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发明了吃音玻璃几年

什么时候发明了吃音玻璃几年 古代的窗户是用纸糊的，那玻璃窗户是什么时候才到中国的呢？

窗在宋代以前就是一个竖格，后来相继出现了横格、斜格及雕饰。

它的功能除其最早的采光功能，更多地增加了装饰功能，早期的门窗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玻璃。


远古时用动物毛皮遮挡窗户，后来这种方式逐渐发展为窗帘。

南朝梁刘孝绰有“髣髴鉴窗帘”之句。

纸张普及后北方流行用纸糊窗，宋出现半透光明瓦，材料或为片状云母矿石，或由贝壳打磨成，镶嵌于窗格上。

明以后出现用羊角熬成液体制作的明瓦，南京明瓦廊为著名产地。

直到我国清代光绪年间之后门窗上才普遍使用玻璃。

​​​​没有玻璃的时候，如果窗做得过大，一刮风它会破掉，所以就必须要加窗棂格，窗棂格的间距是要保证窗的强度。

我们在唐代以前虽然有了纸，但是那个纸还不能大面积当窗户纸用，所以古书上记载的大多都是用丝绸品代替，可是它的成本又非常高，而且透光性相对纸来说不是很好。

到了明清，纸大量应用到窗户上，解决了很多问题，比如它的间隔可以适当地增大。

在北方有比较大的窗户格，纸的拉力很好。

这样它就可以不停地更换，这就是窗户在它实际功能中的一个应用。

​​​​北方比较寒冷，窗户要糊两层纸，过去有句话说“东北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实际上它不是糊在外，它是两边都糊，在外面看好像是糊在外，这或是因为东北经常下雪，雪如果浸入，窗户纸很快就坏掉，所以它必须两面糊，而在南方就是糊里侧，窗棂看得很清楚。

这是由于地域特点产生的特征。

​​​直到我国清代光绪年间之后门窗上才普遍使用玻璃，门窗遮风挡雨的属性才被完全应用。

雍正年间，广州的对外贸易日渐繁荣。

每年夏秋之际，计有进二十条西洋贸易大船到港，分别来自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和瑞典。

这些大船前来购买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虽然船上带来的基本上都是白银，一般是三至五吨重的西班牙银币，但是也有一些西洋物产，比如呢绒，钟表等，其中有一样比较特别的物产，就是玻璃。

当年承接外洋船广州贸易的洋货行行商，基本上都是来自福建的熟手商人，家资巨富，在广州城外西南角所建造的洋货行，规模十分巨大。

行外有店铺，行内有巨大的仓库，货场，还有靠江边的专用码头。

洋货行旁边，还建造了专门的庭院，既有对外的独立门户，有可以直接通往洋货行。

庭院内至少是一栋两层建筑，格局和当时的民居大不相同，乃是专供外洋船租用，作为外洋之人在广州贸易时候的居停购物之所。

既然是夷馆，所以建筑格局相当洋化。

洋货行依江而建，所以靠江边，通常还建造有一个很大的阳台。

两层楼房，也是当年广州城内外绝无仅有的新颖形式。

洋货行的行商最早进口玻璃，大概就是为了建造夷馆所用；二楼窗户装上玻璃，十分气派洋气。

这种夷馆建造得相当完美，也很值得；当年外洋船租用这样的一个庭院，一个贸易季节，要花近一千两白银。

玻璃用起来之后，自然是有人眼馋。

但是行商们一来都是没有功名的白丁，二来都是来自福建的土佬，雍正朝初年，官府和广州的士绅，基本上是看不起他们的。

用现代的话说，那些和洋人打交道的福建人，包括行商、通译和买办，都是主流社会之外的人。

因此玻璃一物，虽然在雍正初年即有进口，但是使用十分局限。

雍正七年，公元一七二九年，雍正皇帝起复遭到罢免的原广西巡抚，满洲上三旗包衣奴才祖秉圭，出任粤海关监督一职。

祖秉圭之前，粤海关监督一职，一直由广东巡抚兼任；从祖秉圭起，单独任职，名义上是户部所派遣的官员，其实是直接秉承内务府的指令；祖秉圭官居二品，兼监察御史衔，而且有密折直奏之权，无论是权势地位，均不亚于广东巡抚。

