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悟空问答邀请!现作答如下:要弄清楚老子"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中"常道"所指为何,首先要搞明白老子的"道"是回什么事。
一、道究竟是什么?老子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老子实没想到,此开篇首段,竟然搅昏了天下人。
各家各派,依据自己的立场,推出各种解释,令普通读者莫衷一是,如堕五里雾中,不敢有自己的看法。
既然找不着北,该听谁的?我的经验是,谁都不听,就听老子的。
老子是作者,他要讲什么,他想讲什么,开头看不明白,先抛开不管,接着往下看,读完全篇再说。
读着读着,多读几遍之后,就发现老子在其五千字的书中,多次在讲述道,在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在讲述道,并且老子还在书中明确提醒读者:"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为什么老子要如此直白地提醒读者,我的思想理论非常容易理解,我的政治主张也非常容易推行,但天下人却不想去领会,更不想去推行!那么老子的思想理论是什么?老子的政治主张又是什么?这就是关键点了。
我们来看看《道德经》成书的时代背景及作者老子著书的目的。
先简要说说时代背景。
老子生活的年代,距今二千五百多年,那时正值中国农业文明处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众所周知,中国的封建时代的终结者,是秦始皇。
秦始皇是中国社会中央集权制的开创者和奠定者,是促成中国政治体制早熟至为关键的人物。
秦始皇的时代,与老子所处的时代,相距大约五百年。
老子所处的时代,被后世称为春秋时代,那个时期,虽是封建文明的鼎盛期,但也是盛极而衰的转折期,当时的中央王朝周王朝,对各封土建国(封建)形成的诸侯国,管控能力在不断下降,影响力日渐衰弱。
而不断坐大的诸侯国,都有摆脱中央王国控制的倾向和行动。
在此背景下,老子作为周王朝图书档案馆馆长,大家要注意,这个馆长,并非今天的图书馆馆长,而应该类同理解为当今的国家自然科学院、国家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两院两馆的最高领导人。
所以老子所处的时代和老子所处的地位,这是需要搞清楚的。
我们再来谈谈老子著书的目的。
其实老子以他身处两院两馆的关键职位,一直致力于为周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以及中央各部门高级领导干部们宣讲他的思想理论及政治主张,只是不被重视和不被接受,老子才弃职西行,在函谷关与时任关长的学生尹喜汇合,并在尹关长策划下,搞出了以五千字真言(即《道德经》)换取出关关谍,这一举世震惊的商业营销案例。
熟悉此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尹喜后来也抛官去职,退隐终南山,著书《尹子》流传于世。
据说他的学生有壶子,而壶子是列子的老师,庄子之所以师承老子一系,就是深受列子的影响。
所以老子著书,其目的是系统完整地留存下他的学术思想体系,以供当政者或管理者应用。
然而老子内心很明白,他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虽然简明易懂,但当世不被接受,后世也很难接受,因此他才在书中言明:"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了解完背景与目的之后,我们往简单处读,往明了处想,很容易就能明白老子的道,究竟什么意思了。
当然,这个道,不能只看开头,要结合通篇来理解。
我个人的理解是:道,既指宇宙时空世界这个本体,同时也指宇宙时空运行的规律和法则。
二、常道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再重温一遍老子开篇的首段话: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我在口袋书《老子略谈·逼近本原》一书中,作如下大意直解:道,其实可探究可发现,但此道非彼道。
此道特指宇宙实体,也指宇宙实体运行的规律和法则,其概念与日常所讲,完全不同。
同样,"无"所定义的,是宇宙创生前的特有状态;"有",则特指宇宙现状。
因此,本问题中的"常道",系指道这个词的常规概念或日常通俗含义的理解,老子开篇言明,此道非彼道,希望大家注意,但更不希望大家把他以"道"为核心的思想理论玄学化,因而在书中补充强调"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希望大家往简单明了处想,不要自立关卡,自设障碍,否则这书虽然只有简简短短五千字,若不按老子的要求去读,读一遍读不懂,读十遍百遍读不懂,读一辈子读不懂,读一百年一千年也读不懂。
现今过去了二千五百多年,一样争论如常、争辩如是,不就是最现实最直观的写照吗。
以上个人浅见,仅供参考。
常道,恒道,恒久不变的道。
关于“道可道,非常道”,我已经明确回答过了,请在问答中寻找。
这里解释什么是道,以及相关的一些概念。
《道德经》中的几个重要概念道《道德经》中最主要的概念是“道”,在《道德经》中七十三见。
无论是从《道德经》本身的表述,还是今天我们对它的理解,应该这样来概括它:“道”本来是看得见的物体运行的路,也是供人行走的路,是客观事物运行因循的轨迹;同时又是看不见形、听不着声、品不出味、触不到体的抽象于物质的潜在轨迹,还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运行轨迹的大致的经验的认知,是应该取法依据的而不应该违背和对抗的动态的行事原则。
