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谢谢邀请！先来分别细说一下这两场战役，再总结分析，在嘉靖帝堂兄正德帝时期明军还能取得应州大捷，战胜鞑靼军队，而三十多年光景，嘉靖帝却被鞑靼军队打到了北京城外，为何这胜负逆转很快。
应州大捷其实正德十二年即公元1517年的应州大捷说是大捷还是比较有争议，比较诡异，因为根据《明武宗实录》记载：是役，斩虏首十六级，而我军死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
从这段记载来看，这场应州大捷明武宗正德帝亲自率军上阵，蒙古人也就是鞑靼军队死者不过十六人，而明朝军队死者五十二人，先不说重伤者，因为毕竟明朝军队能统计出己方重伤者，但是却统计不到鞑靼军队重伤者，单以死亡人数来看，明朝军队就比鞑靼军队死的多很多。
所以这么一看还会认为这是大捷吗？总体来说应州大捷虽然不能算是大捷，但是也绝对算是一场以明军胜利而告终的战斗，虽然明军伤亡更惨重。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自明朝中期以后，蒙古人也就是鞑靼陷入内部各部族争斗，他们已经没有心思反攻中原，恢复大元，重振成吉思汗的雄风了。
他们更多的只是想旋风般杀进中原劫掠一番就足够了，或者在明朝手里占足便宜就行。
而明朝军队也再无朱元璋和朱棣父子那般雄心，他们也没有心思再征服蒙古征服草原，他们更多的是想保证自己不被鞑靼劫掠就足够了。
所以在双方这种心态下，不管是蒙古人寇关劫掠，还是明军出塞抵御，他们都会下意识的避开对方主力部队，因为双方的战略目的打一开始就不是歼灭敌人主力部队，这与明朝后期与清军宁锦对峙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时期清军是要入主中原，歼灭明朝政府；而明朝政府是要彻底歼灭清军，消除边患。
所以基于明朝和鞑靼双方这种心态下，明朝中后期边塞对鞑靼用兵所谓的胜绩绝大多数都是流水账，而明武宗正德帝亲自指挥的应州大捷，更多的是对鞑靼小王子的驱逐，因为鞑靼小王子也并没有真心想和明军主力硬钢。
否则按照史书记载双方投入兵力都达到十几万大军，抛去后勤补给和预备役军队，双方投入战场的生力军也得在五六万人左右，这在历史上算是一次参战人数规模非常大的战役了，而根据史书记载双方激战一天，但是却只死伤了这么点人，这数据很明显不对。
所以只有一种可能，鞑靼小王子是率军边打边撤退，而明武宗是率军在后面边打边追，所以明军伤亡比鞑靼军队更多。
但是客观的来说应州之战还算是一场以明军胜利结尾的战斗，因为明军阻止了鞑靼军队南下劫掠的意图，而且明武宗朱厚照确实有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在这场军事对峙中逼迫鞑靼小王子认怂撤退，最终以明武宗乘势追打认怂的鞑靼小王子而告终。
不过这场战斗明朝内部其实意见也不是很统一，明武宗为了炫耀自己武功，吹嘘为应州大捷，而部分朝臣则认为这就是一场小规模的遭遇战胜利，而且明朝军队损失其实也很重，谈不上绝对优势性的胜利。
而且最为幽默的是到最后明朝君臣连南下入侵的鞑靼小王子是谁都不知道，有人认为是达延汗，但是根据明朝对鞑靼人的记载，鞑靼的各部落首领都被明朝称为小王子，那么问题来了，这位对明武宗认怂的鞑靼小王子究竟是谁呢？这个问题估计你去问明武宗本人，他自己都得说：我哪知道是谁，爱是谁是谁，反正鞑靼小王子是我的手下败将。
庚戌之变庚戌之变发生在嘉靖二十九年即公元1550年，距离应州大捷的时间大约相隔三十三年，鞑靼的俺答汗想让明朝扩大和增加边境贸易，但是明朝政府拒绝俺答汗的要求还斩杀了使者，所以俺答汗大怒率军侵犯大同，企图用武力达到目的。
大同总兵张达和副总兵林椿奋死抵御俺答汗战死沙场，而宣府和大同两镇总兵仇鸾怕死畏战，重金贿赂俺答汗，请求俺答汗再勿侵犯大同和宣府两镇，请他移兵东去，于是俺答汗拿了钱就真办事了，鞑靼军队从古北口攻入京郊附近。
