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lshevism

bolshevism 新文化运动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由八股文与文言文改变成民众通用的白话文。

向新社会打开了大门，是成就新中国的开始。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贡献是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的表现就是很好的例子。

李大钊，1889年出生于河北，早年就读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兼习英语日语，立志于再造中国。

1913年曾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学。

1916年回国，暂居上海，为《甲寅》《晨钟报》等刊物撰稿。

1917年底，由章士钊推荐，李大钊北上，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进入新文化运动中心。

1918年1月，《新青年》决定采取编辑部“集议制度”，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参与编辑部工作。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新青年》编辑部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

当时，李大钊29岁，小陈独秀10岁，小鲁迅8岁，小钱玄同2岁，大胡适2岁。

如果说陈独秀和鲁迅已经人到中年，那李大钊、钱玄同、胡适等人才30岁前后，风华正茂，正值“青春”。

李大钊与《新青年》结缘，始于1916年9月发表的《青春》。

时年27岁的李大钊感慨于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号召青年“致之回春”“为之再造”那“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这样激情充沛的文字，吻合了《新青年》的“青春”风格。

自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起，经陈独秀《敬告青年》，中国知识分子将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希望老大帝国能够枯木发春，重新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屹立于世界之东方。

李大钊之《青春》，以诗意的语言，旁征博引，有力呼应了《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倡导：“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1917年底，李大钊北上之后，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青年身上。

他在《新青年》发表《新的！旧的！》，认为当时中国处于新旧矛盾的生活之中，一方面是法律禁止重婚，另一方面却是纳妾的风俗；一方面规定信仰自由，另一方面却“迫人尊孔”；一方面是议会与总统，另一方面皇帝仍旧住在紫禁城。

李大钊呼吁：“我很希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途径，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不但使他们不妨碍文明的进步，且使他们也享受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就像在北京建造电车轨道，输运从前那些乘鸵轿、骡车、人力车的人一般。

打破矛盾生活，脱去二重负担，这全是我们新青年的责任，看我们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如何？”“进！进！进！新青年！”这种认识，和有些认为老年人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新青年》同仁不同，更具有“人道主义”精神。

但很显然，在李大钊这里，在那新旧交替的时代，青年人，而非老年人，才是历史的真正推动者。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它迅速引起了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的关注。

李大钊是《新青年》群体中最早关注十月革命并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

早在1918年7月1日，十月革命爆发不到一年，李大钊就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认为：“法兰西之革命，非独法兰西人心变动之表征，实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表征。

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

”“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

”他将法国革命当成19世纪的象征，而将十月革命当成20世纪的“显兆”，充分肯定了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

进而，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标志着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并特意撰文《新纪元》以示表彰：“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

”“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

”李大钊由此想到了中国的现状，“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

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

”在李大钊看来，中国应该走俄国的道路，在十月革命的光芒下，为人类做出有益的事业来。

十月革命之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爆发革命，协约国一方很快胜出了，世界大战结束。

中国因为加入了协约国，也属于战胜国之一，因此庆祝这次胜利。

在李大钊看来，这次世界大战是“庶民的胜利”，因为战争发起者是各国的资本家，他们妄图扩张资本，但俄、德等国的工人打破了他们的企图，各国的劳工有了联合一致的趋势。

“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

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

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

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

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接着，他又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写道：“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

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在当时的中国，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原因，对于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能够高屋建瓴地做出这般认识的，李大钊当属第一人。

1919年秋天，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连载《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长文。

他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

为了写好这篇文章，他不仅力所能及的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还从河上肇、桑巴特、布丹氏等人的著作中多方取材，下足了功夫。

比较他所推崇和主要借鉴的河上肇学说，李大钊更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

很多欧美学者觉得马克思主义有缺陷，有内在的矛盾，因为一方面，马克思说经济基础有发展余地的时候，不能变更生产关系，另一方面他又要求通过阶级斗争人为地改变生产关系。

相比于阶级斗争，河上肇更取向于经济基础决定论。

李大钊误以为河上肇介绍的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批判马克思学说有“应加救正的地方”，有时代局限性，并提出：“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

