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成为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导火索，以此为借口，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之名行瓜分和掠夺中国之实。
侵华的联合国军总人数前后约为5万人，装备精良，声势浩荡，1900年，8月14日，北京城彻底沦陷，八国联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抢掠！从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中偷窃和抢掠的珍宝更是不计其数！其中著名的万园之园“圆明园”继英法联军之后再遭劫掠，终成废墟。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在后来也承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1901年，9月7日，以《辛丑条约》的签订为结果，中国自此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当时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空前沉痛的灾难。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西方列强便开始对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19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日益高涨。与此同时随着战争赔款的加深，人民不堪重负，终于引起了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内忧外患，无力抵抗，因此西方列强更加放肆，趁火打劫，妄图吞霸中国。1900年1月27日，英、法、美、德、意等国联合照会清政府，再次要求取缔义和团。2月1日，山东高密群众围攻德国铁路公司，相持数日，并破毁铁路，至14日，德军扬言要以武力镇压。3月13日，帝国主义列强在渤海举行海军示威，显示要用武力干涉中国。4月6日，英、美、德、法公使照会清政府，限两月剿除义和团，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直、鲁两省，代为剿平。
1900年4月，义和团刚在北京近郊发展起来，俄罗斯帝国公使就提出镇压。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各国公使也奉本国政府密令，联合照会清朝政府“剿除义和团”，并将舰队聚集大沽口进行威胁。5月间，义和团在京津一带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清军士兵参加义和团，以端郡王爱新觉罗·载漪为首的排外势力在清政府内占据上风。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形势，总理衙门也“无力说服朝廷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便策划直接出兵平乱。
月28日，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奥匈帝国八国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名义 ，调兵进入北京，清朝政府被迫同意。
5月31日，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要求加强保护。英、俄、法、美、意、日六国从天津派水兵及陆战队349人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北京。随后，各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各国军舰24艘集结大沽口外，聚集在天津租界的联军达2000余人。6月6日前后，八国联合征华政策相继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进攻中国的战争爆发。8月中旬，联军2万余人由天津进犯北京。8月中从天津进至北京的部队其实只有七国（当中两国只为象征式的掌旗兵）约一万六千人。分别为：日军八千人，俄军四千八百人，英军（主要由印度人组成，还包括香港及威海卫华人）三千人，美军二千一百人，法军八百人（主要由越南人组成），奥军五十人，意军五十三人。次日，进抵北仓，受到清军马玉昆、吕本元等部及李来中所部义和团顽强阻击，再次施放毒气，才攻占北仓。但联军付出死伤635人（一说400余人。其中日军近300人）的代价，毒气炮（“列低炮”）也被击毁。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派兵四处攻城略地，扩大征伐。9月，俄军在攻占秦皇岛、山海关同时，集中庞大兵力，分五路对东北地区实行军事占领。10月中旬，德军统帅瓦德西率兵3万来华，攻占保定、张家口等地。但法、德联军在侵犯井陉、娘子关一带时，受到清军刘光才部的顽强阻击，付出重大伤亡后败退。
12月22日，英、俄、德、美、法、日、意、奥以及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等十一国公使联合向奕劻、李鸿章递交《议和大纲》十二条。清政府于27日同意接受。
1901年1月15日，奕劻、李鸿章在《议和大纲》十二条上正式签字画押。2月21日，清政府接受了列强要求处死的十二人名单，即载漪、载澜、载勋、英年、赵舒翘、毓贤、启秀、徐承煜、徐桐、刚毅、李秉衡、董福祥等；到4月，列强要求严惩的地方官员，共达142人之多。
1901年5月11日，奕劻、李鸿章照会列强公使，接受四亿五千万两赔款总额的要求。5月23日，德皇威廉二世电召瓦德西回国，并转告各国政府取消他所担任的联军总司令职务。5月26日，清政府照准各国赔偿四百五十兆两，四厘息。
《辛丑条约》共有12条正文和19个附件，主要内容是：
清政府向各国共赔款45亿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98亿两；
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
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列强可以在北京驻扎防守使馆的卫队，并在京榆铁路沿线包括山海关在内的12个要地驻扎军队；至少两年内禁止中国进口军火和制造军火的材料；
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吏必须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惩办赞助过义和团运动的"首祸诸臣",在外国人"遇害被虐"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
