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称号

老舍称号,第1张

老舍称号 老舍的称号老舍获得过什么称号

老舍,原名舒庆春,另有笔名鸿来、非我等,字舍予,因生于阴历立春,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信仰基督教,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老舍还被称为文艺界的“劳动模范”。

老舍被誉为什么的称号老舍是哪类文学作品的代表?

简而言之,老舍先生是市井文学的代表。

他所反映的是最底层人民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最具代表性的是作品当数《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和巜茶馆》。

我觉得这样回答基本上算是正确吧?

从文学上来说,对作品的分类比较容易,对作家的分类往往比较困难,尤其是像老舍这种创作风格比较独特的作家,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归类。

从风格上讲,老舍的文字有着非常明显的“京味”和世俗性,而从内涵上讲,他的作品又带有着“海派”的内涵和当时严肃文学的一些特征。

所以说,我更喜欢把老舍看作是“京派”与“海派”两类文学的一个合流作家。

何为“京派”与“海派”?“京派”和“海派”之争是近现代文学史上一次著名的大论战,发端于沈从文的一篇文章。

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上刊发了一篇名为《文学者的态度》的文章,其中称现在的文学工作者成为了一种扭曲的职业,并且暗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一些上海作家在创作时受到了太多的商业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的初衷并不是对上海作家的批判,而是对文学领域出现的现状进行反思,他所认为的“上海作家”同样包含一些居住在北京却受到上海文学风气影响的学者,就是所谓的“玩票白相”人士,即演戏、游戏、无业游民一类的贬称。

只是就事论事,并没有上升到地域“歧视”的程度。

也就是说,沈从文只不过是以一种不是非常恰当的表述,进行了一次君子式的探讨。

但是,这样的行为刺激到了很多人的神经。

毕竟这样的表述对于上海等地的南方作家来说,无异于一次“横祸”,是对自己创作理念的一次贬低,所以就不难理解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先是苏汶,也就是文学理论家杜衡迅速撰文反击,1933年12月在《现代》杂志上刊发《文人在上海》,主要是说了两件事。

第一上海文人在创作过程中存在“商业性”,是因为上海的文人处境要比北京文人更为艰难,最主要的就是穷,迫切需要金钱。

所以作品的诞生时间都比较短,且没有时间做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故有一些浮躁的成分。

京派文人以“海派文人”来形容这些作家,本身就带有一种令人厌恶的“俯视”姿态,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其实这一个目的是以退为进,实际上就是说,海派文人的创作观念并不可耻,反倒是京派文人的成功过于依赖自身的环境优势,其水平实际上有待商榷。

第二海派文学带有一种工业文明的先锋性,其变革是一种进步倾向,在整个文学史上将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这一个种说法其实非常严重,实际上就是在暗指,反对这一潮流的京派文学是保守势力,必然会被时代新潮流所冲垮。

这篇文章一出来,瞬间就将“京派”与“海派”很多作家都拉入了论战之中,大家吵得不可开交。

沈从文于是又写了几篇文章来驳斥苏汶,并且语气和措辞也非常严厉,将海派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的最初提法扩张成了“装模作样的名士才情”和“不正当的商业竞卖”,指出海派文人“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特性。

这样就将一次探讨变成了一次骂战,双方檄文往来,吵得不亦乐乎,成为了1933至1934年最为热门的事件。

而值得玩味的是,当时文坛上的主流并不是“京派”与“海派”的任何一支,而是以鲁迅、茅盾为首的左翼文学。

这时候,鲁迅等人自然要出来调解纷争,于是就出现了一次更为深层次的文坛走向探讨。

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中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论点。

他说,“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闲,官之鄙商是中国固习,所以“京派”对于“海派”就有了或多或少的贬低。

