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塞诗的特点是什么,且有对应诗歌

初唐边塞诗又有前、后两期的不同。前期为武德、贞观时期，这一时期边塞上来自北方突厥的威胁最为严重，唐高祖迫于形势，不得不委曲求全，甚至一度“称臣于突厥”（《旧唐书·李靖传》）。唐太宗继位后，对这种局面感到痛心疾首，遂发愤图强，经过几年准备，终于于贞观三年（629）灭东突厥，解除了北方的威胁。贞观八年（634）唐军又出兵战胜吐谷浑，为攻灭西突厥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边塞诗作所表现的思想内容不外乎两类：一是对强敌入侵的愤然抗击，如窦威“匈奴屡不平，汉将欲纵横”（《出塞曲》）；杨师道“天山传羽微，汉地急征兵”（《陇头水》）；虞世南“烽火发金微，连营出武威”（《从军行》）。

二是祝捷贺功之作，如袁朗“玉关尘卷静，金微路已通”（《赋饮马长城窟》）；虞世南“上将三略远，元戎九命尊”（《出塞》）。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边塞诗作数量甚少，质量也不高，作家本人都没有边塞从军的实际经历，所以写得比较虚泛，形式上则皆拟古乐府。只有虞世南曾担任过秦王府记室参军，有过随军经历，虽然其边塞诗作并非写于军中，但毕竟对征战生活有一定的实际体验，所写也就较之他人亲切感人。当时的兵制是府兵制，这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制度，平时大部分士兵从事农耕，“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新唐书·兵志》），没有长任的军职，朝廷也轻视战功，自然不能使从军成为入仕的途径。

再加上当时不仅朝廷上显要职位皆由门阀士族把持，就是府兵制也规定各级官职大小根据门荫而定，其不能激起广大中下层文人之从军兴趣是必然的。这种情况在初唐后期即武则天时期开始发生变化。唐高宗时灭掉西突厥，但这时吐蕃已经强大起来，成为唐朝西部的劲敌。总章三年（670）安西四镇陷于吐番，武则天时收回，以后便开始了长期的和吐蕃争夺西域的战争。这时唐在北方和奚、契丹、突厥馀部的战争也连绵不断。战争需要军队，军队需要人才。武则天出于武周政权的需要，打击了一大批旧士族，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为中下层地主阶级文人知识分子入仕创造了条件。当时府兵制弊端已显露，不足以应战争之需，募兵制于是渐行，太宗晚年征高丽就已用募兵。

募兵制的实行自然触发一些人从军立功的热情，何况唐太宗本人由戎马生涯而为人主的过程实际上早已在提倡这种精神，一旦条件成熟，就必然有人把这种热情变为实际行动。所以这时便有一些文人走上从军之路，如骆宾王曾从军姚州和西域；崔融曾任武三思幕下掌书记东征契丹；陈子昂先随乔知之北征同罗、仆固，后又以参谋身份随武攸宜征契丹。文人从军渐多的现象也可从诗人所写送人从军的作品中窥见一斑，如杨炯有《送刘校书从军》、陈子昂《送魏大从军》、杜审言《赠苏馆书记》等。这种情况必然促进边塞诗的繁荣，不仅诗的数量大增，而且无论有无从军经历，更多的诗人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内容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他们高咏着“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岂要黄河誓，须勒燕然石”。“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充分体现了中下层文人在初次展望这条人生道路时那种乐观、自信而又豪迈的精神特点。但是到边塞从军必然要远离家乡和政治中心，也意味着和家人亲友的分离，所以也就同时出现了思乡念亲的内容。有着实际从军经历的骆宾王便写道：“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旅思徒漂梗，归期未及瓜”。一些作家又从出征将士的妻室盼归这一角度反映乡思之情，如王勃《采莲曲》、杨炯《有所思》、《折杨柳》、沈栓期《独不见》、《杂诗》等便都是。后来这一内容也成为边塞诗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总的来看，初唐的边塞诗作虽然也表现了悲愁，但是绝无怨及战争的，“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犹是祝愿早日灭敌而后归家团聚，截然不同于盛唐的厌战与晚唐的反战。陈子昂的边塞诗作则又是一种特色，即较多地表现了作者对时事政治的看法和对边防的忧患，起点高远。如《感遇》之“丁亥岁云暮”，表达了作者对于武则天为袭击吐蕃而由雅州进攻羌人作法的批评意见；其他如“苍苍丁零塞”、“朔风吹海树”、“本为贵公子”、“朝入云中郡”等篇，或慨叹边将无能，致使丧师辱国、边地人民得不到保护；或谴责朝廷赏罚不公，埋没有志之士。这些诗表现了比较强烈的参政意识，更为鲜明地表达了中下层文人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要求和愿望。上述情况已在有力地预示着边塞诗创作上一个高潮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