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进入了提高质量、增值的新阶段。
10年来，我国颁布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推动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了职业教育从“层次”向“类型”转变，形成了独特的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范式。
育人模式上，坚持工学结合，加强教育学习实践教学融合，鼓励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专业教材开发，将新技术新理念融入职业学校教材，共建高水平、专业化、开放共享的产学融合实践教学基地； 在价值追求方面，人人努力成才，营造人人都能成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构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新生态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办学的基本模式，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内在要求，也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
5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多项措施进一步明确：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鼓励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
2016年，作为天津职业大学学生，贺志军在天津奥展兴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实习三个月。
毕业后，他和一起实习的20多位同学一起进入奥展兴达工作。
目前，他是该公司的研发设计师。
六年间工资翻了一倍。
冯艳文，天津职业大学生物环境工程学院院长，贺志军老师。
他对教务老师说：“贺志军上学的时候，实行的是岗位实习的教学模式，现在是‘订单班’培养，就业情况越来越好。
”
“天津职业大学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尝试培养企业和技术技能人才，经过多年实践形成了‘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大部分“订单班”服务于本市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为天津提供技术技能积累、人力、智力支持。
“天津职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郑清春说。
大二时通过华为中级认证，直接涉足企业，毕业时企业给的报酬比别人高很多。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2015届毕业生徐剑波是深职院-华为培养信息通信技术技能人才的“课证共生共长”模式的受益者之一。
针对信息通信技术( ICT )产业链人才短缺的难题，从2011年开始，深职院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共建ICT专业，联合培养ICT人才，使学校课程与企业认证共存，互动共长，实行深度培养、个性化学习，灵活可选择，人人皆可选择
多年来，深职院与华为开展了一系列紧密合作，校企共建华为ICT学院、华为云鲲鹏中心、华为5G实训基地等多个项目，实现了文化、技术、人员等要素资源的互通。
“课证共生共长”人才培养模式获国家教育成果特等奖，产教深度融合模式在全国推广。
7月15日，深职院与华为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探索建立新型校企战略合作模式，更好应对数字经济发展和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书记杨欣斌深受感动，把握职业教育类型特色，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学校取得长足发展的重要动力。
创新“研究用”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
“项目化培养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柔性玻璃项目让我认识了一个新世界。
“关于学校人才培养模式，学校专利19项，‘网络’大赛国际比赛金奖获得者、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郑旭飞表示，在参与该项目的过程中，养成了查阅资料、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提高了团队合作素养
这也是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专业群“研究用”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在学生中的体现。 大一学生可以就某一问题查阅背景资料并提出创造性，大二学生可以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部分试验、技术设计或产品设计工作，大三学生可以在生产性实训基地完成科研项目相关产品的小试、试制和生产技术调试工作。
