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冗

三冗 宋朝的根本问题是三冗问题，那明朝的根本矛盾又是什么？

明王朝的灭亡，常让人连呼可惜。

在许多明末清初士人的笔下，那个在多灾多难里灭亡的大明王朝，有着另一面的繁华：东南沿海经济高度发达，晚明的文化也空前繁荣，诗词戏曲乃至科学成果层出不穷。

清初许多明朝遗民们，也是以极致的笔墨，生动回忆着明朝末年的'繁华'生活。

似乎，悲情落幕的明王朝，亡的是那么让人痛惜。

那么事实，果然如此？如果细看明末清初时，很多关于明代'繁华'的记录，却不难发现一个特点：其中大部分的记录，都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

关于明末生活的'繁华'记载，也主要集中在当时的士人阶层。

整个的明朝社会，乃至明朝各个阶层的生活，在明末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又究竟是什么样？如果全面来看的话，却更让人一声叹息：在明末各种'繁华'的记录下，分明可以看到另一个明王朝——一个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危机四伏的时代。

明末的社会矛盾有多严重？首先说一条常被忽视的，以今天的话说，就是'地区差异'。

说起明末的'繁华'，后人常津津乐道的，是富庶热闹的江南，或是贸易繁荣、'资本主义萌芽'蒸蒸日上的福建广东等地。

但是常被很多'精英'无视的，却是北方的民生。

以山西陕西等西北省份来说，这些地区的商品经济原本就不发达，推行'计亩征银'的一条鞭法，本身风险极大。

加上张居正病故后，明朝官场越发人浮于事，好经也终于念歪。

▲明末时期民不聊生于是，单是万历二十二年，以明末顾炎武《肇域志》里的统计，陕西一省百姓的负担，竟然因为'计亩征银'暴涨了三倍。

百姓生活到了'民用困倍'的地步，但这毕竟还是风调雨顺的年景。

发展到崇祯元年时，西北一场大旱，正常年景都举步维艰的民生，那更是瞬间陷入困顿。

以崇祯元年户部官员南居益的叹息说，当时绥宁固等西北边镇，本身就缺粮长达三十六个月，大灾骤然到来，自然就'穷极思乱，大盗蜂起'。

所以，为什么一场西北灾害，就催生出了要了明王朝命的李自成农民军？所谓'裁撤驿站'只是表象，真实的原因，却正是从万历年间起，西北大地日甚一日的极度贫困。

而比起这严重不平衡的民生来，明末社会矛盾的另一催化剂，就是政风。

说起明末的官场，后人常习惯哀叹'明末政治腐败'，但是放在明代，与腐败一样严重的问题是懒政。

拜万历皇帝多年如一日歇班怠政所赐，明朝官场上行下效，别看党争的时候精神抖擞，日常政务却纷纷甩手。

▲明末政风懒散万历三十八年，即1610年时，明朝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就犀利说中了明朝官场两大毛病，一是'上下隔绝'，二是'士大夫好胜喜争'。

说白了，就是什么都折腾，就不好好工作。

于是，在这种风气下，早在万历皇帝在位的中晚期时，明朝官场的怪事，也是一拨接一拨：万历三十二年时，就有男子单q匹马持刀闯入周王府，大咧咧抢掠一番后离开。

为什么能抢的这么轻松？因为当地的巡抚和知府，都已经缺了三年，根本就没有主管官员，因此也就没人管。

藩王都这个遭遇，普通老百姓自然可以想：比如当时的北京周围，就是盗贼横行。

万历中叶时的'惯贼'左文俊，一度在北京周边聚集数千人，打劫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气的万历皇帝连连颁下严旨，但各级官员置若罔闻，一个赛一个混日子，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承平年间尚且如此，一旦国家出现大乱，后果也可以想。

明朝学者吴应箕记载，天启七年的河南，明明风调雨顺，但他在河南真阳走了一路，竟发现大片的农田荒芜。

脚下走过的道路，还能看到以往耕作的痕迹，却分明已经荒了好久。

为什么都不种地？因为苛捐杂税再多，越辛勤劳作越交不起，为躲苛捐杂税只能逃跑。

然后就恶性循环，很多村庄农民跑光，地都已经没人种。

▲明末时期哀鸿遍野而以《西乡县志》记载，在万历年间的陕西西乡，那更是'富民置产，多弃贫民'。

越有钱的富人，越能轻松逃过赋税，把自己的赋税甩锅给穷人。

这样一来，'田连阡陌者赋止勺圭'，'地无立锥者输且关石'。

越穷越交税，越富越逃税。

所以，早在万历中晚期起，明朝的徐州南京等地，就相继出现过大规模的暴乱。

待到明末天灾人祸，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自然也成了开闸洪水。

所谓明朝灭亡是'可惜'？是'意外'？其实只不过应了一句老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参考资料：顾城《明末农民战争史》、商传《走进晚明》、《明史》《明实录》《五杂俎》