对德、日“谢罪”。清政府分派亲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表示“惋惜之意”，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处建立石牌坊。
中国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并指定皇族亲贵担任外务大臣。[5]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完全成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变成了“洋人的朝廷”。
1901年8月8日，八国联军从北京撤退完毕。
1901年9月7日，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和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帝国主义签订了《辛丑条约》十二款及其十九个附件。。条约规定：中国赔银4亿5千万两；北京使馆区及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交由外国驻军；禁止中国人民组织反帝组织等。《辛丑条约》保住了清政府权位，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统治，清政府由此成为帝国主义的傀儡。
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列强各国都乘机对中国出兵，进行大肆掠夺。消息传到俄国，沙皇政府认为是侵略中国的大好机会，除积极参加八国联军之外，1900年7月16日，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几乎全部被俄军惨杀，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21日，俄国侵略军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q杀或用斧头砍死，剩下的被赶入黑龙江淹死，只有极少人泅水得生。8月28日，俄国军队占领齐齐哈尔，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殉国；9月22日，占领吉林，28日，占领辽阳；10月1日，进入盛京（沈阳）。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1900年11月，俄国胁迫奉天将军增祺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企图把军事占领合法化，企图把俄国独占东三省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因遭中外反对而作废。俄军利用军事占领的机会，大肆掠夺中国东北的金矿、煤矿和森林资源。境界”一词，《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事物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它是一种具体的境况。如思想境界，指的是某人的思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一定的水平。
语文课堂教学的境界指的是语文课堂教学所达到的一种具体的状况、具体的情况。由于教学是在一定的场合进行的，语文课堂教学的境界就具有一定的情境性，与一定的情境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十分具体的境况，具有“场”的特点。又由于是在一定场合下，一群人的活动与交往，因此，还具有情感性。其实，只要有人的参与，没有“情”的“境”是不存在的，哪怕是纯粹自然的“境”，只要一有人的融入，便映上了“人”的色彩，打上了人的烙印。
境界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质的差异性。大凡境界，都具有高低、优劣之分。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语文课堂教学的最佳境界——美的境界。
语文教学是真善美的统一，是以求真为基础向善的迈进；而美则是向着善的目标迈进的最佳途径。
在语文教学中，“真”就是真理性的知识和科学性的规律。具体而言，主要包括规律性的语言（或言语）知识、文学知识、写作知识、文章知识和文化知识等，当然，还包括一些更加具体的 *** 作性的知识。需要指出的是，规律也即是知识，只不过是 *** 作性的知识罢了。整个语文教学，可以说，就是以这些基本的知识教学为基点的，没有这些基本知识的教学，其它一切都是枉然。当然，或许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列出其它的关于“真”的具体内容。但不可否认的却是，不论有多少种关于“真”的理解，也不论这些理解有多大的差别。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语文教学离不开真理性知识和科学性规律的教学。
真理性知识的传授和科学性规律的传递，目的都是一个，大而言之，是为了人的健康成长；小而言之，是为了让学生学会运用语言文字。在目前，比较功利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在考试中拿高分。这就是“善”。语文教学，就是这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就是美。当然，这样的表述比较抽象，比较难以理解。对语文教学而言，仅有这样的抽象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实践的语文教学，“美”是通向善的最佳途径。虽说“条条道路通罗马”，通向目的的道路有多条，但求美的道路无疑是最好的一条。因为美本身也是一种善。它本身即是千百年来人们所孜孜以求的一个目标，象建设美丽的国家，装扮美丽的城市，装饰美丽的住房，穿戴美丽的衣帽，这些都是人们为之而奋斗的重要目标。它们既是美，也是善。语文教学又何尝不是这样？人们千方百计设计美的教学思路、美的板书，力求用美的语言引导，乃至穿美的服装，这一切，不都是为了更好的实现教学目标？其实，不止是这样，美还不仅仅具有手段的价值，它本身就是老师、学生所要追求的一个目标。这种把美本身作为追求的目标，最为典型的体现在各种名目的、作秀式的优质课、公开课上，从教学手段到教师穿戴，从一举一动到一问一答，从发言顺序到问题答案，不是都力求完美吗？只不过这种所谓的“完美”，仅仅具有表演的一次性价值，只具有表面的、形式主义的美学价值罢了。这种作秀式的表演，就从反面向人们表明：语文教学中对美的追求是人们对语文教学的最高境界的追求。这样，美本身自然就成为一种追求，一种善。
