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文学是什么?

[拼音]：quyi wenxue

泛指曲目创作，主要为民间说唱脚本。旧时曲艺的创作靠师徒相承的口头传授方式继承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艺人的风格流派不同，它的创作有着很大的灵活性。历代艺人总是根据当时听众的思想情绪和艺术趣味，一方面创造新的作品，一方面对历史遗产进行必要的加工和丰富。一部优秀作品，往往是经历若干代艺人的努力，从比较粗糙的说唱逐渐达到完美的地步。如《水浒》的故事，在南宋时只有《大宋宣和遗事》和《醉翁谈录》著录的《花和尚》、《武行者》、《石头孙立》、《青面兽》等少数篇章，相当零散简略。到了明代才有经过施耐庵综合改写的《水浒传》刊本问世。但在此之后，口头创作并未停止，直到现代评话艺人王少堂所创作的水浒评话，仅《武松》这一部分的篇幅，就达100万字以上，充实了大量内容。同时，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曲种中也各有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不同风格流派的艺人也有不同程度的再创作。在内容方面，作者们既取正史、野史、小说、杂记等作为原始素材，又溶入民间的传说故事，以及艺人自身的社会生活体验及听众提供的知识和意见。在艺术方面，既要符合曲种的结构剪裁、语言风格、唱词格律等方面的要求，又要适合艺人自己的艺术风格。因此，曲艺文学是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互相结合、互相补充的口头创作。

曲艺是作为一种市民阶层的说唱艺术，在唐代随着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城市的经济繁荣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杂戏中已有“市人小说”，但无脚本流传。现存敦煌石窟保存下来的唐代变文，是僧人在寺院里进行俗讲的底本，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和民间的说唱艺术有互相影响之处。现存的变文内容，有讲唱佛经故事和世俗故事两类。在讲唱佛经故事的变文中，尤其以那些不引经文而直接依据佛经里的故事加以敷衍穿插的作品，如《目连救母变文》、《降魔变文》等，在故事情节、刻画形象方面生动精彩，富有惊人的想象力和奇特的构思，文笔也颇精彩。其中写目连的历尽辛苦以求救母的坚韧性格，写地狱的凄惨，狱卒的冷酷等，都曲折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生活的一些侧影。那些以世俗题材为内容的变文，如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以民间传说故事为题材的《孟姜女变文》；反映当代时事的《张议潮变文》等，都不同程度地揭露了封建制度下丑恶的社会现象，歌颂了真挚的爱情和人民群众的爱国精神，以及反抗封建暴政的优秀品质等。

这一时期的话本、词文、歌辞等，对后世的曲艺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现存话本有记述佛徒言行的《庐山远公话》，记述道士法术的《叶净能诗》，记述神话故事的《唐太宗入冥记》，记述历史故事的《韩擒虎话本》、《秋胡》等作品。其中《秋胡》描写一旦身居高位就喜新厌旧的秋胡，和品格高尚的秋胡妻形成对比，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韩擒虎》描写少年虎将韩擒虎的胆识、谋略和英武的精神也极成功。词文是一种全用唱词的体裁，现存《季布骂阵词文》是代表作品，塑造季布勇敢沉着的性格，情节复杂紧张，引人入胜。歌辞，又称曲子词，也是可在歌场演出的作品，或抒边客游子之情思，或发忠臣义士之感慨，以至佛门的赞颂等等，莫不入调。其中《五更转》、《十二时》、《十恩德》、《百岁篇》等的定格联章体制，对后代的时调小曲有一定影响。

唐、五代的曲艺文学，虽然有不少作品受佛教思想影响较深，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但也曲折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某些情景。而在以世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则相当鲜明地抒发了下层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和愤懑心情。在艺术方面虽然还不甚成熟，但已经显示出了在矛盾冲突中描绘人物性格形象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且已经能够充分利用想象、虚构、夸张等艺术手段。艺术结构上，也注重首尾贯串，波澜起伏，情节曲折，层层设置悬念以推向高潮的艺术手法。语言方面则既从方言俗语加以提炼，也使用一些浅近的文言骈语，以求精练畅达。开始具备了曲艺文学独有的艺术特色，也为后来的曲艺文学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宋代由于城市经济更趋发达，瓦舍勾栏兴起，曲艺文学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不仅说唱艺术品种繁多，并且产生了书会组织，一些下层知识分子参加了曲艺文学的创作活动。北宋末年，不少说唱艺人流入金国，北方的曲艺文学也有所发展。这一时期，说经、说参请等宗教题材继续有所发展，讲史题材方兴未艾，而以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为主的烟粉、灵怪、传奇、公案、铁骑儿等称为“小说”的题材创作更为兴盛。现在以话本小说形式流传下来的作品，或者只是艺人所藏属于提纲性质的资料，写得很简单；或者是经过后代文人加工修饰过的读本，虽然看来是完整的，但比起艺人口头讲述却简略得多，都不足以反映曲艺作品的真实面貌和艺术成就，只能从中获知这些作品的主要情节和话本体制等方面的情况。

