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人在西安_西安为什么有那么多河南人

著名作家路遥把河南人称为“中国的吉普赛人”，在以其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更有多处对河南人的呈现：几乎在全国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这些不择生活条件的手艺人，他们和吉普赛人一样四海漂泊，生活在世上的每一个能到达的地方，但他们又不同于吉普赛人，因为吉普赛人只爱漂泊，不爱劳动，河南人是用手艺技术和辛勤劳动来换取生存条件和劳动报酬的。

这些镜头和故事，在热播的电视剧《叶落长安》、电影《一九四二》中也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看得出，河南人是历史文化积淀最厚重、经历最坎坷的中国人。

在风云变幻的峥嵘岁月，他们背负着世俗和灾难的重荷，沿着陇海铁路蹒跚而行，到达古城西安后，大多落脚铁道北边的荒乱地方，于是人们把居住在此的河南人称为“道北人”。过去，道北脏乱差的形象在西安人的意识里，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一片区域，而且含有精神上的拒绝和情感上的排斥。太多的谣传，太过夸张的描述，使道北的面目猥琐而狰狞。

这从西安四个郊区的熟人见面问候语中可见一斑：南郊人问“考上了吗？”东郊人问“发了吗？”西郊人问“下了吗？”北郊人问“出来了吗？”南郊号称文化区高校林立、人文厚重，因而人们见面总是谈论孩子考学的事；东郊汇聚着很多大型国企，工人多，人们见面关心的是工资；

西郊被称作电工城，因体制改革，单位要裁员增效，下岗工人比较多，人们见面一句“下了吗”透露出几多无奈与心酸；

北郊是西安的棚户区，靠拣垃圾、摆地摊谋生者举目皆是，那些没稳定生活来源者经常游手好闲，甚至偷盗抢劫、吸毒碰瓷，被公安机关多次上打击，一句“出来了吗”，显然问是对方儿子或丈夫是否已经出狱。

以上虽是戏言，似有偏颇，但并非空穴来风，至少说明当时道北一些令人尴尬的现象。

当然，对那些养尊处优的西安本地人，这些“道北人”除了心怀向往和羡慕外，更多的是妒嫉和隐忍。在这种极端复杂心态的驱使下，饱尝贫苦与动乱的河南人决心与“小富即安”的陕西人一比高低。

为了适应竞争残酷的社会，胆小怕事的河南人，开始入乡随俗，学会在地域夹缝中变得世俗和圆通。尽管这种投机取巧的小聪明颇使陕西人所不屑，但吃苦耐劳、聪明勤快的河南人，也不断使出浑身解数，采取与西安本地人联姻、拜师、帮工或合伙做生意等方式，慢慢赢得了西安人的理解、同情和信任。

毕竟，四方四正的西安城有几千年历史文化在那里放着，其包容性还是有的。因此，在那艰苦年月，她却像一位稳重而慈祥的母亲，张开厚实的双臂，把一批批由东而来的河南难民拥入怀抱。

尤其是1938年，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寇的铁蹄疯狂地践踏着中国的神圣领土，东北三省沦陷，山东半岛呻吟，辽阔的中原大地也成了侵略者馋涎欲滴的肥肉，时刻都有面临着被吞并的危险。也就是在这一年，一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军队残忍地扒开了黄河花园口的大堤，顷刻之间，汹涌的河水如脱缰野马般一泻千里。河南境内的扶沟、西华、太康、淮阳、洛阳、开封、三门峡一带的老百姓面临着灭顶之灾。

人们再也顾不上昔日祖宗“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的训诫了，为了活命，只好满怀仇恨和恐惧，挑箩携篓、扶老抱幼，沿着蜿蜒的陇海铁路一步一回头地流落西部的黄土高原。本来就处于战争恐慌的西安，已成人口爆炸之势，面对蜂拥而至的河南难民，更是无可奈何。

千疮百孔的城墙脚下，荒凉绵长的铁路沿岸，搭满了用破芦席支撑的窝棚，横七坚八，奇形怪状，使宽而潮湿的街道一下子窄了许多。难民收容所已饱和，但还是有蓬头垢面的难民哭叫着往里挤着逃命，挤不进去的便如鸟兽散，狼狈地分布在西安雁塔、未央、新城区内。

那时，西安“道北”俨然是河南人占山为王的“根据地”，其他省份来的人便成为“少数民族”。这里流行河南话，主要小吃是糊辣汤，大街小巷充满豫剧曲调，哼呀嗨的，一到夏天，很多男人就赤裸着丑陋的上身四处逛荡，也不怕别人说什么。

这些后来定居在西安的河南人，一般都容易相处，在单位干活也较老实勤奋，但言行上较散漫自由，不愿受条规约束，所以常被西安人误解，认为河南人不可靠，不诚信。更为严重的是，有些西安人恨“屋”及乌，把河南人生产、销售的商品以“假货”之由也拒之门外。

针对这些情况，历经磨难的河南人并不在乎，往往像委屈的孩子一样，无可奈何或习以为常地忍气吞声，相当一部分河南人感到走投无路时，只好选择妥协或委曲求全的做法，一方面改头换面分散和冲淡西安“敌视”的情绪，一方面不失时机地向老陕献好，直至与西安人平起平坐称兄道弟。