比较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一种常用的方法，“有比较才会有鉴别”，是我们对比较功能的一种认识。既然有“最佳”，就肯定有一般、有不佳。美既然是最佳，那一般就是求真，不佳就连求真得任务也难以完成。让我们来看三个例子：
同是教授刘永的词《雨霖霖》，三种不同的教法就显示了三种不同的境界：
有位老师说：
“在东京城外、植满垂柳的汴河码头。凄清冷落的深秋，一场骤雨刚刚下过，树梢上的寒蝉又如泣如诉的叫了起来。在长亭送别的人漫漫饮酒，细细话别。一直挨到傍晚，雨也停了，舟人催促，该是起程的时候了。——这首词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我国十一世纪缠绵的送别图……”
接着，老师放《雨霖霖》的教学磁带，先读后唱，民乐伴奏，昆曲声腔。在悠扬悦耳的箫、笛声中，学生倾听着凄楚婉转的女高音歌唱，眼看课文和注释，很自然地进入了词的境界。
另一位老师则这样开头：
“在宋代，有一位著名的词人，名叫刘永，他有一首著名的词《雨霖霖》。我们今天就来学习刘永的这首词。”接着介绍作者，介绍时代，布置学生查字典、词典，扫除生字、生词障碍……
还有一位老师，他这样上：
一进教室，就叫学生翻开课本，板书课题，介绍作者和时代背景，并把这首词中的所有生字生词全部抄在黑板上，让学生全部抄下来。然后，逐句讲解……
三种教法，三种境界，高下分明：
第一种，先用语言描述，把学生带进了那个凄清冷落的深秋。录音磁带的播放，又创造了一种如泣如诉的氛围。学生渐渐地进入了角色，就沉浸在语言、乐曲、歌唱的情境中，体验、领悟作者的心境。这就是美的境界。学生在这样的情境中，就能受到美的熏陶。
第二种，那是实实在在地在向学生传授知识，让学生知道刘永这个人、这首词，而且还让学生自己查字典词典，培养了学生使用语文工具书的能力。但这种方式，平淡枯燥，只有硬梆梆的知识传授，没有情感，没有形象，更没有情境可言。在这种状态下，学生学得索然寡味，昏昏欲睡。这是一般的求真的状况。
第三种就一般了，由教师一个人全部包办，学生处在完全被动听讲的地位，思维处于抑制状态。
一比较，高下立分，就可以明白最佳境界之所以然。
语文教学中真善美的统一，不仅仅是理论上的一种探讨，更是实践上的具体 *** 作。其实，任何理论上的好设想、好建议，只有化为具体的实践，才能体现它的价值。而课堂教学，不论在何种情形下，都是实现教育、教学价值的最重要的途径，都是主渠道。语文教学更不必说，必须在课堂教学中真正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引导学生在求真的基础上，以最好的、美的境界，实现对善的追求。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美，人们已经从许许多多方面进行了探讨，有从客观物质设备入手的，有从教材内容切入的，有从教师素养进行的……。这些探讨，从不同方面给人们以启发，也为语文教育工作者进一步认识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美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思路。但这些认识，这些探讨，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点：都是静态的论说，微观的探索，都把语文课堂教学放在一个静态的角度，进行微观审视。这样的认识，这样的探讨，虽然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 *** 作意义，但对于整个实践的改造意义却要大打折扣，因为它蔽于微观而看不到宏观，仅仅一两个因素的美伦美焕，还难以实现整堂课的美。有鉴于此，本文着力从课堂教学的机制上进行一番探讨。
机制是指事物在运动中，各相关因素有一定向度的、相互衔接的律动作用联系。一定向度，是指向一定方向、目标运动，对于语文课堂教学而言，就是指求美、求善；律动是指循着一定规律而运动，而不是盲目的、人为的动，指的是求美求善的过程，不是人为的、随心所欲的进行 *** 作，而是遵循着语文课堂教学、学生心理发展以及审美及创造美本身的规律而进行的。
从整个语文课堂教学的机制上看，语文教学美在何处？
首先，美在和谐。和谐是各种相关因素恰倒好处配合的结果。语文教学中，涉及的因素很多，只有各种因素都有机的相互作用，美的境界才可能形成。而在这诸多因素当中，教师和学生始终是两个主导因素，只有这两个主导因素相互配合好了，美才会出现在课堂。所以，我们主要是看教师和学生两个主导因素在课堂上的活动。当然也涉及其它因素。
当然，并非任何时候师生两个因素的和谐配合都具有美学价值，只有当两者的配合创造了一定的美的情境的时候，才具有美的特性。请看下面两个例子，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哪是美的情境：
在上初中课本第一册《夏天也是好天气》时，导入新课后，有位老师从标题的理解开始，然后，布置学生去课文中找出写“夏天也是好天气”的句子。学生配合相当好，都认真地去课文中找。一会儿，都找出来了。老师就分别让几位同学念。最后，老师表扬了同学们。
余映潮老师却不是这样。他的课堂上，处处具有美的特质。他把课文的学习分成四个阶段，让学生①说“理解”的话；②说“积累”的话；③说“发现”的话；④说“创造”的话。以第一个阶段说“理解”的话为例。在导入新课之后：
师：夏天也是好天气，它好在哪里？请同学们根据课文内容说话。怎么说？这样 说：“夏天也是好天气，好在……”比如说：夏天也是好天气，好在太阳不肯回家去。各人自说自讲，并在书上作记号。
（学生杂然地读课文，说“话”）
师：下面准备课堂发言，先预演一下。
（学生按句式要求各说以句话）
……
生：夏天也是好天气，好在小女孩可以穿花裙子。
师：多么秀美呀。
生：夏天也是好天气，它是这样的一处世外人间，让你在躁动中获得一份自省的宁静，一份化外的智慧和实实在在的虚无。
师：这是说，在很热的时候，我们的心很静。
……
学生畅快的发言与教师精粹的评点交融在一起，形成动人心弦的课堂交流。
两相比较，前者，虽然也有师生的密切配合，但总让人感觉到有些许遗憾。遗憾在哪？在于没有情感的渗入，只有干巴巴的对话，干巴巴的课文朗读，毫无美感可言。后者却不同，学生的发言，老师的点评，都是心灵的交流，情感的交融，给人身临其境的感受。这就是美感。
其次，美在无言。美的形态有多种，有时，无言也是一种美。所谓无言，就是没有言语的参与，只有心灵的沉浸。这是指在某些情况下，师生共同处在某种特定的情景，沉浸在其中，在感悟，在体验，在进行心灵的交流，从而获得美的享受。
语文教学中，这样的情境很多：
有位老师教都德《最后一课》的最后一部分时，“当，当，当！”录音机里突然传出了沉重、遥远的钟声，学生既怔有诧，全神贯注，寂静笼罩这课堂片刻。
接着，教师深情地朗读起来：“忽然，教堂的钟声敲了十二下，祈祷的钟声也响了。窗外又传来普鲁士士兵的号声——他们已经收 *** 了。韩麦尔先生站起来，脸色惨白，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大。
‘我的朋友啊，’他说：‘我——我——’
但是他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
沉默。教师哽住了，读不下去了。教室里鸦雀无声。突然，教师“转身朝着黑板，使出全身力量，写了两个大字‘法兰西万岁！’”
