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我朋友的一个哥们,他的真名实姓咱先保宻。
这是旧体传奇文的一种开头方式,无甚深意。
告诉你了,他是山东王小二,能给故事增进内容吗?隐去姓名,增加了姑妄言之的味道,与《狂人日记》更加配合。
鲁迅用的是象征主义手法,真名实姓沒价值,都是符号运作。
我们不妨用心再读一遍这段不算长的序言: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
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
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
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
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
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
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
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
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
七年四月二日识。
在小序中,“余”依次叙述了这样几层意思:“余”认识狂人和他的哥哥,兄弟二人都是“余”的中学同窗兼好友;“余”从远方来,听闻狂人的哥哥生了一场大病,拜访后才发现“病者其弟也”;但狂人已走,“赴某地候补”,不过留下了日记;狂人的哥哥拿出日记给“余”来看,“余”抄下日记,“以供医家研究”;以及很有意味的,书名是狂人“愈后所题”,也就是说,狂人自命狂人,而“余”没有进行改动。
序文讲述的是一个归来者“余”的见闻,他是站在1918年的时间节点,去回忆大约发生在十年之前的一段往事。
驱使“余”重新打捞这件看起来并不十分重要的往事的原因,叙述者自己并未言明,除了“供医家研究”,其他情况似乎都不得而知。
也就是说,“余”似乎只是处于偶然的念想,才道出了这桩已然埋在历史深处的怪事。
与后面日记中批判性极强的狂人相比,“余”更像是一位历尽沧桑看破世事的老夫子。
再加上他们还曾是中学同窗兼“良友”的经历,则更表达了一种对于人事变迁的喟叹,这是朝代更替和权势转移的大环境下读书人经常会有的苍凉心态。
不过,狂人在日记中写下的“荒唐之言”,无论是对于实际书写时的晚清末期,还是对于十年之后的“民国七年”,都过于离经叛道了。
“余”在1918年将其翻检出来,想必也是因为看出了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华民国,其实和内外交困的晚清别无实质上的差异,从而觉得狂人的日记还有警示意味和“供医家研究”的借鉴价值。
“余”自然没有明说是要治狂人的病还是社会的病,也未道明是疗治人的身体还是人的精神,至少,“余”意识到了某种问题真实存在着,但他不愿明白地讲出。
进一步深想,“余”和狂人既然实为同窗兼好友,那么他也一定能够了解发生在狂人身上的种种事情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什么原因让“余”在重新面对和整理朋友的日记时,能以如此沉稳和含蓄的心态进行?“余”真的只是一个看尽世态炎凉的民国遗老吗?“余”的身上,有没有鲁迅自己的影子呢?事实上,1918年的鲁迅,与序文中的“余”在心境上有颇多相近之处。
尤其是,小序尽管位列日记之前,但实际成文的时间远远晚于后者,因此小序实际上有着“总结”的意味,而这也正符合鲁迅在体验过晚清以来一波波革命及其挫折后所产生的幻灭之情。
鲁迅曾在与许广平的通信中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
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
其实这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
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
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
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对于曾经笃信进化之说的鲁迅而言,辛亥革命后的历史展开过程,无疑是一场落在心头的巨大失落。
因为在内心深处始终对革命抱以憧憬和希望,所以当鲁迅面对这令人失望的“革命后的第二天”之时,由于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实践的革命家,所以只能通过痛苦的“抉心自食”的方式,来勉强消化自己目睹的历史真相,以弥补因自身实践感不足而无法通过应有的方式来改变历史走向的遗憾。
《呐喊》整部小说集的写作,即处在鲁迅这样的身心状态和知行感觉中。
他刻画出来的中国人的灵魂,其实都出自其最为真实的情感体验。
鲁迅曾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从这个意义上,鲁迅文学是真正的“为己”而非“为人”,“为人生”而非“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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