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前的经济思想是什么?

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前的经济思想是什么?

[拼音]：Yapian Zhanzheng zhi Wu-si Yundong qian de jingji sixiang

[外文]：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from the Opium War to the May 4th Movement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它是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服务的。

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以1864年为界，其前及其后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1864）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但是，由于中国封建制度下自然经济的牢固性，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1864）前，中国的自然经济还未解体，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新的阶级力量还未形成，因此，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还未出现。在经济思想领域中，同外国资本主义殖民侵略势力和中国的腐朽的封建统治势力作斗争的，主要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思想和起义农民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虽然不是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但它们多少已受到时代的影响而同封建时代的地主阶级经济思想和起义农民思想有了某些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它们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服务的，并且对此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出现起了一定的准备作用。它们同外国资本主义殖民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保守思想之间的斗争，揭开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发展的序幕。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思想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朝的一部分官吏和知识分子，对日益猖獗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威胁和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妥协投降势力进行抨击，要求实行某些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这些人形成地主阶级改革派，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包世臣、黄爵滋（1793～1853）、汤鹏、姚莹（1785～1853）等人。

在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关系的问题上，地主阶级改革派着重抨击外国资本主义的鸦片走私及其对中国造成的严重后果，要求禁止鸦片贸易，但他们一般能把鸦片贸易同通常的国际贸易分开，有的人还比较明确地主张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但是，除了个别人物外，他们要求进行国际贸易主要是为了取得某些使用价值，或者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孤立敌人，争取与国。

在对待国内的财政经济改革方面，他们揭露了清朝统治下的财富兼并、流民众多以及封建国家在管理财政经济的制度方面的种种积弊，有些人积极呼吁并以实际行动推动了漕运、盐政以及赋税方面的某些改革，其中有些改革有着扶助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

地主阶级改革派中的多数人，对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抱积极态度，到鸦片战争前后，他们的这种态度更加明显，先后提出了“本末皆富”、“食固第一、货即第二”和“缓本急标”等观点。

地主阶级改革派经济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魏源。他对内主张发挥商人的作用并给予商人以一定的利益，以推进某些财政经济改革；对外主张禁止鸦片贸易，抵抗外来侵略，但反对禁止一般的国际贸易。鸦片战争失败后，他积极研究西方国家的情况，撰写了中国近代第一部研究西方情况的专著《海国图志》，对于开通中国近代学习“西法”、“西学”的风气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要求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增强中国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这个口号大体上确定了近代先进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基本方向。他和林则徐一起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思想先驱。魏源主张首先移植西方的军事工业，并开始认识到西方的机器技术在民用方面比军用方面有更广阔的前途，因而提出了学习西方“长技”可由军事方面推广到民用方面的主张，认为在军事需要满足后可将部分生产能力转用于民用产品的生产，还提出了允许沿海商民投资自建新式工业的主张。

近代农民起义中的经济思想

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时期，起义农民的经济思想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起义农民的最高发展水平。

太平天国政权颁发的《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实行一切土地国有；按照绝对平均主义的原则分配土地，耕作者除留足自己的口粮外，余粮一律归国家。每一农户都进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一些不能由每户自给自足的手工业也在“两”（由二十五户农民组成的进行共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落后农村公社式的单位）的范围内自给，并且是“农隙治事”，即由农民利用农闲时间进行，而没有专业的手工劳动者。

《天朝田亩制度》的土地国有和平分土地的主张，具有打击封建主义的积极意义；它关于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设想，则不过是对农民小生产者落后经济地位的理想化，具有小生产者思想所特有的“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鄙的平均主义”的色彩。

太平天国时期的某些地方性农民起义（如云南哀牢山彝族农民起义）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也包含着一些值得重视的经济思想。

