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五年海归为啥越来越多？

“千人计划”引进海外人才，6000多人

“希望我的研究在中国土壤里成长起来”

监测PM2.5数值、鉴别食品质量、检测皮肤癌……这些专业人士在实验室才能完成的分析，将来普通人拿出手机扫一扫就能实现。鲍捷正致力于将此变成现实。

传统光谱仪一直受制于大小和成本，无法进入日常生活。而两年前，鲍捷团队做出了手机芯片大小的微型量子点光谱仪，有望让光谱仪变得廉价又便携。

鲍捷是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博士生导师，先后在美国布朗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等求学、工作了七八年。

选择回国搞科研，鲍捷没有经历太多纠结。他觉得，中国能够给科学家提供更大的舞台。“希望我的研究在中国土壤里成长起来，这对于我的价值远远比在美国要大。”

2013年回国后，鲍捷在清华大学建立了量子点光谱集成实验室。他喜欢国内的科研氛围，“我们国家对科研的投入，包括技术的转化、产业化投入等力度都很大。”

鲍捷对光谱仪的产业化很有信心，因为他深刻感受到中国的活力。“回国永远都不晚。在中国，机会永远都有，要我们自己去挖掘。”

全国留学人员创业园

347家

“中国的创业环境，让我看到很多可能性”

最近，罗天每天和设计师打磨设计稿、和同事视频会议，忙得不可开交，不过她觉得很享受。

让罗天痴迷的，是国内的创业环境和氛围。2012年，罗天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很多同学加入了回国创业的大潮，她也选择回国寻找机会。

“现在国内的创业公司已经改变了大家的生活，随处可见移动支付、排队机器、自动售卖机……这是很有活力的环境。大家都在谈消费升级，你能看到很多可能性。”罗天说。

去年，她创立了“TaDah突然间”，一个从陶瓷器物起步的家居生活方式品牌。“TaDah”是一个英文拟声词，当有人想向你展示得意之作时，会喊一声TaDah！每个盘子、茶杯，从一个模糊的想法到最后成品，罗天都会反复打磨。她习惯把自己的想法画在草稿上，再和设计师沟通具体的设计方案，经过反复修改和打样，让草稿变成最终的设计图。然后和工厂的制作者沟通，最后看着它成为实实在在握在手中的器物。

罗天说，和现在大多数迎着风口的创业者们不太一样，自己做的可能是一个很慢的事业，希望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让人们从日常的瞬间中获得小小的惊喜和幸福。

出国与回国人数比降至

1.26∶1

“中国的‘快’，有挑战性，更带来成就感”

一年前，李博开始考虑大女儿的教育问题。他和定居在加拿大的朋友们交流，得出结论：还是让女儿接受国内扎实的公立基础教育。

李博和妻子赵莎莎曾经在加拿大留学多年。放弃移民身份回国工作，对于这个决定，夫妻俩一点都不后悔。

“在加拿大那几年，最怕的就是和家人视频之后，合上电脑的一刻，那种最难熬的孤独。”2008年，赵莎莎硕士毕业，而李博来到加拿大攻读博士学位才一年。赵莎莎曾考虑过在加拿大找工作同时陪伴丈夫，但她太热爱祖国的文化，也认为在国内从事金融服务业，起点会更高，于是最终选择了回国。

2012年，李博毕业回国工作。家庭团聚本来是他回归的最大动力，但在回来以后，他却惊讶于中国的发展速度：技术进步快、新的商业模式推广和应用快、基础设施建设快……在这样“快”的生活节奏下做投资行业，让他觉得既有挑战性也有成就感。

随着国内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去年他们也有了第二个孩子。一儿一女，他们的生活其乐融融。

计划报考公务员的“海归”达

32%

“接触中国的最基层，是一种沉淀”

去农户家里了解收入情况、帮村民代笔材料、交水电费……是“海归”村官刘琦的工作常态。

2015年，从瑞典本科毕业后，刘琦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北京大兴区采育镇施家务村，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我从小就生长在农村，能把在国外学到的知识拿来建设家乡，特有成就感。”刘琦觉得很值。

为了适应这份工作，刘琦没少花心思。一开始，为了不给村里人留下“洋气、娇气”的印象，她每天骑自行车40分钟上下班。

就这样坚持了3个月，村民们渐渐和刘琦亲近起来，谁家有事头一个就愿意找她帮忙。前几天，村里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为了避免房产纠纷，托刘琦代笔了一份遗嘱，刘琦还作为见证人摁了手印。

作为一名“海归”村官，刘琦感到幸运，“前4年在国外上学，也走过国外很多城市，接触了很多国际化的东西。现在接触中国社会的最基层，是一种沉淀。”

现在的农村和她出国前已经很不一样。每天早上，都有清洁工把村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去农户家里做农业普查的时候，可以蹭到大爷大妈们家里的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