祖秉圭和前任粤海关监督，广东巡抚杨文乾的作风大不相同。

一是专心为内务府搜罗奇珍异宝，二是因为要办好差使，加上贪心大炽，所以和这些富裕的福建佬，打得十分火热；特别是和当时最大的洋货行，广顺行的行商陈寿观，关系好到了称兄道弟的程度。

这样一来，行商那里有什么好东西，祖秉圭自然都十分熟悉。

一来二去，这玻璃就成了祖秉圭进贡的好东西了。

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九年，祖秉圭送往宫中“大玻璃片一块，长五尺、宽三尺四寸，随白羊绒套木板箱”。

这等大块玻璃，万里迢迢来自欧洲，再由陆路小心运到京城，倒也实在是不可多得之物；皇上龙心大悦，不在话下。

雍正年间皇宫之中开始使用这种进口的洋玻璃，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一直用纸糊窗户的历史。

如此说来，这祖秉圭算是相当有功劳的。

但是万里迢迢，专人护送大块平板玻璃到北京，毕竟是劳师动众的大事情；只有皇上才享用得起。

祖秉圭在北京，皇亲国戚当中的三大爷四大妈向来对之十分照顾，现在有了海关监督这样的美差，自然十分想着报效些特别的好玩意。

这样一来，进口的平板玻璃，终于摇身一变，成了北京城富贵之家的玩物，称为玻璃围屏。

所谓玻璃围屏，就是雇用精细的广东木匠，用上等硬木，如紫檀花梨等，制作一个木头架子，精雕细琢。

然后把进口的玻璃片镶嵌起来，这就成了一幅围屏。

然后再请高明的画匠，在玻璃上面画上山水人物，栩栩如生。

这样的一幅围屏送到北京，那些王公贵族无不喜爱。

这围屏制作最早是否出自祖秉圭的主意，倒也不得而知，但是祖秉圭数次进贡玻璃围屏，另外大量制作，分送北京的三大爷四大妈，的确是有稽可查的事情。

如雍正九年四月，给皇上送去玻璃围屏二架，计二十四扇；皇上想来很是喜欢，特意下旨，交内务府总管海望收藏。

一时之间，玻璃围屏成了王公贵族家中最显赫的摆设。

这种把进口的西洋玻璃，改成珍玩的办法，倒也十分别出心裁。

日后广州出了不少著名的木匠，甚至有进宫中造办处，成为一代名匠之人。

有清一代，广州的玻璃画居然蔚为大观，特别是仿照西洋笔法，在玻璃上描画人物肖像，更是成就不斐。

如乾隆年间广州的著名行商，三品顶戴的潘振成，他在乾隆中叶送给瑞典东印度公司大班的玻璃肖像画，至今挂在瑞典哥德堡的历史博物馆里，画工十分精良，人物栩栩如生。

木器制作和玻璃画的成就，和玻璃围屏的大量制作，应该也有相当关系。

却说祖秉圭，因为将玻璃围屏大量送往北京的三大爷四大妈，自己倒是落下了巨大的亏空。

雍正十年秋天，祖秉圭被革职锁拿，追查出来的贪贿总数有十五万两之巨，但是抄家追索，祖秉圭却只能归还二万二千两银子。

许多银子，都变成了玻璃和玻璃围屏，送到了北京。

这自是后话。

档案记载，其实康熙三十四年内务府曾经设立过玻璃作坊，由传教士指导技术，仿西洋之法制造玻璃。

但是这个大内作坊技术很不过关，做出来的玻璃一塌糊涂，想来这玻璃作坊也就很快流产了。

宫中真正使用玻璃，并且在北京富贵人家流行用玻璃制作的精致围屏，当是粤海关监督祖秉圭一手推动，使用的乃是广州进口的西洋玻璃。

时在雍正七年至十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