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大学靠什么吸引校友捐赠?对于校友来说,他们同样面对教育质量和学术研究水平难以度量的挑战。当然,校友很在乎手中持有的毕业证、学位证的价值,在乎当自己说出是某某大学毕业时,在亲戚、朋友和同事面前脸上有光。我在威斯康星大学教书时,有位叫杰夫的亿万富翁校友跟我讲,让他最痛苦的,是看到周围的朋友和同事多数是耶鲁、哈佛、斯坦福这样的大学毕业的,很少碰到威斯康星大学的校友,他经常不敢说自己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所以,他立志要多捐钱支持威斯康星大学,让威斯康星大学出人头地!在我1995年决定离开威斯康星时,他主动几次打来电话表示如果我能留下,他愿出钱设立讲席教授位置。
可是话又说回来,威斯康星大学一年有1万多毕业生,一个校友再有钱也难以改变根本,螳臂挡车不容易!
校友捐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爱母校。只是如果因爱母校而捐,或许10万也可表达心意,用不着千万,甚至几亿美元。到底是什么打动了他们?难道他们真的认为当年得到的教育值这么多钱吗?——这也是近年来访问耶鲁的国内大学的领导和相关人士经常问的一些问题。
根据人类社会的经验,一旦从现实利益领域走到情感领域、爱的领域,以货币计算的价格空间往往能被无限延伸,至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可以不断延伸。在找校友捐赠时,没人会说“你当年在耶鲁受的教育该值这么多,而你当年付的学费才五六万一年”,而是会先了解这个校友对学校的感情如何,看他对学校的哪方面最在意,然后根据他对母校的发展愿望或最热衷的事进行协商。这样,校友往往愿意捐赠资金,让母校做他自己没时间、没专长做到的事,使母校的利益跟校友个人的偏好联系到一起,这反而使校友更加感谢母校,而不是母校求着校友,捐赠的金额也可能是几千万甚至几亿美元。
当然,维护并巩固校友对母校的感情不容易,需要做许多细小的努力。这在高度行政化的中国大学里尤其难做到,校方更多关注的不是校友和学生的感受,而是上级领导的脸色。比如,几年前,大量大学院校被强制合并,千千万万校友一夜间成了“没有母校的人”,即使有意捐赠,也不知该投奔哪里!
即使学校没被兼并消失,校园也可能因多次重复建设而面目全非。在耶鲁,各宿舍7a64e58685e5aeb931333335313234、各楼房建筑与大街小巷都不能随意改变风格,也不能改变颜色,许多建筑200多年不变。耶鲁校方即使只是要装修一栋楼房,稍微不小心,就会有校友起诉校方,更不用说拆掉重盖一栋建筑了。
为什么耶鲁不能改变自己的楼房建筑呢?当然,从法理上看,耶鲁是校友的学校,各校友都有份。更重要的是,对校友特别是年长的校友来说,在耶鲁上大学的四年是他们人生历程中最珍贵的几年,至少是最重要的时段之一。大学生活和学习打下了一辈子都不会磨灭的烙印,这些人生经历和体验尽管可以记在心上、留在记忆里,但大学经历往往跟具体的楼房、教室、建筑、食堂、宿舍、球场、游泳馆、跑道,甚至跟具体的一草一木连在一起。对校友而言,这些就是他们的经历和记忆的载体。毁坏、改造当年的原物,等于破坏他们珍贵的人生记忆。所以,当耶鲁要大兴土木改造校园的任何一处,甚至一草一木时,校长就不得不应对诉讼官司!
1983年我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南大学。1979年到1983年的那四年对我格外重要,许多成长经历和记忆都跟具体的地方和场景连在一起。前些年,当回到母校看到当年的教学楼、食堂和宿舍被拆并被完全新建时,我知道母校对我的意义不再跟原来一样。如果新盖的学校楼房跟其他大学的那么类似,走在母校跟走在其他大学校园有什么区别呢?虽然母校对我人生的意义总是很大、很特殊,但有一些就是跟着那些老楼、老地方一起消失了。
由于教育本身无形、无色、无味,不同社会已经试过不同的办法,通过看得见的载体去尽量让教育的“质量”显形,让本来无形的教育质量尽可能有形,以便社会对教育的定价尽量接近真实价值。以前谈到,在中国,由于政府是最主要的教育经费来源,为了规避教育质量的无形、无色、无味带来的评价困难,国内的大学就通过不断盖新楼、盖最好最现代化的大楼,来使大学“质量”变得有形可见,以此来表现教育业绩。在美国,政府办的公立大学也面临与中国的大学相同的问题,它们除了也盖新楼让大学业绩有形化之外,还通过花几百万美元高薪请最好的橄榄球教练,以最好的橄榄球队来规避教育定价困难带来的挑战。
此外,教室楼房、一草一木、图书馆珍品藏书、先进实验室、获诺贝尔奖的教授等等,能将大学教育内涵有形化。尤其对中国的大学、中学来说,保住校园的一草一木和各建筑的原型原色非常重要,因为它们都是大学教育经历的有形载体,能帮助学校维系校友对母校的感情,让校友更能把母校的事等同于自己的事,以显性方式见证大学教育,减轻教育定价的挑战。楼房和树木是校园文化的具体载体,留住并维护好它们,也是校园文化传承的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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