现存的宋人话本约40种，其中以《碾玉观音》、《错斩崔宁》、《杨温拦路虎传》、《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数种在思想性、艺术性上成就最为突出。讲史作品，宋人旧编有《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两种。五代史自北宋就有艺人尹常卖讲说，今见刊本为元人所修订，其间也可能经过历代艺人的增补修饰，保存着较浓的说话艺术色彩。宣和遗事在南宋和北方的金国，只有一些各自独立的梁山泊故事在艺人口头传述，刊本《大宋宣和遗事》则是抄录野史笔记和艺人话本片断杂糅而成，鲁迅说它是“近讲史而非口谈，似小说而无捏合”，“节录成书，未加融会”。这本书虽然驳杂，却也保存了不少梁山泊聚义故事早期口头文学的面貌。当时以唱为主的曲艺形式，虽然品种繁多，但流传下来的只有诸宫调《刘知远》残本，和完整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两种。有故事情节的唱赚、涯词、陶真等形式的作品，只能见到一些著录的名目。

宋代曲艺文学以深刻反映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意识形态为其主要特色。如《碾玉观音》里的碾玉工人崔宁、裱褙匠的女儿璩秀秀；《错斩崔宁》里的小商人崔宁、下层知识分子刘贵；《三现身包龙图断冤》里的小吏孙文；《志诚张主管》里的商店主管张胜；《万秀娘仇报山亭儿》里侠气的偷儿尹宗等，都成了作品的主人翁和被歌颂、同情的人物，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新的现象。

宋、金时代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在曲艺文学中也有不少反映。如《梦梁录》所载艺人王六大夫说的《中兴名将传》，《醉翁谈录》所载的《石头孙立》、《花和尚》、《武行者》、《青面兽》、《杨令公》等，这些作品虽然未能直接记录下来，但在后世的演义小说中都有演述，很可能是通过世世代代的艺人口头相传，后来经过整理加工成书的。在很多曲艺作品里，通过歌颂农民起义的英雄和为民族斗争献身的武将，揭露了皇帝的昏庸，上层统治阶级的残暴和罪恶。在描写妇女、婚姻问题的作品里，以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为代表的一批作品，赞颂了自由的爱情，批判了封建伦理观念。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更趋成熟，超越了前人。

元、明两代印刷事业发达，刊刻宋元话本很多，使曲艺作品成为通俗读物而广为流传。如今可以见到的，主要是讲史和神话题材的作品。现存的《全相平话五种》及《永乐大典》收录的《薛仁贵征辽事略》、《魏徵梦斩泾河龙》，收录于朝鲜《朴通事谚解》中的《车迟国斗圣》等，参照宋、元以来说话艺人的话本重新写定的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都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和爱憎感情。其中《魏徵梦斩泾河龙》、《车迟国斗圣》都注明引自平话《西游记》，故事情节和语言都比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丰满、生动得多。虽然只保存下这两个片断，也可想见这部平话本篇幅是很长的。这种向长篇说书发展的倾向，对后世曲艺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元代的说唱形式，如说唱货郎儿、琵琶词、陶真、词话等，都没有流传下完整的作品。在明代写定的话本小说《快嘴李翠莲记》，很象是一篇由唱本改写的作品，还保留着大量的韵文唱词，一般认为是产生于元代的作品，也有人认为近于说诨话，可能产生于宋代。其他据学者考订认为是产生于元代的话本小说，还有10余种，除《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等少数作品在思想、艺术方面成就较高以外，一般都比较平庸。