“研究用”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是研究。
材料成型专业集团聚焦陕西“双机”(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产业高地，“你有设计，我有活计； 你有想法，我有办法； 天壤之别”的理念依托国家省校三级科研平台和产教融合平台，与23家“双机”高端企业和科研院所深度合作，创新“研究用”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700多名学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各级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才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深入推进育人方式，提高职业教育适应性，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探索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途径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走出国门。
众多合作项目陆续落地世界各国，需要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共同开展国际化人才培养。
作为鲁班工坊联盟副理事长单位，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发挥水利人才培养优势，与中国水电八局、中国水电十一局合作，依托海外项目，于2018年和2019年在赞比亚、南非开办大禹学院。
赞比亚大禹学院校园距离水电站施工区域只有几公里，便于组织现场教学，实现了学校是学生的训练地，工地是学生的训练场。
学院形成以水利建筑工程技术、土木工程检测、工程测量、机械维修、电气自动化为核心的专业团队，开发的5个工种教育标准得到赞比亚技术教育和职业创新培训署官方认可，迈出了我国教育标准“走出去”的重要一步。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周保平告诉教务老师，大禹学院将国内“现代学徒制”的成功经验推广到海外，实现了职业教育与企业实践的无缝衔接。
禹学院还引入社会评价，为学生进行国际焊工资格证书培训，合格率为100%。
“他们的训练很有效，我学到了很多有用的技术。
“大禹学院的外国优秀学生代表洁西卡成为赞比亚第三位获得国际焊接工资资格证书的女性，她的经历激励了当地很多年轻女性。
三年求学期间，老挝留学生艾伦功因不会说中文而掌握技能，并与团队合作获得全国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金奖一名和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金奖。 这是他想象不到的。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与老挝教育与体育部合作的“中老职业教育战略合作项目”于2020年7月列入“中国-东盟高等学校特色合作项目”。
作为受益者，艾伦功进入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物联网专业学习。
“我将继续努力学习，把中国的技术和先进理念带回老挝，为老挝的发展贡献我的力量。
我也会给老挝的朋友们讲中国文化和中国故事，成为“中国和老挝友谊的使者”。
”艾伦功说。
《光明日报》 ( 2022年08月26日08版)
资料
自考/成考有疑问、不知道自考/成考考点内容、不清楚当地自考/成考政策，点击底部咨询官网老师，免费领取复习资料：>电动自行车的收费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1、当地电价。当地电价较低，运营商设置的充电收费标准就相对较低；
2、运营商跟物业的协商；充电桩进小区或者单位物业需要物业同意，收费价格也是双方协商的。
3、充电桩的出厂设置收费标准以及运营商的自住设定。具体可咨询安装设备的运营商。一般300W以内的电瓶车1元可充电3-5小时。未来10年，植物工厂将成为最具有投资价值的新型产业之一
摘要：植物工厂是把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等技术植入到农业生产中来，是农业种植工业化的产物，也是21世纪农产品种植发展的方向，它标志着现代农业发展的最高阶段。
“工业已经进入了网络和智能化阶段，农业也不例外。未来的10年，植物工厂将成为最具有投资价值的新型产业之一。”6月13日-14日，2018上海国际室内植物工厂研讨会在沪举行，全世界范围内的各路专业“大牛”汇聚一堂，针对当前全世界植物工厂领域的新进展、新理念、新技术、新材料和新成果进行了深入探讨。
记者发现，这次研讨会吸引了一大批世界范围内的“重量级”专家：比如，世界设施园艺著名学者、日本千叶大学名誉教授、日本植物工厂协会主席Toyoki Kozai博士；世界垂直农业的先驱者、垂直农业之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Dickson Despommier博士；世界上第一个非营利组织——德国垂直农业协会（AVF）主席 Christine Zimmerann-Loessl女士；我国国家智慧植物工厂联盟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杨其长研究员；浙江大学农业生物与环境学部副主任、浙江大学蔬菜学国家重点学科学科负责人、长江学者喻景权教授；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理事、中国科学院郑惠琼研究员等。
