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增加了汉族官员在朝的数量2:以汉族为首的官员的官位得到提高3:部分汉族官员位居要位4:对朝政起到重要作用5:提升了汉族人民的自信心6:正所谓满汉不两立，这也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清朝末年太平天国覆灭，地方豪强崛起，为什么没有形成东汉末年和唐末分裂局面？清朝什么时期开始汉族官僚崛起？和珅跌倒，不是嘉庆吃饱，而是满人本位主义破产。
从这个时候开始，汉族官僚就在酝酿崛起了。
当然，满人本位主义不会彻底破产。
因为大清皇帝的支柱力量就是八旗子弟，也就是满人。
满人和八旗子弟能撑得住场面，大清皇帝也才能稳坐钓鱼台。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赶上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但逢变局，就一定要唯“才”是举，而不会建制派当道。
这时候，大清以及大清皇帝也只能唯“才”是举，而不能在体制设计上偏袒满人或搞满汉平衡了。
所谓唯“才”是举，简单说就是谁有本事、谁上台。
没有本事的，即便上了台，也没用，因为根本站不住。
所以，回答汉族官僚是什么时候崛起的问题，首先需要溯因大清官场的建制化特色；其次溯因到乾隆和嘉庆朝的政策转向。
乾隆朝的顶级权臣，非和珅莫属。
但和珅的出身和起步并不高。
他不是满清宗室，也不属于上三旗，甚至还差点儿被赶出家门。
既然是这样，那么和珅是怎么成功的？是因为和珅能力强吗？公元1769年，和珅参加科举考试，但名落孙山。
这就说明在大清朝官场的建制赛道上，和珅连上场比赛的资格都没有。
宦海沉浮是一部连续剧，但和珅在第一集就死了。
考试不行，不代表能力不行。
但是，任凭社会如何多元、任凭资源如何丰富，排位一定是稀缺的。
排位稀缺就要互相竞争；互相竞争就要规制赛道。
而科举恰恰就是传统中国最具共识性的赛道。
所以，能力行也好、不行也好，首先都要在科举这条赛道上站得住。
站住了，才有资格竞争排位。
在纯建制的科举赛道上，和珅不行。
因为他连上场竞争的资格都拿不到。
但和珅只是一个缩影。
非但和珅不行，整个满族官僚群体也不行。
这个道理，容易理解。
科举是一只拣选精英的漏斗。
谁是精英、谁不是精英，要用科举这个漏斗筛一遍。
筛出来的，才算精英。
而精英才能做官，也才能在官场上竞争排位。
但是，汉人有多少、满人才有多少。
这两伙人的基数，没有可比性。
所以，时间长了，满人一定集体走下坡路。
但是，清朝是满人建立的王朝。
所以，它一定不会按照单一科举建制的方式拣选精英，更不能按照完全官场建制的方式来管理干部和使用干部。
所谓建制，就是规划内部排位的成文或不成文规矩。
身处体制内的满汉官员们，必须按照这些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矩，去竞争排位。
科举取士，是一种规矩；论资排辈，也是一种规矩；计功考核，还是一种规矩。
霍去病18岁便封冠军侯，而李广到死也没能封侯，这两个人差在了哪里？不是差在能力，而是差在了赛道。
霍去病走得是皇帝高兴就好的外戚赛道，而李广走得是首虏封侯的建制赛道。
李广穷其一生，都在走建制路线。
而霍去病纯属反建制。
反建制，就是不讲规矩、不讲道理。
但最不讲理的，还不是霍去病，而是卫青的三个儿子，一出生就封侯。
这时候，我们也就能体会到李广的无奈了：官场太黑暗，你们都不按规矩出牌。
组织运行的时间长了，就一定要建制化。
建制才能稳定，稳定才能克服不确定性。
一惊一乍地日子，没法过。
但，所谓的建制并非一成不变。
你说计功封侯是建制、外戚封侯是反建制，但是时间长了，习惯成自然，外戚封侯也能算建制。
比如东汉，大将军就得是皇帝娘家人。
外戚封侯都不行，必须当大将军、必须领导政府。
这就是东汉的建制。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得多了，也变成了路”。
不管是好是坏，只要大家都认了，就算有了共识；然后规矩也就立起来了，而时间长了，自然建制化。
所以，满人主导的大清帝国，也一定要有自己的建制。
而和珅的成功，恰恰是建制博弈的产物。
和珅获得成功的途径，肯定不是科举赛道，但也肯定不是外戚赛道。
古代中国发展到清朝，已经积累的了足够的智慧和经验。
宗室和外戚，一定是防范的对象。
所以，对于这些人，可以给钱、给富贵，但死活也不能给权力。
即便后来成功了，往往也不是依靠纯外戚的身份。
有时候，个人成功，跟个人努力、个人能力，可以毫无关系。
因为很多赛道就不是纯业务表现能决定的。
即便是业务表现能决定，但业务表现有时候根本无法测量。
但成功一定跟社会网络评价有关系。
通俗而又世故地说，就是组织需要。