在太平天国后期，受西方资本主义较多影响的洪仁玕（1822～1864）写了《资政新篇》，要求实现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政治改革，以挽救太平天国的危机。在经济方面，他主张依靠富民投资使用雇工开办新式工矿业以及铁路、轮船等交通事业，并主张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允许外国人来华贸易和投资办工商业，但严禁“毁谤国法”，即不许侵害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这些经济改革主张，构成了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

第二阶段（1865～1919）

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取得了更多的特权，开始把清朝政权变成了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相互勾结，在中国建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中国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基础已陷于解体；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的剥削方式仍然保存着，并在经济生活中占着优势。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刺激下，中国开始出现了少量的新式资本主义工商业，并逐渐产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新的社会阶级。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在经济思想领域中也开始出现了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

洋务派的经济思想

中国的买办性大资产阶级是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反动阶级，它的经济思想也是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反动经济思想的组成部分。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就是早期的大资产阶级。洋务派的经济思想，主要以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人为代表，尤其是张之洞的经济思想，为洋务派经济思想的主要典型，他极力为洋务派垄断新式工业、压制私人资本的政策辩护，为清王朝日益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出卖中国主权的罪恶辩护，他反对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改革要求。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步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它包括两个部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经济思想。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

一种要求在清朝廷的同意和支持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思想。

中国的新式资本主义工业最初是由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创办起来的，这些人后来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所反映的就是这一部分人的利益和要求。

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采用西方的技术和机器设备，并按照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发展中国的国民经济，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富强的国家。他们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殖民侵略活动及其对中国的危害进行了一定的揭露和抨击，对地主阶级顽固派和代表早期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洋务派的经济思想进行了一定的批判和斗争。他们先后提出了“振兴商务”、“振兴实业”等口号来表达自己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为了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改良派还逐渐提出了在政治、教育、文化方面进行一些资产阶级改革的主张。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先后发动了两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变法维新运动和立宪运动。

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又可以中日甲午战争（1894）为界标区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甲午战争前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甲午战争后的比较成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前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郑观应，马建忠（1845～1900）、薛福成、陈炽等，后者主要代表人物则有康有为、严复、谭嗣同（1865～1898）、梁启超、张謇等。

甲午战争前

19世纪60～70年代开始，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官僚开始创办了若干新式工业企业，与此同时，在若干通商口岸也开始出现了很少数的私人投资创办的企业。私人企业主和洋务派“官督商办”（洋务派企业的主要形式）企业中的商股的持有者，是中国社会中出现的第一批资本家。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是早期资产阶级人物以及一些有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要求的商人、地主和官僚的愿望和利益的表现。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开始提出了采用“西法”（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求中国富强的主张。他们批评洋务派强调“船坚炮利”、学习西方军事工业以“自强”的主张是学西方皮毛，提出了“先富后强”的观点，并认为求富就必须学习和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经营方式。在这种认识下，他们广泛提出了采用利润制度、雇佣劳动、公司组织以及专利制度等主张。他们的采用“西法”的主张，广泛涉及工业、商业、农业、交通运输各个领域，但把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看作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和主导部门，因而他们把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国民经济的整个主张概括为“振兴商务”的口号。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的资产阶级力量还十分微弱，还不能进行独立的争取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活动，而是作为洋务派官僚的追随者进行活动的。他们对洋务派政策也有所批评，但总的说还是对洋务派存在极大幻想，把洋务派官僚看作自己的保护人。

甲午战争后

甲午战争后，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更多的人逐渐认识到，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就必须对腐败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本身进行一些改革。同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刺激，又使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有了较显著的增长。资产阶级以及有向新式工业投资要求的商人、地主和官僚，逐渐形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势力。甲午战争后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正是这种社会势力的代表。

