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西秦会馆平面图

自贡西秦会馆（西秦会馆）

西秦俱乐部(自贡西秦俱乐部)

自贡历史悠久，以井盐业闻名。探索自贡的盐文化，首先想到的是“自贡盐史博物馆”。博物馆遗址为西秦会馆，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是陕西商人修建的同乡会馆，俗称陕西庙。融合明清宫廷和民间建筑风格的西秦会馆，是自贡盐业辉煌历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千年盐都的一个美丽缩影。但是，作为自贡盐业历史的一张“名片”，为什么是外地人建的同乡会馆？会馆的建造者陕西商人为什么选择扎根自贡盐业？

自贡西秦会馆(wanhu58/)

明代陕西商人对盐业的开发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边防，先后实行了“开盐”、“茶马互市”、“棉布征收”、“布马互市”等一系列特殊的经济政策，允许陕西商人进口粮食，形成了以三原、泾阳为中心，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利地区，向甘肃出口茶叶的局面。

陕西商人抓住了当时中央特殊经济政策提供的历史机遇，结合当地经济和资源优势，在大力发展中西部商贸中迅速崛起，成为全国著名的商业资本集团。他们因其财富和潜力被尊称为“西秦大贾”或“关山商人”，在明朝近300年的时间里长期位居中国十大商帮之列。宋《天工》的作者在《阎正易》中说:“经商者多为秦、晋、徽商”。新政下，山西晋商相对于陕商起步较晚，而徽商则远离江南，基本没有参与到这场新的经济改革进程中。陕商自然位列三大集团之首。明朝后期，徽商兴盛，夺取了不少陕商的地盘，但陕商仍居第二位。进入清朝后，尽管晋商因其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及其银行的雄厚财力而得到长足发展，但陕西商人仍是与之竞争的重要商业群体。

陕西秦商

史料显示，陕西商帮从明代开始就从事盐业运销，盐业经验丰富。由于淮盐品质优良，明政府以“淮阴”为筹码，吸引商人贩卖小米，使陕西商人踏上了扬州的繁华之地，开始了盐业运销之路。扬州是许多陕西商人致富的历史起点。到明成化三年(1467年)，“叶琪变法”以白银引进，漕运的边境口岸失去了经济意义，大批陕商“学撤商迁淮阳”，成为立足扬州的专业盐商，陕商也成为扬州最大的盐商集团。明初，许多陕西商人参与盐政，成为扬州盐商的领袖。

但明代弘治以后，淮阳盐场秦晋徽商的实力对比有了新的变化。明末，淮阳盐场徽商迅速壮大。在竞争中，他们击败陕商夺得淮阳盐场第一名，陕盐仅屈居第二，而一直保持着“秦晋好名声”的晋商开始与陕商刮目相看。万历《扬州府志》记载“扬州四方一家，新安最盛，关山、山西、江油次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朝末年，陕西商人的发展受到回纥、晋国帮派的打击而受阻。清朝以后，陕西商人在扬州迅速衰落，只剩下十几个盐商，无法成帮。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聪明的陕商没有死，而是审时度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放弃扬州，开始寻找新的投资对象。

民国时期的自贡盐商(孙摄)

抓住自贡地区复兴的历史机遇

自贡的称谓是由自流井和贡井的地名综合而来的。自流井过去属于富顺县，贡井过去属于荣县。两县都有上千年的制盐历史，始于东汉张时期(公元76-88年)。明朝嘉靖年间的前工部大臣汉斯·张(Hans Zhang)在《松窗之梦》中记载“内江与富顺之交有一盐井，名为‘自流’，新开。如果没有人工凿出水来，可以用来炒盐。流量很大，利润也挺丰厚的，大部分情况都不错。”熊《吴方泉墓志铭》云:“子朝盐官，丁口烹盐贡...贡井为福顺所荣。”《自贡盐业志》记载“相隔十里，一河之隔的自流井和贡井，在地质学上属于自流井构造...黄卤、黑卤和天然气资源丰富。”

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年)，自流井地区开发天然气井炒盐，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进行工业开采的气水田。李的家谱记载，“在明朝万历年间...我和我的弟弟韩震住在一起，我是一个棋子。我在火井坡天山上了一课，在火井上了一课，好让韩震管管管子业。”自流井地区盐井的挖掘，逐步实现了自贡产盐中心从抚顺、邓关地区的西移，形成了自贡新的产盐区。

自贡燕京鹤(阿诺德·海姆摄)

