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

番薯传入我国的时间根据惠安县文献馆明代历史大事记的记载：万历七年（1579）自正月至六月无雨，饥荒，八月减傜役差派。

同年，甘薯始引进境内沿海，山区，广为种植。

甘薯引自于东南亚，原产地各有说法。

味甘，本地也称为番薯或地瓜。

产量高，大惠安人原有的生活主食，因此惠安甘薯县的封号受之无愧。

直到如今，许多本地人还喜欢甘薯，烧烤后特有的风味。

提取的地瓜粉更是海产品及肉类喜庆宴席上不可缺少的添補食材。

甘薯至今还是这儿的主要农作物。

在不同地方，“地瓜”指的也不是同一种植物，既有指凉薯的，也有指马铃薯的，而通常所说的地瓜指的是红薯，也就是山芋、番薯，与辣椒、玉米等一样，红薯并非中国原产的农作物，而是来自美洲，随着近代西班牙殖民者发现美洲之后，随着西班牙人的脚步而传到了世界各地，明清时期传入我国。

由于红薯非常高产，且耐旱耐涝耐盐碱，传入中国之后迅速普及开来，清朝时，红薯、玉米等一系列高产农作物也促成了当时的人口猛增，甚至有将“康乾盛世”说作是“红薯盛世”的。

另外红薯也是一种各类营养含量极高的食物，除了能够食用之外，还可以用于制糖、酿酒，用于工业生产领域，是一种用途非常广泛的优质农作物。

而关于红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目前公认的就是明朝中晚期明万历时，觉得科举前途无望的福建人陈振龙，受到当时东南沿海经商风气盛行的影响，开始从事利润丰厚的海外贸易，奔走于福建与吕宋之间。

当时的吕宋，已成为西班牙人的殖民地，而岛上的西班牙人，时常前往明朝采购大批的生丝、茶叶与瓷器等，美洲的白银涌入明朝，而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很多人都从事着福建与吕宋之间的贸易产业，吕宋岛上的华人数量很多，福建“中产子弟，什伍游食在外”，陈振龙在吕宋赚了钱的同时，也尝到了红薯。

陈振龙在吕宋见到的红薯，不仅耐旱易活，而且生食熟食都可以，且味道很美，具有非常高的经济价值与济世的作用，因此就萌生了将其带回中原的想法，倘若成功的话，定然是一件能造福万民的美事。

然而，当时占据吕宋岛的西班牙人禁止红薯外传，陈振龙尝试了两次，都没有成功，反而还引起了西班牙人的注意，直到第三次，陈振龙将红薯藤用泥涂上，裹在缆绳上，费尽周折，最终才成功带回了福州，不过红薯刚到福建，陈振龙怕其“土性不合”，因此只是在自家的空地上进行了种植，并没有立刻推广开来。

相对于水稻小麦，红薯的产量简直惊人按照史料记载进行折算，古代北方每亩麦子单产量仅有300斤，南方的稻谷产量，平均是577斤，而这些还是在明朝时期，一系列水利建设与农业技术进步之后才得到的产量。

相较而言，红薯的产量可谓感人，明朝晚期，红薯已经开始全面推广开来进行种植，一年能够种植两季，春季亩产能够达到2000公斤，夏季为1000公斤，也就是6000斤。

说得再直白些，红薯的产量比起水稻小麦，简直翻了十倍以上，原本只能养活一人的田地，若是改种红薯，就能养活十个人，而且红薯的适应性很强，很多不适合种植水稻与小麦等常规粮食作物的土地，却能种植红薯，使得耕地面积得以迅速扩大。

红薯先在东南普及，在江南推广却一波三折按照明万历年间的《漳州府志》记载，陈振龙将红薯带回之后不久，福建地区就遇到了旱灾，粮食产量剧减，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将红薯苗献给了官衙，在各地开始推广种植，由于红薯的易活高产，迅速普及并且拯救了大量的性命，很快就成了福建与浙南等地民众赖以生存的重要粮食作物。

而在陈振龙从吕宋带回红薯的同一时期，有浙江商人从日本带回了红薯藤，种植在浙江的寺庙之中，不过仅作为观赏植物，直到清初，陈经纶的孙辈前往江浙一带推广红薯时发现，富庶的江南之地民众，对红薯不屑一顾。

红薯随着迁海令与移民流动，得以在全国传播清朝建立之后，正式下达“迁海令”，将所有沿海的民众向内陆的山区迁移，沿海的船只、屋舍和稻田等统统毁去，在持续数十年的迁海活动之中，大量的民众被迫走向深山，因此丧生的人比比皆是，而侥幸活下来的人，只能在贫瘠的山区艰难求生。

内陆山区的土地本就贫瘠，而且耕地稀少，能够种植的农作物非常少，尤其是能够种植水稻与小麦等传统作物的土地，这种情况下，红薯成为了救命的作物，得以普及。

另外，清朝初期为填补四川地区的人口空缺，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运动，而移民之中，除了大量湖广民众之外，也有很多的江西、两广等地的移民，还有上百万的客家人，也正是这样的大规模迁徙，将红薯带到了深居内陆的四川。

乾隆时期，红薯种植基本遍布整个长江流域与其以南的地方，而红薯传播到北方，也是因为当时发生的几场大旱，在陈振龙的后人陈世元等人的努力之下，红薯率先传入了山东与河南两地，随即在整个北方开始推广，到乾隆晚期，红薯已经成为北方一种极其普遍的农作物。

红薯，也就是番薯、地瓜，传入我国的方向并非是单向的，而是从各个不同方向传入，陈振龙也只是带回红薯的其中一人，但红薯传入我国的时间，大致都在明朝万历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