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源于哪个地区

普通话的来源哪个地方（普通话的由来）

普通话的由来（普通话的来源哪个地方）

对于13亿中国人来说，普通话是如今的民族共同语，然而，对于说着粤语、客家话、闽方言、吴方言、赣方言、湘方言等六大方言体系的南方中国人来说，普通话却显得如此陌生；而对于北方民众而言，这些南方方言也有如“鸟语”一般，根本听不懂。

但他们或许不知道的是，作为一门异族入侵色彩严重的语言，普通话本非纯粹的汉话，而南方的这些“鸟语”，才是我们的祖先，所真正说着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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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60年，晋国召集北方诸侯商议如何讨伐楚国。

然而此时楚国强大，刚刚挫败了晋国的盟国吴国，国力日趋衰弱的北方盟主晋国，对于自己无力率众伐楚的外强中干感到恼怒，但又需要找到发泄点，于是，晋国大臣范宣子将焦点对准了北方姜戎的首领驹支，指责是戎人在搞破坏挑拨北方诸侯，以致南征楚国出现分裂。

作为与中原华夏族先民语言不通的戎人首领，此时驹支却不卑不亢，并当场朗诵了一首《诗经·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

戎狄言语向来与华夏不通，驹支却能朗诵《诗经》，并且亲自与各诸侯国君臣公开辩论，这就涉及到一个语言问题，即驹支说的，究竟是什么语言，能让自身也是说着各种方言的各诸侯国人一听就懂？

难道，先秦时期的远古中国人，已经说着一门类似今天普通话一样的民族共同语了？

对此，《论语》中给出了答案。

《论语》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思是说，孔子在诵读《诗经》、《尚书》和主持典礼的时候，都说的是“雅言”——而雅言，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共同语。

对于门下弟子三千的孔子来说，如何与来自各个诸侯国的弟子们沟通，以及在游历诸国时向各国国君推广自己的思想，只能是通过一门远古时期的华夏族共同语——“雅言”来进行交流。

▲春秋时期，孔子经常宣讲“雅言”。

语言学家指出，上古时期，“雅”和“夏”相通，所谓雅言即是指夏朝人流传下来的，广泛使用于今天的黄河、洛水一带的河洛古语，由于从夏朝、商朝到周朝都定都于河洛一带，到了东周迁都洛邑后，作为各个诸侯国与天下共主东周交流的共同语，雅言此时开始向洛阳音倾斜，这也就是后世汉人广泛使用的“洛阳读书音”的古老源头。

说起来，无论是位处西北的戎人首领驹支，还是位处今天山东一带的孔子，他们所说的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汉人“普通话”——雅言。而雅言背后的河洛古语，正是今天流传于江浙一带的吴方言，以及存在于福建、广东以及台湾地区的闽方言、客家话、粤语等的共同祖先。

换句话说，在今天被视为鸟语的吴方言、闽方言、粤语、客家话等语言，要更为接近汉人祖先所使用的语言，而异族色彩浓厚的现代普通话，此时根本仍未诞生。

内部方言杂立的古老华夏族，正是通过雅言，紧密团结在了一起。也正是通过雅言，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沟通往来，孔子的游历诸国，以及诸子百家的纵横游说，才得以说得清、听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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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夏商周以降到西晋时期，由于中国各个王朝的首都，都是基本从西向东摆动于黄河洛水的长安、洛阳一带，尤其是东周、东汉、西晋都定都于洛阳，这就使得河洛古语中的雅言“洛阳读书音”，逐渐成为了古代中国人所共同尊奉的共同语。

相传为周公旦所著，实际上成书于两汉时期的《周礼·秋官·大行人》，就记载了先秦时期，作为周王掌管诸侯朝会和出使邦国传达王命的官员的“行人”，经常要为各国人员培训先秦版“普通话”雅言和文字的事例（“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

西晋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南迁，但是南迁的士族们却仍然说着来自中原的雅言“洛阳读书音”，当时，籍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的名士谢安（320-385），在南迁建康（南京）后，仍然喜欢用洛阳的书生腔读书念诗，由于谢安从小患有鼻炎，他发音时鼻音很重，可能有点类似于今日汉语拼音中ong的发音，但当时整个建康城（南京）的人都觉得，谢安的“洛阳读书音”实在太好听了，以致于满城的人，都喜欢捏着鼻子学谢安说话，这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洛生咏”。

