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p是什么党

说这个的话，有很大区别。

中统，全称是1938年的蓝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源于1927年的中央党务调查科，是CC系掌握的特务组织，1932年升党务调查处，1935年重组特工总部。

1937年10月，各特务机构合并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老军统），特工总部为第一处，1938年与戴笠分家。

1947年改党员通讯局，1949年改内政部调查局，1954年改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第一任中统局长徐恩曾：第二任中统局长叶秀峰：军统，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起源于1927年的军委会密查组，看名称就知道这是常凯申委员长的临时机构，由戴笠领导，人员编制经费紧张，当时号称十人团可见一斑。

1932年密查组改复兴社特务处才算有了正式编制。

1937年10月成为老军统第二处，但无法共存，1938年8月与中统彻底分离，戴笠为新军统副局长，实际主持工作。

1946年改国防部保密局，1955年改国防部情报局。

从组织形态说，中统高于军统。

中统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局长是蓝党秘书长兼任。

军统是军事委员会所属。

工作侧重不同中统主要针对CCP与蓝党内部地方派别的调查。

因此，中统风评不好，非蒋系与地方派别都非常厌恶中统。

中统实际掌握者陈立夫：军统主要从事对日与地方军阀的情报，也对CCP进行军情调查，轻易不参与蓝党内部派别活动，因此党内非蒋势力与军统关系比较和缓，黄埔系更视军统为自己人。

从具体表现来说，也要分时间前面说了，中统前身是党务调查科，1928年开始CC系完全控制党务，向全国各地派驻党部，党部领导人即便不是党务调查科大特务也会提供掩护，中统当然就有组织体系上的巨大优势。

重要的是，党务调查科还控制警察与邮政体系，通过邮件检查都能获得大量线索，因此党务调查科破获大量案件，如白鑫、顾顺章等都是中统的功劳。

大叛徒顾顺章：反观戴笠，人员编制不足，经费缺乏，所以抗战前，军统体系名声不显。

抗战爆发后，局势变化很大。

因为国土沦丧多，蓝党地方基层组织大量丧失，人员或者投降或者逃散，中统的情报能力锐减，屡遭常凯申的痛斥。

而抗战以军事优先，军统得到人员资金设备的大量资源支持，又因军统与黄埔系的先天亲密关系，戴笠对老师学长比较恭敬，得到军方的照顾更多，威力逐步显示出来。

军统第二任局长郑介民：到抗战结束，军统拥有公开身份的特工人员5万，公开武装力量如军委会别动军、忠义救国军、中美合作营、交警总队等超过10万人。

秘密情报员如在日本南洋等地，国军团以上单位，国内地级以上城市甚至大中学校都有分布，合计有15万以上秘密人员。

戴笠还控制警政部、交警总局等机构并试图在美国人支持下争夺海军总司令。

保密局长毛人凤：正因为军统庞大得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克格勃并列为三大特务组织，常凯申决心分解。

1946年戴笠死后，公开武装力量剥离给国防部二厅，核心部分缩减改组为保密局。

由是，军统自此大衰，此后表现与抗战时期完全不可等同。

刚刚收官的谍战剧《局中人》恶评如潮，不过唯一的亮点，是能够侧重揭示了“中统”特务机关的能量和危害性，而不是其它神剧里面“军统”特务满天飞的情况。

尤其是展现了当军统（保密局）处长沈放被怀疑身份有问题时时，中统（党通局）那也是可以上门兴师问罪的。

在两大特务组织当中，中统的历史当然更长，它的前身是陈立夫1928年就成立的“党务调查科”，而戴笠的特务处直到1932年才挂牌。

再加之二陈是元老、“CC系”在党政军中势力庞大，因此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戴笠特务处的权力和势力以及对地下党的危害性，都远远不及升格后的“党务调查处”。

在1937年组建的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局长是陈立夫兼任的，它把两大特务组织首次整合到了一起，并且从处室名称也能看出来分工：徐恩曾的一处为“党务处”、戴笠的二处为“军警处”、丁默邨的三处为“邮检处”，包括副局长也是警察系统的陈焯，因此从职务、排序和能量来看，在1937年之前，显然是“中统”的权力更大些。

但是老蒋扶植黄埔系的戴笠特务处，本来就是有制衡“党务调查处”的深意，他不能允许陈立夫、徐恩曾一家独大的情况出现，戴笠的势力和权力于是迅速加大，陈立夫这个局长已经很难驾驭他了。

所以1938年不得不分家，徐恩曾的“党务处”独立出去升格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此时“中统”的称谓才正式出现。

而戴笠的“军警处”则继承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名称和衣钵，也正式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军统”。

由于处在抗日战争时期，军事情报和敌后谍战的分量加重，以及老蒋对戴笠的信任和扶植，在抗日战争期间军统的势力膨胀极快，权力也被扩张到更多的领域，除了不能插手党务以外，戴笠的军统已经渗透到军队、警察、特务武装等若干系统。

按照分工，“中统”是不可以插手军队事务的，同样，“军统”也不可以在政府机关和党务系统培养势力，老蒋的意思就是“各司其职、互相监督和互相制约”，所以两家内斗不止。

不过戴笠虽然地位不高，却利用老蒋的支持和战时便利，哪里都插上一脚，所以到抗战中后期，“军统”的权势滔天，已经渐有压垮“中统”之势。

其高潮事件就是在戴笠的设计下，中统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徐恩曾被“撤职查办，永不录用”。

也就是说，戴笠居然把对手的实际控制人给搞掉了，因此从1938年到1945年春，确实是军统势力和权力为大。

然而戴笠的一家独大，又让老蒋心生疑惧，以及陈立夫、陈诚等政敌的不断呼吁（还有唐纵的秘密报告），抗战末期又决心抑制军统的势力了。

然后有了裁减军统机构和人员的“八人小组”，然后戴笠意外摔死，然后军统被压缩为“国防部保密局”，其公开机构和大部分人员都并入了郑介民的二厅，所以保密局的势力和权力从1946年起大大缩小，只担负秘密任务。

而中统则被改组为“党员通讯局”（党通局），任务性质没有变化，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双方的权力已基本对等，这也老蒋希望看到的局面。

理论上来说，党通局有权调查所有国民党员（哪怕戴笠不是，军统局绝大多数也是），属于党务机构，权力应该凌驾于其它军政单位之上，而保密局不过是一个军事单位（国防部）的下属现役机构。

但是老蒋那是独裁政权，所以真正那家权力更大，其实是看老蒋的宠信程度，于是才出现了抗战时期的特殊情况。

徐恩曾垮台后，接手中统的是陈立夫的大学同学、CC老牌分子叶秀峰，1947年4月改名称为党通局、1949年2月再改内调局（内政部调查局），其实都是换汤不换药。

你看《北平无战事》里面徐铁英拿出南京党部的命令时，保密局北平站也无可奈何，所以不可低估中统以及后来党通局、内调局的权力，《局中人》里面如果怀疑保密局的某某人有问题，党通局长叶秀峰一样亲自出马要人。

但是比较而言，在那三年战争中，老蒋对毛人凤更加倚重些，召见的次数也更多些，毕竟是战时状态下军情第一。

再加上叶秀峰心胸狭窄和能力一般，所以也不敢公开跟保密局叫板。

双方基本维持着一种权力平衡和“斗而不破”的状态，逃台后再次被整合到一起，这其实也是两大特务组织真实的关系，不要被那些谍战神剧带歪了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