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繁，人口锐减，各行各业都在衰落，盐业生产也遭到破坏。自流井气田的发展被限制在停滞状态。自贡市志: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的、姚天东分别占领富顺县、荣县，顺治五年(1648年)，富顺县大旱，瘟疫蔓延，人口锐减，土地荒芜，荒无人烟。顺治八年(1651年)，清军攻克荣县；顺治十六年(1659年)，富顺县只有10户。短短15年，芙蓉区人口面临灭绝。当时的原抚顺地区，“城内土地荒芜，烟火尽灭，无人之地”，“落叶十之八九落”。自明末天启以来的30年里，458口盐井已经坍塌，几乎93%的盐井已经被毁，只剩下34口盐井和99口煎锅。直到康熙十九年(1686年)，盐业还没有恢复。

为了恢复蜀国的经济，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实行大规模移民四川的政策，鼓励“全民入川垦荒”。康熙十年(1671年)，湖广、江西、福建等地大量移民迁入富顺、荣县。此外，康熙五年(1665年)和雍正元年(1723年)相继颁布“种养人口永不纳税”和“摊地成亩”的轻税政策，使移民运动达到高潮，秦巴山区第一次获得了大量的生产力。由于秦蜀的连襟，在这场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和清初的西部大开发运动中，大批资本雄厚的陕西商人陆续来到四川。他们聚集在四川“带着老婆驴骡，几十头”，携带大量钱财理财、典当，将巴蜀各地都传遍了。《重建路桥镇志》记载“贾，三原五君子，四川富顺县当铺老板...谁是服装店的老板”。到雍正时，陕西商人已发展成为资金雄厚的商业高利贷资本集团，控制着自贡的金融流通。

自贡燕京鹤(孙摄)

助推自贡盐业进入黄金时代

食盐是我国历史上垄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商品。唐初的盐业政策是百姓自由经营，政府征税。安史之乱后，财政状况恶化，开始实行食盐专营政策。垄断在古代被称为“禁止垄断”。禁止就是禁止，垄断就是独木桥，禁止就是“垄断自己，不允许别人涉足商业”。长期以来，食盐的生产和销售都由政府控制，产盐厨户无法进入流通领域，食盐由政府销售。此外，盐在中国的分布极不均匀。古代内陆地区除淮南、淮北地区有海盐生产外，只有运城、四川地区有盐生产。因此，要获得开采、运输和交易食盐的权利并不容易，盐商也就成了超级富豪的代名词。但清朝初期，为了恢复四川经济，政府逐渐降低了食盐运输、交易和开采的门槛，开始建立井盐的私人生产体系。

康熙二十五年，陕西商人在钱豪和典当获得高额利润后，开始零星从事自贡井盐的运销。随后，随着雍正三年“计划口食”的盐业新政，他们逐渐大规模挤入四川食盐销售市场。在清代，盐业运销是一项资金量巨大的商业项目。运输和销售一批盐往往需要三倍的资金周转。陕西商人创造了新的买卖模式，出租出售给当地富商，逐渐将四川食盐运销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进入了陕西商人大规模投资和垄断四川食盐运销的历史时期。

从贡井生产盐(阿诺德·海姆摄)

在陕西商人大规模参与贡井盐运销的同时，康熙十九年(1680年)，为改变四川盐区“废井废灶”、“极废盐政”的局面，实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为民所欲”的宽松政策。政策允许自由挖新井，自炒自卖，自收自卖，税收较轻。一些陕西商人看到了机会，开始与当地井盐经营者和生产者一起开发自流井气水田，从卖盐者变为生产者。他们在嘉庆、道光年间开始投资井炉生产。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淮盐无法运往湖南、湖北。清廷下令川盐助楚，也为自贡盐业和盐商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契机。陕商大量挖掘盐井，逐渐成为有井、有灶、有号的工商财团和盐业资本集团。他们也成为自贡盐业进入黄金时代的重要推手。自流井的磨子井、绍尔井、源发气田盐井都是陕西商人开发的。《四川盐法志》第一卷《圣言》记载，陕西盐商采取“借地换股”的方式进入井盐生产，使“四川省井盐投资者十之七八占秦人”，成为控制自贡盐场经济命脉的大型盐商资本集团。

自贡西秦会馆(文杰摄)

自贡扎根后，陕西商人于雍正十年(1732年)以“西秦国会”的名义，购买了自贡龙凤山(今龙凤山)主人李光华的房屋地基，作为西秦会馆的地基。乾隆元年(1736年)西秦会馆动工，乾隆十七年(1752年)竣工，历时16年，耗资5.2万两白银。今天的西秦会馆，是自贡盐业发展的里程碑，也见证了这一批洋人200年来为自贡盐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