“道”是真实存在的。
《道德经》各章分别从不同侧面来揭示“道”的本质,并不矛盾。
试图对某一章的“道”孤立来解释,是行不通的。
在《道德经》中,“道”常与“德”伴随,又时而与“自然”融合,它的比喻义与本义常常交织在一起。
大道大道在《道德经》中凡三章四见:大道废,安有仁义?(第十八章)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第三十四章)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
大道甚夷,而民好径。
(第五十三章)什么是大道?大道是治国安天下总体因循的思想观念、方针政策和运行态势——这种思想观念、方针政策不是表面文章,不是口头上的粉饰,不是文字上的冠冕堂皇,是治国安天下潜在的运行轨迹,是治国安天下者的主流道德标准,核心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在治国安天下上的体现,是由治国安天下者思想行为潜在导向而形成的社会主流官风、民风,即整个社会的主流风气。
德“德”在《道德经》中四十三见。
《道德经》中的“德”指遵循道的原则行事的品质。
“德”从“道”而来,是循道之德,它建立在“修道”基础上,通过修道来立德。
《道德经》中的“德”是“纯天然”的,未经后天加工改造的品质,具有“朴”的特点。
“积”是“德”的修养过程。
“德”是一种思想境界,处世态度。
《道德经》中的“德”依附于“道”,是遵循道的原则行事的品质。
“道”是行事应遵循的原则,“德”就是按“道”行事。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揭示了“德”的本质属性。
“德”是“持道”态度,进而体现在对待人与自然、事物的态度上。
“孔德之容,为道是从”(第二十一章)。
“道”是“德”的载体,没有道,德就无从谈起。
依道而行就是有德,背道而行就是无德。
在《道德经》中,“道”与“德”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动态的。
“道德”一词正是“道”与“德”结合的产物。
朴《道德经》全篇,“朴”六章八见。
第十五章:“敦兮,其若朴。
”第十九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第二十八章:“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
”第三十二章:“道常无名,朴。
”第三十七章:“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
夫无名之朴亦将无欲……”第五十七章:“我无欲而民自朴。
”“朴”本来是未经加工的原木,是栋梁之材,用来比喻像未经加工的原木那样纯粹的品质。
持有这种品质就具备了美德。
《道德经》中出现的“朴”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它像是“道”的化身,又确确实实不是“道”。
归纳起来,《道德经》中的“朴”是与“素”并举的一个概念,是自然的,合于“道”的,像未经加工的原木那样纯粹的品质,是宇宙的本真,是原始的质朴,是清净无为素朴无华的境界,它揭示了“道”的重要的本质的属性,也比喻纯朴淳厚的民风或可以担当大任的人才。
自然在《道德经》中,“自然”凡五见。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第十七章)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第二十三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第二十五章)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第五十一章)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第六十四章)这五见“自然”全作“本身的样子”讲,与今天的“自然界”的意思不同。
自然,即自身的状态,本来的状态,即先天存在的宇宙本真。
大象“大象”虽然在《道德经》中只两见(第三十五章、第四十二章),但由于学者多将它与“道”混为一谈,所以需要加以强调。
“大象”是恍惚存在的正面之象,是现象,是形象,是影象,是气象,是不可感又可感的抽象,是循道而行展现出来的景象。
“大象”体现了“道”的一个外在特点,是“道”之表象,是“道”释放出来的能量。
如欣欣向荣的景象,如富庶的景象,如风调雨顺的景象,如幽静安宁的景象,如和谐安定的景象等等。
《道德经》中的大象应该是合“大道”之象,正面之象,所以天下趋附之。
与“大象”相对应的是“假象”和“乱象”。
“假象”是虚假繁荣的现象,“乱象”是局面崩溃的现象。
“自然”是先天存在的宇宙本真,是正道依存的无尽源头。
“道”是抽象的、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可对抗的法则。
“大道”是治国安天下总体因循的思想观念、方针政策和运行态势。
“德”是循道而行的优秀品质。
“朴”是道的本质属性,是道的思想核心。
“大象”是正道的外在表现。
无为“无为”是老子的主要思想主张,也是老子的思想核心,是《道德经》全文强调的主旨。
“无为”虽然全篇仅十二见,但其主旨贯穿全篇。
老子让自己主张的“无为”表现在假托的圣人身上。
圣人“无为”是循道而行,“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第二章)他认为,“为无为,则无不治”(第三章)。
