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Xiandai
现代文学刊物。月刊，1932年5月创刊于上海，现代书局发行。前两卷由施蛰存编辑，第 3卷起由施蛰存、杜衡合编。6卷1期出版后，改由汪馥泉接编。1935年5月出至6卷4期，因现代书局关闭而停刊。
在20世纪30年代激烈复杂的斗争中，《现代》杂志曾经采取比较超脱的中间路线。《创刊宣言》说：“本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本所载的文章”，以“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为标准。杂志的作者队伍相当广泛，如鲁迅、茅盾、郭沫若、冯雪峰、张天翼、周起应、沙汀、楼适夷、魏金枝、郁达夫、巴金、老舍、戴望舒、施蛰存、穆时英、杜衡、杨邨人、侍桁、沈从文、周作人、赵景深、李金发、苏雪林等不同倾向的作家，都在该刊发表过创作或论文。著名短篇小说如茅盾的《春蚕》、郁达夫的《迟桂花》、张天翼的《仇恨》、彭家煌的《喜讯》、沙汀的《土饼》、艾芜的《南国之夜》、杜衡的《人与女人》、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长篇如巴金《海底梦》、老舍《猫城记》，话剧如欧阳予倩《同住的三家人》、杨晦的《伍子胥》，评论如茅盾的《徐志摩论》、侍桁的《文学上的新人》、苏雪林的《论闻一多的诗》、《王鲁彦与许钦文》，都发表于《现代》上。法国左翼作家伐扬·古久列来华参加远东反战大会后，他的《告中国知识阶级》一文也首先由该刊译载。此外，刊物上还有计划地发表过一批有关新文学社团与作家的重要史料。在“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后上海出版界一度比较沉寂萧条的情况下，《现代》杂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文学界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现代》杂志曾以显著地位发表过一批具有现代派特色或倾向的作品。编者施蛰存在刊载新感觉派小说家刘呐鸥的《赤道下》和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时，曾说:“我觉得在目下的文艺界中，穆时英君和刘呐鸥君以圆熟的技巧给予人的新鲜的文艺味是很可珍贵的。”杜衡也盛赞穆时英：“确实是在这新技巧的尝试上有了相当成功的。”穆时英收在《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两集中的那些现代派小说，大多发表在《现代》杂志上，有一段时间几乎达到每期一篇的程度。在此前后，施蛰存自己也继续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写心理小说，还用意识流手法写了《四喜子底生意》、《鸥》等风格韵味颇近似于穆时英的作品。在诗歌方面，《现代》上不仅刊出戴望舒、李金发等人的现代派诗作，编者施蛰存自己还创作了一组《意象抒情诗》。戴望舒的《诗论零札》、施蛰存的《又关于本刊的诗》，都表明了他们现代派的诗歌主张。施蛰存说:“《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现代》中的诗大多是没有韵的，句子也很不整齐，但它们都有相当完美的肌理(Texture)。它们是现代的诗形，是诗！”这些诗含意比较晦涩，因此有的读者称《现代》上的诗为“谜诗”。《现代》上介绍的外国作家，也以现代派的居多，如法国的阿波里奈尔、约可伯、桑德拉尔、茹连·格林，美国的福克纳和几位意象派女诗人，日本的横光利一等。可见，《现代》杂志虽然并非现代派的杂志，但《现代》杂志里确实存在一个现代派──至少在小说、诗歌两方面确是如此。
在“左联”与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发生激烈的争论时，杜衡(苏汶)在《现代》上先后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等文，以所谓“第三种人”的面貌参与争论。此后，周起应、瞿秋白、鲁迅、冯雪峰等先后为这场争论写了文章，给苏汶以批评，这些文章也都在《现代》杂志上发表，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文艺自由问题论辩”。《现代》正是这场论辩的一个主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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