明代流传下来的曲艺作品，主要有词话《大唐秦王词话》，鼓词《大明兴隆传》、《乱柴沟》、《孙武子雷炮兴兵救孔圣》及1967年出土的《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丛刊》中的十几种词话本。其中，《大明兴隆传》、《乱柴沟》两种写明代开国到燕王靖难之役事迹，其余都取材于历史故事。从这些作品来看，有的写宫廷政治事件及宫闱生活；有些讲史和公案题材，多半取材于元代的平话和杂剧，艺术上虽有发展，但看不出反映明代社会生活的痕迹。只有写包拯陈州粜米、断曹国舅公案、断歪乌盆、断赵皇亲孙文仪案等几篇词话，描写了下层士子、商人受封建皇族或皇亲迫害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了市民阶层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愿望。另外，现存话本小说中有《李秀卿义结黄贞女》、《苏知县罗衫再合》两种，是根据明代流传的唱本改写的，直接描写了一些明代的社会生活面貌。

元、明两代的曲艺文学有不少共同之处，即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逐渐衰落不振，讲史、神话题材有一定发展，在艺术性方面有一些提高，而在思想性方面，平庸的以至宣扬忠孝节义、封建迷信的作品逐渐多了起来。

另外，由于明代进步的文人重视民间文学，收集话本、民歌等加以整理刊印，开始产生了专供阅读的曲艺文学读物，并推动了一些文人从事拟话本的创作活动。冯梦龙的“三言”（《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据宋元话本加以整理和文人拟作话本的合集；其后，凌濛初的“二拍”（《拍案惊奇》初、二刻）及再后的《石点头》、《醉醒石》等书多属拟作。拟唱本形式的还有杨慎的《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之类。这些文人的拟作，多反映了封建文人的思想意识。其中的一些好作品，如《杜十娘》、《沈小霞》、《宋小官》、《一文钱》等，继承和发展了曲艺文学的优秀传统，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和理想，成为后代艺人改编加工的题材。同时，由文人拟曲艺形式进行创作，到创造民族风格的章回小说，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进程。

经历了明末的农民起义战争以后，清代自康熙年间起，社会生产得到恢复，曲艺的艺术品种也日见繁盛，艺术活动逐渐活跃。这一时期，主要是南方的评话、d词和北方的评书、子弟书、八角鼓(单弦、联珠快书等形式)的创作最为繁盛。评话和评书仍以讲史为主，一部二十四史几乎都已有了说部。主要的成就是对久已流传的《三国》、《水浒》、《西游记》以及晚出的《精忠说岳》、《隋唐》、《西汉》等优秀书目进行了不断的丰富和加工，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都有一些新的提高，情节更为充实，结构更为严整。侠义公案说部的兴盛，也是引人注目的现象。从石玉昆说唱的《包公案》被改写为《三侠五义》以后，陆续出现了《彭公案》、《施公案》、《小五义》、《永庆昇平》等书，这是宋元话本余波的再兴，但正如鲁迅所说，“仅其外貌，而非精神”。这些作品虽在艺术性方面或有可取之处，而思想内容却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反映社会人情世态的作品，只有扬州评话《清风闸》、《飞跎传》两部，讽刺达官富商，描摹市井生活都极生动，独具特色。d词方面，文人创作的国音d词数量甚多，其中以《天雨花》、《再生缘》、《花笺记》、《二荷花史》等影响最大，有的曾被后代艺人改编说唱。供艺人d唱的吴音d词作品，有马如飞的《珍珠塔》，陈遇乾的《义妖传》、《玉蜻蜓》及《三笑姻缘》等，多据前人作品修订，较原本有很多丰富充实之处，艺术性也有不少提高。

文学名著《红楼梦》、《聊斋志异》的出现，为曲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艺人乐于编唱，也为听众所喜闻乐见。在车王府收藏的清代曲本和流传到现代的曲艺作品中，据这两部名著编唱的曲目，如子弟书《露泪缘》、《黛玉悲秋》、《双玉听琴》等，牌子曲《西湖主》、《胭脂判》、《张鸿渐》等，数量很多，也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另外，从话本小说和其他白话小说、戏曲改编的作品，如子弟书《得钞傲妻》、《拷红》、《借靴》、《杨志卖刀》等，牌子曲《金山寺水斗》、《春香闹学》、《百宝箱》等，也都闪烁着一些民主思想的光辉。