组织需要你排位上升，那你就必须上升，即：不行也行；组织不需要你排位上升，那你就必须不能上升，即：行也不行。
而和珅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就是因为满人集团的组织需要。
在当时，满人的当然领袖，是乾隆皇帝。
同时，乾隆皇帝还是大清帝国的领袖。
自明清之后，因为不设丞相和宰相，所以乾隆皇帝还是整个官僚集团的领袖。
因此，建制化的方向、速度和模式，统统取决于乾隆皇帝。
而乾隆皇帝主导的大清建制化，就是彻底的满人本位主义。
满清所有的皇帝，都坚持满人本位主义。
因为大清的国策就是“首崇满洲”。
但为了团结汉人官僚，满清皇帝必须拿捏分寸，甚至还要做出适当的让步，以争取汉人官僚的支持。
顺治宣称自己对待官员“不分满汉”。
康熙还扩充过江南的科举名额。
这都是在争取汉人精英和汉人官僚的支持。
而雍正比较奇葩，因为他要走极端。
走极端的皇帝，往往得不到保守派的支持。
而既得利益的满人，天然是保守派。
“（李）卫、文镜受上眷最厚”，为啥这两个汉人最受器重？因为这俩人能跟皇帝一起走极端、干大事。
乾隆之前，满汉之分的问题，不算严重，甚至可能都被忽略掉了。
但乾隆之时，满汉之分的问题，就严重了，而且上升为皇帝必须关注的问题。
但问题的实质，不是满汉之分，而是满人汉化。
在“首崇满洲”的国策下，清朝统治者刻意将满人从汉人中区分出来，最好一眼就能看出谁是满人、谁是汉人。
所以，在语言、骑马射箭以及民族服饰上，统治者强调满人要保持满人的传统。
甚至还广建满城，八旗军队单独驻防，以保持战斗力。
但是，乾隆朝却出问题了，因为越来越多的满人汉化了。
别说骑马射箭，就是满人说满语都做不到。
大清科举专设翻译科，满人只要能够在满语和汉语之间进行翻译，那就能考上。
但是，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因为招不到人，所以只能把这科取消掉。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重要。
区分满汉而“首崇满洲”，未必能巩固统治；满人汉化而满汉一家，也未必就瓦解统治。
但，问题本身往往不重要，而怎么看问题才重要。
雍正时期的李卫、田文镜，比满人还支持雍正。
所以，你不能说汉人官员多了就会动摇大清国本。
但是，大清皇帝未必这么看。
他能看到的是：汉人官僚多了，那满人咋办？同时，满人群体也不这么看。
排位总是稀缺，稀缺就要选择，选择必有标准。
而标准是现成的：到底是汉人官僚多晋升一些，还是满人官僚多晋升一些。
选择了汉人，则歧视了满人；选择满人，则歧视了汉人。
所以，大清朝的视角，就决定了它一定会关注满汉之分的问题。
于是，乾隆出手了，他的做法就是彻底的满人本位主义，不余遗力地抬高满人在官场上的优势地位。
而最直接的举措就是在官员选拔上，加大对满人的政策倾斜。
满清贵族，可以跳开一切的建制化程序，凭爵位便能获得官职。
乾隆朝的首席军机大臣讷亲，就是凭一等功的爵位直接当上了从二品的高官。
别人还在学李广计功求官，而满人却可以凭爵拜相。
这就不讲理了。
但排位稀缺。
所以，这么玩的人，只能是满清的顶级贵族。
然而，一般出身的满人，也不用担心，因为机会有得是。
满族的年轻人，可以通过当侍卫和当翻译的方式获得晋身跳板，然后踩着这个跳板直上青云。
而且，这条路升迁更快。
如乾隆的小舅子傅恒就是从侍卫起步，24岁任军机处行走、26岁任户部尚书、27岁拜保和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
这就是火箭提拔的速度。
跟傅恒比，汉人官僚一定能体验到李广的憋屈。
傅恒虽然不讲理，但人家有外戚加持。
而和珅不讲理，才是真不讲理。
他不靠外戚加持，因为本就没有，而是纯靠组织需要和皇帝提拔。
公元1773年，和珅26岁，乾隆62岁；和珅是侍卫，乾隆是皇帝。
然后，君臣二人“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和珅正式得到组织重视，并随即得到组织栽培。
然后，和珅这个官，就不是一年升一级的问题了，而是一年升好几级（当然要包括加官）。
公元1776年，正月，和珅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三月，和珅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四月，被任命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八月，和珅调任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十一月，和珅任国史馆副总裁，赏一品朝冠；十二月，和珅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