而这位宣大总兵仇鸾因为早早得知俺答汗入侵北京的消息，所以他第一时间率军进京勤王，被嘉靖帝认为忠肝义胆，拜为大将军，总督天下各路勤王援军，全面负责抵御俺答汗。
俺答汗寇犯北京，当时的兵部尚书丁汝夔问策于内阁首辅严嵩，而大奸臣严嵩则认为俺答汗侵犯北京无非就是为了劫掠财帛，他认为在边关打了败仗可以掩饰，但是在京郊附近打了败仗则不可掩饰，既然俺答汗只为了劫掠，那不如放任俺答汗劫掠一番，等俺答汗吃饱喝足了自然就会退军。
丁汝夔因此会意，他下令京郊各关隘不可轻举妄动，并指示仇鸾也要坚壁不战，不发一失。
仇鸾本来就是畏战之人，他本不想与俺答汗交战，更何况还有了兵部尚书丁汝夔的指示，仇鸾则更加名正言顺的怯战。
于是俺答汗在京郊附近劫掠八天，在饱掠之后得到了明朝同意通贡增加边境贸易的许可后，方才撤军从古北口而退。
庚戌之变后从民间到嘉靖帝本人都是震怒不已，民间对中央政府的军事无作为非常不满，而嘉靖帝本人也认为庚戌之变是奇耻大辱，非常震怒，严嵩在上下各级压力下推丁汝夔出来当替罪羊，最终在严嵩的d劾下以及嘉靖帝需要找出气筒的情况下，丁汝夔被中央斩首问罪。
丁汝夔在临死时高喊“奸臣严嵩误我。
”这件公案直到明穆宗隆庆帝登基后才将庚戌之变主要责任放在了严嵩身上。
总结从这两场战役细分可以看出，应州大捷算是胜利，但是并不是像明武宗自己吹嘘的那么厉害，而且从应州大捷也能看出明朝军队其实对阵鞑靼军队还是有一战之力，即使在三十多年后的嘉靖时期依然如此。
那么为什么嘉靖时期明朝军队如此不堪，主要在于中央的高官，明武宗朱厚照虽然不是好皇帝，但是明武宗喜好武功，他本人也确实有一定的勇气和军事才能，所以在他的指挥下明军可以奋勇杀敌，追歼鞑靼小王子。
而嘉靖帝喜好修道炼丹，朝政都交给奸臣严嵩打理，而严嵩根本没有明武宗那般魄力和勇气，他更多的是谄媚嘉靖帝，所以在面对俺答汗时，严嵩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应对敌人，而是只求无过，保证自身利益，所以他放任了俺答汗劫掠。
即使当时以明朝军队的战斗力，如果严嵩命令丁汝夔奋勇抵抗，各地勤王军队已经就位的情况下，击退俺答汗不成问题，毕竟俺答汗属于孤军深入作战，而明朝军队占据主场优势，即使单兵能力不如鞑靼军队，以天时、地理外加人和的优势，明朝军队只要沉稳应对绝对不会重蹈土木堡之变的屈辱，而且嘉靖帝也不可能亲自上阵，他没有那勇气。
归根到底在于土木堡之变带给明朝君臣太多的震撼和惊恐，所以严嵩怯战害怕背上失败的过错。
庚戌之变不在于明朝军队战斗力下降有多快，而在于决策指挥者的怯弱，应州大捷也并没有明武宗吹嘘的那么夸张，所以这两者在不同决策者和情况下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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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明经世文编》记载，朱厚熜有过一次策问，提到了正德年间将卒优良，自己很是羡慕。
问我國家建都北平，以宣大薊州為肩背，以遼東為左臂，謂其外與虜接而內距京師不遠也。
故先朝謀臣於此數鎮恒注算焉。
正德中北虜突入宣大，寇白羊，南逼居庸近矣。
巳而見我軍三面至，虜輒遁去，卒無所得。
于時兵何卒辦，將何卒良，至今人有傳其事者，可為訓乎！朱厚熜一句：于時兵何卒辦，將何卒良，至今人有傳其事者，可為訓乎！可见在嘉靖帝的眼里，正德时期将良兵辦，以至于今人还有传颂当时边军的事例，这语气里不知有多少嫉妒与叹息。
我不是很明白，有的答案居然能从《实录》里，随便摘抄几个明军战败的案例，然后可以论证出正德年间的明军战斗力很菜？这论证的方式不科学吧？按照你这种以偏概全的手法，我也可以摘抄几个明军战胜的例子，来论证出正德年间的明军战斗力爆表呀：正德四年十二月，虏酋亦孛来部众入套驻牧，乘隙屡寇边境，总兵官马昂统领官军与战于木瓜山等处，共斩获贼首三百五十六颗，生擒男女九人，夺获战马二百一十一匹，骆驼二十四只，牛羊四百一十五只，夷器弓箭二千九百二十六件，番文三本，昂与镇守太监刘保，巡抚都御史黄珂，各以捷闻，得旨，保等写敕奖励所遣赍捷者各升一级，赏纻丝衣一袭，新钞千贯。