活动于农村中的民间艺人，也有不少创作。如中篇说唱鼓词《二全镇》、《对花q》等，短篇鼓曲作品《红月娥做梦》、《借髢髢》、《偷石榴》、《闹天宫》、《打黄狼》等，都具有清新朴实的风格，传唱很久。清末兴盛于城市中的相声，创作了不少讽刺鄙吝、贪婪、欺诈种种鄙习和行为的作品，如《字象》、《扒马褂》、《连升三级》、《日遭三险》等，寓庄于谐，鞭辟入里，成为相声艺术的优秀传统作品。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廷卖国投降的面目彻底暴露在人民面前，曲艺文学中也有不少反映。如出于旗籍子弟手笔的牌子曲《热河叹》，讥笑了咸丰帝仓皇逃命的狼狈相，《夷氛私叹》揭露了官兵和王侯公卿腐败无能，只知荼毒人民的嘴脸。此后描写义和团起义的鼓词《洋人进京》、《妙法拆洋楼》等，也反映了一些当时的民众情绪。反侵略、反封建的思想内容输进曲艺文学之中，标志着人民群众政治上的觉醒，也开启了五四运动以后曲艺改良活动的先河。

五四运动在曲艺文学上的反映，就是出现了曲艺改良的新思潮。这时期创作了一批新作品，如鼓词《大劝国民》、《孙总理伦敦蒙难》、《早婚害》，单弦《秋瑾就义》等，对当时的思想启蒙起了一定作用，但在艺术方面还显得比较幼稚。此后，大部分艺人仍以演唱传统作品为业。有正义感的艺人往往在说唱传统书目时，借书情来隐喻现实，表达人民的思想愿望。如陈士和的评书《聊斋》，借《续黄梁》、《梦狼》、《考弊司》、《王者》、《席方平》等故事暴露了贪官酷吏的丑恶面目，歌颂了善良人民的斗争精神，对原作有很多创造性的丰富，主题寓意深刻，具有比较强烈的人民性。王少堂的评话《水浒》，较前辈艺人有了很大的发展，对武松等英雄人物的描写更为丰满，对封建统治阶级人物的揭露都较原著细致深刻，大大加强了《水浒》的人民性。与此同时，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侵袭腐蚀，也产生了一些荒诞的腐蚀人们灵魂的评书，如《三侠剑》、《雍正剑侠图》、《五女七贞》等和很多适应庸俗低级趣味的鼓曲作品。

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江西中华苏维埃政府管辖的地区，继承五四革命文化传统，曲艺文学得到了发展。瞿秋白、彭德怀和各级领导干部热情推动说唱艺术发展，创作了新的说唱作品。瞿秋白参加修改的鼓词《王大嫂》，女战士李素娇编唱的五句落板《白军士兵出路歌》和很多歌颂土地革命、歌颂红军的小唱，起到了很大的政治鼓动作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参加抗日战争的作家和民间艺人都积极利用曲艺形式，反映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作家赵树理、王亚平，战士毕革飞，民间艺人王尊三、韩起祥、沈冠英等人的作品，如《晋察冀小姑娘》、《刘巧团圆》、《考神婆》、《大生产》、《王丕勤走南路》等，思想性与艺术性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有的作家也积极创作曲艺作品，如老舍的鼓词《王小赶驴》、《张忠定计》、《新女性》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曲艺文学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很多文艺工作者参加了曲艺改革工作。一方面帮助民间艺人整理优秀的传统作品，使其思想性、艺术性得到新的提高；一方面积极创作、改编反映现实生活的新作品，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有的作家有意识地借鉴评书的艺术表现手法写出了一批长篇小说，如刘流的《烈火金钢》、曲波的《林海雪原》等，都为艺人所乐于演述。短篇鼓曲作品数量更为丰盛，每一个曲种都积累下一批有影响的新作品，长期传唱于曲坛。其中如山东快书《一车高梁米》、《三只鸡》、《李三宝》、《武功山》，鼓词《渔夫恨》、《黄继光》、《光荣的航行》、《石不烂赶车》，评d《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王孝和》，快板《战士之家》、《学雷锋》，以及相声《买猴儿》、《夜行记》、《昨天》、《帽子工厂》、《如此照相》等大量优秀创作，都发挥了曲艺艺术的特点，做到了继承与革新，革命的思想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为繁荣曲艺创作开拓了新的道路。

