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作者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

司马迁到底有多牛，你看鲁迅是怎样评价《史记》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鲁迅的评价充分肯定了它在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的不朽成就。

《史记》对我国史学和文学贡献重大。

从史学上说，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作品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史无前例地对这一唱时期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过程作了概括的记述。

这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浩瀚巨著，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在通史的总则下，以人物为中心，把五种体例有机地组成整体。

它所开创的“纪传体”，被历代史学家所沿用。

从文学上说，《史记》又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

它在塑造人物、安排情节和语言运用方面，独具匠心，从唐代传奇到明、清小说都有着它的影响。

而《史记》平易简洁的文字，又为唐宋以后散文大家所推崇。

至于《史记》所提供的历史故事。

更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不朽题材。

《史记》在历史观上，突破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承认历史的发展变化。

对历史上有贡献的人物，包括下层人民，作品都为他们立传。

在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时，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鲜明地反映了人民的爱憎。

它的思想内容，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揭露批判专制封建统治的黑暗。

作品对于当朝皇帝的丑行不避忌讳。

《平淮书》讽刺了武帝迷信方士的谎诞行径。

《封禅书》揭露了武帝的奢侈和任用官吏搜刮百姓的行为。

《酷吏列传》记载酷吏王渔舒滥杀无辜，以至流血十余里，“天子闻之，以为能”，在斥责酷吏鱼肉人民的罪行时，实际上谴责武帝的残忍，暴露封建统治的黑暗。

作品对当朝尚且大胆揭露，对历代暴君昏主，贪官污吏的鞭笞就更不待言。

二、热情赞扬下层人民，肯定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

司马迁以淋漓的笔墨，描写游侠、刺客、“市井细民”，表彰朱家、曹沫、朱亥等人见义勇为、抗暴扶危的品德！作品对农民起义领袖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肯定陈涉在推翻秦朝统治中的“首发难”之功，并对陈涉起义的失败寄予同情。

把项羽列入“本纪”。

陈涉列入“世家”，位同帝王诸侯，表明对农民起义的尊重，这是难能可贵的。

三、发扬爱国精神，盛赞忠于国事的历史人物。

《屈原列传》满怀敬意，一再颂扬屈原“虽流放，睠顾出国”的深厚爱国感情。

《廉颇蔺相如列传》生动刻画了两个爱国者同感人形象。

为名将李广作传，字里行间也闪烁着这一英雄人物忠于国事的炽热光辉。

作品中这些崇高的爱国形象，一直对人民起着积极的教育作用。

《史记》的艺术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善于把具体历史事件和细节描写结合。

运用对比衬托手法，突出人物性格特征。

《李将军列传》写李广才勇出众、爱惜士卒。

既有正面的战阵描写，又有与其他名将的对比，中石没镞、杀霸陵尉这些故事和情节的描写，活灵活现。

在情节安排上，结构严谨而富于变化。

如《项羽本纪》以当时的军事进退的路线为线索。

描写一系列重大战役和政治事件。

使项羽性格突出，形象鲜明。

而《魏其武安侯列传》则采用网式结构，使窦婴、田蚡和灌夫三个人物之间的矛盾充分展开，以暴露他们自私残忍、互相倾轧的丑恶面目。

在语言上，用语明白晓畅、精炼生动。

对话切合人物身份，读之如见其人。

《史记》就是司马迁写的被历史学家沿用的历史著作。

可见司马迁多牛啊！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

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官太史令，职掌天时星历，管理皇家图籍。

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制定《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

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

天汉二年（前99），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下狱受腐刑。

后获赦出狱，为中书令，发愤著书，最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和润饰。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传记文学巨著，对后世史学和文学影响深远。

司马迁的《史记》被当代文学家“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后人对他有四个尊称：史圣、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记载的内容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领域，能让人更加真实地认识社会发展和历史科学。

其中许多名言警句两千年来依然被人们熟知熟用，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从《史记》第一篇文章《五帝本记》及自注，读者便可看到“司马迁的真本实学”。

《五帝本纪》记载了远古传说中相继为帝的“黄帝,颛顼（zhuan xu）,帝喾（ｋù）,尧,舜”,的事迹，以及部落间的战争，部落联盟首领禅让，远古初民战猛兽,治洪水,开良田,种嘉谷,观测天文,推算历法,谱制音乐舞蹈等方面的情况。

阅读《史记》，读者可以感悟：司马迁的难能可贵，“并不只在他的博学，而尤在他鉴定,抉择,判断,烛照到大处的眼光和能力”，这就是识见。

后人认为：就是凭这种能力，使司马迁统驭了上下古今，使他展开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事业，使我们“后人俯首帖耳在他的气魄和胸襟之下”。