这时，同学们深情地注视着教师，表示了前所未有的敬意，仿佛这位教师就是韩麦尔。
……
这位教师，不仅自己融入了都德所描绘的情境中，被主人公那强烈的爱国精神所感动。更妙的是，他精心设计了这一教学片段，巧妙的运用了录音机、自己的朗读、自己的模仿表演，把学生们带进了那个亡国的情境中。在这时，学生表面上的无言，其实是内心的千言万语，内心强烈的情感，难以表达的表现。“此时无言胜千言”。一些优秀语文教师，在他们的成功教学中，运用他们的智慧，设计了许许多多这样美妙的片段，大大丰富了语文教学的课堂。
再次，美在节奏。在教学中，张驰兼顾、抑扬顿挫的节奏，能使课堂扣人心弦、引人入胜。
《礼记·乐记》中说：“节奏，谓或作或止。作则奏之，止则节之。”节奏，本意为音乐中交替出现的急徐行止长短强弱等现象。美国的理查德·波列斯拉夫斯基在《演讲六技》一书中说：“节奏是一件艺术作品中所包含的各种不同要素的有序、有节拍的变化——而这一切变化一步一步地激起欣赏者的注意，始终如一的引导他们接近艺术家的最终目的。”这是指艺术上的各种要素的有秩序、有节拍的变化。在课堂教学上，节奏主要指教学结构的疏密变化、教学气氛的张驰起伏、教师声调的抑扬顿挫等。教学中丰富的节奏，能够激起学生强烈的情感，从而产生美感。
课堂教学中节奏的形成，取决于多种因素。但以下几方面是必不可少的①：
教学内容主次分明。一堂课，一篇课文，乃至一个单元的教学，教师需要教，学生需要学的方面很多。但教师要从教学目标和学生实际出发，确定重点、难点，切忌面面俱到，平均用力。重点内容，要重锤敲打，精雕细刻；一般内容，一语带过，忍痛割爱。这样，就有主有次，有详有略，自然就会相成鲜明的节奏。
课堂气氛张驰有序。中国有句古话：“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张与驰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课堂教学中，就是要讲究“张”与“驰”的巧妙配合。
其实，一堂课就象一出戏一样，要有使人平心静气的舒缓场面，也要有使人紧张振奋的高潮。就是这种平缓与高潮的交替出现，才能扣人心弦，产生真正的节奏。课堂中，如果整个45分钟都是一板一眼、四平八稳、慢条斯理的舒缓气氛，学生必然感到索然寡味、无精打采。相反，如果整节课都是激情洋溢、精神振奋，学生也会因过度疲劳而思维抑制，教学效果也将适得其反。教学中，教师要善于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巧妙地把课堂气氛由平缓推向高潮，又由高潮逐步转入平缓。使学生时而紧张，时而舒缓；时而迷惘，时而惊叹；时而兴致勃勃，时而惴惴不安。
教学速度安排适宜。上课的速度是教学节奏的一个重要方面。上课的速度应该有快有慢，有行有止，错落有致，才能形成鲜明的节奏。太快，学生一会跟不上；太慢，学生又容易走神。一味地讲解或思考，学生大脑没有得到适当休息，容易疲劳；停顿太多，或停顿时间太长，又破坏了一堂课的完整性。这些，都需要教师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有效调节。
教师语调抑扬顿挫。语调是由语音的高低、强弱、长短、轻重等各种因素构成的。上课时，教师要运用好这些因素，使自己的语言产生抑扬顿挫的效果，从而用语言粘住学生。著名特级教师于漪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她说：“语言不是蜜，但能粘住学生。”她就是用自己那富有艺术性的语言粘住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的。
语文课堂教学中，美的境界形态多样，限于篇幅，就不再赘述。
前苏联解体成现在的立陶宛、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爱沙尼亚、塔吉克斯坦、拉脱维亚、亚美尼亚、乌克兰、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俄罗斯、摩尔多瓦和哈萨克斯坦。
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是苏联解体的标志，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联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积重难返，苏联解体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消失，直接导致两极格局瓦解，一超多强格局形成。
扩展资料：
苏联解体是上世纪的重大事件，其解体的原因很多，主要如下：
1、思想理论上，教条主义禁锢、思想僵化，照抄照搬脱离本国国情；
2、政治领域中，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官僚主义盛行、严重脱离群众；
3、在经济发展上，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收入分配长期搞平均主义，人民生活改善十分缓慢；
4、在对外关系上，搞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政，全面扩军备战，与美国争霸，消耗和削弱自身实力，等等。
5、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苏联不承认私有财产也不尊重和保护一切私有财产与公民权利，违背了国际历史文明的发展潮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苏联解体
人杰地灵这个词放在江大毫不为过，在学校这么久，对江大的杰出校友也略有耳闻。
企业家:
除季克良（原茅台集团董事长，超有名的那个茅台）和张亚东（青岛啤酒董事长，超市常见的青岛啤酒）外，江大出来的杰出企业家不胜枚举。
虽然江大是个很低调的学校，这些人物的名字或许很多人没有听过，但与之相关的食品，却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酒食饮品，事业上大有成就。
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这些企业家已经给母校捐了不少钱啦。
政治家:
以邓鸿勋为代表，江大学子学业有成后，为各个省份出谋划策，奉献精力的也不少。
例如苏森是原青海省副省长，邓鸿勋是原海南省省委书记，徐国健担任过江苏省省委常委江大名人是说不完的，他们遍及全国各省，在无人知道的时刻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科研教育家:
因为我是纺院的，就我学院而言，不少讲师和教授的母校，也都是江大。
他们在江南大学学习后进修升级，再回过头将自己学过的知识传递给我们。这样一脉相承的精神，也正是江大想要让学生明白的道理吧!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江大众多退休的老教师，老教授都是具有院士资格的，这些优秀教师多集中在生工院和食品院，在业内名号响当当。听过几次课，风骨尤存的教师!