从表面上看宋朝亡于“三冗”问题，明亡于宦官专权和吏治黑暗，但究其根本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造成的。

宋太祖赵匡胤执掌后周禁军，发动“陈桥兵变”，做了大宋的开国皇帝。

可是他当上皇帝后，依然寝食难安，因为他担心他的部下像他一样，拥兵自重，有朝一日也有样学样，“皇袍加身”，将自己取而代之。

所以他整了一出“杯酒释兵权”，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高级将领主动交出兵权，还采取了“收精兵、削实权、制钱谷”等一系措施，虽然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却形成了冗官、冗兵、冗费的所谓“三冗”问题。

而之后的王安石变法，不仅没有解决三冗问题，还导致民怨沸腾、新旧党争，使一些北宋的忠良正直之士遭到贬黜，宋亡实始于此。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在于“理财”，其出发点是好的，可由于措施过于急进，加上用人不当，很多措施导致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加重了人民负担，被指国家与百姓“争利”。

比如青苗法，规定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在随夏秋两税收取时一并归还。

从表面看，这既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又可以限制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

但实际情况是，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强制农民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年利率高达40%至60%，加上官吏为了邀功和中饱私囊，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使百姓苦不堪言。

这样，青苗法就变质成官府强迫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苛政，不仅没有减轻农民负担，反而使农民即使在丰收之年也因为还不起债而被迫逃亡。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这样记载：变法前的国家年税收，景德年间，一年仅为682万9700石，而变法后的熙宁十年猛增到5210万1029石，增长了8倍，作为户部的经费，“可以支20年之用”。

王安石变法确实是起到了“富国”的作用，然而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且看苏轼给朝廷的奏折：《乞赈济浙西七州状》：“熙宁中，饥疫人死大半。

”《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熙宁之灾伤..……本路死者五十余万人。

”《相度准备赈济第一状》：“熙宁八年，两浙饥馑……卒死五十万人。

”《相度准备赈济第二状》：“民间有钱，尚因无米饿死四十万人。

”《乞将上供封桩斛斗应副浙西诸郡接续粜米札子》：“熙宁中，杭州死者五十余万，苏州三十余万。

”《奏准南闭粜状二首》：“熙宁中，张靓、沈起首行此事，至浙中饿死百余万人。

”难怪苏轼说王安石变法是“与民争利”。

王安石一介书生，外号“拗相公”，虽有一腔富国强兵的变法热情，却缺乏政治经验，把变法变成了近似于宗教信仰的狂热，不允许任何人否定变法。

加上宋神宗急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力挺王安石变法，听不进任何真实的谏言，一批贤良正直之士遭到贬黜。

比如苏轼，因直言痛陈变法弊病，被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新党诬陷，在“乌台诗案”中被贬，最后一次贬到了海南岛。

又如司马光，对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陕西，后来退居洛阳，闭口不谈政治，历时15年完成《资治通鉴》。

即便如此，后来新党上台执政，司马光还差点遭到掘墓鞭尸的命运。

后来宋徽宗继位，蔡京拜相，为了打击政敌，将司马光、苏轼等309人之所谓罪行刻碑为记，立于端礼门，称为元佑党人碑。

元佑党人碑见证了北宋神宗以来，历经神、哲、徽、钦、高宗五朝，持续时间近百年，卷入多达500多人的朋党之争，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党争。

在这次党争之中，一大批纯儒贤臣遭到迫害、打击，很多在贬谪中谢世。

所以北宋的衰落，是从宋神宗重用、偏信王安石，进行变法开始。

在君主专制制度之下，“人治”的必然结果就是，一旦君主被蒙蔽，偏听偏信必然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和决策失误。

明朝亦是如此。

朱元璋起身草莽，立国之初就借胡惟庸案加强君权，废除丞相制度，权分六部，直接隶属于皇帝。

他规定“后世子孙不得预立丞相，臣工敢言立相者斩。

”朱元璋虽然废除了丞相制度，加强了君权，可是也导致丛杂的政务集于一身。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从明太祖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内，内外诸司送到皇宫的奏章共1160件。

这些奏章有讲一件事的，也有讲两三件事的，共计有3291件事，皇帝平均一天要处理411件事。

到明成祖朱棣时，便设立内阁作为没有实权的辅政机构，内阁成员起先由官位较低的官员当值，后来入阁官员的权势和地位逐渐提高。

为了牵制内阁，又起用宦官，这就导致了明末宦官专权，政治黑暗，真可谓是摁下葫芦起了瓢。

所以，不管是宋朝的“三冗”和为解决“三冗”导致的延续五朝的朋党之争，还是明朝朱元璋为加强君权，废除丞相制度，明成祖设内阁辅政，以及内阁权力膨胀后以宦官牵制内阁，导致宦官专权，其实都是君主专制制度下加强君权导致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