司马迁的“学问到了这个地步，已经近于一种艺术，他已经 *** 纵在已，没法传给别人，也没有办法为别人所仿效了”。

司马迁识见之高，不仅使后人向往，而且叫后人惊讶。

例如：“他处在正统的汉代，汉代已经定鼎了八九十年了，但他仍能对中间不过几十年的主角们都给了很高的地位”。

司马迁不只把项羽写作本记，把陈涉也写作世家，而且把那“五年之间，号令三嬗（shàn）”的紧张局面，作出了一个《秦楚之际月表》，让后人不至抹煞了那些起义的人的声势，或忽略了他们在历史上的真正价值。

陈胜虽然出身雇农，但是他“首事反秦功大”，又曾建立“张楚”政权，因此司马迁给予他重要的历史地位，列入“世家”。

可见《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是按传主的地位和影响划分的。

帝王的行事关系到全国的政局，对后代政治也有很大影响，是立国之本，所以称为“本纪”。

又如：世家本是记有世袭意义的，但“他却斗胆把一个平民的孔子也列在韩、魏、田齐、陈涉之间了”。

他的意思是，政治上既有世袭，文化上也有世袭，形式上有世袭，精神上也有世袭。

他认可孔子隐然是中国的一个大教育家。

历史是纪录人类生活真相的，他不拘于形式，却真正把握了事实的核心。

再如：司马迁处的时代，是一个有学术之争的时代。

大争端是在儒家与老子。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

《老庄申韩列传》这是多么难处理的课题，可是“司马迁仍能胜任愉快”。

试想就当时的时代来说，武帝正在表彰儒学，但司马迁却仍然给老子写了传。

再就司马迁本人的性格和家学说，则是宁近于老子，而不近于孔子的了。

然而“司马迁并没有因自己的偏好而减低了对孔子客观的认识。

他更往往把孔子的话同时援用在《伯夷列传》,《酷吏列传》等传记中”。

各称其分，这是司马迁的公平处。

老子的生平，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事件，纠缠着许多传说和神话。

可是司马迁却把各种说法并列，让读者自己去判断。

他既“有采访的忠实，却又有态度上的谨慎和保留。

”同时他把老子的姓名,籍贯,子孙都列出来了，所以那些神话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史学家都清楚，向来的历史，都是以政治史为中心的，是以帝王的起居注为主要内容的，但司马迁注意到了社会和经济。

他知道“流氓刺客，求签问卜同样是社会的大事件，而贪官污吏、富商大贾、宦官戏子、后妃妻妾也同样是人类活动中发生着作用的分子。

所以他写的社会，是全面社会，是骨子里的社会”。

阅读《史记》可以感到，就是在一些细微之处，也看出司马迁深透一层的眼光。

如《封禅书》就可见司马迁追求的是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好作为后来人的借鉴，而一些琐碎的繁文末节，他便不预备浪费笔墨了。

事实上，他在《封禅书》里所写的，也是这件事情的可笑，以及汉武帝的心理。

“他写的乃是人类生活的行为，而不是死的枝叶”。

司马迁“所处的地位是超然的，凌空的，而不是陷在尘封的具体事件的泥浆里”。

举个例子：司马迁批评平原君说：“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

”他批评鲁促连说：“鲁连其指意虽不合大义，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qū）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

他所指出的大体,大义，正是他自己的着眼处。

司马迁对商鞅评论道：“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

且所因由嬖（bi）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áng），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李长之评价道：“这话多么中肯”。

司马迁评论苏秦：“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

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

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

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

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可见其看事情能透过一层，不被通俗的舆论所迷惑。

再如：司马迁评张仪，评李斯，评魏其、武安、灌夫，都能看到事情的底层，又恰中分寸。

司马迁所谓“察其本”，就是看出他那识见的本领。

《留侯世家》中称：“留侯从上击代，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总见他所注意者之大了。

对于一个史学家来说，“学”诚然重要，然而真正的本钱还是在识见。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良史一定要有才学识”。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又加上德，然而三者或四者之中，最重要的还是识见。

学者李长之认为：“才”不过使一个人成为文人，“学”不过使一个人成为学者，只有识见才能让一个人成为伟大的学者。

至于“德”，那也仍是识见的问题。

“能见大体之谓识，能察根本之谓识”，有这种识见力，还会没有史德吗？所以，对于一个真正的史学家来说，必须有“一览众山小”的境界，然后足以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