轻工业是强项，江南大学出过不少轻工业方面的。今日我以江大的名人为荣，也希望将来，江大可以以我为荣。
西北联大为什么被解体分立？(2012-09-06 17:01:56)文/陈海儒
提起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历史，人们不禁会问：同是抗战时期内迁组建的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持续8年，几乎与抗日战争相始终，为什么西北联合大学从1938年4月组建到1939年8月完全分立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五所学校，仅仅存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
然而，目前尚没有一篇专门讨论西北联大何以会很快分立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已经出版的有关学校的校史如西北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的校史中，对这个问题也都含糊地一笔带过。
关于西北联大的分立，目前所见文献一般称之为“改组”、“解散”、“解体”、“肢解”。国民政府的文件、当事人的回忆与书信等文献资料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种：第一种，内部分裂说，即组成西北联大的诸校由于内部不团结，闹分裂，教育部为解决矛盾而下令分立；第二种，防共控制说，即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有效防止力量在西北联大的发展，主动将西北联大“肢解”，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第三种，开发西北说，即国民政府出于开发西北教育、奠定西北高教基础的目的而令西北联大“分立”。
1 内部分裂说
抗战时期，担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从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处对西北联大内部的复杂关系有所耳闻。后来，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有这样的记述：“当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合大学，也是从北京迁去的几个学校联合起来而成的，设在陕西城固，但是它们内部经常有矛盾，闹别扭……他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终至各走各的道。
西北联大的前身——西安临时大学共有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等六个学院，除法商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这三个学院由北平大学的院系单独组成外，其余三个学院均整合有其它学校的力量，如，工学院是由北洋工学院和北平大学工学院合并组建而来，文理学院、教育学院均由北平大学与北平师范大学的相关院系整合而成；同时，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三校的组织机构并没有随着西安临时大学的成立而消亡，三校的官防依然可以使用。1938年4月西北联大成立时，沿袭了西安临时大学的基本体制。这种松散的合并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1938年9月，胡庶华从重庆大学校长任上调往西北联大任常委，一到城固，他就注意到了西北联大内部的矛盾，发觉它“真像一锅大杂烩，摩擦极多，矛盾重重”。
从现有资料来看，西北联大的分立倾向主要来源于原北洋工学院。北洋工学院的前身是有“东方康奈尔”之称的北洋大学，它以办学严谨、成绩卓著而闻名于世。从1932年起，毕业于北洋大学的李书田就担任北洋工学院的院长。强烈的“北洋大学情结”和不懈的意志使他上任以来一直致力于恢复历史悠久的北洋大学。1937年2月，他拟具了“国立北洋大学筹备缘起及分期完成计划”，提出了八期建设的设想，以图恢复北洋大学。不料，日寇入侵不仅使他的计划搁浅，而且北洋工学院被合并。恢复北洋大学的难度似乎越来越大，但他没有停止努力。正如1987年出版的《西北大学校史稿》对西北联大时期李书田的独立心态的叙述：
他虽是西北联大的常委，但分离之心早已有之，同时他与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是留德同学，他的要求得到陈的支持和纵容。身为教育部特派员的陈剑翛本应起到维护平衡的调节作用，但他目睹三院校之间各自为政、矛盾重重，他一人单q匹马，也无济于事，不久，就请辞联大常委职务，到湖北任教育厅厅长去了。
1938年7月，由西北联大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组建一所独立的工学院时，李书田曾向教育部提议定名为“北洋工学院”，教育部怕引发其它并入院系的反对没有采纳，定名为“国立西北工学院”。
西北工学院成立后，作为院长的李书田推行北洋大学的精英式教育，用原北洋工学院的一套制度管理西北工学院校务，以统一的标准重新考评所有的教师、重新聘职，同时实行严格的学籍制度。这伤害了原北平大学工学院、原东北大学工学院、原私立焦作工学院部分师生的利益和面子，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1939年1月，原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及原北平大学工学院的一些学生围攻李书田，继而引发了这三校学生与原北洋工学院师生之间的严重冲突。事件发生后，李书田率领部分原北洋工学院的师生离开城固古路坝，前往四川，拟恢复、重建北洋工学院，因教育部的阻拦，最后在新建的西康省建立了西康技艺专科学校。
除了北洋工学院系统的独立倾向之外，原北平师范学院力量和原北平大学力量之间也有一些不快。直到1941年西北师范学院迁往兰州时，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李蒸虽知搬迁面临很多困难，但想到“在城固同西北大学在一起，麻烦也很多”，便排除万难搬迁到兰州去了。上述这些闹矛盾的事实，促使一部分人提出了“内部分裂说”，认为西北联大的解体是他们内部矛盾太大。
2 防共控制说
目前所见最早提及西北联大解体的文件是中共地下党组织1941年8月给上级的报告。其中除叙述了西北联大内部的不团结之外，特别提到了“教育部陈立夫对它（笔者注：指西北联大）的野心”。此处陈立夫对西北联大的野心应该指的是陈立夫想要控制它。
其实早在王世杰任教育部长时，教育部就有严格控制西北联大前身西安临大的想法。1937年10月11日，教育部颁发了《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设主席一人，由教育部部长兼任，设委员7至11人，由教育部聘任。随后，教育部指定由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教育部特派员陈剑翛等四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商决校务。不久，教育部又指定特派员童冠贤为“常务委员兼主持筹委会各种事项之执行”。