甲午战争后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比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更加全面、也更加明确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张。他们不再把洋务派看作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保护者，而把它看作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主要障碍，要求根本废除洋务派对新式工业的官僚垄断，废除洋务派垄断新式工业的“官督商办”形式，把一切工业（包括封建国家绝对垄断的军事工业）都“一付于民”和“纵民为之”，即全部开放给私人资本经营。对于农业，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采用“西法”，只是提出用西方的新式机器和技术以从事商品性农业生产，而没有明确地主张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农业中的传统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甲午战争后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某些代表人物，则明确主张在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采用资本家出资租地和雇工经营新式农场的办法。这实质上是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道路。

对于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相互关系，中日甲午战争后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也比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他们克服了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那种突出强调流通部门，把“商”看作国民经济首要部门的观点，而认为工、农和路（交通运输）是发展商业的基础，尤其强调大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以工立国”、“定为工国”之类的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口号。他们认为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振兴商务”口号太狭窄，太片面，而改以“振兴实业”的口号来表达自己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而他们说的“实业”，是一个包括农、工、商业的总概念。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经济思想

反映民族资产阶级下层（小企业主、工场手工业主以及要求回国投资的华侨资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经济思想。这种经济思想在19世纪末已有萌芽。20世纪初，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资产阶级更加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下层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联系较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少，而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比上层大，对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有更为激进的要求。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经济思想，就是以民族资产阶级下层及小资产阶级上层作为土壤，而迅速发芽滋长起来。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要求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面地迅速地发展中国的农、工、商业，他们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自上而下的缓慢改革主张，而要求通过一次自下而上的革命，推翻清朝专制政权，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扫除障碍，开辟道路。

民族资产阶级下层同封建土地制度的联系较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少。他们没有土地，或者土地较少，对封建土地制度阻碍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作用感受较深。因此，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下层利益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能够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和土地国有的主张，要求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通过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立法解决土地问题；少数人还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主张。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平均地权”的纲领还正式加上了“耕者有其田”的内容。资产阶级革命派吸收西方的资产阶级土地国有论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土地思想，对自己的土地纲领进行了一定的理论论证，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的批判。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土地问题上的主张，实质上是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土地问题上的争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式道路之争。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清朝政权的卖国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他们指责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掠夺中国资源的活动是“灭国新法”，是“灭亡中国之先导”，是比用“刀兵”灭亡中国更为惨毒的手段。他们指责清朝廷已完全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人民的走狗和代理人，成了“洋人的朝廷”，因而认为要反帝必须先反清，要救亡必须先革命。但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未能提出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政纲，反而因为惧怕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提出了承认清政权同帝国主义列强订立的各种不平等条约的错误主张。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经济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孙中山、朱执信、章太炎（1869～1936）等，而孙中山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经济思想的最伟大的代表人物。

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没落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主张按西方国家的面貌改造中国，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不仅积极宣扬自己的改造中国的主张，还领导并进行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组成了各自的政团和政党。例如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强学会、保国会、预备立宪公会，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等。为了给自己的改革或革命主张造舆论，它们都积极“向西方寻找真理”，不仅从西方找来了“振兴实业”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方案，还从西方找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经济自由主义等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武器，并尽量同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有用的材料结合起来，构成了自己的种种纲领和方案。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资产阶级领导的改革运动和革命运动在中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也不可能为中国找到摆脱帝国主义殖民掠夺和封建剥削的出路，不可能指引中国摆脱贫困落后，实现独立富强。戊戌政变（1898）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破产，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经济思想也随着辛亥革命（1911）的失败而没落了。

在中国资产阶级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时代结束后，虽然像孙中山这样的个别的优秀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还能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经济思想方面取得重要的进步，但资产阶级已不再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也不再是进步经济思想的主流，不再是新时代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了。

但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毕竟是中国人民的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先进的中国人为寻找救国救民真理而前仆后继、奋斗不息的光辉体现。它不但为现代中国人民留下了大量有启发、有借鉴意义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料，还包含着许多重要的优良的思想传统。它的这些优良传统，尤其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优良传统，虚心学先进、努力赶先进的优良传统，热望中国富强和现代化的优良传统，都永远值得中国人民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