两天会议探讨的主题也深入而细致，除了全球室内植物工厂的发展现状及趋势，还涉及室内植物工厂的植物补光技术与光生理研究、能源解决方案与植物耐低温耐高温研究、传感技术与智能控制技术，以及室内植物工厂产业化探索、创新与商业模式等。
有关专家指出，植物工厂是把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等技术植入到农业生产中来，是农业种植工业化的产物，也是21世纪农产品种植发展的方向，它标志着现代农业发展的最高阶段。此番全世界的专业“大牛”汇聚上海，共同探讨全球室内植物工厂的发展现状和未来空间，意义非同一般。作为特大型城市，上海的土地有限，而农产品供应任务重，植物工厂配套技术及装备成熟，为探索农产品的工厂化生产提供了可能。同时，当前农业已经到了可以摆脱“靠天吃饭”的阶段，利用植物工厂的新技术，创造农业生产的新模式、新环境，可以吸引更多青年人投身现代农业。今后，人们一方面可以利用植物工厂生产特定功能的农产品，或定向提高农产品的营养品质，让生活更健康；另一方面，植物工厂还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病虫害，让产品更绿色、更安全。
植物工厂集多种学科和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种植的概念，是创新型农业种植方式和农业现代化的途径，也是新型农业生产和提升农业种植为制造业的最佳方案。近年来，植物工厂在欧美、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迅速发展，一些著名企业和投资者纷纷加入植物工厂的发展和产业推广。
目前，植物工厂已经经历了早期的试验探索阶段、中期的示范应用阶段，步入到目前的快速发展阶段。这几年，植物工厂在发展技术的同时，也探索了一些商业模式。比如，在美国、欧洲和中国，出现了采用植物工厂种植高附加值草药的模式，在日本则有蔬菜植物工厂。同时，国内外还出现了小型特色植物工厂和超市结合，和商场的结合， 和餐厅的结合，和写字楼的结合，和公司食堂的结合模式等。另外，还有为特殊人群和高收入群体提供安全新鲜蔬菜 的会员制模式等。
但任何新的产业的革命和发展都会遇到挑战和瓶颈。目前，植物工厂面临的挑战，有初期建设成本较高、光源和空调能耗较大、经济效益不高等。这就要求整个行业必须结合工业和其它领域的创新和新材料技术来降低设备和材料成本，利用废弃厂房以及地下室等降低建筑成本，利用LED技术和能源技术的发展来提高植物工厂的光效和能效，从而降低运营成本。同时，利用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技术来减少劳动力使用，降低劳动成本，利用农业科学家的智慧来提高种植的产量，提高生产效率和农作物的品质，从而提升经济效益。这也就需要有工业运营经验的企业家引进先进的商业模式到植物的工厂生产和销售中来。
专家们提出，只有通过各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学术研究人员以及商业精英的共同努力，植物工厂这个新型产业才会顺利地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并快速跨入智能化和工业化的农作物生产时代。
据了解，作为这场国际研讨会的主办方之一，上海市农科院近年一直将设施农业作为重要研究领域和重点培育的优势学科，植物工厂和设施农业技术领域研究基础扎实、人才队伍稳定，专业门类齐全，早在1998 年就组建了国内唯一的以设施园艺技术应用基础研究为主的跨学科建设的省部级重点开放实验室——上海市设施园艺技术重点实验室。2011 年1 月，经科技部批准，市农科院还组建了国家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为我国设施农业领域唯一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近年来，上海市农科院重点加强对极端环境下的植物工厂技术、低碳环控型植物工厂技术和集装箱植物工厂生产技术的研究攻关，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今后，该院将以建成植物工厂领域的创新基地、科技成果转化展示基地、人才培养基地和国际合作交流基地为目标，进一步提升在植物工厂技术方面服务全国的水平和能力，为上海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都市型现代农业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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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作用
当前，PPP模式之所以被广泛认为是一种促成政企合力、推动智慧城市发展的有效机制，主要是由于其能在3个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减轻政府资金压力，为破除智慧城市融资困境提供新渠道。
当PPP模式被引入智慧城市项目建设中后，为换取特许经营权，社会资本方将承担大部分的资金投入。同时，还可能将政府承担的债务转移给企业，既解决了智慧城市项目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也会缓解政府增量债务。此外，在逐利动机的驱动下，社会资本方将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实现项目盈利，有利于政府存量债务的消化。