从委任特派员陈剑翛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之一，到将特派员童冠贤置于其它四位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之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教育部想要牢牢控制西安临大的意图。
指派童冠贤的命令立即招致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的三所主要高校的校领导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的不满，他们联名给王世杰去电，要求辞职。
王世杰接到电报后，立即去电挽留并解释：
临大筹委会规程湘陕一致，并系同时令知。西安临大原为收容北方学生，并建立西北高教良好基础，政府属望殷切。校事照章应由常务会议商决，系共同负责之合议制度。正赖诸兄及其他委员协同主持，何可言辞！大难当前，务希继续积极任事，不胜企感！
王世杰的回电暂时平息了三位校长辞职的风波，但“临大筹委会规程湘陕一致，并系同时令知”之语则与事实有较大出入。
教育部于1937年8月28日曾给长沙临时大学负责人密谕称：“指定张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可以看出，童冠贤和杨振声同是教育部所派，但给童冠贤的任命是“为常务委员兼主持筹委会各种事项之执行”，给杨振声的任命仅仅是“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连“常务委员”都不是。由此可见王世杰时期的教育部就对西安临大有特殊的“关照”。
然而，教育部想要牢牢控制西北联大似乎并不很容易。尤其是当时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有“抗大第二”的称号，国民党中央和教育部对法商学院一些教授的言论及学术研究中的亲共倾向极为不满，多次要求校方解聘这些教授，联大校方拒绝接受。
北平大学校长、西北联大常委徐诵明1963年在回忆中对此事这样提及：在抗日战争发生以前，北平大学特别是法商学院的学生中就有不少进步分子，因而早为国民党中央所注意；徐诵明自代理校长职务后，每次到南京见到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等人，总被提醒法商教员分子很复杂，应该好好整顿。1936年，北平大学新聘许德珩、程希孟、沈志远等左翼人士为法商学院教授之后，更加引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注意。1937年3、4月间，教育部去电北平大学，称：奉中央令要解聘陈启修、李达、许德珩、程希孟、沈志远五教授，嘱徐诵明依照办理。徐诵明和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顶住压力，不愿解聘这五位教授。王世杰对徐诵明说：“中央命令不能不照办，人数方面可以略减，否则恐影响平大前途。”语气虽委婉，但态度的强硬显而易见。为避免给北平大学校方添麻烦，沈志远主动要求到上海生活书店去工作。抗战开始后国共关系松动，沈志远才回到西北联大继续任教。
1938年1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部长后，更加强了对西北联大的控制。首先，他安插亲信、安排“CC”干将到西北联大任职。原校常委陈剑翛去职后，教育部派原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接替陈剑翛之职，同时下令将西北联大工学院和农学院从联大中独立出来。其次，1938年10月，他增派原教育部督学张北海任西北联大校务委员。张北海进校后，担任了法商学院院长一职，在学校内部实行特务做法。1939年4、5月间，教育部又去电西北联大，称奉蒋介石令，要解聘法商学院十位教授。时任西北联大常委的徐诵明两次到重庆向教育部争取保住十教授无果，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愤然辞职，徐诵明和不满意张北海做派的李蒸联名函电教育部要辞去西北联大常委职务。然而，李、徐两人的电报发出不到五天，教育部就下发了解散西北联大的命令。
对此，徐诵明有自己的看法：
西南联大一直办到抗战胜利，才迁回平、津，各自复校，而西北联大则仅存在两年时间，于1939年8月被政府教育部横行解散。这是什么缘故呢？问题就出在教育部要解聘平大教员，而平大拒不受命，这是西北联大被解散的惟一原因。……国民党企图解聘法商五教授的阴谋虽未能得逞，但是他们的不满意是可以想象而得的。这是日后西北联大所以解散的远因。……拒不解聘教员，后又辞职消极抵抗，这是西北联大被解散的近因。①
时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的李蒸的回忆也可以印证徐诵明关于教育部为有力控制西北联大而解散它的看法。李蒸在1962年这样回忆：
我们同陈立夫几次谈到学校的不安定情况，特别是法商学院，提出张北海的特务做法不能使学校正常进行，请调离学校以重课业。陈立夫已面允调他回部。我们于教育会议后回到学校，以为他必能实现自己的诺言。但是，他不但未将张北海调离学校，反而将他由法商学院院长地位“提升”为全校的常务委员。法商学院是原平大的一个学院，平大校长徐诵明看到这是陈立夫决心与他为难，所以立即向当时教育部提出辞职。我当时看到陈立夫这种作法，显然是要把整个西北联大置于特务控制之下，学校不能再办下去，于是也向当时教育部提出辞职。原有平大、师大两校长都提出辞职，特务张北海也就无法在西北联大赖下去了。陈立夫羞恼成怒，一不做，二不休，于是趁我们提出辞职的机会，毅然对西北联大进行改组。
3 开发西北说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国破家亡的惨痛教训使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开发西北的重要性。如，时任军令部长的何应钦指出：“西北为中华民族摇篮，又是中国大陆之屏蔽。从国防考虑，从经济考虑，从文化考虑，都需开发。”朱铭心认为“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出路，要恢复中国版图，必须以我民族发祥地的西北做大本营，要集中全力来开发西北。”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经过长期的调研，尤其是蒋介石视察西南、西北后，提出了“西南是抗战的根据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理论，使更多人意识到了开发西北的重要性。
在国民政府的西北开发规划中，教育开发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抗战前，西北地区教育落后，少有高校，专门性的学校也很少。因此，陕西省地方政府有过引进外地高校内迁西安的计划。1935年底到1936年初，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给行政院去函，建议将国立北平大学和北洋工学院一并迁陕，重组为“西北大学”，以为西北高等教育奠定基础。