而谢安的“洛生咏”，正是古老的汉族共同语“雅言”，在西晋衣冠士族南渡后，所带到南方的远古版中国“普通话”。

▲谢安所说的洛阳读书音，是古老的汉族雅言。

作为东晋以及后续的宋、齐、梁、陈等南朝的官方语言，洛阳雅音在金陵（南京此时从建康改名金陵）也逐渐吸收了部分古老的吴越方言，到南朝的齐、梁时代，南方士族阶层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统一的雅音系统，这就是以东汉、东晋洛阳皇室旧音为基础，浸染金陵（南京）某些语音而形成的“金陵雅音”。

也就是在这时，日本人渡海东来，在学习汉字的同时，又学习了作为“金陵雅音”的“吴音”，日后，日本人又在唐朝时期将长安的“唐京雅音”作为“汉音”传入，而今天的日语，正是在中国的“金陵雅音”和“唐京雅音”的基础上，融合日本本地方言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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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灭亡后，尽管中国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南北朝（420—589年）大分裂时期，北方异族不断南下，但中国的雅音系统并未遭到大的破坏，相反却不断凝结在一起。

在当时的南方士族眼里，他们认为金陵雅音才是中原的正统，而北音在长时期的异族侵染下已经“渐杂夷虏”，反而是南音更多的保留着洛阳雅音的特色。

梁武帝时期，陈庆之（484-539）护送元颢北上洛阳，与北魏大臣杨元慎就梁朝和北魏谁是国家正统发生争论，对此，用雅音与北魏杨元慎进行辩论的陈庆之，用睥睨的姿态藐视说：

“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

梁朝的陈庆之说着一口金陵雅音，但作为北魏大臣的杨元慎却听得懂，这首先归结于北魏孝文帝（467-499）的改革功劳。

南北朝时期中国尽管大分裂，异族不断南下，但到了公元490年，23岁的北魏孝文帝开始从平城（大同）迁都洛阳，并强行推行汉化运动，这其中就包括禁止胡服，改易汉俗，和规定30岁以下的鲜卑人一律改学汉语“雅音”。

孝文帝规定，不学习汉语雅音的鲜卑官员一律“降爵黜官”，对于孝文帝强行推广汉语，当时孝文帝的皇后冯氏坚决反对，为此，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孝文帝直接将冯氏从皇后废为庶人，理由就是皇后拒绝改说汉人的雅音“伊洛正音”。

对此，孝文帝解释说，假如不学习汉人雅音，那么几代人以后，怕是鲜卑人又将成为披发左衽的蛮夷之人（“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对于孝文帝来说，鲜卑人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能否说上一口标准的汉人雅音——伊洛之音，是与南方王朝争夺“正统”的重要标志。

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中，当时，无论是在西晋时期建立汉国的匈奴贵族刘渊，还是后来的北魏孝文帝，他们都极度推崇汉化和汉语，这就使得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北方动荡两百多年，但源自河洛古语的汉语雅音却一直在北方得以保存——因为在当时，无论是北魏，还是南朝的宋、齐、梁、陈，都始终在朝着一个方向，即传统的洛阳读书音靠近，这就使得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两方的标准语并没有产生太大分歧。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使得南北朝时期的标准语基本保持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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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一统南北后，音韵学家陆法言做《切韵》规范当时的国家标准语时，重新将南北朝时期有所隔离的南朝金陵雅音和北朝洛下雅音重新整合在一起，形成了隋朝新的官方雅音系统。

而继承隋朝体制的唐朝，也将从夏商周时期就延续下来的雅音，和后来经历秦汉统一帝国改造后形成的洛阳读书音继承下来作为官方语言，一直到后来的五代十国和北宋时期，洛阳读书音作为古老的汉民族共同语，仍然拥有极高的地位。

北宋时，名臣寇准跟别人讨论天下那里的语音最正统，便说“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意思是说，洛阳读书音才是天下雅音的正统；而两宋交际时期的大诗人陆游（今浙江绍兴人），也在他的《老学庵笔记》中写道：

“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

但汉民族的共同语，在安史之乱以后，已经开始酝酿剧烈的变化。

从安史之乱以后，到五代十国、两宋时期，北方的契丹、女真、蒙古人先后不断崛起，并南下剧烈冲击中华大地，由于北方平原地域广阔、一马平川，这就使得胡语在北方更容易渗透和流传，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北方方言更具有异族色彩，而南方由于山河阻隔，却得以保存了汉民族古老语言的原因。

从西晋八王之乱以后，北方汉民族不断大规模南迁，在北方士族融合吴方言改造成金陵雅音同时，来自河洛古语地区的中原子民，也辗转南下迁移至福建和广东粤东地区，并吸收了部分当地越族用语，逐渐形成了今天的闽方言区，从而为汉民族保留了古老的语言种子。