其实鲁迅的做法就是各打五十大板,对于两派的争端非常不满。

将文学理念的争端上升为一种社会理念的争论,并且由此提出,南北两地文学风格的融合才是大趋势。

我们不排除鲁迅当时有维护文人群体稳定的目的,但这种洞察确实在后来文学的发展中得到了验证。

“京派”与“海派”的分歧,如果从表现上来看,其实很明显。

“京派”比较圆融,语气、情绪甚至内涵都比较和气,主要是想表述真善美的社会状态;而“海派”比较犀利,往往以揭露社会黑暗的方式来表达文人的诉求。

而老舍的作品其实将这两种风格都有非常明显的体现。

老舍作品风格的仔细品味老舍的作品,如果从语言风格上来说,具有非常浓厚的“京味”,诙谐幽默中不失平实质朴,喜欢写小人物的悲欢。

因为其非常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往往能在小处见大道理,所以被人称为“人民艺术家”。

其很多作品也比较能体现“京派”的作风,措辞也非常圆融,让人读起来比较舒适,即使所蕴含的内容并不是很让人感到平和。

比如他的散文《草原》中有这样的一段话,非常值得玩味:这种境界,既使人惊叹,又叫人舒服,既愿久立四望,又想坐下低吟一首奇丽的小诗。

在这境界里,连骏马与大牛都有时候静立不动,好象回味着草原的无限乐趣。

紫塞,紫塞,谁说的?可能很多人读到这一段的时候,都会感觉其重点在于描述内蒙古草原的宁静优美,而忽略了最后“紫塞”的表述。

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两句“紫塞”真是点睛之笔,有了它,上下文就联系了起来,在景物的描写中,很自然地加入了作者的感叹。

“紫塞”是长城的别称,但并不是非常正面的表述。

是因为长城下而死去了太多的人,其鲜血将长城下的土地染成了紫色,所以被称为“紫塞”。

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词,仿佛现在都能感觉到其中的惨烈。

但是,用在了此处就再恰当不过。

“紫塞”这种民族间的差异,其实就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

老舍在说,新时代里我们完全可以作为兄弟一样共处,“紫塞”的悲伤时代终于翻过了。

消除了两个民族的历史隔阂,瞬间拉近了彼此的友谊,为后来“民族团结”的主调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铺垫。

这就是老舍在文字上的“圆融”,连揭开沉痛过去的时候都显得那么轻柔。

而在内涵上,老舍的作品更贴近于“海派”对社会弊病的揭露。

就拿代表话剧《茶馆》来说,其实是比较明显的“三一律”变体,一批人物,一个地点,变化的是三个时代,这和当时传入中国的话剧创作方法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而这种形式下所爆发的冲突也是非常激烈的,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就更为辛辣。

虽然老舍因为一贯的风格,在文字的处理上尽量平和,很少出现那种人物之间激烈对抗的场面,这和《雷雨》等话剧有着非常大的差别,但是从其所反映的社会怪异情况来说,对于黑暗的抨击依然非常显著。

而这种内涵表述明显不是“京派”圆融、颂扬美好的风格,更多地具有“海派”对于社会现实的影射。

所以我们说《茶馆》的三个时代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缩影。

这也说明了,老舍并不是“京派”的忠实拥护者,即使他的文字有着“京派”的韵味,对于“海派”文学同样有所吸收,这在当时以致后来的时代里,都是非常有创见的。

而之所以说老舍是“京派”与“海派”的融合者,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与主流文学群体若即脱离的态度。

当时“京派”与“海派”只是文学理念的争端和创作风格的不同,主流的文学群体还是左翼文学,集结了一批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家,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

但是涉及到文学上的创作理念的时候,这一批作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功利性,所以我们看到鲁迅、茅盾等的作品,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主题先行的味道。

这种创作理念和老舍有些分歧。

老舍既没有站队左翼一派,同样也没有加入与之相反的另一潮流。

在他看来,文学的自由度是有限的,他承认文学具有现实功用,但其影响应该是自然的、深远的,而不是强行灌输。

这种对文学的认知才是老舍作品“平易”、“质朴”、“有韵味”的形成原因。

他是站在文学作品的角度来进行创作,所以在文字表述和形式内涵上都表现的游刃有余,没有毛躁的感觉,让人读起来非常舒服。

所以说,以流行的群体标准进行划分,老舍到底属于哪一类作家,真的不好区分,“京派”与“海派”的融合者大概是一个比较恰当的表述,既有风格上的特征,还与当时的主流文坛有了距离感。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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