凡是在西安生活五年以上的新一代河南人，都有很快适应当地形势的本领。这是目前在中国版图上，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无法与河南人竞争的顽强生存能力。如，河南人与西安本地人做事，大多都会学着用那半生不熟的秦腔告诉对方：我（哦）是（四）西（稀）安（按）人，你（泥）想（享）干（赶）啥（洒）？

河南人之所以在西安变得圆通而勤快，完全是出于生存和发展需要。因为河南人知道自己一穷二白的背景，既想在外地长期生存下去，又不愿吃亏，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干些违心的事情。河南人在老家把这种能大能小的活法叫“有出息”。

虽然河南人装得很可怜，表面看起来也很老实，但河南人心里并特别不服气和害怕西安人。光脚的从来不怕穿鞋的——这种朴素的无畏精神是河南人从小刻到骨子里的，所以河南是全国征兵大省。河南人不太重视自己的影响和形象，认为“装”——装扮得能蒙过西安人的眼睛，让对方对自己信服那才是一种大聪明。而西安人却总以“君子”模样自居，刚开始似乎也不太认河南人的账，但随着长期相处，最后竟水乳交融，便不知不觉地成为河南人赖以生存的“资本”了。

在这一点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肯定河南人比西安人头脑灵光，比西安人勤劳，尽管有些河南人在西安“不守规矩”，甚至有点“投机钻营”，但能背井离乡在异乡他域不屈不挠地拼搏和进取，不能不说也是一种适应能力，甚至是人生奇迹。

据统计，从1935到2004年这段漫长的历史时间，平均每年都有有5—12万河南人来到西安谋生，尽管那些流浪在西安的河南人社会地位并不高，做的也都是本地人不愿干、甚至不能干的活儿，如拾破烂、当清洁工、保安、卖报纸、卖菜、修理自行车等，但无论活轻活重、事大事小，河南人都能凑合着干，不讲吃，不讲穿，只求别人少欺负，多挣钱将来娶个好媳妇，过个安稳日子。

因此，有人称河南人在西安纯属心高命不强者，如果河南人能有西安人这样得天独厚的优越环境和生活条件，绝对会如鱼得水大展宏图。这是多年来河南人的忧伤，也是河南人的梦想。

但最终能梦想成真的河南人，都是首先超越“心理障碍”后起家的。

当一位来西安旅游的外国元首，得知西安城墙下分布着如此密集的河南人后，非常惊奇地说：“这简直是个奇迹，河南人在国外也相当多，这有深刻的历史因素。”

河南人头脑灵泛，但喜欢窝里斗。过去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后来许多情况下，为一些蝇头小利，倒成了“老乡见老乡背后开一q”。这也是长期以来，很多在外河南人不愿跟老乡打交道的隐痛。

在西安，河南人与外地人谈生意一般很少耍“小心眼”，但如果河南人与河南人合伙办事，最终结果并不太如意，要么不欢而散，要么反目成仇，能长期友好共处的寥寥无几。因为谁都了解对方的老底，谁也不服气谁，所以在“同等条件”下总是不想吃亏而玩心计，看谁玩得手段高明，谁就觉得自己很牛气。

但这与受过高等教育的河南人相比，似乎就显得有些卑鄙了。一般来说，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河南人在西安都相当通情达理，除了与河南老乡面子上过得去外，还能游刃有余地抱团对付那些经常给老乡找茬子的外地人，能明争暗斗地把对方搞得摸门当窗户，一旦惹事，轻则到宝鸡、铜川找老乡“搬兵”救援，重则返回河南老家把房子一盖养起妻小来……

世界在变，中国在变，西安在变，属于西安一部分的道北也在变。如今，在飞红流绿、高楼林立的闹市深处，一条宽阔敞亮的迎宾大道从道北通过，与机场连接。这条路是西安南北中轴线的一部分，本名未央路，别名迎宾路。要想富，先修路。这条路，似乎成了西安走向世界的康庄大道，一下子冲散了某种气氛，给传说中的道北带来新的气象。

尤其是随着市政府北迁、大明宫遗址公园改造、火车站拓展扩建，道北已今非昔比，不再专属于河南人了。此时的道北，不管是从城市基础设施，还是居民形象素质，完全与整个西安发展气势融为一体。人们谈起河南人，已不再毛骨悚然，眼里的卑夷之色也日渐淡化。

可见，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文明程度。难怪一位伟人说：“迁移，意味着人口流动；迁移是防止农民生苔的极重要的因素之一。历史堆积的在他们身上的苔藓太多，不制造人口的流动就不可能有人类长足发展。”想一想河南人在西安的命运，的确如此！

现如今，我国各地的大大小小城市中，很多行业都有河南人的身影，他们聪明能干，吃苦耐劳，默默无闻地奉献着青春和智慧，用热血和汗水给全国每个角落添砖加瓦，增加光彩。他们不是中国的吉普赛人，他们应该算是中国的犹太人，他们用特有的勤劳勇敢证实了他们的伟大存在。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古城西安的进一步开发建设，将来拥入西安的河南人肯定会更多，只要我们用战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西安的河南人必将成为一支重要的城市生力军，为三秦大地做出更多更好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