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君主的执政风格有关。
从国内环境来看,众所周知,清朝经历康乾盛世后开始走下坡路,特别是到了乾隆后期,政治腐败,官场卖官鬻爵之风盛行,特别是在川陕地区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当时的清政府斥巨资并出动大量的人力物力才把这场动乱镇压下去。
从国际环境上看,英国正在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由此拉动内需来积极倾销商品,开拓海外殖民,当时的中国地大物博,经济总量世界第一,成为英国原料出口很好的倾销地。
因此,英国派遣马嘎尔尼使团出访中国,与清政府互通贸易,但很不幸,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和夜郎自大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尝试失败了。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嘉庆登基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五位皇帝。
嘉庆皇帝亲政后,为了彻底整治自乾隆以来吏治腐败的现象,将大贪官和珅处死,抄家后搜出来的贪污银将近20万,随后全部充公(其实是入了皇帝得私人口袋),因此,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
不过,嘉庆的这种行为是有针对性的,当时官场贪污腐败之风积重难返,嘉庆不可能下定决心进行彻底得改革,改革浅尝辄止。
另外,当时的土地兼并比较严重,社会贫富差距悬殊,那些无地或破产的农民无以为生,只能走上反抗政府的道路,嘉庆虽然看到了这一点,但没有制订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去解决。
后来发生的天理教农民起义攻入皇宫,险些社稷倾覆,对这样一件事,嘉庆虽然严厉镇压了起义者,又发布了一篇冠冕堂皇地罪己诏,但他依然看不到背后的本质问题或者没有改革的魄力。
因此,嘉庆朝的土地兼并,卖官鬻爵之风依然如故。
当时的中国而且还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闭关锁国的清政府依然自绝于世界贸易体系之外,其实历史再次给了中国一个拥抱世界的机会,但嘉庆的迂腐的华夷观念再一次错过了发展自己的机会。
当时英国使团长阿美士德请求面见嘉庆,讨论贸易互市的问题。
但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嘉庆竟然以英国人不叩拜,藐视天朝为理由,拒不接见,比他大老爹乾隆还要傲慢。
“朝贡体制”成为清朝一贯对外交往的政治正确。
总之,经历了康乾盛世的余晖,嘉庆一朝已开始走下坡路,嘉庆本人虽然看到了国内问题的症结所在,但他既没有改革的魄力以及必要时承担责任的勇气,也昧于世界大事,不了解世界潮流的走向,由此一来,只能做一个看护家大业大财也大的平庸守成之君。
正如马嘎尔尼在日记中所写到的那样“中华帝国只是一艘陈旧不堪的破船,只是有那么几位谨慎的掌舵者才使他有幸在150年间不沉,倘若来了一位无能的船长来掌舵,那这艘船以及船上的士兵和乘客就危险了”。
我认为,这用到嘉庆以及后来的继任者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自乾隆后期开始,清朝的社会危机就以显现,财政收入减少,国库空虚,地方起义爆发严重。
吏治、漕运、军备等出现了废驰的情况。
于是嘉庆皇帝为了挽回清朝哀颓之势,打起了“咸与维新”的旗号。
嘉庆帝的“咸与维新”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三个方面,其中整顿吏治又是重中之重。
一、政治像清朝第一大贪官和珅发难,杀一儆百。
首先以“守值殡殿”将和珅软禁起来,再列举和珅的各项罪账,并将其履职并逮捕入狱。
又将和珅的党羽纷纷捉拿,以切底清除和珅的势力。
从而充实了国库,又打击的贪污之风。
嘉庆帝大开谏言之风,要求官员随时进言,以资采纳。
对于官员怠玩的习性,对其痛骂,同时要求官员改掉陋习,整顿官风。
可以说在嘉庆帝的政策之下,整个清朝官场都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二、经济在经济上,嘉庆帝下诏罢免贡献,倡导黜奢崇俭。
更是以身作则,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更是大力整顿漕运,加强黄河水患管理,以减少水旱灾害所导致的损失,从而缓和了社会的矛盾。
三、文化在文化措施上,亲自废除了康乾时期大兴的文字狱。
认为文字狱是对文人词客的迫害,而文字狱的废除,让当时的思想文化有了逢勃发展的局面。
严禁小说和戏剧,嘉庆帝认为小说会毒害读书人的身心。
而戏剧更是只能在京城的外城演出。
实施这两项措施是为了以文化的手段禁锢人们的思想,从而消除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可以说嘉庆帝的“咸与维新”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改善了乾隆末期清朝走向衰败的局面。
尤其是文化上出现了复兴的现象。
但嘉庆帝是个守成的皇帝,尤其在“咸与维新”后期,见成效不显,又主张遵祖制。
因此“咸与维新”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各项矛盾,只是治标不治本。
可以说这一政策确实在短期内挽回了清朝的些许颓势,但不能真正有效的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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