教育部、行政院接到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请求将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迁入陕西重建西北大学的报告后，一定经过了长时间深思熟虑，但还没有等到教育部有所动作，七七事变遽起，平津高校被迫内迁，教育部顺势将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校迁往西安，组建了“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4月，迁往陕南的西安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从教育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设立西安临时大学的目的有二，一是“收容北方学生”，二是“建立西北高教良好基础”；设立西北联合大学的目的是“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并令“该校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代移布。”即，教育部有明确的使西安临大和西北联大扎根西北、奠基西北高等教育的意图。
从1938年7月开始，教育部先后下令将西北联大的相关院系与其他院校的相关院系重组，设立了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大学, 给这些学校统统打上了“西北”的烙印，基本完成了奠定西北高等教育基础的计划。正如西北大学教授姜琦在1941年9月《西北学报》创刊号上对西北联大分立意义的阐述中所说：“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教育部鉴于过去的教育政策之错误，使高等教育酿成那种畸形发展的状态，乃毅然下令改组西北联合大学，按其性质，分类设立，并且一律改称为西北某大学某学院，使它们各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
西北联大分立后的各高校集于陕南一隅既不易发展，也不符合教育部为西北高等教育布点的目的，于是1940年教育部有西北大学迁设西安、西北师范学院迁设兰州、西北工学院迁设宝鸡、西北医学院迁设平凉的计划。1941年，西北师范学院开始迁往兰州，至1944年全部迁完，实现了教育西进的第一步。
在明确了教育部奠定西北高等教育的意图与规划后，西北联大分立各校把研究西北问题、关注西北发展当作自己的职责，教师及学生在科研上均以西北问题为首要的研究对象。西北大学教授刘志聪在《西北学报》创刊号上发表《西北最高学府的风光》一文，给西北大学乃至其他西北联大分立院校提出了五条责任，以期它们能真正成为“扎根西北”的高校：第一，恢复西北文化；第二，振兴蒙回教育；第三，完成教育布点；第四，注重西北考古；第五，注重地质调查。
如果说西安临大、西北联大的成立是迈开了奠基西北高教的步伐，那么西北联大分立成数校，是将西北高教的布局从点到线，再从线到面的一个深化过程。只是因时局和各种条件的限制，这种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工作尚未完成，抗战就已结束，各校教职员、学生回归故园的愿望日盛一日。教育部在战后高校复员的浪潮中力不从心，再加上部分高校不遵教育部的命令，强行回旧址办学，抑制了教育部开发西北教育的力度。但是，在西北留存下来的高校，为战后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高教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4 结论：关于三种原因解释的分析
在我们目前掌握的史料中，缺少将西北联大解体分立的具体决策过程的相关史料，例如教育部决策是如何考虑的，各相关校长是如何反馈的，有无召开相应的会议进行讨论等。所以，还无法清晰完整地还原将西北联大解体分立的决策过程。而上述关于西北联大分立的三种解释原因说，出自于不同时期不同来源的史料，出自于不同情况下不同人的看法，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也都难以独立地构成绝对充分的原因解释。我们也只能在现有的史料基础上，对这些原因进行分析。
第一，关于“开发西北说”。这种原因可能是将西北联大分立最主要的内在原因，毕竟有战前1935—1936年间的档案史料证明，当时的陕西省地方政府和教育部讨论过将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师范大学迁入陕西，组建西北大学的方案，从后来执行的情况看，西北联大也是这么做的。但是，这是一个“合”的方案，是为了改变西北地区教育落后的局面，迁入一批高校在陕西合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大学。教育部再将西北联大“分”成数个独立的校院并迁往西北各地，这个“分”的决策是在1938年夏天到1939年8月这个期间做出的。可见，国民政府最初的想法是在西北布局一所综合性大学，是这些学校迁到陕西以后，才逐步意识到将它分立为文理、工、农、医、师范五所院校，更加符合教育实际。只是关于这个决策的过程，尚缺乏相关的档案史料加以说明。
在做出这个决策的过程中，另外两种原因也发生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关于“防共控制说”。西北联大以左翼倾向明显的北平大学为主体，国民党当局为了打击的影响，强令解聘进步教授，并因此与徐诵明等校务委员发生过争执，且不断更换学校领导，而且学校分立之后，的活动规模明显减小，国民党员的数量明显增多，这都是事实。作为当事人的徐诵明和李蒸等人，将此理解为当局“解散”西北联大的原因有他们个人的经验依据。解放后出版的各种“校史”，在“革命史叙述”的大的政治语境下，出于对革命斗争效果的放大心态，将“防共控制说”作为西北联大“解体”的原因，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徐诵明、李蒸关于这些事情的回忆，也是在解放后的1960年代初期写的，因而不能忽视时代背景对他们当时回忆的影响。
但是，这种说法只是解释了西北联大“解散”的原因，而不能解释将其“分立”的原因。从“防共控制”的角度看，将一个活动剧烈的学校“解散”确实可以起到一了百了的效果，但又如何解释将这些学校分散到各地独立办学呢？那岂不要将撒到各地去做火种？国民党当局有这么糊涂吗？
我们今天客观地分析当时的情况，应该说国民党政府对西北联大尤其是西北联大法商学院确实采取了许多加强直接控制的措施，这些措施使得李蒸这些教育家们不胜其烦，助长了他们想独立出去、离国民党所时常“关照”的法商学院越远越好的心态。也就是说，国民政府的防共控制措施强化了西北联大内各学院负责人独立成校，以摆脱教育部反复派人掣肘的动机，造成了西北联大诸学院负责人支持、配合将西北联大解体后各自独立的局面。
第三，关于内部分裂说。西北联大是由不同背景、不同地方的高校组成的，在融合的过程中出现矛盾是正常的（西南联大也有内部矛盾，只是处理得较好，没有这么明显地发作而已）。但是，当局既然下决心将这些学校组织在一起，就不会因为内部矛盾再将其解散分立，主动引火烧身。
当然，那些内部矛盾始终是存在的，也无法根除，但其所产生的实际作用，可能只是为政府将西北联大解散分立的决策提供了执行层面的“民意”基础，各学院的负责人是愿意独立出去各干各的，这样免得挤在一起发生摩擦。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所得出的结论是：将西北联大解体分立最主要、最深层次的原因是国民政府开发大西北、完善西北地区高等学校战略布局长远考虑。而西北联大的内部矛盾和防共控制的政治动机，也多少介入到了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强化了政府将西北联大快速解散分立的决心，也是各校、院领导一级配合政府决策的内在动力；反过来再想一想，如果这些校、院领导团结一致，坚决反对解散分立决策的话，国民政府就是做出了决策，也未必贯彻得下去。所以，我们得承认，内部矛盾和防共控制在将西北联大解散分立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也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