……正德五年夏四月，甲午虏寇庄浪巡抚都御史张翼，镇守太监宋彬，总兵官卫勇督，游击将军吴英，参将吴鋐，都指挥鲁经等御之，左监丞王欣，副总兵徐谦继后，虏败走，斩首百五十八级，各以捷闻，翼彬等赐敕奖励奏捷，人各升一级，赏纻丝衣一袭，新钞千贯。
……正德六年十一月，甘肃巡抚都御史张翼，总兵官王勋奏虏入寇，败之于观音山，斩首二百六十六级，赐敕奖励奏捷人升赏如例。
……正德七年春正月，巡抚甘肃都御史张翼等奏虏犯肃州，都指挥董杰等御之，斩首百十有九级，赐敕奖励奏捷人升赏如例。
……正德十一年冬十月，先是虏二万骑分路掠偏头关等处，我军追袭败之于岢岚州斩首八十余级，都御史李钺御史朱鉴以捷闻，各赐敕奖励奏。
……正德十二年二月，虏入开原镇夷堡，参将孙棠太监王秩等御之，追至创忽儿河斩首八十七颗，巡抚都御史张贯总兵官韩玺以捷闻，赐敕奖励奏捷人升赏如例，有功官军令巡按御史查奏。
就这些个玩意儿，你下载个《明实录》用关键词搜索一下，一抓一大把。
敢问，又能证明什么？有位答主说得好：光看贼吃不记贼挨打。
《明实录》那么多卷，漫长的那么多年，由于明蒙战争的规模太小，决定不了什么，而大大小小战役又不计其数。
那么，要找出几个战胜与战败的例子，那还不轻而易举？可并没有什么意义吧？自从明中期开始，蒙古没心思反攻中原、恢复大元，只想抢一把就走；明军也没心思征服蒙古、吞并草原，只要保障自己不被抢就足矣。
于是，不论鞑靼破关劫掠，还是明军出塞捣巢，都会下意识的避开对方主力，因为他们的战略目的，从一开始就不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与后来的明清战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所以，判断正德与嘉靖年间的明军战斗力，从战绩上看，那就是一堆流水账，看不出什么，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你得去看双方的组织度。
对此，面对嘉靖关于安边的策问，王维桢的解释就可以看出，正德年间的军队素质与组织能力，还是可圈可点的。
愚聞正德中，虜酋駐牧威寧海子。
威寧在宣大二鎮間，時王恭襄在本兵書聞，乃即選大將一人，參將二人，督京營兵練習之。
又徵遼東兵赴薊州備之，又檄宣大整兵備之。
既半歲，虜不來，申令營兵在練者無得怠，諸鎮兵亦不解。
忽而虜果入白羊口，南嚮而趨居庸，書連至告急，乃即遣所選將，所練士出擊之。
遼東兵自左臂至，宣大兵隨肩背至，諸軍既合，虜狼顧駭慄，一日輒移去。
是歲也，虜春駐威寧，秋乃始入者，伺我懈而冀得縱也。
借使我兵以久待不至，弛焉，彼計中矣。
盖虜凡大入，必召集諸部落，以利啗之，不得利不足示信。
自虜駐威寧，即識其計而備之。
若恭襄者，真謀臣也。
这里提及的，是正德十一年，鞑靼驻军威宁海子（王越表示，这地名怎么这么熟悉呢）。
王琼得到消息，令部下整军备战，可过了半年，敌军也没来。
其实这是鞑靼的诡计，正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鞑靼以为明军会就此懈怠，到时候再趁虚而入。
可谁知王琼严令，诸军必须整齐 *** 练、以备不时之需，而明军也能令行禁止、枕戈待旦。
之后鞑靼果真大举入侵，而明军迅速做出反应，完成合围，鞑靼无奈，被迫出了边墙。
鞑靼人表示，你南朝人马杀了我多多达达，继而就仰天哭痛、悲声不止，最后两万余人撤出威宁海子。
这一战，比之当年王越在威宁海子的奇袭，恐怕也不遑多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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