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的校友捐助。捐献给学校,捐献给自己的母校是美国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成功人士来讲尤其如此。捐助基金的最大来源是校友。这是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一种遗产。 1996年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和现任行政主管斯蒂弗"鲍尔默为其母校哈佛大学捐献了两千五百万。 2007年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为其母校斯坦佛大学捐献了7500万美元用以建立斯坦佛环境大楼。 2000年国际数据集团的创始人Patrick McGoven为其母校麻省理工学院捐献了突破历史纪录的三亿五千万美元用来建立脑研究院。 2007年Koch工业公司的副总裁David H. Koch为其母校麻省理工学院捐献了一亿美元用于建立癌症研究中心。每次大的校友捐献活动总是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并且进一步推进美国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 每所大学也定期地推出大型募捐活动。去年斯坦佛大学发起了43亿美元的募集活动,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各自发起了40亿美元的募集活动,耶鲁大学发起了30亿美元的募集活动。宾夕法尼亚大学最近发起了35亿美元的募集活动。教育界正在预测哈佛可能很快会推出50亿美元的募集活动。
良好的基金管理。捐献基金保值或者增值并且服务于大学的长期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基金管理方式来保证。大部分大学雇用外部基金经理来管理捐助基金。哈佛大学是少有的学校之一拥有自己的投资队伍。美国著名大学都创建了管理自己的捐助基金的独特方式。哈佛大学的捐助基金由哈佛管理公司来管理,并且以政策资产组合(policy portfolio) 而著称于世。在2002年度的哈佛捐助基金政策资产组合分配比例中,国内股票占15%,外国股票占10%,新兴市场占5%,私募基金占13%,绝对收益基金占12%,高收益证券占5%,商品占13%,地产占10%,国内债券占11%,外国债券占5%,通货膨胀指数化的债券占6%。耶鲁大学的捐助基金以首创绝对收益基金而著称。在2006年度耶鲁大学的捐助基金的投资组合中,绝对收益基金高达25%,国内股票占12%, 固定收入投资占4%, 外国股票占15%,私募基金占17%,实物资产占27%。在耶鲁大学捐助基金的绝对收益投资项目中,基金管理者使用事件驱使战略(event-driven strategy)在公司兼并,公司购买,破产重组,公司派生方面投资,使用价值驱使战略(value-driven strategy)在对冲资产与证券中投资。正是这些创造性的投资战略使得哈佛捐助基金从1990年到2005年以21%的速度增长,耶鲁捐助基金在过去二十年间以16%的速度增长。普林斯顿大学捐助基金在过去二十五年间以16%的速度增长。斯坦佛大学捐助基金在过去十年间以15%的速度增长。
规范的专项使用。捐助基金为大学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提供了一种保险。在哈佛大学的三十亿美元的年度预算中,有31%是来自于捐助基金的贡献)。在斯坦佛大学的三十二亿美元的年度预算中,有18%是来自于捐助基金获得的收入。美国著名大学都谨慎地使用捐助基金。预算使用捐助基金一般不超过基金总量的5%。11%的增长速度(著名大学的增展速度更高),5%的使用限制,另外结余的资金就年复一年地累计在用以再生的本金上了。尽管每个大学的捐助基金数额庞大,但是捐助基金品种更是繁多,如哈佛捐助基金有接近一万一千个。每项捐助基金有非常明确的用途。捐助基金多用于教授位置的设立,奖学金的建立。用捐助基金设立教授位置会减轻大学财政预算的负担同时也提高教授位置的声誉。无论对经济需要的学生还是对学业突出的学生,奖学金的设立都为学校选拔优秀学生提供了可能。对大部分美国优秀大学来说,用捐助基金设立一个教授位置需要一百万到三百万美元的捐赠。用捐助基金设立的教授位置或奖学金不是一年,也不是五年,而是永远的。规范的专项使用捐赠是管理捐助基金的一项重要原则。Patrick McGoven为麻省理工学院捐献而建立的脑研究院设立十六个McGoven研究学者,其中包含十个跨学科的McGoven教授位置,并且要求脑研究院的预算的75%应该来自研究基金支持,剩下的25%由McGoven捐助基金支付。捐助基金既受到基金规则的约束也受到捐助人或者其后代的监督。1995年耶鲁大学在如何使用捐助基金问题上与捐助人发生了分歧致使耶鲁大学为捐助人赔赏了2000万美元。2002年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捐助人的后代起诉普林斯顿大学,声称普林斯顿大学没有按照他们父母的旨意来管理和使用捐助基金。此案现在还没有最终结果。如果一旦普林斯顿大学在此案中败诉,普林斯顿大学将面临着赔赏八亿八千万的危险。这些案例都为大学规范地使用捐助基金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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