“处无为之事”就要“致虚极,守静笃”(第十六章),“终日行不离静重”(第二十六章),要“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第六十三章),以“无为”的态度去做事,甘于寂寞,甘于平淡。
“行不言之教”,是因为“希言自然”(第二十三章),因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第五章)。
“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就会“我无为而民自化”(第五十七章)。
老子的“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无为而无不为”(第四十八章),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
《淮南子·修务训》驳斥了“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的观点,认为“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有也”。
“无为而无不为”,体现在“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而且要“慎终如始”(第六十四章)上。
显然这种“为”是不妄为,不刻意为,是顺应自然去为,恰当地把握时机去为,是“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
正如《淮南子·原道训》所说:“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
”就是说还没发展到可以做某事之前,不要人为地勉强去做。
不该做的不做就是“无为”,该做的还是要做,而且要认真做好,就是“无不为”。
为了达到“无为”的境界,老子主张,“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第五十二章),通过自我封闭,从而达到“无知(智)”“无欲”“无为”。
老子特别告诫统治者,“治大国若烹小鲜”,强调“治人事天莫若啬”。
“烹小鲜”就要少折腾;“啬”就是“无为”,就是“不做”,就是遵循客观规律,不去主观干预。
做到这些就是“早服”。
“早服”到“莫知其极”的过程,也即“无为而无不为”的过程。
老子告诉我们,“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第二十九章)。
然而,“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第四十三章)。
圣人在《道德经》全篇中“圣人”三十一见。
圣人是《道德经》中的理想人物。
严格地说,考察历史,还真找不到这个人物,可考据的尧舜等也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道德经》中的“圣人”显然是老子假托的人物,是老子为天下之人——严格地说是为统治者树立的“榜样”。
因为《道德经》中的“圣人”绝不是普通百姓,他是天下的统治者,是循道而行的典范,“道”的精神从“圣人”身上折射出来。
但要注意的是,《道德经》中的“圣人”与“道”是两个概念,不可混为一谈。
需要强调的是,从老子一再推崇圣人看,他肯定不会同意“绝圣弃智”。
士在《道德经》经中,“士”出现的次数不多,只有五次。
分别在第十五章、第四十一章、第六十八章。
在商周时代,士属于贵族阶层,是享有俸禄的阶层,这个阶层中地位较高的是卿大夫。
《礼记·王制》说:“制农田百亩。
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
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
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
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有一定门第的人和通过诸侯卿大夫的推荐经过各种技艺考核优秀的人可以获得“士”的资格。
其实早期的士,多是世袭的,王族出身的人,嫡传以外的多可以获得士的身份,而且可以嫡传世袭。
即使以各种技艺考核获得“士”的人,也多是王族的非嫡传后裔。
周王朝的士要大于各诸侯国的士,相当于大诸侯国的大夫、小诸侯国的上卿。
当时“士”是准入证,具有“士”的资格的人才可以担任大夫。
到春秋时,“士”已经成了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个阶层,战国时士的阶层有所扩大,连有一点特殊本领的屠夫或鸡鸣狗盗之徒也列入了士,这时的士也不用通过严格的考取程序,多不再享有俸禄,只是靠寄居于权贵门下生存。
实际上,《道德经》就是写给士的,退一步说,虽然老子最希望统治者能看到它,但却拿士说话。
老子希望士像圣人一样循道而行。
因此老子在《道德经》中塑造了一个“古之善为士者”的形象。
“善为士者”(第十五章、第六十八章)就是“善于循道而行的人”。
老子还根据对道的理解,把士划分成上士、中士、下士。
一“一”在《道德经》中凡十五见,分别在第十、十一、十四、二十二、二十五、三十九、四十二、六十七章。
其中第二十二章的“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中的“一”、第三十九章的七个“得一”的“一”、第四十二章的“道生一,一生二”的两个“一”是适合于一类乃至一个具体事物的道,是道的一个方面乃至一个点;是一条基本原则,是一条基本规律;是相对具体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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