当时，对于北方胡族语言不断冲击南下，汉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鄙夷性的语言，例如“胡说”、“胡来”、“胡作非为”等这些口语和书面语，其实就包含着早期汉人对于胡人等少数民族的鄙夷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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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语言的冲击不可避免。

前面说过，从夏商周时期开始至隋唐，中国的首都长期都是从西向东摇摆于长安和洛阳一带的黄河洛水地区，但是从五代十国开始，长安和洛阳开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开封的崛起。

开封的崛起，意味着中国首都从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的从北向南的摆动趋势，即将真正成型到来。

▲中国首都和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东进、南下北上，深刻影响中国语言的发展。

开封在五代十国时期崛起后，作为后续的北宋首都，开封的汴京话也对唐朝延续下来的唐京雅音产生了很大影响，北宋时，在汴京话冲击影响下，汉民族的雅音开始融合了开封特色，形成了后来所称的“宋音”雅言或“中州音”。

要注意的是，北宋时的开封话和“宋音”雅言，仍然属于古代汉族雅音系统，与现在的河南话是彼此互不相通的两码事。

1127年，女真铁骑南下灭亡北宋，随着宋室南迁和南宋的建立，此后，汉族的雅音系统再次分离，并逐渐分裂成了后来的南方官话体系和北方官话体系，这也是当时南北方政治军事对峙所造成的分裂结果。

从唐朝以来，今天属于北京的幽州地区，一直都是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的活跃地带，当时，一种称为唐代幽州话的汉族边缘方言在幽州地区流行开来，在契丹、女真和后来的蒙古人影响冲击下，幽州话开始融合了大量的北方少数民族用语，并逐渐发展成了后来的北京话。

而原本地处边缘，与河洛古语的中原雅音系统相去甚远的幽州话，随着蒙古人的到来，即将开始剧烈改变此后700多年间的中国语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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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年，女真人攻灭北宋，随后，北方地区在女真人和蒙古人的先后统治下，官话体系也发生了剧烈变化，从中古音转为近古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原本中国南北共同推崇“洛阳读书音”的局面被改变了，这时候，南方官话随着宋室的南迁和南宋的建立，发展成了南方官话，北方则随着契丹、女真以及蒙古人的先后入侵，逐渐形成了北方官话体系。

当时，南方官话以南京为基准，北方官话则主要流行于华北地区。

1279年，蒙古人正式攻灭南宋，在此前的灭金战争和后来的灭宋战争中，蒙古人对中国北方和四川等南方地区都实行了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政策，这就使得从契丹人入主幽州，女真人攻灭北宋后，北方一直在缓慢改变的语言语音体系，遭到了扫荡式的打击。

在蒙古人的屠刀下，由于北方汉人被种族式大规模屠戮杀害，加上战争动乱导致的瘟疫、饥荒和人口的不断南迁，这就使得北方出现了广大的语言真空区，原本自夏商周以来一直延续流传三千多年的中原古代雅音系统，此时也在北方遭到了毁灭性的扫荡破坏。

元朝定都大都（北京）以后，作为唐代幽州话嫡系的“大都语”开始出现，这也就是今天北京话乃至普通话的雏形。

此时，受到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语言先后侵蚀影响的幽州话以及后来的“大都语”，已经丧失了古代中原雅音系统所拥有的全浊音和入声。

而入声等中国古代汉族雅音和洛阳读书音消失导致的结果，就是用从元朝时期开始发端的大都语、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说的普通话，来读古代的许多古诗词时，经常会出现无法押韵的情形。

出现这种问题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些古诗词很多都是押的入声韵，而从元朝开始崛起的北京话（普通话），在经过蒙古人对汉人的扫荡式改造后，入声韵已经几乎彻底消失。

这，就是今天用普通话来读古诗词，经常出现无法押韵的最重要原因。

在进行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将北方地区腾空出巨大的语言真空区后，元朝政府规定，学校教学必须采用以“大都语”（北京话）作为标准的天下共通语，这就使得“大都语”（北京话）开始在北方地区逐渐流行开来，并成为现在广泛流行的北方方言的源头。

▲成吉思汗及蒙古人所推行的种族屠杀政策，是古汉语发展的浩劫。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经历少数民族侵蚀改造的北京话开始逐渐成型。而元代时期盛行的杂剧和散曲，则大大促进了大都语（北京话）的传播。元朝时期，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主要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基本上反映了元朝当时大都语的面貌，而当时的声韵调系统，已经相当接近今天的北京话。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广大中国北方地区的汉人，开始在唐代幽州话的基础上，逐渐改变了祖先的语言，说上了大都语（北京话）。