同时，这一年，和珅一族抬入满洲正黄旗。
公元1776年，堪称和珅奇迹年。
公元1776年，乾隆皇帝65岁。
而和珅呢？26岁。
26岁的和珅已经被赏一品朝冠，已经当了军机大臣、已经当了内务府大臣。
但前一年，也就是公元1775年，和珅仅是一个御前侍卫。
乾隆这个老皇帝是不是傻了？你可以栽培后生，但也不能这么栽培吧？组织运行时间长了，一定要建制化。
大清的建制，就是满人本位主义的官僚制。
但是，乾隆的 *** 作，则只有满人本位主义，而没有官僚制，更没有建制。
简单说，就是任命官员完全不讲规矩、不讲理，纯属反建制。
那么，乾隆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一个原因是满人本位主义，而且乾隆做得极端过分，是彻底的满人本位主义。
第二个原因是满人卡住位子，满人本位主义是原则，满人卡住位子是具体手段。
晚年的乾隆，或许感到时日不多（但时日还很多，后来又干了20多年），所以需要抓紧时间，赶紧培养一批满洲后生，以卡住排位。
军机大臣就那么几个、大学士就那么几个，满人官僚卡住了，自然不会有汉人官僚什么事。
这就是乾隆的算计。
但是，满人本位主义和满人卡住位子，能解释大清特色建制的方向，却解释不了速度。
和珅升迁的这个速度也太快了。
除去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和珅一年升五级。
大清发展到了乾隆朝，时间已经足够久了。
所以，它一定是求稳，而不是求快。
所以，第三个原因最可怕，那就是满人已经无人可用。
摆在皇帝面前的，只有和珅，或者说和珅就是最好的。
然后，以乾隆为核心的满人官僚集团，只能倾全力培养和珅、提拔和珅，让和珅去卡住位子。
所以，到了嘉庆朝，这个问题不仅会暴露出来，而且会被彻底掀了桌子。
公元1795年，乾隆传位给嘉庆，但是又当了三年太上皇。
这一年，嘉庆35岁、和珅45岁、乾隆84岁。
就这个年龄分布，你就能知道和珅跟嘉庆的关系肯定没法好。
乾隆晚年，和珅已经彻底掌握了大清的权力核心军机处。
官员任命、案件审判，甚至奏折呈递，都要经过和珅。
上有太上皇、死活不放权，下有和珅、全面揽住权，嘉庆皇帝会是什么滋味，也就可想而知了。
乾隆晚年已经越来越糊涂，凡事都要由人传话，才能 *** 纵整个帝国。
而这个传话人，恰恰又是和珅。
所以，在当时，和珅就是大清的二皇帝。
公元1799年，老皇帝乾隆终于闭上了眼睛。
随即，嘉庆皇帝马上派人控制和珅。
乾隆死后15天，嘉庆就送给和珅三尺白绫，让和珅上吊自杀。
老皇帝不放权、大权臣当帮凶，所以小皇帝很生气。
于是，等老皇帝死了，小皇帝急不可耐地杀了大权臣，连半个月都不让大权臣活。
如果仅是这么认识，那就把政治当成了宫廷斗争和关系攻略。
宫廷斗争和关系攻略的解释，不是不可以。
但是，它们统统解释不了和珅是怎么官场成功的，更解释不了嘉庆朝的政策转向。
问题本身不重要，而怎么看问题才重要。
和珅跌倒的问题，一定要提升到满洲本位主义的层面。
因为只有在这个层面才能解释和珅为什么成功又为什么落败。
和珅跌倒相当于满洲本位主义的破产。
而满洲本位主义一旦破产，那么汉人官僚就一定要崛起。
所以，溯因推理地看历史，我们需要关注和珅跌倒后的趋势影响：首先是削弱了满洲本位主义的公信力，意味着国家不能这么玩。
朝廷器重、提拔神速、年富力强的满洲精英和珅，竟然是个大贪官。
而且，还把贪污数字公布了出来，仅白银就八亿两，所有财产相当于国家十五年的财政收入。
所以，廷议认为和珅必须凌迟，后来嘉庆法外施刑，才赐自尽。
但是，这已经是对满洲本位主义的啪啪打脸了。
其次是汉族官僚在嘉庆朝及以后逐渐崛起，掀了满洲本位主义的桌子。
和珅不仅贪了钱，而且揽了权。
对于这件事，乾隆皇帝要负责。
但乾隆死了，而且也没人敢追老皇帝的责任。
所以，接下来，就是满人精英要负责。
因此，嘉庆朝的政策调整，就从和珅跌倒开始。
一大批汉人精英得到了晋升的机会。
像董诰、曹振镛这些人，长期担任军机处首席大臣。
而从朝廷到地方，汉人官僚的发言权越来越重，甚至主导了整个大清的政策走向。
但是，大清朝是满人的大清朝。
难道满人就没有再次崛起的可能吗？满人本位主义就一定会破产吗？大概率没有这个可能，因为接下来全是趋势的问题。
一是乾隆朝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即满人汉化。
正是因为满人汉化，所以乾隆才搞彻底的满人本位主义。
一眼望下去，分不清谁是满人、谁是汉人，满清皇帝找不到自己的同盟了。
这才可怕。
但满人汉化而满汉一家，是趋势。
这个趋势，没法变。
甚至，到了后来，有修养的满人，能比汉人还汉人。
二是满人官僚已经人才凋零，这也是乾隆搞满人本位主义的第三个原因。