中国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说唱艺术传统。由于民间歌手的代代相传，不少优秀传统作品得以流传下来。很多民族的说唱艺术中还保存着远古的神话传说，如万物起源、民族历史、生产知识以及与自然作斗争的故事等，可以看出其悠久的传统。特别是各民族的英雄史诗，如维吾尔族的《阿里甫·埃尔吐额阿》在3～7世纪就已传唱；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结构宏伟，经过长时期的增饰而日益丰富;蒙古族的《英雄格斯尔可汗》传到现代又有新的改编本。只有 900多人口、没有民族文字的赫哲族也有不少歌颂英雄的说唱，如《希尔达路莫日根》等几部长篇作品已经记录汉译出来。这些说唱作品都具有极为珍贵的文学价值。歌唱男女坚贞相爱、与恶势力作斗争的作品也很多，如朝鲜族的《春香传》，哈萨克族的《萨丽哈与萨曼》，苗族的《娥尼和久金》，侗族的《珠郎娘美》等，都以感人的内容和瑰丽的艺术色彩见称。藏族的说唱“喇嘛玛尼”，演唱时张挂画轴，与唐代的变文极为相似，传唱到现代的曲目《文成公主》，歌唱了汉、藏民族关系和睦的佳话。同时，与汉族文化交流影响较深的蒙、壮、侗、回、锡伯等民族，长期以本民族说唱形式传唱着汉族的《三国》、《水浒》、《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民族的说唱艺术也都创作了新作品，反映了民族生活的新变化。影响最大的作品有蒙族了好来宝《铁牤牛》、《富饶的查干湖》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传统曲目做了大量的收集整理工作。对于短篇鼓曲和相声作品，选择其中有影响的优秀节目做了整理加工，去粗取精，注入新的血液，使其继续传唱。对于长篇大书，从选择书中精彩部分入手，逐渐推动对全书的系统改造工作。短篇说唱如《穆桂英指路》、《双锁山》、《鲁达除霸》、《闹江州》、《偷石榴》、《卖丫环》、《周仓抢娃娃》等;相声如《关公战秦琼》、《改行》、《扒马褂》等；滑稽如《七十二家房客》、《调查户口》等，经过整理以后，突出了主题的积极意义，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同时通过对一个曲种的整理，推动了其他曲种移植演出，扩大了影响。长篇书词如d词《描金凤》中的《玄都求雨》、《老地保》两回；《珍珠塔》中的《方卿羞姑》一回;《顾鼎臣》中的《花厅评理》一回等，经过整理以后，剔除了原作歪曲人物形象和不合情理的情节，重新作了剪裁加工，提高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使其情节完整，独立成篇，取得了很多成果和宝贵经验。在十年内乱中，这项工作受到了严重破坏，现在，正在逐渐得到恢复。

对传统曲目的整理工作，在大部分书目中仅限于剔除封建迷信部分，而对于思想内容和人物塑造等方面违背历史真实和艺术上过于粗糙之处，还缺乏细致认真的加工整理。如《杨家将》、《岳飞传》里的民族战争性质问题，缺乏正确的描写，细节中还多有不妥之处；《隋唐》、《英烈传》、《西汉》等书塑造的农民起义英雄人物，还多以旧的道德观念来评骘是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为繁荣曲艺创作开辟了宽阔的道路，编演新曲艺蔚然成风。各个地区、各个曲种都出现了反映新的社会生活的优秀作品，大部分收集在《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曲艺》、《〈解放军文艺〉百期曲艺选》和各地区编选的曲艺创作选集及个人作品集中。同时，将小说、戏剧、电影等优秀作品改编为曲艺作品的，如《林海雪原》、《红岩》、《铁道游击队》、《李双双》等，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按照说唱艺术的要求加以丰富和剪裁，重新结构安排故事情节，力求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鲜明，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对于繁荣曲艺文学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此外，用新的思想、观点编写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的曲艺作品，如《正气歌》、《血溅山神庙》、《愚公移山》、《张羽煮海》、《中山狼》等，丰富了曲艺的题材，有利于满足人民多方面的审美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7年，曲艺创作取得的这些成果，主要是作者深入生活，体验群众的思想感情，把握时代的前进脉搏而取得的。但是，在一段时间内，有些真实地反映生活的作品曾受到不应有的批判。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文艺政策作了重要的调整，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使曲艺创作重新走向繁荣。1980年举行的全国优秀短篇曲艺作品评选工作，选出了1977～1980年创作演出的相声《帽子工厂》、《如此照相》、《不正之风》，评话《挂牌成亲》，d词《春到银杏山》，唱词《春到胶林》、《难忘的一课》，快书《唐僧行贿》、《红日照西安》等58篇作品，编集出版，反映出曲艺创作质量有了新的提高。

参考书目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作家出版社，北京，1954。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北京，1980。 张锡厚：《敦煌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程毅中：《宋元话本》，中华书局，北京，1980。 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