祖先的语言，已经悄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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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担负着汉民族语言中兴重任的，是横空出世的大明帝国。

在被元朝统治近百年后，“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大明帝国正式建立，此时，中华大地从文化到语言，已经被严重侵蚀改变，当时，在以大都语（北京话）为基础的北方官话体系中，古老的汉族发音系统例如入声已经被扫荡毁灭，但是在南方官话中，古老的汉族雅音仍然继续保留着，为汉民族延续着语言的血脉。

朱棣篡夺帝位迁都北京后，又从南京一带迁徙大量人口进入北京，同时也将南方官话体系再次带入了北京，在此情况下，从明朝建立后一直到清朝中期，南方官话体系一直强势影响着北方官话——尽管在明朝初期的北京话中，入声韵等古老的汉语发音已经消失，但来自南方官话的雅音注入，仍然尽全力为北京话注入了古老汉族雅音的种子。

在北京话中，以“剥”字为例，南音读bo，北音读bao，前者多用在书面语上，后者则经常用在口语上；另外例如“色子”中的“色”读成北音的shai，而“颜色”的“色”则取南音se。

这些多音字的出现，正是大明帝国建立后，利用南方遗留的古老的汉族雅音，对北京话实施拯救行动所结下的果子，从而使得沾染过多少数民族“血统”的北京话，始终还得以保留古汉语中“文雅”的成分。

▲朱元璋所建立的大明帝国，将汉族雅音重新注入到了中国官方语言体系。

1644年明朝灭亡，满人入驻北京后，强制将北京的汉人迁至南城（即今天的北京崇文区、宣武区），而满人则入据内城（今天的北京东城区、西城区）——当时，北京内城满人讲辽南方言，外城汉人则讲燕京方言，在满族人逐渐融合学习北京话的过程中，“满式汉语”最终奠定成型，这，也就是今天北京话，乃至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的最终由来。

清朝建立后，北京话开始吸收满族、蒙古族和回族的语言要素，例如北京话中的“您”、“胡同”都是来自蒙古语；而“帅”、“耷拉”、“打发”、“大夫”、“呵斥”、“嬷嬷”等词语则来自满语。

以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为例，这部成书于清朝中期的作品，也是曹雪芹在北京生活时期，融入大量满语所创造形成的：例如《红楼梦》第十四回讲到宝玉说：“巴不得今日就念才好。”其中“巴不得”，正是来自于满语“babacituttu”；

《红楼梦》第十六回中赵嬷嬷说：“我们这爷，只是嘴说得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们。”而“跟前”，正是满语“jakade”，指的是地点和时间。

对此红学专家周汝昌说：“没有满汉两大民族的融合，是没有产生《红楼梦》作者与作品的可能的。”满族作家老舍也说，“满族应该分享京腔创造者的一份荣誉。”由此可见满语对北京话，乃至普通话的影响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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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语言延续的强大惯性，使得“满族式汉语”——北京话的推进并不顺利，当时，清朝初期的北京话，仍然具有强烈的明朝南音色彩，另外，很多南方官员根本说不利索北京话，更不要提全国尤其是南方的老百姓了。

对此，雍正六年（1728），雍正皇帝终于发飙了。

自从登基后，雍正就一直对南方人不会说“官话”（北京话）感到很烦，搞得他听都听不懂，在雍正看来，南方人尤其是以福建人、广东人为首，每次上朝奏对的时候，都鸡同鸭讲一样，于是，雍正决定先拿福建人和广东人开刀。

1728年，雍正正式下令，要求以八年为期，在福建和广东设立“正音书院”推行官话，并且规定，如果八年后福建人和广东人还学不会官话（北京话），那么到时福建和广东的童生、监生、贡生和秀才、举人，将一律禁止参考科举考试。

作为封建时代实现社会阶层晋升的最主要途径，雍正威胁取缔福建、广东学子科举考试资格的命令，立马将两省的官员和学子们吓了个半死，雍正谕旨下发后一年多，仅仅广东省内就成立了2000多所专门教导官话（北京话）的正音社学。

但此后，由于缺乏经费等原因，雍正的官话推广运动并没有在广东和福建持续深入下去，但是在雍正的推动下，以满族式汉语为根基的北京话，作为国家共同语的地位开始正式奠立，并逐渐取代了此前南音版的北京官话，此后一直到晚清时期，以满族式汉语为基调、融合了南北两系官话的北京话流行度越来越高。到了清末民初，北京官话作为通用语的江湖地位已经不可撼动。

