跸艰危,不可言喻。
敕中怆怛之语,不谷读之痛心。
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倘确不能来,即未以的。
不谷便别义舟师,以图进取。
慎勿然诺浮沉,致贻耽搁。
要知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即使李定国在信中如何悲怆恳切,郑成功仍然按兵不动,空言应付,致命李定国的大军孤军奋战,最终被长途援救而来的清军内外夹攻全线溃退。
明朝的中兴之计也就此毁在了郑成功的一己之私上。
郑成功这样做除了担心影响与清廷的和谈外,更重要的是他忧虑一旦东南连成一片,他的独立性将受到很大限制,军政大事都要禀承朝廷旨意。
更重要的是他在兵力和声望上都逊于李定国,加上李定国与永历帝的关系比他更近,因此,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愿出兵配合李定国。
他最终想到的还是郑氏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最终跟清廷和谈破裂的原因。
清廷只愿高爵厚禄,但决不答应给他以相对的独立性。
在这种条件下,郑成功只能做个明臣,因为那样他又可以独立经营他的军事集团了。
鲁监国一直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有力的减轻了郑成功的压力。
鲁监国兵败来投,郑成功竭力分化其麾下兵马,千方百计加以兼并,鲁监国逐渐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永历帝遇难后,南明诸臣共举鲁监国继承皇帝,以复遗民之望!但郑成功考虑到鲁监国就住在他的府中,假如鲁监国登基称帝,他必将事事请旨,这样一来又将影响到他的独立性,因此无论大臣们如何规劝,郑成功就是不同意。
第二年,郑成功去世,郑经继承其位,不仅跟他父亲一样拒绝拥戴鲁监国称帝,反而把他的“宗禄”都停了,鲁监国也在不久后愤恨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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