——打破公共服务“垄断”，为加速智慧城市建设进程注入新动力。
以往，我国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较为单一，相关项目的设计和实施一般由政府掌控，仅有项目建设会外包给社会资本主导。这种“独家垄断”状况，导致地方政府利用信息化手段提供便民服务的动力严重不足。而通过PPP模式，社会资本深度参与到智慧城市公共项目领域，不仅可以破除互联网公共服务的垄断格局，而且可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好处显而易见。
一方面，政企双方的角色和作用会随之发生变化。政府将由公共服务的供给方转变为合作方和监管方，可避免因企业获取暴利而使公众利益受到侵害现象的发生;企业对项目的参与程度也由单一的建设转变为从方案设计到投资建设，到运营管理，直至后期维护的全程参与。
另一方面，政企双方合作，可以将政府在顶层设计及战略制定等方面的优势，与社会资本在资金投入、技术创新、专家人才、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优势相结合，合力为智慧城市建设献计献策。
——明确参与方责权利，为规避智慧城市建设风险提供新机制。
PPP模式以“风险共担”为理念，以共同目标为纽带，以合同形式约定参与方的责、权、利，对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界定，将政府、金融机构、智慧城市服务提供商等参与方聚合在一起，形成强大的伙伴关系，是抵御智慧城市推进中所遇风险的强大利器。
三大困惑
尽管引入PPP模式好处多多，但在具体实践中却也遇到不少问题，令政府、企业备感困惑，影响了其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发展。具体来看：第一，目标之惑——部分地方政府仅将PPP视为融资手段。
PPP的融资作用不容小觑，但其不仅仅是一种融资渠道，更是一种有助于提升公共事业生产效率的长效合作机制。而当前，仍有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把PPP视为一种融资工具，大力推广PPP模式的目的在于替代原有的地方融资平台，并试图将债务杠杆强加给企业。企业自主权受到一定的影响，势必会降低合作意愿。因此，地方政府应摒弃对公共项目牢牢掌控的传统观念，给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以平等协商为准则，互相监督，强化合作。只有这样，才能让社会资本的效率优势得以发挥。
第二，收益之惑——收益不明导致政企难达共识。
收益预期不可控是造成政企各方对智慧城市PPP项目参与热情不高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我国智慧城市发展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很多项目没有成熟案例可以借鉴，相关标准无从谈起。项目验收标准的缺失，使得项目验收缺少客观评价依据，直接导致了收益时间的不确定。而这势必会削弱社会资本对智慧城市PPP项目的参与意愿。
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因不可控因素使收益达不到资金预期时，政府应承担兜底风险。然而，因为收益不明确，政府可能承担的兜底金额有多大并不明确，这无疑也会影响政府引入PPP模式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积极性。
第三，法治之惑——PPP法规体系不健全，无法有效约束政府失信行为。
在智慧城市PPP失败案例中，存在因地方政府单方面违约，而导致社会资本利益受损的情况。比如，有些地方政府签约后又单方面要求重新谈判，以降低承诺价格;政府废止了当初指定的管理办法，致使实施机构拖欠合作公司经费，最终导致项目失败。
此外，国内相关法规尚不完善，无法有效约束政府失信行为，这意味着社会资本方无法通过法律途径有效保护自身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其采用PPP模式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意愿，势必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点思考
通过上述分析，对于破解智慧城市PPP发展中的问题，报告中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
首先，应提升政府对PPP的认知和实施能力。只有让地方政府了解PPP模式，熟悉其 *** 作流程，才能确保智慧城市PPP模式的顺利推进。具体建议有：一是加强宣传和培训，让更多的政府管理者准确理解PPP的内涵和作用，合理界定其适用范围;二是鼓励省级地方政府牵头成立智慧城市PPP综合服务中心，负责相关信息的统一发布和技术指导，辅助地方政府确定中标者;三是支持发展一批融资、技术等中介机构介入智慧城市PPP项目，为各地推进智慧城市PPP项目提供专业化服务。
其次，应制定认定标准和第三方评价机制。标准是智慧城市PPP参与主体间利益分配的依据，加强标准体系建设与执行至关重要。具体建议有：一是推动成立智慧城市PPP模式标准制定机构，分行业、分领域研究制定消费者收费标准和项目验收标准。探索浮动收益率机制，科学测算项目建造运营和预期收益，制定可控的价格调整预案，确保社会资本利润率处于合理区间;二是为确保标准的贯彻执行力度，在智慧城市方案设计、合约制定、建设运营等环节，引入第三方机构，以标准为纲开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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