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发明了吃音玻璃几年

什么时候发明了吃音玻璃几年,第1张

什么时候发明了吃音玻璃几年 古代的窗户是用纸糊的,那玻璃窗户是什么时候才到中国的呢?

窗在宋代以前就是一个竖格,后来相继出现了横格、斜格及雕饰。

它的功能除其最早的采光功能,更多地增加了装饰功能,早期的门窗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玻璃。


远古时用动物毛皮遮挡窗户,后来这种方式逐渐发展为窗帘。

南朝梁刘孝绰有“髣髴鉴窗帘”之句。

纸张普及后北方流行用纸糊窗,宋出现半透光明瓦,材料或为片状云母矿石,或由贝壳打磨成,镶嵌于窗格上。

明以后出现用羊角熬成液体制作的明瓦,南京明瓦廊为著名产地。

直到我国清代光绪年间之后门窗上才普遍使用玻璃。

​​​​没有玻璃的时候,如果窗做得过大,一刮风它会破掉,所以就必须要加窗棂格,窗棂格的间距是要保证窗的强度。

我们在唐代以前虽然有了纸,但是那个纸还不能大面积当窗户纸用,所以古书上记载的大多都是用丝绸品代替,可是它的成本又非常高,而且透光性相对纸来说不是很好。

到了明清,纸大量应用到窗户上,解决了很多问题,比如它的间隔可以适当地增大。

在北方有比较大的窗户格,纸的拉力很好。

这样它就可以不停地更换,这就是窗户在它实际功能中的一个应用。

​​​​北方比较寒冷,窗户要糊两层纸,过去有句话说“东北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实际上它不是糊在外,它是两边都糊,在外面看好像是糊在外,这或是因为东北经常下雪,雪如果浸入,窗户纸很快就坏掉,所以它必须两面糊,而在南方就是糊里侧,窗棂看得很清楚。

这是由于地域特点产生的特征。

​​​直到我国清代光绪年间之后门窗上才普遍使用玻璃,门窗遮风挡雨的属性才被完全应用。

雍正年间,广州的对外贸易日渐繁荣。

每年夏秋之际,计有进二十条西洋贸易大船到港,分别来自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和瑞典。

这些大船前来购买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虽然船上带来的基本上都是白银,一般是三至五吨重的西班牙银币,但是也有一些西洋物产,比如呢绒,钟表等,其中有一样比较特别的物产,就是玻璃。

当年承接外洋船广州贸易的洋货行行商,基本上都是来自福建的熟手商人,家资巨富,在广州城外西南角所建造的洋货行,规模十分巨大。

行外有店铺,行内有巨大的仓库,货场,还有靠江边的专用码头。

洋货行旁边,还建造了专门的庭院,既有对外的独立门户,有可以直接通往洋货行。

庭院内至少是一栋两层建筑,格局和当时的民居大不相同,乃是专供外洋船租用,作为外洋之人在广州贸易时候的居停购物之所。

既然是夷馆,所以建筑格局相当洋化。

洋货行依江而建,所以靠江边,通常还建造有一个很大的阳台。

两层楼房,也是当年广州城内外绝无仅有的新颖形式。

洋货行的行商最早进口玻璃,大概就是为了建造夷馆所用;二楼窗户装上玻璃,十分气派洋气。

这种夷馆建造得相当完美,也很值得;当年外洋船租用这样的一个庭院,一个贸易季节,要花近一千两白银。

玻璃用起来之后,自然是有人眼馋。

但是行商们一来都是没有功名的白丁,二来都是来自福建的土佬,雍正朝初年,官府和广州的士绅,基本上是看不起他们的。

用现代的话说,那些和洋人打交道的福建人,包括行商、通译和买办,都是主流社会之外的人。

因此玻璃一物,虽然在雍正初年即有进口,但是使用十分局限。

雍正七年,公元一七二九年,雍正皇帝起复遭到罢免的原广西巡抚,满洲上三旗包衣奴才祖秉圭,出任粤海关监督一职。

祖秉圭之前,粤海关监督一职,一直由广东巡抚兼任;从祖秉圭起,单独任职,名义上是户部所派遣的官员,其实是直接秉承内务府的指令;祖秉圭官居二品,兼监察御史衔,而且有密折直奏之权,无论是权势地位,均不亚于广东巡抚。