只要建制化了，汉人用基数就能碾压满人。
这在鸦片战争以后，最为显著。
英法联军进北京的八里桥之战，撑场面的是僧格林沁和蒙古马队，而不是大清八旗。
天平天国起义，扛住冲击的是曾国藩和李鸿章把持的地方武装，也不是大清八旗。
再往后，领导大清洋务运动的，几乎清一色全是汉人官僚。
三是赶上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个变局就是东西方必须交流，大清再也不能做老大帝国的春秋大梦。
而这时候，能竞争排位的，只能是在干事创业中捶打出来的汉人精英。
满人精英被乾隆惯坏了，即便是嘉庆朝也没扭转过来。
所以，一群废人已经只能在变局中废掉了。
李鸿章死后，摆在慈禧和大清面前的，只有袁世凯，而北洋大臣必须由他来当。
这时候，为啥不让满人来当北洋大臣。
李鸿章死了，满人也没人接手李鸿章的政治遗产。
所以，成也乾隆、 败也乾隆。
乾隆奉行的满人本位主义，区分出了谁是汉人、谁是满人，巩固了满人的优势地位和自信心。
但物极必反。
和珅跌倒后，嘉庆朝必须做出政策调整。
汉人官僚就是在这个时候酝酿崛起的。
而赶上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汉人官僚更要乘势而上。
这时候，不管是“首崇满洲”的建制化，还是科举官僚制的建制化，已经统统不管用了。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与曹 *** 的唯才是举，说的都是一回事。
这不是英雄的呼唤，而是时代的需要。
但是，大清这艘大船太大，转向不行、加速不行、降速更不行，最后沦落到了改朝换代。
汉族官僚真正的崛起实际上是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在这之前的汉族官员都不成气候，甚至需要依附于满清贵族才能保证自己的地位。
虽然皇太极、康熙、雍正、乾隆这些皇帝都标榜自己重视满汉一体，并且大力提拔汉族官员，但是除了雍正真正地重用了汉人，其他皇帝只是将汉族官员当做政治上的一件工具。
在太平天国之前，虽然六部尚书满汉都各有一位，但是能够最终拍板的永远是满族官员，如果要联名上奏，那满族官员的名字也必定排列在汉人官员之前。
就拿纪晓岚来说吧，别看这位看着风光，但当他为尹壮图说情时，乾隆直接对着纪晓岚就开骂了，并且还骂得很难听，原话是：“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全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意思就是：我只是看你学问好一点，所以才让管《四库全书》这摊子事，实际上是拿你当戏子一样养着，你算个什么东西啊？竟然还敢谈国事？！滚一边去！千万别怀疑啊，乾隆就是这么毫不客气地骂了纪晓岚，而纪晓岚从此也开始纵情声色，我们经常说纪晓岚可以一夜御三女，可这荒唐的背后实际上是对于现实的无奈和妥协。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满清的皇帝从来没有把汉人当成自己的心腹看，哪怕这人是汉军旗出身也不行，像年羹尧、岳钟琪这些人，但凡有了功劳、权利，那皇帝立刻会无情的打压，甚至是直接弄死这些汉臣，根本原因就是满清的皇帝只信任满人。
一直在太平天国运动开始，汉族官员才真正崛起，因为八旗、绿营等全部被满清养废了，满清不得不让各地的士绅、督抚开始自行征兵、筹集军饷，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湘军、淮军纷纷崛起，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汉族官僚掌握了地方实权，从此汉人官僚才成为了满清朝堂上一个极度重要的力量。
其实这事从各地督抚人员的数量上也能看出来，在太平天国之前，各地的督抚以满人为主，哪怕有几个汉人，那也大多是汉军旗或者包衣出身，纯粹的普通汉人寥寥无几，而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全国各地的督抚则以汉人为主，特别是南方的督抚几乎都是湘军出身的汉人为主。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汉族官员开始崛起，涌现出了以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汉族重臣，但是满清的最高权利依然牢牢地掌握在满人手上，李鸿章之流顶多就是重要的裱糊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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