上述结论只是在现在史料基础上做出的分析，相信随着对新史料、特别是关键性史料的挖掘，一定会有更为充分、合理的新解释。1991年3月27日，戈尔巴乔夫在全苏进行了是否继续保留联盟的全民公投，78%的苏联公民赞同保留联盟，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抵制了公投。然而，苏联的解体与否，只取决于苏联政府权力阶层的决策。
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利用公投带来的舆论优势抵制分裂势力，叶利钦等支持分裂的苏联高官们在政治斗争中获得优势，导致苏联局势的急剧转折。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宣布辞职。当日18时32分，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6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在克里姆林宫顶上空飘扬的苏联镰刀和锤子国旗徐徐下降； 19时45分，一面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旗升上克里姆林宫。从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宣告终结。
“8-19事件”后，所谓“新奥加廖沃进程”实际上已难以继续，苏联加速走向解体。10月初，除波罗的海三国外，苏联的12个加盟共和国***在阿拉木图共商经济协议。经过紧张激烈的讨价还价，10月18日，苏联总统和八个加盟共和国***在莫斯科签署了<<主权共和国经济合作条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没有参加签约，条约规定要保留卢布作为统一货币系统的共同货币的作用，参加国要履行苏联所有的对外经济义务并奉行协调一致的经济政策。但由于条约缺乏政治约束力，很快就成为一纸空文。
11月16日，俄罗斯***叶利钦宣布了10项总统令，接管了包括贵重金属生产部门在内的一系列属于中央财政金融部门的权力，剥夺了联盟的重要财源，并停止向中央约80个部提供资金。稍后，叶利钦又宣布由俄罗斯中央银行接管苏联国家银行和对外经济银行，掌握了联盟的货币大权。
进入12月，围绕着苏联命运的斗争进一步加剧。西方国家看到戈尔巴乔夫大势已去，开始把原来对共和国与中央一视同仁的 “双轨政策”逐步过渡到支持各共和国独立的“一边倒”政策。 12月1日，乌克兰共和国就脱离联盟和选举总统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美国在投票前放风说，如果乌克兰投票的结果表明要独立于联盟，则美国会尽快地予以承认。美国这一立场变化对乌克兰的投票起了很大作用。结果9985%的选民赞成独立。原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当选为首任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在就职讲话中明确表示，乌克兰将不参加戈尔巴乔夫倡议的主权国家联盟。人口近5200万，国民生产总值占全苏25%的乌克兰的独立，对于戈尔巴乔夫组建新联盟的计划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背着戈尔巴乔夫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戈尔巴乔夫
会晤。会晤后三方发表的公报称，三国已共同签署了由三个国家组成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其中宣称，“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一个主体和一种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复存在”，苏联的法律和一切准则在三国已不再适用。
这三个斯拉夫国家的总人口、总面积和经济实力在联盟中占绝对优势。三国的决定使戈尔巴乔夫签订新联盟条约的努力最终成为泡影。
明斯克会晤公报发表后，原苏联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于 1991年12月13日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成为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平等创建国。
1991年12月23日，叶利钦来到克里姆林宫，同戈尔巴乔夫进行了8 小时的会谈，要他交出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权、发射27万个核d头的“核按钮”、克里姆林宫总统府等。戈尔巴乔夫还把一批珍贵的档案材料交给了叶利钦。叶利钦保证戈尔巴乔夫辞职后享有包括国家别墅、汽车、警卫人员在内的优厚待遇。
12月24日，戈尔巴乔夫同他的工作人员，包括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人举行了告别会，大家依依惜别。
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签署了他的最后一道总统令：辞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职务，将武装部队和“核按钮”的控制权移交给叶利钦。
晚上19时，戈尔巴乔夫在总统办公室，面对着摄像机、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了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的讲话。他说：“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形成的局势，我停止自己作为苏联总统职务的活动。作出这一决定是出于原则性考虑。”“我坚决主张各族人民的独立自主，主张共和国拥有主权；同时主张保留联盟国家，保持国家的完整性。但是，事态却是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的，肢解和分裂国家的方针占了上风，对此我是不能同意的。”“我还对我国人民失去一个大国的国籍感到不安，它会给所有的人带来十分沉重的后果。”戈尔巴乔夫表情严肃，但他以乐观的预言结束了演说：“我相信，我们的共同努力迟早会结出硕果，我们的人民将生活在繁荣昌盛和民主的社会中。” 俄罗斯独立游行[1]
19时20分，戈尔巴乔夫把“核按钮”通过“独联体”武装力量临时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交给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19时38分，克里姆林宫上空印有镰刀和铁锤图案的苏联国旗降下，俄罗斯白蓝红三色旗升上了旗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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