祖秉圭和前任粤海关监督,广东巡抚杨文乾的作风大不相同。

一是专心为内务府搜罗奇珍异宝,二是因为要办好差使,加上贪心大炽,所以和这些富裕的福建佬,打得十分火热;特别是和当时最大的洋货行,广顺行的行商陈寿观,关系好到了称兄道弟的程度。

这样一来,行商那里有什么好东西,祖秉圭自然都十分熟悉。

一来二去,这玻璃就成了祖秉圭进贡的好东西了。

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九年,祖秉圭送往宫中“大玻璃片一块,长五尺、宽三尺四寸,随白羊绒套木板箱”。

这等大块玻璃,万里迢迢来自欧洲,再由陆路小心运到京城,倒也实在是不可多得之物;皇上龙心大悦,不在话下。

雍正年间皇宫之中开始使用这种进口的洋玻璃,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一直用纸糊窗户的历史。

如此说来,这祖秉圭算是相当有功劳的。

但是万里迢迢,专人护送大块平板玻璃到北京,毕竟是劳师动众的大事情;只有皇上才享用得起。

祖秉圭在北京,皇亲国戚当中的三大爷四大妈向来对之十分照顾,现在有了海关监督这样的美差,自然十分想着报效些特别的好玩意。

这样一来,进口的平板玻璃,终于摇身一变,成了北京城富贵之家的玩物,称为玻璃围屏

所谓玻璃围屏,就是雇用精细的广东木匠,用上等硬木,如紫檀花梨等,制作一个木头架子,精雕细琢。

然后把进口的玻璃片镶嵌起来,这就成了一幅围屏。

然后再请高明的画匠,在玻璃上面画上山水人物,栩栩如生。

这样的一幅围屏送到北京,那些王公贵族无不喜爱。

这围屏制作最早是否出自祖秉圭的主意,倒也不得而知,但是祖秉圭数次进贡玻璃围屏,另外大量制作,分送北京的三大爷四大妈,的确是有稽可查的事情。

如雍正九年四月,给皇上送去玻璃围屏二架,计二十四扇;皇上想来很是喜欢,特意下旨,交内务府总管海望收藏。

一时之间,玻璃围屏成了王公贵族家中最显赫的摆设。

这种把进口的西洋玻璃,改成珍玩的办法,倒也十分别出心裁。

日后广州出了不少著名的木匠,甚至有进宫中造办处,成为一代名匠之人。

有清一代,广州的玻璃画居然蔚为大观,特别是仿照西洋笔法,在玻璃上描画人物肖像,更是成就不斐。

如乾隆年间广州的著名行商,三品顶戴的潘振成,他在乾隆中叶送给瑞典东印度公司大班的玻璃肖像画,至今挂在瑞典哥德堡的历史博物馆里,画工十分精良,人物栩栩如生。

木器制作和玻璃画的成就,和玻璃围屏的大量制作,应该也有相当关系。

却说祖秉圭,因为将玻璃围屏大量送往北京的三大爷四大妈,自己倒是落下了巨大的亏空。

雍正十年秋天,祖秉圭被革职锁拿,追查出来的贪贿总数有十五万两之巨,但是抄家追索,祖秉圭却只能归还二万二千两银子。

许多银子,都变成了玻璃和玻璃围屏,送到了北京。

这自是后话。

档案记载,其实康熙三十四年内务府曾经设立过玻璃作坊,由传教士指导技术,仿西洋之法制造玻璃。

但是这个大内作坊技术很不过关,做出来的玻璃一塌糊涂,想来这玻璃作坊也就很快流产了。

宫中真正使用玻璃,并且在北京富贵人家流行用玻璃制作的精致围屏,当是粤海关监督祖秉圭一手推动,使用的乃是广州进口的西洋玻璃。

时在雍正七年至十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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