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

不改造人类精神，单等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

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其实，李大钊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正是被河上肇等人所曲解了的地方，而李大钊提出的“灵肉一致的改造”，不仅不是对马克思的“救正”，其本身就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

随着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了解，李大钊逐渐意识到，只是喊几句青年万岁、一切依靠青年的口号，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青年要和工农相结合，才能做出事业来。

当时，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工厂。

而看得懂《新青年》文章的人，大都是生活在大城市的青年学生。

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李大钊对这种现象有较直观的描述：“现在有许多青年，天天在都市上漂泊，总是希望那位大人先生替他觅一个劳少报多的地位。

那晓得官僚的地位有限，预备作官僚的源源而来，皇皇数年，弄不到一个饭碗。

这时把他的青年气质，早已消磨净尽，穷愁嗟叹，都成了失路的人。

都市上塞满了青年，却没有青年活动的道路。

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

到底是都市误了青年，还是青年自误？到底是青年辜负了农村，还是农村辜负了青年？这要我们青年自己去想。

”李大钊认为，只有这些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最广袤的中国乡间大地上，和那些生活在泥土地上，生活在车间里的沉默的最大多数人结合在一起，中国的问题才有希望。

“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

”“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

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到农村去，到车间去，势必不像在城市中那么舒心。

李大钊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中，号召青年“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应该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专在光明的方面活动”。

李大钊认为，在当时的社会中，劳动人民是最痛苦，最悲惨的。

“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是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方法？我们不能从苦痛里救出他们，还有谁何能救出他们，肯救出他们？常听假慈悲的人说，这个苦痛悲惨的地方，我们真是不忍去，不忍看。

但是我们青年朋友们，却是不忍不去，不忍不看，不忍不援手，把他们提醒，大家一齐消灭这苦痛的原因呵！”他在文章最后鼓励青年说：“青年呵！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

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

”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改革管理办法，增购图书，让图书馆真正成为青年学生汲取营养、奋发有为的温室，很多青年就是在李大钊主持的图书馆中，读到了当时世界最新的理论书籍，使自己的认识达到了飞跃，从而走上了救国救民的实践之路。

他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搜集各种语言和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组织演讲会，着手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

1920年，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不久，在李大钊的帮助和指导下，邓中夏等人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青年团。

青年团的成员到长辛店办工人补习学校，把《工人周刊》等杂志带到学校，帮助工人识字，认清社会现实，建立工人组织。

李大钊等人在工人中播下的火种，很快就燃烧起来。

1922年，长辛店工人举行大罢工，并得到唐山等地工人的支持。

工人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和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贡献各不相同。

陈独秀是《新青年》的主编，他以决绝的姿态打倒孔家店，欢呼德先生与赛先生，又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胡适提倡白话文学，继而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基础。

鲁迅是新文学的导师，他创作的《狂人日记》等小说不仅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基础，而且也是百年中国文学难以逾越的高峰。

李大钊是政法学科出身，相比于倾力于文学与学术的鲁迅、胡适等人来说，他始终关注政治。

他最先对十月革命抱以热烈的欢迎，并提倡知识青年和劳苦大众相结合，在实际斗争中争取中国和劳苦大众的光明出路。

李大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始终朝着“直接行动”的方向去理解。

在五四运动九个月之后，李大钊在《知识阶级的胜利》中认为：“‘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

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

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五四运动二周年时，李大钊在《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中认为：“五月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May Day’。

因为在那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所以要把他当做一个纪念日。

”“我盼望中国学生界，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依人类自由的精神扑灭一切强权，使正义、人道，一天比一天昌明于全世界，不要把他看狭小了，把他仅仅看做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

” 李大钊始终心怀天下，他超克了他的知识阶级身份，看到了知识阶级之外的民众，看到了全世界的正义和人道，因此，他在五四之后积极投身于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

这样的解放事业，正是昌明正义和人道的“直接行动”。

为了这一事业，他献出了自己的薪资，献出了自己的精力，直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恰似一出闪电划过中国的上空，照亮着后来者追求光明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