▲雍正强令福建人、广东人学习官话，推动了满族式汉语的广泛传播。

在雍正看来，推行作为共通语的官话，是构建大一统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满汉民族斗争的语境下，语言也成了民族和阶级斗争的工具——对此，太平天国运动时期（1851-1864），作为广东客家人出身、说着一口古老汉族雅音——客家话的洪秀全，就指斥满清推行满族式汉语“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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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民族语言融合的潮流逐渐成型，到了19世纪，随着德意志、意大利等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从德国到意大利，再到日本，都在努力建构一种民族共同语。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去日本考察学政，发现日本已经在全国普及了以东京话为标准的国语，吴汝纶深受启发，回国后就提出希望以北京话统一全国语言，并定名为“国语”。

在吴汝纶提出这个想法以前，清朝的“国语”一直是满语，所以吴汝纶的建议也遭到了强大阻力，但鉴于时代风雨欲来的不利局面，为了构建统一性帝国，1909年，清朝正式下令将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官话改名为“国语”，但还没来得在全国范围内实施，1912年，清朝就正式灭亡。

尽管从元朝定都北京以来，北京话的雏形大都语就已开始出现，但随后历经明清两代的变迁，北京官话也融合了南音和北音以及满语、蒙古语、回语等诸多语言特征，对于清末时期未能完成的国语统一运动，民国政府也接棒进行了努力。

1913年，民国政府召开“读音统一会”，准备确定“国音”的标准，会议期间，有代表提出，作为深受蒙古语、满语和回语影响的语言，北京话虽然是汉语的一个分支，但是北京话在被少数民族语言侵蚀后，古汉语中的全浊音和入声等发音都消失了，最终会议投票决定，在以北京话为基础的老官话中，杂糅进古汉语的入声和尖团音等发音，以此来解决北京话无法押韵古诗词、与古汉语相去甚远等问题，这也就是著名的“老国音”。

但作为现实中没有人使用的语言，按照古汉语标准设定的“老国音”没有实际语境，人们根本无法自然的说出口来，这就使得1913年通过的这门“老国音”成了一门“死语言”，尽管如此，由于取消入声会打乱中国传统诗词的格律和降低古文的节奏感，主张在国语中保留入声的力量仍然相当强大，但作为反方，反对者则主张应该尊重现实，使用实际有人使用的北京话作为新国音。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白话文的广泛兴起，传统诗文逐步失去了过去独霸文坛的地位，在此情况下，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放弃“老国音”，改为以北京语音作为“国音”的标准，这也就是“新国音”的由来。

此后从1924年至1949年，除了1937-1945全面抗战期间“新国语”推广受到影响外，其他时间，“新国语”都在国内广泛推广开来。

1924年，学者洪业回到福州四处讲学，他当时就惊奇地发现，“各校学生都会讲国语，使他非常诧异，仅仅十年之前，他还是全校师生中唯一会讲官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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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国语改革运动继续推进，1955年，就采取什么方言作为国语的基础，教育部主持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当时，各地代表通过投票方式，以决定从全国15种主要方言中，选出一个作为新国语的基础。

据业内盛传，最终经过投票，北京官话（以北京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52票位居榜首；西南官话（以西南官话为基础方言，以成都语音为标准音）获51票，名列第二；第三名是吴语（以吴语为基础方言，以苏州或上海语音为标准音），获46票；粤语（以粤语为基础方言，以广州语音为标准音）获25票，名列第四。

最终，排名第一的北京官话被选定为新国语的标准语。

考虑到民族共通融合问题，大会还决定将“国语”改名为“普通话”，对此时任教育部长张奚若表示：

“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如果叫国语的话，担心会被误解为把汉语凌驾于国内其他民族之上。”

至此，历经数十年从清朝末年延宕至民国，乃至新中国的多番讨论和改革，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终于正式成型，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将普通话正式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至此，一个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失去了古汉语的入声、全浊音等发音特征的当代版“普通话”终于正式成型，尽管与古代汉族先民的语言和发音相去甚远，并受到诸多少数民族语言的深刻改造影响，但在中华大地上，一门广泛的汉民族共同语终于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发芽起来。

对此，当年听不懂福建人和广东人说话的雍正帝，不知作何感想？

而在蒙古人入侵前，说着古代汉族雅音的老祖先们，假如泉下有知，面对他们听不懂的“普通话”时，又不知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