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汉简是什么?

[拼音]：Juyan Hanjian

居延烽燧遗址中出土的简牍。时代约自西汉武帝末年（公元前1世纪初）至东汉中叶（公元2世纪初）。烽燧为汉张掖郡居延、肩水两都尉所辖，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居延汉简是继敦煌汉简之后发现的最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敦煌汉简，为汉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第一次发现于1930年，由西北科学考察团发掘采集。出简较多的有10个地点，按原编号排列如下：

宗间阿玛(A1) 63简

破城子(A8) 4422简

瓦因托尼(A10) 267简

博罗松治(P9) 346简

A21 250简

布肯托尼 (A22) 83简

查科尔贴(A27) 93简

金关(A32) 724简

地湾(A33) 2383简

大湾(A35) 1334简另外还有20个地点也发现少数简牍。总计约发现 10200枚左右，现藏台湾省“中央研究院”。第二次发现在1972～1976年，由甘肃居延考古队发掘采集，破城子出土7865简，甲渠第四燧出土195简，金关出土11577简，3处共计19637简，再加上其他地点零星采集的，总数已近2万枚。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绝大部分是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等。最早的纪年简是西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的。由于各遗址的性质不同，所出土的屯戍档案简册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一般亭隧遗址中出土的档册数量不多，而且仅限于与本亭隧有关的档册。候官或都尉治所的档册，数量多，内容丰富，包括了整个辖区中各亭隧的有关档案。这些档案可分两类，一类是各种登记和统计簿籍，另一类是各种公文文书。属于簿籍类的有各种名籍，如吏卒名籍、吏卒廪名籍、卒家属名籍、卒家属廪名籍、吏奉赋名籍、秋射赐劳(或夺劳)名籍等；有专门记录吏卒日常工作的“作簿”和“日迹簿”；有专记传递公文信件的“邮书课”；有统计各亭隧军事装备情况的“守御器簿”、“折伤兵簿”和 “戍卒被簿”；有记出纳钱财和粮谷的 “出入簿”或“食簿”等；有“驿马名籍”和“驿马阅具簿”；在候官治所还有所谓“诣官簿”，即其下属各亭隧士吏诣官办事的登记簿；在关卡遗址中还出土有吏民出入关的登记簿和过所、 符传等。 这些簿籍都各有书写格式，按规定的内容填写。各种公文文书中有诏书、檄书、牒书、律令、品约，以及劾状、爰书等。这些简册原来都是按类归档的书卷、书案和簿录，但在出土时多已编纶散断，次序零乱，有些已被当作垃圾倒在遗址的一角；也有保持簿册原状的，如查科尔帖出土的“永元器物簿”。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根据简册的形制和内容，可以恢复档册的类别和原状。

居延汉简第一次发现后，由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劳幹等拍摄照片和考释简文。1943～1944年，出版劳幹的石印本释文及考证。1949年出版铅印本释文，图版则迟至1957年才在台湾出版，但并未发表简的出土地点。1931～1959年是居延汉简研究的第一阶段。除了考释简文之外，多结合简文内容作历史考证，同时也对汉代边塞上的屯戍制度等作了某些研究。从1959年《居延汉简甲编》出版，至1980年《居延汉简甲乙编》出版以前，是居延汉简研究的第二阶段。由于《居延汉简甲编》发表了1914枚简的出土地点，推动了研究工作的进展，初步区分了不同地点的简，从研究单个的简，扩大到研究成册或同类的简，使复原各类档册的研究日益深入。在研究方法上，从第一阶段以文字考释为主的研究，转入了对簿册形制作考古学的研究，对简的内容从屯戍档案的角度作全面的整理与分析，使居延汉简的研究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参考书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1期。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